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

“今天我来是来找共同点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在座的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能这样想,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就是出了王立军这个事情。在王立军出这个事之前,我想的就不是寻找共同点,而是想一旦他们上台我该如何逃命的问题。”   三月初,乌有之乡搞了一个到湖北红安的红色旅游,这个红色旅游的真正重头戏是在武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由韩德强,老田(田立为),阳和平(阳早、春寒之子)分别做报告。第二天(3月5号)是座谈。座谈时有老田,阳和平等二十来人。笔者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话就是笔者发言的开场白。   关于逃命的说法我是有根据的。   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个和我私交很好且非常活跃的左派朋友拍着胸说:左派上了台,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戏言吗?我宁愿这话是一个戏言,如果不幸不是戏言,我则完全相信这朋友的真诚和担当。不论是不是戏言,从这天起我就多了一个思考:左派上台真会杀人吗?   尽管乌有之乡网站里大都是些暴力思维的渲泻,但我最初并不认为这些渲泻就表明他们真的要杀人,觉得这只是有人还沉浸于暴力革命思维里,说说而已,并且不会是乌有之乡的主流。我开始相信左派真的要杀人,并且是要大规模地杀人,是从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惩治汉奸的内容时开始的。如果说他们先前搞的公诉茅于轼,还是遮遮掩掩,让人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看不太清的话,那么,他们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征集恢复惩治汉奸条例的签名并上书全国人大,则就明明白白地告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认同普世价值、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都要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惩治,如何惩治?用乌有之乡里常用语言来说,就是杀气腾腾的“汉奸的末日到了”。   想杀人、要杀人是一回事,有没有那个能量、有没有那个可能杀人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刀,就凭乌有之乡的鼓噪有那个可能么?那么,乌有之乡有没有依仗的刀?如果有,那么这刀在哪里呢?   在搞这个签名活动之前,乌有之乡早就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赞口不绝,吹捧薄熙来到了肉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这只是乌有之乡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还是乌有之乡本来就是薄熙来的喇叭?或者说乌有之乡就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阵地?重庆市当局高规格接待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团,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重庆当局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把重庆的打黑和乌有之乡鼓噪联系起来,不能不怀疑重庆的打黑就是在全国上演惩治汉奸的预演。   那么重庆是如何打黑的呢?   对重庆打黑的认识,不少人都有一个过程。出于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本能厌恶和痛恨,在李庄案发生之前,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地为重庆打黑叫好。当时我也是重庆打黑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民间能发出薄熙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是对死水一潭状态的一个有益的冲击。   但这种认识维持的时间很短,李庄案的出现让我和很多人彻底改变了对重庆打黑的认识,网上也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尽管李庄案只暴露了重庆打黑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说明重庆打黑的黑打性质,是在践踏法律,假公济私,愚弄公众,欺世盗名。在如此打黑面前,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对重庆打黑的总导演薄熙来睁大眼睛,重新审视。如果让一个予取予夺,无法无天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谁的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重庆打黑行动在先,乌有之乡惩治汉奸的鼓噪在后,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惩治汉奸是重庆打黑的发展,这个设计太高明了。