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飛機抵達烏魯木齊上空時，我看到冰天雪地上一根根煙囪，煙像電影的慢鏡頭一樣慢慢升騰，像工業時代的惡之花，我腦子裏閃過三個字：雪在燒。烏魯木齊，意為「美麗的牧場」，早已變成一個工業大城市，一個在天山簇擁下的後工業民族大熔爐。 「音樂盒音樂節」，12月 7至 9日 3天，在一個常演秦腔的劇院舉行。這竟然是烏魯木齊史上第一個真正的音樂節。在新疆辦搖滾音樂節最大的壓力不是商業，而是政治。2007年我參加過克拉瑪依一個戶外音樂節，但七五事件後，這個音樂節數次流產。2011年烏蘇政府主辦了一個音樂節，崔健等參加，但由於當時和田剛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導致音樂節戒備森嚴，比觀眾還要多的軍警拿着衝鋒槍守衛搖滾，成為中國搖滾一個經典畫面。 舌頭樂隊的吳吞曾寫下《努莆拉夜過雅馬里克山》，借被國民黨殺害的維吾爾詩人努莆拉悼念七五事件的死難者：「七月的天空，無聲的嘆息，雅馬里克山，黑暗中醒來，沉默的母親獨自哭泣，用奶水沖洗路邊的血漬……這是我們共同生存的世界， 把苦難的種子融化在心裏。」 iz樂隊的鼓手張東說自從七五事件後，他再也沒去過當時慘烈血腥的大巴扎。整座城市陷入瘋狂的種族仇殺，這樣的傷口並不容易癒合。音樂節上，舌頭樂隊演唱了吳吞寫的另一首有關七五事件的《喀什的天空》：「當一條河乾枯的時候，它會停在喀什的天空，停在北京的凌晨與黃昏，停在每一頭牦牛的眼裏，它就是你走出門的勇氣，拿起石頭的力量，它就是你停下來的勇氣，放下武器的力量。」 然而這樣的歌，無法阻止有的人繼續拿起武器。喀什的悲劇繼續發生，歌手能做的，只能是繼續歌唱。新疆的複雜性在於尖銳的民族矛盾和宗教衝突，也在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巨痛，極權主義不單無力緩和，還大大加劇了這一切。在「切糕黨」事件愈演愈烈之際，這個音樂節讓人們從苦難和荒誕的社會現實上，一起飛了。傀儡樂隊由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組成， iz樂隊則由哈薩克人和漢人組成。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友愛，在音樂中創造友愛。 舌頭樂隊從成立到解體，從未在烏魯木齊正式演出過，這次他們一重組居然就是在家鄉的首演，所謂回到原點再出發。而舌頭、iz和傀儡三大新疆樂隊同台，這是歷史性的會師。 舌頭和 iz的變遷——在搖滾與民謠，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土間的飄移和拉鋸，淋漓盡致地呈現了時代人心複雜的矛盾，也包括烏魯木齊這個城市的矛盾。 吳吞寫過一首《哈薩克人》，歌唱往昔翻山越嶺騎馬過草原的哈薩克人，而 iz這樣的哈薩克樂隊卻直面雕敝廢棄的牧場，告別駿馬步入城市，他們在城市和草原之間的腳印，也是時代的傷口。參加本次音樂節的哈薩克「斯布孜額」大師拜力汗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學徒張瑋瑋，自己年輕時在巴音布魯克草原牧羊，因為晚上狼很多，他在星空下對着茫茫草原吹笛，練就了硬功夫。而如今，當有記者採訪家住烏魯木齊南山牧場的拜力汗，他總是指着家對面的礦區說：「他們又亂挖礦了，你們給反映反映。」 拜力汗的斯布孜額是八歲時叔叔送給他的，他是家族吹奏斯布孜額的第四代傳人，但當牧區漸漸為礦區所吞噬，他的斯布孜額就很難再傳承下去了。破天荒第一次，他見識了「貝斯」這種樂器，在音樂節舞台上與使用貝斯，打擊樂和口弦的馬木爾合作。他盼望馬木爾給他錄製唱片。快，一切都太快了！快得我們必須和時間賽跑，才能留住那些只有慢下來才能屏吸靜聽的聲音。 在烏魯木齊，面對分崩離析的世界，吳吞一邊輕輕唱着牧歌，歌唱一個早已逝去的「優美的牧場」（古準噶爾蒙古語，烏魯木齊意為「優美的牧場），一邊又發出急迫的嘶吼：「把所有的血混在一起！」 飛離烏魯木齊時，我注意到來時沒有注意到的白楊，茫茫雪地上，煙囪和白楊肩並肩，直到路的盡頭，直到天山深處。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這段時間，白酒「塑化劑」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有個朋友看過我新完成的長篇小說，對我說：「你的孫武要嚇死了！」 