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看似随机的作恶，其实往往都是反复的确认。每一次貌似随性的欺凌，往往都是精确的对弱者的狙击。对一些败类来说，穿了制服而不欺凌人，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辜负。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其实什么都没错，只是错在自己弱小，处在了食物链底层。

据《北青深一度》报道，自杀前，曹丽萍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才走进休息室的卫生间。事发后，湖南省人民医院的部分规培生都接到了电话警告，禁止谈论这场死亡事件，一些在网上发布信息的规培生被单独约谈。记者也多次联系湖南省人民医院宣传部、神经内科及值班室，均未得到正面回应。

一学校在厕所安装反霸凌报警器，只要被打的学生大喊“救命”、“打人了”，报警器便会触发，把信息传到班主任的手机上。这根本不是一个报警器能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出在校长、老师、甚至我们整个社会身上。为什么被霸凌者事后不敢寻求帮助？因为他寻求不到帮助。

回到2010年，中国足坛上次扫黑风暴在寒风中宣判，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陆俊等一批足坛人士获刑。记者赵宇回忆：“那次宣判我也在现场，铁岭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边站着，很冷，我当时就想，中国足球能变好吗？中国足球在这轮肃清之后，就能走上正轨了吗？” 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在等待回答。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人们已经很难准确讲出，家里的水龙头是从哪天开始经常没水的。与停电的瞬时性不同，缺水的状况是一点点影响这座县城的。

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一点和许多为工作早出晚归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不一样的是，作为一名轮椅使用者她有过不少“被拒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