“黑社会”的罪名多多少少还要点内容,枉法时还需要花点气力拼凑罪证,“汉奸”这个罪名使用起来则可以随心所欲,看着谁不顺眼或者谁敢对他有一点异议,“汉奸”帽子一戴,想怎么整就算怎能么整,可以轻飘地把天下的非我族类用“汉奸”的罪名一网打尽。“汉奸“这个筐的巨大容量无疑是“黑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险恶的高招让人不能不关注另一个人——乌有之乡的理论家——张宏良。   2011年9月22号,有朋友告知,张宏良要去如梦轩演讲,希望我也去听一下,但要注意必要的礼貌。   如梦轩是武汉的一个超然于左右之上的文化沙龙,作家教授、专家学者、十年文革老者,辛亥元勋后裔,开国将军二代,引车卖浆传人,新左派闻达,自由派草根,都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樱、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辛亥元勋后裔李承弘、蔡礼鸿,著名作家胡发云等都在这里做过讲座,就像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这里做过一个美国宪法的专题,竟也可在两个多小时候的时间里吸引住听众。新左派代表人物田立为是这里的常客,我与他不仅熟识而且时有思想切磋。张宏良能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去如梦轩的路上我都想好了对策:新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逻辑,结论武断,张宏良的讲话在逻辑上的混乱早有领教,这次也一定会让我找到破绽,然后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张宏良的讲演一点都没出我的意料,出于礼貌我只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这次会证实我的一个怀疑。   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红色体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狂飙三步曲的作者王仁昌在发言中说汉正街将有十万人上街维权,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   右四是张宏良 右二就是那位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   我意外的收获就是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掌控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就是重庆的人,他们将在半年内动手。   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人们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来冲击其僵化的体制,但我绝不认同用密谋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的是用血腥的暴力来恢复中共的主流都一再宣称的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果得逞,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的方式消耗殆尽。   然而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作为一介草民,除了逃命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逃命之说的由来。   现在中共果断挫败了薄熙来的图谋,让不少人悬着心暂时放了下来。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也打不开了,一直在鼓噪要取自由派项上人头的新左派,此时举起了要言论自由的旗帜,言论自由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把这次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封也归于此范畴,那是在混淆视听。谁都清楚乌有之乡等网站的核心人物介入了密谋,关闭这些网站我相信只是一个临时的组织措施,与言论自由不自由无关,网上明里暗里挺薄的极左派言论还少吗?   民主和法制是惩治和防范社会倒退的最有效手段,每一个期待着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希望能看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2012-03-21完稿 李乾,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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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 | 林牧之女谈《烛烬梦犹虚》出版幕后点滴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史料 , 党史 , 资讯 【老虎庙按】近日偶然通过微博朋友引介读到了傅国涌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1949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31255283.html》,为林牧遗作读后感。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搁置多年的电子版《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下载链接忽然下载量猛增。