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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三五个人或者七八个人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主犯都是唯一的死刑。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判一批人死刑，合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逻辑。 必须有人到海外去介绍秦城监狱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跟研究，能够保他们一命。

因此，作者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美国应该增加国防预算，确保每个地区都能获得更多资源。“美国在国防方面的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接近1990 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作者认为应该把欧洲的资源用在亚太，欧盟自己应该承担更多防卫责任。

近一个月来，众多媒体和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已经从研究“为什么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中国经济政策出了问题”。其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 (Scott Kennedy) 就分析了四种可能性，中国数字时代特别摘录如下。

如果你不停地、不间断地破坏历史记忆，改写历史叙述的话，你破坏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人类基本道义的一个认同，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的道义水平向下看齐，越拉越低。这是一个长久的伤害，对于整个社会重建、精神向上的状态，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一个长远的伤害。

一场政治运动，灾难性的运动不仅得有受害者的记录，一定也要有加害者的记录。只要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两份记录，这个事件的记录才是基本合格的…….“六四”当中和“六四”以后，我会这么坚持下来，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是个性的关系，我绝不认输。只要有口气在，我不会认输的。

最后那个戒严部队上来的时候，拿枪顶到我后背的时候，我就说：“你他妈的给我一梭子嘛”。两个北京高校学生，一个天津的学生是死在天安门广场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中枪的原因。屠杀主要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地点。最主要的我在第一本书都提到，西长安街是最主要。

要打破体制这个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勇气，没有别的。官方以反革命暴乱作为理由，对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镇压，这是谎言。说学生没有“见好就收”，我说不成立，因为没有事实依据。你说不出好在哪里，然后你也说不出学生“激进”在哪里。

大声团队在“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专访了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请他深入讲述作为“六四”真相的追寻者和讲述者的人生故事和对现实的思考，并讨论每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真相与痛苦，如何对抗权力对历史真相的压制。

甚至，官员还向村民表示，若不搬家，他们家里的基本服务将被切断。而对于拒不搬迁的居民，当局会指控他们“散布谣言”，并命令官员对这种行为予以“迅速、坚决”的打击，这往往意味行政和刑事处罚。

一位化名叫“罗文”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参加完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的几小时后，她在中国的父亲联系了她，并告诉她公安机构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公安指示他要‘教育正在海外学习的女儿，避免她参与任何可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

这些智库正变得越来越“中国特色”，即“智库活动与政治议程结合变得越来越紧密，来为党国发挥效用”。

报告还特别点名中国批评道，“在中国（第 172 位），除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拘留更多的记者外，政府还继续严格控制信息渠道，实施审查和监视政策，以规范网络内容，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党的路线的信息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