孫武是我小說中的人物，年紀輕輕，就官運亨通。憑什麼？就憑喝酒。我說：「他不會嚇死，他本來就是拼死去喝的。他就是當『炮灰』起家的。」 這種「炮灰」我身邊就有一個，但他已經死了。他是我熟人的丈夫。當初他一身戎裝和我拼酒，總給我感覺他是在上戰場。他的口頭禪是：「我們部隊都這樣！」確實，我曾經隨團去過某部隊，請吃飯，桌上就有當兵的陪酒。拿的是碗，真應了那個段子：「喝酒像喝湯，肯定是工商；喝酒不用勸，一定在法院；舉杯一口乾，必定是公安；八兩都不醉，絕對是國稅；起步就一斤，保准解放軍。」 席間內急出去，看到外面一群士兵，乍一看，以為是兵變。問了才知道，是等着上場的「後備軍」。問他們吃飯了沒有？答曰「沒有吃」，還空着肚子。立刻就想到「炮灰」一詞了。這麽一支雄師要衝進來，我們哪裏能擋？可以抵擋一個班，也不能抵擋一個排。 不打仗的軍隊，士兵只能靠喝酒獲得首長青睞，哪怕靶都打不准，哪怕救災時直升機要找個平坦地面降落，也可以憑這氣概叫喊幾小時內滅了日本。我這熟人的丈夫早年在部隊，因喝酒英勇無畏引起了首長注意。每到陪酒，必定叫他。他也不辜負首長重托。他很快被提拔了。後來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也是這首長推薦給地方的老戰友。據說部隊首長說： 「你試試，不滿意包退！」 他果然不給部隊首長丟臉。他又成了那個地方領導的「炮灰」。坊間說：「能喝二兩喝五兩，這樣的幹部我欣賞；能喝半斤喝八兩，這樣的幹部要培養；能喝八兩喝一斤，這樣的幹部才放心； 能喝一斤喝一桶，回頭提拔當副總。」他被提拔了，一路上來，升得比他周圍任何人都快。最初他怕喝酒，有一度見到碗，胃都會抽搐，但他堅持下來了，到頭來竟然愛喝了，這就是「斯德哥爾摩」效應吧。 憑心說，他是個好人。喝了酒之後，他性情變得特別豁達，心變得柔軟。求他什麼，就像要他喝酒一樣，他往往都慷慨接受。酒風好，為人也好。他不像有些人，喝酒時答應好好的，酒醒了就不認帳。他認帳，以至於超出他權力範圍的事，既然答應了，只能去求別人。照樣是擺酒，喝。他老婆總抱怨他傻，犯得着嗎？又不是他能辦的事！「酒精中毒了！」她說。但大家叫他「活雷鋒」。是酒精讓他成為雷鋒的。中國社會所以能夠美滿和諧，中國人所以溫柔敦厚，也許應該歸功於「酒文化」。當然，他所以成好人，還因為酒讓他仕途通順了。人處境一順，就耳順了，心軟了。好人是好運養出來的，境遇不好的人往往憤世嫉俗，是當不成好人的。 大家都很喜歡他，更喜歡他嗜好的是酒。如果他嗜好名家字畫，送不起；如果他嗜好現金，不敢送，怕出事，也太骯髒；如果他沒嗜好，就怕當官的沒嗜好；嗜好酒是最好的，花銷不算太高，又有氛圍，又有文化。即使有的酒被商家炒成天價，但「天價」也「天價」到不到什麽程度。所以中國大地到處是酒家酒樓，景氣長盛不衰。拿酒求人，在酒桌上辦事，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在喝醉後還可以搞些醒時不便搞的事，有酒做遮掩，以醉為藉口，接受起來容易多了。在一個規則不行的社會，沆瀣一氣就是規則，「潛規則」。 老百姓也能接受他。有事情去找他，雖然本是他的部門應該辦的，百姓也願意付點小代價。辦成了，仍然感激他。我想，即使十八大後整肅官僚，他這樣的官也是不會落馬的。 活得滋潤了，他也會珍惜起生命來。他的身體已喝出了毛病，他有時也表現出對生命的擔憂。果然他死了。 部隊首長惋惜他，說他是好戰士； 地方領導惋惜他，說他是好下屬； 朋友熟人痛惜他，說他是義氣人； 老百姓也痛失他，說他是好幹部。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 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和幾位外國媒體同行聊起，新納粹在東德較嚴重，便感到格外魔幻：一個消失了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為了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劃清界限，教導人民「我們是 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不是德國人」（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那些老納粹！」