知道是傅国涌先生的文章给力,也知道了我这多年来对宣传林牧遗著的不力。看到如此之多追求历史真相的青年来读林牧,心中倍感欣慰! 林伯伯生前思想如山却留字如金,这除因了终生忙碌,还有晚年时常遭遇文字封杀缘故。记得那时在网上根本无法搜索“林牧”相关。我与林女虽走的近却也难得楼台之月。听说从2006年起就时常被监视,被绑架,被旅游的林牧老先生遭遇,同学们非常气愤。我则利用我的博客发声,为林先生鸣不平。小说《思想家木木的天下旅行记》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06/05/2570471.html就写于那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字封锁已有程度,我不得不把“林”字分解而为“木木”。小说发出后不久,林牧先生逝世(2006.10.15)。我写博文以祭奠,而那篇文章竟然没敢用一个字,而是用一张写有文字的图片“制作”而成(下图),即使这样,也在一年后被发现,亦被封锁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589337.html…… 一个身旁之人,但凡说起林牧都要如此唯诺,可以想见林牧先生生前若想发点文字那该多难!而这样一位老人竟然曾被誉为党内四大才子之一,曾任胡耀邦助手,任省级宣传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关于这些遭际,林牧女儿在下面文字里多有描述。为了大家阅读《烛烬梦犹虚》的方便。今天我将首次公开林牧之女林红为其父著作所写“出版感言”。因为出版时的某种需要,当年未能将这篇重要文字编入书中。因此这里所发就成为首发。遗憾的是林牧先生著作至今不能在大陆发行。                父亲自传出版感言 [林牧之女/林红] 父亲写了一辈子字,那些稿纸摞起来肯定超过他的身高。这些年,我经常看到父亲给别人的书作序,而他一个写了一辈子字的人,竟然没有一部自己的专著出版。现在他的自传将要出版,而他却看不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帮助父亲在电脑上处理文字,至今最少也打了有一百多万字了。“六四”以后,父亲的文章不能在国内发表,他的所有重要文章,全部登载在海外报刊上。 这期间,我们家因为这些文字,遭遇了两次抄家。父亲所有的文字(包括信件、笔记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件)被抄得精光,作为父亲当时思想的一个纪录,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些文稿有些父亲能记得起来的,在抄家后挑重要的又重新写过,有些在当时就准备了备份,存在朋友处而幸免于难,但大部分至今还躺在西安市公安局的某个角落,难见天日。 记得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给父亲整理稿件时对他说:“老爷子,你写了一辈子文章,大部分都是替别人写的,现在人家写得不如你的人都出书了,你也应该好好写点东西,出一本书。”父亲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等过几年再说吧。”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开始写你的自传了,你知道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你要是不写,以后这些事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还是没有答应。有一天我和大弟和父亲一起去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两个一起又一次动员父亲开始写自传,父亲有点动心。过几天送给我一摞稿纸,说:“我已经开始写自传了,不过只写了我在老家的事,你先把它打印出来,放在那里,后边的等我有时间再写。”结果这部分(金城旧事)在我的电脑里一放就是七八年,父亲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内容。直到他去世那一年,过年时去了几个老朋友家,回来后告诉我:“你石伯伯、王伯伯他们都让我写自传呢,看来,今年我得把我的自传写完。”我说:“你原来写的那一段到现在你也没有校对,你应该先把那个校对一下再写别的。”父亲说:“那一段写得有点勉强,等我把后头的写完,再重新写一遍前面”。 这一年父亲陆续写出了“走向延安”、“两次反右,三年大饥荒”、“我在批习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等篇章,在“自由圣火”杂志分期发表。同时委托海外的朋友们代为寻找出版商,和出版资金。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又收到袁红冰先生的信,催问父亲到澳洲参加会议事宜,回家后我对父亲说:“袁红冰又给你来信了,你去不了澳洲,给人家回封信吗。”父亲说:“这部分快完了(自传两进两出部分),大概还有两千多字,我明天早上赶一赶,这部分自传写完后,我不准备再写了。最近,我要写一篇关于自由文化运动和重建中国文化的文章给他们,在会上用。今天晚上我写封信,你明天来和我写的这部分稿子一起,打印了给袁红冰发去。自传等到了海南再写,在那儿没有资料只能写自传。”(我们原计划11月初去海南。)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后的话,第二天我回到家中,父亲已走,写好的文章和信整整齐齐的摆在茶几上,看着这些稿子,我不禁痛哭失声。 父亲的自传原计划写三十万字,目前完成的部分只有十五万字,他生命中最精彩的阶段还没来得及写,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一直生活在警察的监督下:家里电话长期被监听,一有风吹草动电话就被掐断,两次抄家、一次被绑架到临潼强行“疗养”,三次被迫出外旅游……其中大部分事件,我都和他一起经历。