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人大王贵元被火速处理后，事件就被压了下去，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对性骚扰零容忍，不如说是舆情维稳。然而，校园性骚扰的存在与权力不对等、缺乏长效机制是直接相关的，快速处理作为一种维稳模式（也可说是公关手段），对性骚扰的长期治理可能反而不利。
这里不多讨论制度问题，只谈一点个人经历。笔者也曾遇到过有问题的“导师”，是在我进入复旦数学所读研后（前情参看：从姜萍的走红说起——女生能不能学好数学），我发现其他同学好像都有了导师，有的是在报考阶段就有意向，只有我没着落，不免有点着急，就去找了一位领导，请他给建议。领导说，年轻老师更好沟通，有个（从国内某名校）博士刚毕业的老师，还没资格带研究生，但你可以挂靠在他方向大老板名下…….。
我自己没有主意，领导如此建议，也就听从。这个老师刚进入复旦执教，算是踌躇满志的新人，现在看到有女学生慕名（实则是被领导忽悠来的）主动跑来要跟他学习，非常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即表示欢迎，并邀请我去听他的课。
听了几次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研究方向没啥兴趣，那研究好像也挺难的，萌生了退意。那时每次课后他都会找我交流，一开始是谈所谓的数学问题，后来他发现我不感兴趣，就变成闲聊，地点也从教室逐渐转移到了他的宿舍。我对学业表示出畏难情绪后，他让我不必担心，论文他可以帮我搞定，毕业没问题。当时我还觉得这个老师不错，对学生很热心，那就继续跟他学吧。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合格老师的表现，他安抚我也不是真的在为我考虑，而是他自己想要这样一个女学生。那时我们闲聊的内容有点变了，一开始他是吐槽学校行政如何糟糕，吹嘘他的研究能力怎样出色，后来渐渐涉及到他的夫妻关系、批评起他老婆来了（当时他妻子在外地，他住单身宿舍），也会问我一些私人问题。
这样过了一个学期，他对我的学习没有任何要求，我自然什么也没学到。这时出现了一个转折，新生们领到一个表，让你选的导师在表上签字，就算确定导师了。我去问这个老师怎么填，他当时没怎么当回事，说会给某老师（就是那个大老板）讲下，让我自己去找某老师签字。而这一找，就出问题了。
我按照大老板的要求去他家面谈，进去就被训诫一番，告知其对学生的要求，如每天至少学习8个小时（最好十几个小时），早请示晚汇报………。我听完有点懵，期期艾艾地说我只是挂靠，平时还是跟那个年轻老师学习。他听了冷笑一声，说他这没有什么挂名弟子之说，都是一视同仁的要求。我正不知怎么答复，他忽然善解人意起来，让我不必着急，今天这个字先不签，让我去找师兄师姐问问清楚，不要进来了才后悔。
我找前几届的师兄师姐打听，人家听说我要跟他，都大吃一惊，说你怎么想的，这是数学系第一变态导师（以要求严格著称），好几个学生都被搞的不能毕业了。除非你对他那研究方向特别有兴趣，你就想一心跟他搞学术研究，那没问题。——可是，我对他们的研究方向毫无兴趣，当他讲那一堆要求的时候，我已经被吓住了。
我赶紧去找那个年轻老师，他听完后也感觉意外。他在这里是个新人，不太了解情况。据他猜测，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大老板给得罪了。一开始他就应该带着我去亲自拜见，得到对方许可再收弟子。现在迟了，听大老板的口气，没有挂名弟子之说，那就是要亲自带，他这可没办法护我周全了。为了我好，他也劝我换导师。他没有说的部分，应该是他也不想为此得罪大老板。
又打听一番之后，我换了一个导师。这位导师也很好说话，第一次见面也立即表示欢迎，但他跟之前的导师截然不同，他只关心我的学业，只督促我的学习，从不向我透露他的任何个人事务，也没有过问过我的私事。我们是非常纯粹的师生关系，后来我能顺利毕业，也得益于这位导师的帮助。非常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吴宗敏老师。
至于前一位“导师”，后来还有些联系，但最后断交了。事情是这样，当我回到复旦读博士后，跟他又联系上了，聊过几次天。我感觉到他的态度越来越轻浮，比如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位女学生问他，老师你最喜欢的学生是谁？他就说是我。——这个故事我怀疑是他编的，听了有些别扭，因为我跟他并无实质上的师生关系。
造成关系破裂的那次，是我当时有电脑可以看片了，无意中说起，他说他也喜欢看片，买了很多好片子，我随口说要借几部看看，他就挑选了一些给我。我拿回来一看，都不是那种有性爱镜头的文艺片，全是赤裸裸的黄片。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问我看了没有。我说最近太忙，一直没看。过几天，他又打电话问，我还是如此答复。他问了几次，终于感觉不对了，有点慌，让我把片子还给他，我就把电话挂了。又过了几天，我把片子拿去还他了，在门口递给他的，从那以后就断了联系。
后记：感觉现在有一种二元分化的趋势，比如老师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恩师，还有一种是禽兽，但在现实中，中间地带可能是多数。当权力在手上、欲望不被控制时，就容易出错，这是所有老师（领导）需要警醒的。当然依靠上位者的自省是不够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