，一位東德的採訪對象告訴我）的國度，如今成了極右勢力的溫床，這是怎麽一回事？ 多數人都說，這和東西德經濟發展不平衡有關。統一後東西部的差距在拉大，前東德地區失業率居高不下，年輕人對社會不滿，並歸罪外國移民，認為他們搶走了自己的工作。朋友「警告」我說，德累斯頓和萊比錫這樣的大城市當然沒問題，但去東德一些小城市，特別是 NPD（德國國家民主黨）分子盤踞的地方要格外小心。「他們對外國人都有敵意，連我這個英國人也不例外……」也有人覺得這不只是政經問題，也和人心有關，柏林牆倒了，但東德人與西德人心裏的牆還在，被人看不起的東德青年聚眾滋事，在群體裏尋找存在感。各種看法裏，下薩克森州犯罪學硏究所所長 ChristianPfeiffer的觀點別具一格：這和他們幼兒園時期的如厠經驗有關。 我在柏林 DDR博物館看到了那張老照片：五個孩子一字排開，身着統一的黑白格外套和黑色背帶褲，表情各不相同：左邊那位好像在用着小勁兒，他旁邊的那位則表情淡定、穩坐泰山，再過來的孩子，則是一副走神的模樣……看圖說才知道，這些東德的孩子是在集體上厠所呢——東德幼兒園對如厠有統一的時間，還有嚴格規定：在最後一個孩子完事前，其他人不得離開馬桶。 據說，這是社會主義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培養孩子們的紀律和集體精神，Pfeiffer認為，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小事「被集體」，讓孩子養成了一種看似矛盾的人格：一方面不够自信自立，不能完全為自己負責，總要在集體中才能找到力量，一方面又相當地自我而對他人缺乏體諒——用 Pfeiffer的話說，是「自我主義者」而非「個人主義者」。因為這種訓練忽視個人，也造成了這些孩子「在情感上的貧困」，進而長期缺乏安全感，「對外部世界容易產生敵意。」 東德的政治社會化當然不止小小的如厠訓練，Pfeiffer說，總的來看，這裏的教育並沒有為孩子們應對一個變化的世界做好準備，所以在柏林牆倒塌、「歷史終結」之時，很多人感到手足無措，又因為從前在封閉的世界生活，很少接觸「異端邪說」，結果便是反而容易被各種極端主義吸引。 Christian Pfeiffer出生於東德，1952年隨父母逃往西德，他的硏究成果常被媒體引用，本人也是電視脫口秀的常客，屬於記者們很喜歡，但小心謹慎的學院派卻不太看得上的「公知」。他的這項硏究 1999年初見於報紙時，曾在德國國內引起頗大爭論，他為自己辯護說，新納粹最集中的群體，如今（1999年）14-29歲的青少年，正是在 DDR時期接受的幼兒園教育。 從德國回來不久，國內掀起反日浪潮，九一八那天我跟隨遊行隊伍在日本駐華使館門口，見識了一番集體的力量。一個拄着拐杖，穿戴像訪民的女子，夾在年輕人裏高喊反日口號，聲音格外凄厲；一個真正的訪民，老北京，在亮馬橋地鐵站附近擺出一大張白紙，上書自家被强拆的經歷，在警察到來之前，就有民眾不幹了：「今天是國難日，你提這個幹嗎呢？」「這不是沒事找事嗎？國都沒了，顧得上你的家嗎？」 我當然可以去拆解這種近乎「條件反射」的反應，就好像許多「曬傻逼」的網民正在做的那樣，可是我也並不認為自己就在所有方面消除了這種條件反射。就我個人來說，我甚至懷疑，有些東西因為從小就被訓練，或許已經內化成為我之一部分，如同抗體一般。復原（或曰排毒）的過程比我們想像得要複雜和痛苦得多，它容不得你與自己和解——因為一不小心你就自以為是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狂奔了——但其實你的屁股還沒離開馬桶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青年導演卓翔首部執導的紀錄片《乾旦路》，在各電影節中播放數度，獲得不少好評，以初試啼聲的獨立影片來說，成績是驕人的。 電影以粵劇中一個邊緣的角落，男花旦為切入點，紀錄了兩位青年粵劇演員的掙扎前行之路。兩位主角：王侯偉，30出頭，擁有碩士學位，20歲後才入行，憑一已意志堅持唱花旦，精雕細琢的完美主義者；譚穎倫則早慧，幾歲就踏台板，目前中學還未畢業，卻已唱過旦、生、丑幾行。二人識於微時，台上攜手多度。王侯偉目前常到中學和社區中心教粵劇，譚穎倫則是課餘堅持表演。 男花旦，本可以是性別認同的大題目，又涉及龐大精深的傳統藝統。紀錄片橫跨數年之久，但導演卓翔的處理非常節約謹慎，影片只有短短的70分鐘，焦點扣緊在兩位主角身上，這樣處理除了令電影回到「人」本身，更出人意表地讓電影呈現了獨特的香港本土性。