任何流行的发生，本质上是一次社会情绪的宣泄。在一开始，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继而构成为当代叙事。淄博烧烤的火爆，并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上对流行的定义，它既不具有稀缺性，也不属于一种新的发明，更不代表了某种时尚。它的隐喻意义在于，“此时此刻”和平民对自由的表达。
据说淄博烧烤的引爆者，是那些在疫情期间受到善待的大学生。在去年五月，山东济南等地的大学有12000多名学生被拉到淄博隔离，淄博人没有嫌弃，不怕找麻烦，给学生们提供好的食宿环境，在送别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当地政府特地请同学们吃了一顿烧烤，并约定来年春暖花开时节，大家带上朋友再来淄博做客。
这个“约定”是一种无目的的期待，但最后，受惠者把它演绎成了一场温情的回报运动。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大学生从来是流行文化最活跃的发酵者，是格拉德威尔所谓的“个人人物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的核心元素，他们在“淄博烧烤”这个概念上烙进了会冒烟的情感，进而引发了全社会的“疫后共情”。
而流行的第二级引爆人，是淄博当地政府。他们积极地成为了情绪的共谋者。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他们发送烧烤消费券、推出烧烤专线、组织安排烧烤志愿者，甚至还专门和济南铁路局合作了“烧烤列车”，上车就送纪念大礼包。
他们的这些举措，让我想起2600多年的那个淄博人管仲。在当年，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偏远的齐国做生意，管仲提出“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他还专门设立了招待各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的外商供给本人饭食，来两乘车者供给马的食料，来三乘车者更要供给仆人的饭食。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更让人们乐于看到的是，淄博政府对管制权进行了一次解放。他们允许烧烤摊上街，从而放弃了城管的某些权力；他们动员全体公务员不分岗位、职务，24小时待命，随时接受调动；他们开放全市207家党政机关的大院，免费为游客提供停车场和厕所。人们还看到，淄博的文旅局长为客流超过接待能力而“公开致歉”，市委书记则骑着共享单车亲自巡街检查。
在网上，也流传着当地公务员发出的“官不聊生”的抱怨，而在民众看来，这却是一股许久未见的新气象。当这些举措最终沉淀为制度之后，它或许意味着政府职能改革的某种标本。
任何全民性的狂欢，都基础于参与的成本。在淄博吃烧烤，牛肉一串2.5元，烤生蚝5元，平均一顿下来，人均约50元到75元。有人算了一下，外地游客结伴赶过去，吃住游玩加在一起，两天的花费大约是345元/人。因为各种价格管理得当，迄今没有听到宰客的新闻。
在某种意义上，淄博烧烤正在兑现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物美价平的商品、畅快淋漓的消费体验、童叟无欺的市场环境、谦卑和气的“小政府”。
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不远百里、千里前去“投票”——整个四月份，有480万人次游客来到淄博。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日游客约20万人次，张店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更位居全国景区“排队榜单”第一。
在表象上，他们是去吃一顿或几顿烧烤，而在潜意识里，他们是在实现一次放纵和表达，参与一场民主化的小试验。这本是极其卑微的目标，而在当今的中国却又是那么的珍贵。
你永远不能低估民众的沉默和“用脚投票”。民智已开的今天，任何口号或宣示，都抵不上一顿自由的烧烤。人们并不需要滥情的“父爱”，而只渴望平等，人们对权力的认同，从来建立在“人不我欺”的共同价值观上。
很多年后回望，淄博烧烤的火爆是如此的荒诞，但在“此时此刻”，却是2023年中国的全部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