这些经历,以及自传其他的缺失部分,只能由后人来写了。 一年多以来,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朋友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德高望重年逾九旬的胡绩伟伯伯和古道热肠的胡夫人狄沙阿姨,对自传和文集的编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在狄沙阿姨的启发下,我才能想到自己组织人来编辑父亲遗著,想到在千里之外寻找合适的编书人。 感谢可亲可敬的于浩成伯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要求,为父亲的自传写下很有分量的序言,给父亲的自传增色。 感谢在父亲刚刚去世时帮助我整理父亲遗著,几个月时间看完全部文稿,写了厚厚一本校对笔记的马晓明先生,是他对全部文稿进行了初步校对,减轻了后来者的负担。 感谢胡发云大哥,在自己百忙中不能亲自参与编辑时,建议自传由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编辑,他亲自监督,自传编辑的每一步他都给与了中肯的意见。 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在没有任何编辑经验的情况下,毅然接下编辑任务,编辑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找他这么一个毫无名气和经验的人编辑这本书呢:其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其二,由于张是我的同学,是著名网络写手,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对父亲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我一样熟悉,我们之间容易沟通。这本书的编辑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张世和是付出了真情实感的。 更需要感谢的是周勍先生,保存了父亲在人间的唯一影像资料,弥补了父亲没有写完的自传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并将父亲口述亲自整理成文,无偿的提供给我们。 感谢樊百华先生在独立编辑父亲文集时,对自传编辑同样给予了关注与帮助。 感谢杨海在几年前的《脊梁》一书中写了父亲的生平,并对父亲在六四以后所做的事情,做了较为详尽的交待。 特别要感谢袁红冰先生,在接到我的委托不久就给父亲的自传找到出版商和出版资金。 感谢国际学者基金会提供出版资金,感谢赵晶女士一年多来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作的实际工作。 我的父亲从青年时期起,就全身心追求民主自由,八九民运以后,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付出了种种努力。在此过程中,他既严肃又热情、既执着又宽容,尽管个性上肯定有一些弱点,但在公正公平、关怀弱势群体方面,他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熟悉、喜爱父亲的各界朋友们一定比我更能理解父亲的思想,自传之外,我希望父亲的文集能够在展现父亲的思想方面,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也在这里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朋友们继续提供帮助,为父亲文集的出版一起努力。除了替父亲感谢外,我则只有深深的感恩了。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一年来,父亲自传和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的种种,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我父亲、关心我父亲的书的长辈、朋友,再道一声谢谢! [2002年4月5日] 【下载】《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20万字) □ 此链接本月31号前下载有效 点击 http://211.150.66.42/downAttach.do?file=1f030e85540bba0f1a0161a94cf762d8 □ 115网盘(免注册)可下载 点击 http://url.cn/0qXfUM?type=1&from=19&u=laohumiao&s=3&f=1&skey= □ 五柳村专递(感谢陶世龙先生提供在线阅读) http://56cun.jigsy.com/lin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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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中国“五毛党”的希特勒情结