如果二位主角不是生在香港，如果此片不是香港人拍，是不會這樣子的。 這種本土的獨特性，首先是在空間的呈現。與一般藝術家的訪談紀錄片相比，《乾旦路》呈現出特別狹窄的空間。這是因為片中許多片段是在兩位主角的家居中拍攝（包括以家庭錄影帶作為素材）。香港公屋的空間，小小的私人住宅，僅容一人通過的走廊，小小的窗子鑲長方形鐵窗花……這些都是香港人熟悉的事物，但它在一部關於藝術的紀錄片中，卻顯得那麼特別。 因為太狹窄了。譚穎倫披着水袖從走廊裏一路舞出來，姿態鮮活動人，然而一個蘭花指水袖便撞上了櫃上的電視。王侯偉堅持練習書法，卻是在僅容一人的連櫃書桌上寫，每年揮春貼在公屋的房門上。傳統藝術舞台所營造、要求的空間，與香港的現實生活空間相撞擊，便獨有千般滋味。賈樟柯《三峽好人》裏一個動人的魔幻片段：畫好花臉的京劇演員在木棧小店裏吃麵條極像水滸世界，卻在聽英文歌，那是庶民的過渡性建造空間裏的魔幻真實。香港難道一直都是一個裙拉褲甩（粵語，指人來去匆匆，行狀匆忙，編者按）的過渡性空間嗎？ 我想像，如果要拍在中國內地、台灣、紐約等地學習嚴肅藝術的，大概會有很多部分是放在他們如何艱苦訓練，傳統與當代如何，至少，吊嗓若不在學院的排練室，也會在公園中古色古香的亭院。香港的廚廁空間經常相連，外地人已很難理解——而王侯偉便是在晾着衣架的窗前吊嗓。隔着窗花一片小小的海，大概便是一般香港人眼中所見的家居眺望。下一鏡頭，去掉了窗花，清晨寧謐的海，拖船在金色的海面緩緩駛動，藝術在我們生活提供的安慰與動力……那麼小，那麼美麗。他們總是在室內空間練習，為什麼呢——我想一想，才記得，因為我們的公園是不能唱歌的。大藝術家受訪，會在寛廣美麗的藝術館或大舞台，而我們的主角則在中學的禮堂、社區中心的後堂，難言的寒愴——卻是因此我們起了共鳴，我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忍發笑，若得其情，哀矜勿喜。 在藝術上，這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視野，即超越核心與框框的眼光，從外部去說明藝術生成的形態。而我覺得香港的藝術工作者，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就是「之餘」——在生活的負擔「之餘」，我們還能進行藝術修煉。具體與抽象的空間同樣匱乏。空間是這樣制約着我們。它會在我們的身體上留下痕跡。譚穎倫下課拖着大喼（行李箱）裙拉褲甩，搭的士轉船去離島演神功戲，在自己的城巿裏，做自己喜歡的事，都要顛沛流離。如果給他更寛廣的空間，他拉開把式會更加雄偉大度嗎？如今我們只能看到一間中學裏的小小籃球場，雨後洗去疲累的清靜。 城巿愈富，香港的藝術工作者愈顯貧苦；因而，如何不把藝術工作變成純粹的呻窮，讓之顯得令人同情之餘保有尊嚴，特別考導演的思考深度。 小時候我被李碧華的句子引得大慟，她轉引亦舒引的魯迅：「小時候，我們都以為自己會飛得至高至遠，及後，因為種種原因，我們都給留在地上。」 香港不是無夢的城巿，它只是有太多夢想破滅過，因而總是擔心於「種種原因」。但微小的夢想，難道就不是夢想麼？既要背負「種種原因」，又要保有夢想，我城藝術工作者的尊嚴，乃在其千迴百轉——香港獨特的印記。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藏人自焚超過百起的現象，已有頗多文字採用感傷的筆觸，做過反省，甚或向相關的權力體進行喊話。這裏思考的問題反而是情緒以外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理解採用如此激烈璀璨的方式，在眾人面前結束生命，為何旁觀者有人情緒激昂 ?有人默默不語 ?有人冷眼睥睨 ? 我曾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角度思考藏人自焚（《東藏區自焚與中國政治發展困境》，2012年 7月，發表於台灣論壇)。相較薄熙來、王立軍、陳光誠事件，這些人在中國政治權力結構各有不同位置歸屬，握有的權力杠杆也南轅北轍，但都無法僅靠政治體制與法治保障進行申訴。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中，無分權力大小，身分高低，都可能遭受不公義的對待，到處充滿講不清楚的「類人權 (quasi human right)」議題。