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做公益的女性打过一些交道，很容易就会了解到这些倡导者身上的反差萌，那就是这些为公义奔走的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是i人，ta们很多都是宅女，和人打交道时经常觉得紧张和不自在。我是带着这种印象和黄雪琴认识的，但是她却是一个例外，她可能是我这么多年认识的十分罕见的e人，有活力有精力，几乎没有不能聊的人，从来不怯于与任何人开始一场对话，2018年我在朋友圈讲述了自己被公益圈的前辈性侵的经历，几乎是一个小时之后，雪琴就辗转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她给正在被信息轰炸的我打电话，语气真诚冷静，也很温柔体贴，那通电话里的“我相信你，因为你撒谎的成本实在太高了”给了我巨大的安慰，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里面传达出的有理由的笃定，以及听起来像一个裁决的语气，让我放心接受媒体的考验，去更多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此之后，我很快就在在广州见到了她，那时她横躺在当时某个朋友的沙发上，聊着今后的计划，说到自己想继续写什么样的故事，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如果她约我，一般也是要写文章，或者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现在想来我都有点遗憾，为什么我们不一起玩一玩呢？黄雪琴的生活在没有女权和公民运动之外到底是什么样，我几乎一无所知。
2019年她因为参与反送中的文章被捕，到现在我还是很震撼于看到这篇文章下面她的真实署名时的诧异，她好像从未内化什么自我审查的焦虑和压力，写了就是写了，去了就是去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动用到了她的勇气储备，感觉就是一种毫不内耗的思维方式支撑她做了一系列在其他人眼中”勇敢、果决”的事情，她完全地自己为自己负责，诚实地对待自己所做的一切，哪怕这种诚实其实代价极大。
2021年我开始全职工作，她刚刚出来，我给她发消息，她很快就回了我，那些消息我现在也都还是保存着，因为里面有一句“一秒钟的黑暗不会让人成为瞎子”，我想这句话是一个坚强的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个人哪怕经历了可能是极权国家里的最恐怖的遭遇，人也可以保有生命力和尊严。后来我提出去看她，她给了我一个遥远的地址，在附近的地铁站接到我之后，她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来过，所以你才愿意跑这么远过来。那个时候她可能出来オ一个月，在一起往她的住处走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有没有吃什么苦，她直接替我说出口“你是想问我有没有挨打吗”，然后说，我们是思想犯，他们只会轰炸我们的大脑。到了她家，几乎是坐下来半小时，她就打开电脑，问我是否认识翘楚，她想写一些支持翘楚的文章。我为她一出来就开始创造的能力感到震撼，我都不记得我们具体聊了什么，可能我向她道了歉，说我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我们和小猫玩了玩，那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被这个工作折腾地焦头烂额，再也没空和她见面，做的工作也越来越主流，甚至都不清楚她在广州组织了某个轻松愉快地聊天活动，而她会因此再次被捕。
在她第二次被捕之后，我深刻察觉到身边氛围的紧缩和萧瑟，参与过她的活动的朋友很多都被拉去做笔录，我在一个数年没见的朋友家吃饭，得知他们也才刚刚安抚了好几个因为警察频繁骚扰而被迫搬家的年轻伙伴，到处都是关于雪琴和建兵的坏消息，而且因为恐惧，这些消息经常让人只能沉默。后来我因为一些别的事情也开始频繁遭遇警察的骚扰，警察上门成了家常便饭，我离开了广州，这个决定对我而言非常艰难，我几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离开只是一个选择，不是一种屈服和失败。但是在做这个决定时，我还是想到了她，以及为什么我不再花力气去期待公权力的仁慈。
说起来非常好笑，其实是因为我看了《窃听风暴》，一个关于公权力体制里也有好人的童话，我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看得我频频发笑，但是想斯塔西的秘密警察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对付艺术家的特殊手段—不让ta们看书看报，不让任何人和ta们说话，这样ta们的灵魂就会枯萎，就算出去了也一个字一个笔划也写不出来了——的时候，我坐在地上痛哭，因为我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一出来就说要写作的黄雪琴，想到她家的小区、小猫。
至此我都不需要得知窃听风暴里的好警察其实在东德的历史里并不存在，也认清了这个故事的无意义。对体制抱有的希望是一种彻底的毒药，祈祷里面会有一种可以抵挡住一切的善，而且这个善奇迹般地来自于某个个体。因为想到她，我决定从精神上彻底放弃这种幼稚的奢望，我想真正的例外不是那个听古典音乐而唤醒良知的、平庸之恶的执行者，而是不枯萎的、不放弃的、坚守底线的她。
后来传出来的一些细节也让我更坚定于这种想法，她坦率直接地谈论暴力，并
且谈论的方式如此公正，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她讲述自己监视居住时经历的
一切，甚至包括警察为来月经的她准备糖水。我想这种罕有的不屈服任何叙事（哪怕它们有利于自己）的诚实，让我确信那个可以渡过至暗时刻的人应该一定有她。
我又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她的消息是去年，说她坚持上诉，对我而言，去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一年我都几乎没有流过眼泪，因为生活的残酷已经让我彻底疲惫，再也无法哭泣了，但是听到她坚持上诉的消息之后，我的眼泪像是得到了某种赦免，喷涌而出。这些眼泪有的是出于羞愧，之前我无数次在心里暗暗希望“无论如何只要出来就好，认罪什么的没有人会当真”，但她无论在何种情况，她会靠这些远方的、来之不易的消息郑重提醒我（也许也是我们），她的尊严和正义才是底线，而大部分人所渴求的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的。有一些则是为朋友“选择”承受的这一切而痛苦，但是这也让我下了决心，我不要把雪琴也变成那些封藏在泪腺里的眼泪，变成一个“创伤”，关于她的回忆我只能因被创而痛苦，不能因为被讲述而自由。我发誓我要向所有可能关心这件事的人聊到她，和中国人，和外国人，我要说我们在咖啡馆里她直爽地向陌生人提问，问ta们那一年有没有什么好事。说她喝醉酒时冲进情趣店里，对老板抗议标牌只写”男性用品”是种性别歧视，赞美她在家门口的摄像头面前念诗、念到公权力最后退让。
我现在从那些监狱里传出的消息的细节感受到这种力量，比如组织狱友一千零一夜的谈话，自己上午教英文下午练瑜伽。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够再做一点什么，我只希望有更多人听到她的故事，记住她的名字；只希望二审能公开审判，以此给她最起码的公道。
雪琴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