北大教授孔庆东用三句排比粗话拒绝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并通过微博炫耀粗话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并持续发酵。为孔庆东撑腰的乌有之乡网站刊文称,山西日前有五人火烧数百份《南方周末》再度让事件延烧,此举招来众网民的讽刺与抨击。 乌有之乡网站日前刊文指,山西太原民众在17日下午举行了“为了中华民族,火烧汉奸媒体南方报系”活动,他们买断该市部分报亭的最新一期广州《南方周末》,将数百份报纸堆放在广场公开焚烧,指南方报业集团“歪曲历史、诋毁中共地位和威信”。文章描写道,“大家怀着对汉奸媒体的愤怒,纷纷拿出打火机,点起堆起来的南方媒体汉奸报纸,熊熊大火烧起,大家从火中看到汉奸媒体的丑恶嘴脸;看到了这些汉奸媒体将要得到的可耻下场……”;文章还称,这个南方报业诋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所谓的地位和威信,他们的所有一切行径在反对毛泽东。该文被转贴至凯迪社区,不过转贴的网民在题目上加了个附注“五人就自称代表中华民族”。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焚烧报纸的确实只有五个人。该文也立刻引起了各网民的热议,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焚烧报纸的人: 左罗二世:看来这些是天生的奴隶相。老毛没把这些人批斗死骨头痒了。 导航员:哈哈哈哈,我看到的不过是几个跳梁小丑而已。 被代表了5:这几个老儿怎么不跳到火里一起烧? 述而篇第七:只有焚烧政体,民族才能得救。 孔庆东11月7日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庆东声称,他斩钉截铁的答复了“三个骂娘的排比句”。微博发出后激起众多网民的愤怒。恰逢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引来中国媒体“炮轰”。新华社11月10日也加入了“倒孔行列”,批评孔庆东把辱骂记者的粗鲁当个性,敦促北大解聘孔庆东。同时北大学生也呼吁校长辞退这个“五毛教授”。 面对媒体和学生的声讨,孔庆东似乎毫不示弱。他在自己的第一视频阵地上,毫无顾忌地破口大骂新华社“公然对抗新闻出版总署和宪法”,“带头制作虚假新闻,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脱离党中央的领导,公然给‘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并暗示自己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大领导支持。而极左据点乌有之乡网站以及重庆媒体则为孔庆东撑腰,将矛头对准新华社和南方报系。 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第73代孙,系中共党员;在媒体上很活跃,曾在多家电视台和院校发表演讲,并在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公开美化“文革”而闻名,成为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今年8月,孔庆东在接受《重庆日报》专访时,曾为“唱红打黑”唱赞歌,《重庆日报》还说孔庆东十分关注重庆,多次赴重庆调研。而2010年11月在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论”(起诉报社和记者)辩护时,孔庆东就曾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衊我们革命先烈,诬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衊全体中国人民。”但当时包括新华社旗下报刊在内的各大媒体均狠批孔庆东,质疑其动不动就拿“革命先烈”、“全国人民”说事,十足文革思维下红卫兵的行径。 乌有之乡支持孔庆东的文章说,粗口骂南方报业记者事件拉开了左右两派决战的序幕。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文章也指出,孔庆东身后积聚着中共极左派势力,文革大有死灰复燃之势,长期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围堵南方报系,同时为西南某地的做法唱赞歌。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出了很多问题,而向右走,向左转,还是走回头路,在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看不出方向。孔庆东粗口骂记者,折射的是中国左右两派的路线之争。 继山西五位“毛左”焚烧南方报刊后,11月18日,又有河北以“燕赵儿女”为名义的“怒烧南方报刊”事件。“毛左”的行动,引起学术界惊呼和驳斥。有专家认为替文革叫魂现象是因当政者中有余孽,也有学者认为“毛左”有市场,是因为1980年代改革出现巨大问题。大陆的一位化名“1社会主义好”的“毛左”发微博披露“燕赵儿女怒烧南都汉奸报”。微博消息称:11月18日上午,河北数位网民,受数百位网民的委托,也代表着所有“爱国同志”,将收集来的数百份汉奸报刊,在石家庄郊区野外垃圾场焚烧填埋。消息还用文革的语调大骂南方报刊是“汉奸报系”,受美国操控、“铲除卖国贼”云云。记者追踪了解到,该新闻由大陆的《民声网》以“朗朗乾坤”名义首发稿,并在“左派”旗帜网站乌有之乡上同时刊登。该消息在微博上快速传播出去,转发超5.5千次,跟帖评论超3千。“毛左”举动似乎激起众怒,评论几乎一面倒的对此表示不满,当中不乏有著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等。 这个化名“1社会主义好”微博也提供一个乌有之乡的链接,说孔庆东在和司马南对话,慷慨激昂称:“恢复毛主席的那个党才是中国的出路!”。不过点击进去,发现该网页已被删。孔庆东言论中也有意挑汪洋整顿南方报刊,“南方报刊的罪恶目的就是就是破坏汪洋同志的名誉,让中央以为汪洋同志妄图篡党夺权。强烈要求汪洋整顿之!。” 大陆一家报社的高级编辑许林对此表示,文革焚书红卫兵的义愤填膺再现眼前。广东湛江的市民东震表示,“我考,文革阴魂死灰复燃了,难不成这两年红歌一唱不少人脑就残了?” 著名学者吴稼祥表示,“焚书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今夕何夕,莫非赢毛?”;有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居然有为万恶不赦的文革叫魂者,他解释:“这不稀奇,当政者中有余孽。” 政法大学教授仝宗锦表示,“看到焚烧《南方周末》的消息,我在想,如果一拨人以类似方式焚烧《人民日报》,不知会有何种后果?” 