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

廖伟棠:再会,老北京 —— “人艰偏拆”时代之前的记录

作者: 廖伟棠 梅英东赶上的是没有微博的时代,我们现在在微博上为良心疲于奔命呼吁、抢救的时候,他写完了一本巨著来记录。他记录的仅仅是奥运前的三年、北京一条胡同杨梅竹斜街所发生的事,但由于梅英东的观察力和笔力之锐且重,四百页犹如四百击。 原始发表时间:59分钟前

阅读更多

人权观察 | 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停止强迫藏人改造房屋、迁移安置 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纽约,2013年6月27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 中国 政府的一项政策造成数百万藏人成为大规模改建房屋和迁移安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激烈改变,但卻沒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自2006年以来,依据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西藏自治区超过两百万藏人被迫参与“住房改造”──由政府下令翻修或重建房屋,西藏高原东部的数十万游牧民则被迁移或安置到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份115页的报告〈“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记录了各种形态的人权侵害,包括未经事前咨询和缺乏合理补偿,而这两项都是国际法上合法迁移的必要条件。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政府提供的新房质量不佳、对于恣意裁量没有救济管道、难以复原居民生计、以及忽视中国法律明文保障的藏区自主权利。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说:“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西藏自治区当局已宣布进一步的计划,将在2014年底前继续改造或迁移超过90万居民的住房。在西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当局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已重新安置30万游牧民,并已宣布要在2013年底前将另外11万3千名游牧民迁入固定住房。 中国政府宣称,所有的迁移或住房改造作业完全是自愿性的,并且做到尊重“西藏农牧民的意愿”。当局强烈否认过程中曾发生任何强迫迁移,并且为了表现其文化敏感度,强调所有新建房屋从设计到外观都符合“民族风格”。中国政府还声称,所有被迁入新居的人都非常满意,并且感恩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有些藏人真心欢迎这些住房政策带来的好处,但许多藏人担心他们将没有能力长久维持生计。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能服从政策,无力表示反对或加以影响。 藏人一开始就担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可能伴随政府的干预深入基层社区,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011年,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新计划,在西藏自治区5,400多个村中一一 派驻党政干部工作队 。依据相关政策,这些新成立的工作队将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建起一套政治监控系统,明目张胆地侵犯藏人的公民、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基本权利。自2009年开始,已有119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 政策 ,政府却报以更为严厉的压制手段。 不分来自农村或牧区的藏人,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都表示,大批被迁移或改造住房的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的,政府也从未征询他们意见或提供替代选择。他们说,许多人因为被迫迁居、变卖牲口或拆除重建住房而面临财务困难。他们认 为新的安置房有时比他们原来住的房子更差,而地方官员为引诱他们迁居而给出的承诺很多都没有兑现。 报告中详细引述的官方政策文件说明,与官方说词相反,藏人家户必须负担重建或新建住房的大部分成本──最高达到75%。中央政府的一项研究指出,“政府每补助一元人民币,住户必须自付4.5元。”为遵守政府命令翻修或重建住房对家庭财务的影响,充分解释了为何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藏人们无不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没有能力维持生计,和保存他们独特的文化认同。 “中国政府宣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为藏人带来经济利益,”理查森说。“即使某些藏人可能真的从中获益,但绝大多数却无异于被迫放弃贫穷但安稳的生活,走进充满不确定的货币经济,其中他们常常是最弱势的行动者。” 中国政府借著拒不允许在藏区进行任何独立的事实调研,刻意掩盖其政策的全面影响。通往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道路,在人权调查的黄金时刻遭到封锁,自2008年3月抗议活动招致镇压以来,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学者专家、甚至外国游客至今仍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但根据卫星影像开放资源的分析,仍可发现某些西藏社区地貌的重大改变。有些案例的 卫星影像 显示传统村庄整个被夷平,旁边则出现了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建起的排列整齐、一模一样的房屋。 虽然藏区住房改造与迁移安置政策的主要理由是经济性的,但中国政府同时表明,这些政策是附属于更大的政治目标,例如打击藏人中间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藏区农牧人口的政治控制。 即使带有非自愿性和效益不均等问题,中央政府却将在藏区实行的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当作迁移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成功样板。2011年6月,中央政府指示各省级单位,包括四川、青海和甘肃,以及各自治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必须在2014年底前持续完成数十万游牧民的重新安置计划。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关于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的项目,并应允许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估,包括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报告员 早已提出的要求 ,让他们进入藏区视察。 人权观察说,要缓和藏区的政治紧张,中国政府必须正视长期累积的民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赋予藏人的实质决策权力,包括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以符合国际法的相关标准。 “所谓藏人在中国统治下享有充分自治的说法,在大规模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排除藏人意见的事实之前,已经不攻自破,”理查森说。“继续凭着全面压制的环境,强行实施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只会造成紧张情势火上加油,使藏人与中国国家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证言摘录 为保密受访者身分,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农村的百姓对于要放弃自己的房子,被安置到其他地方,感到十分苦恼。他们除了种田别无所长,以后再也没有多少牲畜和土地了。下一代如何还能像藏人一样生存下去呢? -丹增嘉措,西藏自治区江达(Gyamda)县村民,2012年7月 过去三年,27万户游牧民已迁入新居,没有一个人曾经抱怨房屋质量。 -官营报纸《青海日报》,2012年4月14日 这个活动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没人能反对。 -洛桑南嘉,西藏自治区昌都(Chamdo)地区的村民,2007年1月 我们搬进安置点以后,什么东西都要用买的,但我们根本没有收入。在这里没钱就没法生活。政府〔每月〕发给我们五百元,连交水电费都不够。你还得花钱买粮食啊。 -卓玛措姆,青海省玉树(Yushu)州的安置游牧民,2009年10月 有些新房子的选址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有些安置点建在泥岩床、土石流区域、洪水多发地带或松软的地基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2009年12月 安置前,牧民在吃、穿、住等基本需求方面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可是安置后,他们必须从市场购买这些必需品,开支显然要增加。他们现在只能依赖政府补助度日,困难数不清。 -一份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结论,2010年 至少6成游牧民“离开自己土地”以后找不到工作。 -玉树(Yushu)州三江源办公室主任明岳,2010 【转自: 人权观察 】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blog-post_2.html Shop Amazon – Top Holiday Deals Event

