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摘奖夺冠的大项
夏明 旅美学者 中国政府不清楚或不愿承认的事实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力图最大程度地反映国际舆论。 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中国实现了境内公民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 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中国又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最具有挑战性而又最能带来满足感的公益事业当属中国民主化。不难理解,中国民主早已成为中国人在世界摘金夺银的大项目。从国家一级(例如美国律师协会人权奖、海尔曼人权奖、国会人权奖、科学家人权奖,法国的西蒙-波伏娃奖、捷克人权奖、德国佩特拉-凯利奖、菲律宾的雷蒙·麦格赛赛奖)、地区一级(欧洲人权奖)再到全球一级(联合国人权奖),我们都看到中国人频频获奖。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刘晓波把这一趋势推向高潮。 不同的解读 对刘晓波获奖的意义,人们有不同的解读。 沿着意识形态的光谱,从左到右梳理,首先有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了抗议书、照会了挪威驻华大使表达了这种愤怒。 中国政府不清楚或不愿承认的事实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力图最大程度地反映国际舆论。中国人都知道,一个不顾村礼乡舆的牛二被叫做无赖;同样道理,一个践踏国际舆论、蔑视普世价值的国家,就是流氓国家。以中国现有的实力(软、硬兼论)而言,让世人相信中国政府在全球事务中奉行合作和和谐的诚意,是得大于失的。 其次,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又是诺贝尔和平奖被政治化。 既然人类最大的政治就是世界和平,诺贝尔奖不可能不政治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蝴蝶效应”可能把任何事物(鸡瘟、污染、砍伐树木等等)变成全球政治。所以,政治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好政治化”和“坏政治化”之分。 两千多年前,政治学之父亚里斯多德就称:前者是少数人为了私利而施政,后者是多数人为了公益而施政。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表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內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內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这是正义的政治。 再次,从媒体(比如《纽约时报》、BBC中文网和明镜网)来看,积极反应非常强烈。 有人认为这是对刘晓波个人勇气和他所推动的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肯定;中国的民主人士和同情、支持者当然欢欣鼓舞,对他们来说,这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受挫后最让人开心的日子。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民主化以求质的突破。 当国际大家庭表现出对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极大关注时,这不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也不是要伤害中国人的面子和尊严;而是人类文明社会承认中国人像世界所有的民族一样,拥有同样的心智能力和道德水准、同样的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并有同样的机会在地球村里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发展。我们不会去教导层级较低的物种过体面的人类生活,此处道理相通。 中国政府应对策略 最后,我们有必要关心一下中国政府下一步应如何决策反应。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计划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着重讨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和福利民生、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三大问题。在此关键时刻,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布无疑是向中南海扔进了个炸药包,中国领导层必须做出敏捷快速反应。 摆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桌面上的话题显然回避不了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保障问题。中国政府必须认清,他们花大气力推出的“大外宣”和“软实力”已经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其实一点不奇怪:西方人已经富了几百年,他们的富人早已演变为贵族,做到捐钱买伟名(诺贝尔就是一个例子);而刚暴发的中国过于沉溺于“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唯物主义,中国的“胡罗卜加大棒”的外交就很容易失算了。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民主这一摘金夺银的大项目中,处于最有利的战略地位。胡总和温总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最终成为并列第二的获得诺奖的中国本土公民。 综合各方人士的要求,中国政府可以在以下方面获得突破: 1. 立即给刘晓波以自由; 2. 立即允许诺贝尔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回归西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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