漫画专栏作家朱静雅表示,“两天内看到的第二起这种新闻,我决定一会儿去买份《南方周末》来提高他们的零售量”。山东的王祖哲表示赞同,并说“大家用点脑子吧——你那么折腾,当权却在看热闹,并不派警察来抓你,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很傻的,很无聊,很寂寞。 ”法律学者俞梅荪说,早在1998年,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就向他推荐《南方周末》,说是该报最能反映社会问题,且他只订阅这一份报纸。俞梅荪介绍,自己跟踪调查近一年有关四川自贡开发区强征三万亩土地,强拆民房,严重侵害三万多失地农民权益,还撰写大量文稿发表在《博客中国》后,引起各方关注,其中《南方周末》记者因此前往实地调查。一周后(03年12月)《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了记者的新闻调查报告。 不过俞梅荪也认为,“但是,离反映劳苦大众在权贵经济和警察治国中的呻吟和呐喊,离现实的需要,只能挂一漏万,远远不够啊!”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焚烧南方周末,实际上今天“毛左”对改革本身产生巨大问题的一个愤怒。陈永苗认为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今天“毛左”有市场是因为改革本身出现的巨大问题。 事实上,孔庆东和乌有之乡之流的“毛左”泛滥,不仅仅是文革的死灰复燃,而且还可以追溯到希特勒纳粹党的源头。孔庆东和乌有之乡之流,具有浓厚的希特勒情结,更是对中国执政党“文改”的反动与嘲讽。 能与中国“五毛党”有共同语言的只有德奥帝国时期的元首希特勒——两者都极端迷恋“统一思想”与文化专制。10月29日,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对此进行了诠释——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以《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为题,讲述了“希特勒改变德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命运”,用“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辛辣讽刺警告大陆执政党:切莫以“建立文化强国”的“文改”,重蹈希魔以文化清洗制造“知识难民潮”的覆辙。李工真指出: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复兴的民族情绪,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体制内和国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知识难民潮”。到1937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39%,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棍占据。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当年被德奥帝国驱逐的爱因斯坦等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这就让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也因此而迅速强大——是希特勒的“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帮助了美国,毁了德国。 李工真的演讲让人们想到,近日中国“五毛党”的焚烧《南方周末》——开始了中国极左势力的“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也令人担忧,文化体制改革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五毛党”文化清洗运动的“文改”结果,是中国日益沦为无声的中国! 其实,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包括李锐、胡绩伟、李慎之等党内“秀才”被禁止公开发表文章,包括焦国标、贺卫方等知名青年教授被清洗出北大或流放新疆,包括程益中、李大同、长平、杨锦麟等媒体人被清除或调离重要媒体,包括是余杰、王怡等青年“传道”者被禁止公开出版著作包括徐友渔、朱学勤、王鲁湘等学者被边缘化,包括章诒和、沙叶新、胡发云等作家被控制言论,也包括刘晓波、艾未未、髯云飞、等知名文化人进监狱、失踪、软禁……,也就是说,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大形势下,“文化清洗”趋势更加提速,中国“五毛党”的文革做派更加激烈,而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希特勒情结就更加猖獗!有例为证—— 10月26日,广电总局下达“限娱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禁止各级电视台自由编排播出娱乐节目! 10月31日,“光明日报”禁谈“道德滑坡”——其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评论《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竟然对多次承认中国社会现在出现道德滑坡的温家宝进行不点名批判——温家宝也离文化清洗只有五十步了! 11月1日,南方都市报再次报导:中国三成民营企业家已移民,年底将有近半数千万富豪考移民!财经观察家叶檀的《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让人想到,希特勒创造的“知识难民潮”正在中国再现,并且有企业家移民潮配套! 