至於藏人自焚與其他「類人權事件」不同之處，則在於凸顯出的「文化與象徵資本 (cultureand symbolic capital)」的運作。 要能够較清晰地說明「文化與象徵資本」的概念，首先須明確自己作為寫作者在議題結構中的位置。這是一個透過相對位置進行「定位」的問題，目的在嘗試不要誤用作者自身具備的文化與象徵資本，避免對正在思考相同問題的讀者思路進行凌駕、甚至霸凌。 相對於中國境內的觀察家，我身處境外，面對的政治檢查壓力、能運用的資源相異；相對於藏族、漢族的認同分類，我是一個來自台灣，不直接涉身於中國民族政治脈絡，又四處飄蕩的華人，曾在東、西方社會打滾，體驗不同族裔的相互體諒與偏見；相較一般民眾的切身關心，作為研究者的我視角又調整成一種拉離的俯瞰，盡量隱藏情緒。 進行權力結構中自我定位的目的，就是要說明所有的論述都是從相對位置出發，然後透過觀察、思辨，再盡量條理分明的表達出暫時得到的結論。因此，作為一個來自台灣的民族 /族裔政治硏究者，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見得同意：中國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一些國內外公共知識分子的建言呼籲、以及達賴與藏人流亡政府的回應。 對於最近中國司法部門發布的《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我當然無法同意。整篇《意見》的邏輯，就是要以刑法來對藏人自焚的「犯罪行為」進行懲罰。這一舉措顯現出政府部門快刀斬亂麻地慌張失措，將複雜的民族政治問題「簡單化(reduction)」成法律問題，進行維穩。 作為一個逐漸成熟的現代國家，中國為何面對已發生三年的藏人自焚現象，卻無力適當處置 ?進一步追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有關少數民族的政策與論述——憲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大漢族主義VS地方民族主義」、「民族自治區」、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不斷推陳出新，為何到現在卻爭取不到少數民族的完整國家認同，當前也似乎被執政者視之如敝屣 ? 初步推估，可分三點：第一、面對達賴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挑戰，中國政府自覺已佔優勢；第二、中國政府已習慣於透過操弄政法權力，覺得群眾無法在短期，透過任何形式的群眾運動，撼動中共政權；第三、中華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成為維繫中共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且近年崛起的「公民化與去政治化」民族政策論述，可被視作對塑造這種單一認同走勢的呼應。這樣一來，當然也無謂再去接壤闡釋過去的各種民族論述， 同時也沒有信心，也不再有興趣去正式應對漢、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間在其他社會層面的「同、異質文化與價值分享、互斥」，以及其他相應而生的跨場域「象徵資本」運作，帶動「象徵暴力」的操弄。 象徵資本的來源與累積過程，對於個人或各種行為團體來說，就是對社會集體做出「自願奉獻」，並透過這樣的勞務犧牲，換得榮譽、特殊的待遇。這是群體共同認可的一種有形與無形的可用資源，根基於大家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實踐中的共用價值。 通常政府以國家之名，透過資源的統籌分配，最能操弄「自願奉獻」的內涵與政治正確的定義。這樣的例證繁不勝數：「雷鋒」作為人民的楷模；維吾爾族「庫爾班大叔上北京」提供想像的民族關係；放在治藏的脈絡下，清代乾隆的「金瓶掣簽」確認活佛轉世，藉以釐定北京與西藏領袖互持的政教關係。 換言之，政府透過公權力運作可以成為象徵資本歸屬的主要「裁决者」。但一個政府( 無論民主與否) 如果不能擴大「實質」參與，做出的裁决持續地讓被統治者感到不公，他的裁决者地位就會逐漸旁落，與其他權力體成為競爭的態勢，很可能淪為象徵暴力的「發動者」。 