阅读更多

张鸣 | 中产阶级与有恒产者

中产阶级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颇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来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之人。 说起来,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跟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跟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不足一万之间的差距,跟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相对于底层而言的。前一段,王炼利先生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还相当微弱,整个社会形态,离中间大的橄榄差得还太远。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跟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还是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贵寡头多得多。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孔子的古训,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过的真理。有恒产者的所谓“恒心”,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对比于中产阶级,这些人依然需要强力者的保护,并无今日所谓的权利意识。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治下的疆土,有恒产者众,是一种稳定机制。因此,聪明的皇帝,总是刻意保持有恒产者的数量,刻意避免兼并的发生的。今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国人的观念,却还相当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时代。所以,前一段中外学者热炒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至少大半个身子还属于古代的有恒产者。权利意识即使有,也是刚刚萌芽。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对于众多的农民而言,增加收入改善地位,唯有打工的一条路是畅通的。即使打工,也只是简单劳动,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一般也不对农民敞开门。通过做小买卖或者做白领、甚至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逐渐发迹,晋身为中产,虽然未必完全不可能,但希望相当渺茫。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权威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作为农民发迹的基本形式,个体户正在一年年地减少。一个进城的农民,要想像从前那样,靠着小本生意,一点点积累起来,慢慢做大,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城市管理者的管、卡、拿、要就会彻底毁了他们。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在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都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中国社会向橄榄型发展的道路,遇到了坚硬的瓶颈。 不惟如此,已经进入有恒产者队伍的人们,还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兼并”风险。如果说,在房地产开发中,遭遇恶性拆迁的人们,遇到的是明显的财产侵夺。而遭遇各种政策损失的投资者,则碰到的是暗中剥夺。大大小小投资山西小煤窑的民营投资者,很多人连成本还没收回,甚至开工没几天,就因政策的变动,被迫贱价卖给大型国企,以致血本无归。跟历代兼并一样,真正可怕的兼并来自官权力。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个民营企业做的不错,就会有官方人士找上门来要求合作,或者是大型国企要求投资。但合作和投资的结果,往往是民企莫名其妙地遭遇官司,然后就丢了企业。有的地方,有权的官方人士甚至一分钱不投,生抢明夺。有的报刊,明明是民间人士创办的,仅仅因为制度规定,民营无权独立经营传媒,才不得已挂在某个媒体到名下。可是一旦这个报刊做大,做出了品牌,真正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就可能被赶走,走的时候,只能拿走自己当初投资的那点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但的确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些年,见了太多因为坚持在市场上打拼,原本身价千万,最后却因为各种制度和社会不应该存在的原因,变成穷光蛋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不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恒产者,一个有权利意识,一个没有。但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决定性机制。正在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特别需要的就是一个日益膨胀的中间层,无论这个中间层处于何种状态,是中产阶级还是有恒产者,都是绝对需要的。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即使纯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必须维持和扩大这个阶层。如果说,古代政府由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长久维持局面,迟早都会走向挤压中间层的老路上去。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还迟迟不采取切实措施,改革迟滞中间层壮大的制度障碍,改掉自身种种弊端,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来自不良官权力对中间层的“兼并”,则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真正可靠的,还是中间层自身的维权活动。推动政府的改革,也需要中间层不懈的努力。处于中间层上端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为止,还把自己的安全和事业开展,寄托在跟当地个别官员的私人关系上,对改善制度环境,改善法律环境,缺乏起码的动力。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