11月2日,有研究者发现,街头网吧已成为禁区——深圳街头的网吧几乎都变成了“动漫游戏吧”,以收发电子信息为主的网吧已基本从市场上消失。“建立文化强国”让中国人已从要求言论信息自由转型为只需要游戏自由。而这一现象并非深圳独创,全国各地皆然。 当日,南方都市报有篇记述一农妇因家暴上访被拘留、劳教、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电击的“深度报导”:《农妇吴春霞染“病”记》,但无论是南方都市报网站或任何一网站,都搜索不到此文——显然,关于为上访者鸣冤的文章,近日已成为网站和搜索的新禁区!…… 至此,“文化清洗运动”的雏形已然浮出水面了! 与希特勒的“文化清理”最相似的,当然是毛泽东的十年文革。而中国“五毛党”也正是通过发扬“文革传统”来远攀秦始皇,近学希特勒。“文革传统”的精髓,就是睁着眼睛说谎话和强行推销谎话。明明是全国武斗天下大乱,却要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且要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层层宣讲。此次的《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通篇皆是“文革传统”——明明“小悦悦事件”是继三聚氰胺毒奶、双汇瘦肉精、局长日记、“组织部长收集女下属阴毛”等事件,再次证明中国官德败坏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但“文化清洗”却说:“与30年前相比,整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流。”这种与全国人民眼见为实相反的谎言,并不是五毛党的独创,而是十年文革的直接传承! 可见,希望用颠倒黑白的谎言统一全国人民思想,让全民接受指鹿为马,是五毛党与希特勒的“文化清理”给他最主要目的。可以预料,在五毛党和极左势力的压力下,中国大陆文化清洗将更加残酷,思想禁区将与日俱增,“万马齐喑究可哀”势必再现! 前一阵子深圳发生一宗耸人听闻的强奸案。犯案嫌犯是当地半官方的执法人员(联防队员),平日已恃势凌人,这一回则带人闯入民居,殴打居民,并把人家的妻子强奸。在法治不彰的中国大陆,这类恃势行凶的案件虽令人发指,却不算罕见;官员、公安、富二代打死、开车撞死无辜平民的事件也时有所闻。今次强奸案之所以备受注目倒不是因为嫌犯是执法人员,而是因为受害人的丈夫杨武案发时不吭一声,不敢反抗,任凭妻子被强奸,引起内地不少传媒及网民批评,有的传媒批判杨武是“最窝囊丈夫”,还不断追访逼问杨武及受害的妻子,质疑、侮辱两人,仿佛杨武比打人强奸的嫌犯更可恶。在大陆这种扭曲的政治社会体制下,把受害人当贼办的事时有发生,而像杨武及他家人这样的弱势者也不会有多少人替他仗义执言。 表面上看,杨武没有拼死保护身边妻子好像“枉为人夫”,好像很窝囊、性格好像被扭曲得不像样。但只要稍稍看看历史,稍稍看看中外古今的经验,就会知道长期在强权压迫下,人性随时面目全非,可以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可以表现得非常冷血冷漠,可以窝囊愚蠢得难以想像。二次大战初期,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在各国全力推动反犹太行动,把原来散居各处的犹太人集中到“隔离区”( ghetto),以方便管理。当然,困居在“隔离区”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这原来只是个死亡中转站,他们大都以为多撑一会便有重过正常生活的日子。为了这一点点似有还无的希望,“隔离区”的犹太人作出了很多匪夷所思、迹近冷血的决定:首先,他们自愿把区内的病人交出,送上到集中营的火车,以节省口粮;接着,纳粹德国要求进一步减少“隔离区”人口,他们又主动把老人送走。往下来,一心灭族的纳粹党以没有生产力为理由要犹太人交出十岁以下的小孩。这一回,部份犹太人终于有些抗拒,要求反抗及交涉,以救回小孩。可“隔离区”领袖Chaim Rumkowski却认为大家应忍辱负重,弃小孩保大人,以免触怒纳粹。他还发表了一篇后世称为”Give me your children”的演说,情辞恳切的游说犹太人接受事实,当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我不得不伸出颤巍巍的手,哀求你们交出小孩,不然将有更多人牺牲。”结果,他说服了其他人,把接近一万个十岁以下的小孩交到纳粹手上,他们不久就被送进毒气室。到一年多以后,整个“隔离区”的人都被送进集中营, Chaim Rumkowski也不例外。 现在,中国大陆权贵们在斥巨资打造文化大国形象。然而,文化影响无法通过金钱获得,在空洞的文化符号之下,其实是要对内加强社会控制。德国《世界报》11月7日的社论认为,这“给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敲响警钟。他们想到毛的文化斗争,1957 年的‘百花齐放’以55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劳改告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这个国家陷入动乱。文化舞台甚至在毛死后也不得安宁,……。”该报写道,“中国想通过文化出口的跳板获得全球影响,这个雄心前所未有。4500万海外华人被当作‘天然的爱国’盟友,北京当局投资巨额外汇开展形象攻势,在外国电视台插入广告短片或者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映。国务院从2005年起用巨额资金扶持孔子学院,至今已在150个国家成立360家孔子学院和数百个孔子班。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班本来只是教授语言,然而它们正在发展成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机构。中国媒体‘走向全球’的战略也耗资数十亿,在外国设分部以打破西方的舆论和信息权威”;评论指出,在争夺文化和公共舆论的世界棋盘上,“文化影响是无法购买的,如果这个宏伟诉求对内空洞无物,就更无法获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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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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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的“隐匿者”