放到藏人自焚的脈絡裏，中國司法部門透過《意見》，將自焚行動變成犯罪行為，也就帶動一個象徵資本誰屬的「顯形」過程，從此焚非焚，法亦非法： 第一、《意見》把所有自焚藏人一律推到「分裂國家」的角落，將其簡化成「達賴集團組織策劃的系列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並不願意針對逐一個案，依個別證據處理，等於賦予所有自焚藏人為中華民族叛徒的「象徵負債」。 第二、 既然《意見》賦予他們參與西藏獨立運動的身分，自焚行動透過數以百計的重複實踐後，反向從西藏民族主義的角度思索，他們全部變成充滿獻身勇氣，敢於對抗異族執政者的民族英雄。「象徵資本」反而被累積、被確定。 但觀察藏人自焚現象的肇因，很可能只是不滿寺院遭受當地政府莫名的管控與鎮壓，或只是爭取更大的宗教活動空間。但由於沒有適當地安撫，自焚漸成社區風潮，附近鄉鎮居民的同情也化作充滿宗教情懷的獻身行動。從東藏區向外擴散，最後星火燎原成為集體運動。 象徵資本的取得可以透過一種「行為」、一套「儀式」、或是持有一類「物品」作為媒介，進行展示與確認。過程中牽涉到三個要素的互動： 行動發出者、接收者的認知以及連繫這個認知的歷史文化脈絡(「互動」也使得發出者與接收者角色可以互換)。 隨着物質國力的逐漸壯大，中國政府在國內與國際政治領域，儘管長期面對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挑戰，但是顯得遊刃有餘。儘管達賴喇嘛國際聲望仍隆，也曾提出過「與時俱進」各種版本的民族自治建議，從1987 年的華盛頓五點和平計劃、1988 年史特拉斯堡建議、1992 年蘇聯共產政權瓦解後的「大藏區高度自治」、2003 年接受西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但迴避「不可分割」的字眼)，要求「文化自治」權限。但北京政府完全不接受這些不同主張，各種自治權利的談判與爭奪，幾乎毫無進展。 簡單講，「國際化」策略幾近失敗，眼看西藏菁英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基於權力鬥爭的算計，沒有理由退卻，理當希望維持現狀。自焚就是那種「行為」、「儀式」或「物品」。中國政府作為行動者，想要透過《意見》，將藏人自焚充滿社會、民族情緒、宗教與文化的複雜議題，强制留在「政治算計」場域框架下，標籤化為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徵負債」，其實並不令人訝異。 也可以理解，一些中國內外的公共知識分子作為行動者，對此給予聲援。面對自焚者必須用生命來做最終的抗議行動，等同宣告用鑿所有武器，只能以肉身宣示最後的立場，成為極端的「無產階級弱勢者」，夫復何言。聲討中國政府仍然不願跨過佔有優勢的政治結構，甚至吝嗇給予一丁點情感上的憐憫。 象徵資本的局限在於被其他行動者的認受程度，必須要在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呈現，否則無法引起共鳴。就算不接受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主張，但自焚本身已觸動生命最後堅持存在的底線。人文關懷輕易跨過政治立場，超越社會異質與宗教道德觀的藩 籬。無論藏族、漢族、各國硏究者、知識分子與媒體，無論沉默壓抑不語，抑或直批中國政府，跨國界與跨文化的社會菁英同情心因此被喚起，也不足為奇。 象徵資本的累積其實無異於錢財與經濟資本，也可以被理性算計用來發動政治或社會對抗行動，而這也是達賴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主要方式，但是達賴與流亡政府也未完全體會象徵資本也須「中國化」的重要性。藏人自焚作為象徵資本尚未全盤穿透整個中國社會，引起普遍的共鳴憐憫，頂多觸動一些社會菁英，其實未及廣大群眾。 達賴「不鼓勵」自焚行為，但稱許自焚者的「勇氣」，流亡政府要求允許「國際機構」進入藏區獨立調查自焚真相。似乎依舊把藏人自焚拿來與中國政府進行暴力對幹，這樣的作為並不會觸動中國社會的平民百姓。 如果真要冷靜地把藏人自焚當成「象徵資本」，是否應該回到藏傳佛教的本性?試問地獄不空，誰入地獄? 誰誓不成佛?誰應度盡眾生? 「象徵資本」其實應該是氣度與關懷的問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