《隐匿者》出版于2009年,那年社会上刚刚发生“十禁书”事件,胡哥的长篇小说《如嫣@sars.come》 位列其中 ,所引发的争议尚未平息,胡哥说他又在着手第二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创作,并且即将杀青。那天他也没说是什么书名,现在来看便是《隐匿者》了。   《隐匿者》是写文革的故事,却并非当年的“伤痕文学”。虽然故事基于文革历史而生成,且大多篇幅里有文革回忆式的文字,但看过之后,谁都明白,作者为那个文革故事埋下一个大大的伏笔:隐匿者。换句话说,作者在向现代社会揭示一个现象–倘若历史被连续了看,那么那些文革中曾经扮演三种人“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的人,他们的现代境况以及心态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一阶段“安定团结”、“聚精会神搞四化”、“团结一心向前看”的“大局”思路主导下。反映文革题材的文艺作品被列入禁区;揭示“改革开放”年以来社会负面问题的题材亦被认为不利于团结,后来有被认为不利于稳定而时时被“敏感”。所有文艺创作被文艺界的中央文件“主旋律菜单”所替代。也就在如此背景下,一些文革罪孽的制造者亦被妥善安全地隐匿起来,就好像潜伏。当然,我不主张对罪孽的出演者做以追责(个别涉嫌直接制造命案者例外),因为那样去算的话,全中国几乎无人避嫌。但是不做个人追责并不等于不对文革所制造的全民族道德沦丧的检讨和对经验教训的忏悔。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并不能够完成这个反思,但却被强行关闭了对这个话题深入探究的大门。它被人为地划入了禁区,历史被武断割裂。   那么,大的历史被隐匿了,自然就有无数个人的认识就此中断,从此被“隐匿”。   索咪咪的父亲锁一夫是市里著名的文博中学老校长,文革中吉为民是索一夫的学生,在一次对索一夫的审问中,吉为民出手扇了老校长索一夫一耳光,遭受天大奇辱的索一夫事后自杀死亡……四十年后,吉为民成为文博中学所在市的副市长。吉为民为人处世百般谨慎,在幻像丛生的政治风云和人事纠葛中,他秉承不介入任何派别,不参与任何私人恩怨的天条。最终稳固站稳官位,得天下一片喝彩。也正因如此,吉为民亦成为党内各派拉拢的对象,直至文博中学对吉为民攻坚的最终成功。此间,吉为民无意间被以市领导的身份出任了文博中学校友总会的会长。而文博中学给吉为民带来的其实并非眼前的荣光,四十年前因他的一巴掌而自杀的索一夫的阴影成为他永难逃脱的“鬼缠身”。而恰在此时,索一夫的女儿索咪咪的出现彻底捅开了他的心中纠结。吉为民陷入了极其的痛苦之中。   所幸,《隐匿者》里的这个文革罪人选择了自我暴露来解脱这场心灵苦痛,并最终获得索咪咪的原谅。而索咪咪也在一次偶然的追索中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文革资料中获得了对此事的准确印证。   索咪咪:我将这些都复印了,带了回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它,但它存在着……后来,我又读到了很多东西,我早就听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资料很多。但多得超乎我的想象。我发现了一大批活跃于今日各界的精英、政要们的名字,还有一些戴满桂冠享尽衰荣的离世者–有官员,有学者,由作家,还有各种时代的各种名人……他们几乎都成为某一段历史的隐匿者–包括那本大事记的编纂者们,在不久之后的另一次清洗中,他们几乎都成为了5.16分子或'极左派',从此也从社会生活消失了,而将他们打下去的那些人,在文革结束之后也隐匿了起来……就这样,一拨又一拨的人,都成为了我们当今社会与生活中的隐匿者。于是,我们的历史,成了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还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十年前,我在一份声明上的签字。我已经忘了,起码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起过。和吉副市长说的一样,仿佛从未有过那回事一样。但是我想,这一切,真的能够永远隐匿吗?   小说《隐匿者》中,索咪咪和吉为民对这段杀父之仇的历史处理的很理想,很阳光,也体现了胡哥创作小说时是以巨大的包容能力来处理此类历史纠葛的愿望。其实这也才是社会和谐的愿望,他没有躲避历史,一味求得表面升平景象。是基于面对历史矛盾的检讨和向前看,谁都知道:也只有如此才能够轻装前行。   掩卷深思,我在想: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多少“隐匿者”呢?倘若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匿者”就此永远隐匿,社会真的就可以和谐永世,可以真的就盛世太平么?   我是多么希望隐匿者们此刻能够看到我的这篇小文啊。 收藏到: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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