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魏英杰 | 迷失在“购物天堂”

到香港前,去银行兑换港币,因手续不全等问题,来回跑了几趟。进入香港市区,马上发现在内地换港币纯粹浪费时间。在香港街头,随处都可看到找换店,换港币非常方便。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购物消费也只需有一张银联卡就够了。 不过,手上那点港币迅速就被香港这个“购物天堂”吞噬了。临行前,除了书和太太要的化妆品,本来没想到还需要买什么。一随经验丰富的团友逛街,立刻就招架不住了。如刚到香港那晚,大家逛完海港城后路过一家药房,结果又像抢一样地购买了无比滴、活络油等一大堆药品。药房老板一高兴,竟以比市价高不少的汇率换给我们不少港币。回来后在网上一查,这些药品在淘宝网上价格其实差不多。 到了后来,这种购物瘾几乎无法控制。有次走出地铁,女团友转进一家精油店,男团友在外面一边等候一边闲逛。就这么随便逛逛,女团友每人都买了一两千元精油,而这边一男团友买下了一只高档手表。还有一次,同行女团友说只是跟着出去散散心,结果那天她光鞋子就买了好几双。后来有一晚,几个人约好只看风景不购物,在欣赏维多利亚港美景时却接到团友求援电话(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可打折),几个人赶过去,又抱回了一堆衣服。 在香港购物,许多人都会把目光盯着衣服、化妆品、奢侈品和药品,这不算什么。夸张的是,那天在路上碰到团友手里提着两个购物袋迎面走来,随口问买了什么,对方竟回答在超市买了盐巴等日常用品。才知道,不仅奶粉、盐巴有人买,连酱油都有人带。后来,我也在超市里买了一堆牙膏、牙刷,如今想来自己都不禁感到纳闷。购物上瘾的一个标志就是,会不知不觉地买一堆没必要买的东西。我们这些人,那几天显然都迷失在这个超级购物之都了。 说来也怪不得大家。香港的商品种类、购物环境与物价水平,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在香港购物时,经常听到耳旁有人问:可以刷银联卡吗?一听这话,便知是内地来的游客。有人曾说,内地对香港的贡献没那么大。仅就个人所见,至少在旅游、购物方面,内地对香港的影响绝对是越来越重要。当然,这又是因为在香港购物对内地人来说确实非常划算。 从汇率角度,在香港买东西按人民币计算的话,等于打了8折左右。这样的话,许多商品的售价算起来都要比内地低。每次购物,常听到同伴嘴里念念有词,仔细一听,原来是在计算两地汇率。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原因在于,在香港购物基本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绝无售假欺诈现象。特别是,随着内地游客大量涌入,不免会发生一些恶意欺诈游客行为。就在我们抵达前不久,香港刚被曝光两起涉及售假及价格欺诈事件,引起有关方面极大紧张与关注。 但这也说明,敢于出售假货、欺诈游客的毕竟是少数。香港对售卖假货的惩罚力度非常大,严重者可判罚50万元港币及监禁5年。如此严厉的法规,足以令多数心存侥幸者知难而退。值得欣赏的还有政府对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重视。这次“假货风波”发生后,香港各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进行调查,香港消费委员会、香港旅游事务署、香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等多个部门机构纷纷发表声明,提出具体改进措施。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强调“不能姑息或容忍任何有损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的行为”。 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政府部门积极作为,行业协会决不姑息任何“害群之马”,这是维护香港这个“购物天堂”的法治基础与社会氛围。所以,在香港购物时,我们几乎都想不起来鉴别真伪这回事了。在这么一个消费体验良好的环境下,有几个人不会迷失其中? 2012年6月24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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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一个诗人

    前一阵,《诗刊》联系到我,说要用我的《无论如何向诗人致敬》。这其实是我几年前的文章,当时写,真的是出于对诗人的崇敬。几乎整个中国都不读诗,而中国诗人们却仍然虔诚地写着。悲剧出英雄。当时我很相信诗人是属于民间的,而小说家则依附于体制,所以面对诗人,我有着道德的自卑感。想想,自己最初也是写诗的,但没能坚持下去,从写诗堕落成了写小说了。几乎所有写小说的都有写诗的情结,就好像几乎所有搞评论的都有搞创作的情结。     但《诗刊》向我要时,我已有另外的感觉,特别是那不久前看了某杂志的“国庆诗歌专辑”。对这种专辑,编辑是很头疼的。不做不行,做了,约稿又难。我自己也曾在某杂志干过,遇到过这种情况。找国内作家,推了,想到海外作家。货来了,合格得让我们瞠目结舌。这些身在海外的作家,竟然比国内作家都感情充沛,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体制外的人也许比体制内的更没有底线。     回头讲这个“国庆诗歌专辑”,居然大多是“民间诗人”所写。那表现也很不错,我如果是主编,会松一口气。这其中就有我熟悉的这个朋友。他是个诗人,已经很难发表诗歌了。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发表的机会,那个刊物的级别又高。90年代以来,诗歌几乎被放逐出了体制文坛,不是不想体制,而是体制不得,只能民间。但这只是权宜,至多是“逼上梁山”,一有机会,便赶赶“招安”去。曾经在境外一个会上,我被问到中国民间写作,我回答:很可疑。中国是个世俗社会,体制的好处那么多,又没有宗教的撑持,要坚守,力量是很有限的。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其实他也并非绝对坚守于诗的。诗歌实在难发表,他也曾经转而写小说。记得那次跟他在网上说话,我说小说要具有“诗的精神”,他高兴地说:“所以诗人写小说有优势,语言好!”我不知多少次听诗人谈论语言,即便不是把好语言归结为优美,也是理解得很表层。很少人明白,好语言是具有力量的。我纠正他,我说的是“诗的精神”,他仍然扯别的。那一次,他信心十足地说他也要写小说。小说出来了,让我惊讶的是,诗人写小说,居然往往写得比小说家更像小说。诗情哪里去了?当然他们会指出那些精致的细部。但在整个小说的建筑中,这些只是局部镶。他那小说,给我感觉是在磨磨蹭蹭摸着华丽的裤腰带,亮不出真家伙来。由此我甚至想:写作,归根结底无所谓体裁的区别,只有有才气无才气的区分。有才气的,拿起任何体裁,都会做得精彩;没才气的,才斤斤计较于体裁。     那么什么是才气?才气就是锐气。那么锐气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不驯的精神。诗人,本来是最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上重组世界,阐释世界,根本上把握世界,这就是我理解的“诗的精神”。都说当今中国小说界不尽人意,其实诗界也不尽人意。诗多,好的少,看那些诗歌,好像总是顶不到子宫口。当然,诗人们似乎生活态度上很不驯,喝酒、搞女人、打架、脱裤子,但如果没有在终极上不驯,即突破到体制,那么生活态度上再不驯,也只是花技巧。而且还很容易变成另一种驯服,就是流氓、厚黑。     细想想,这些年来,我这诗人朋友除了码长短句外,最热衷的是搞诗歌活动,推销诗歌。当然推销并没错,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传播,甚至我认为“炒作”都不应该是贬义词。只是不能因为推销而上了“贼船”。他恰是喜欢上官方的“贼船”。官方有个号召,他就用诗歌给予响应。政府讲“和谐社会”,他就跟政府联合搞个“和谐XX(他所在城市的名字)”,一方面搭政府的船,增强影响,一方面也弄点经费花花。当然我并不是说,用官方的资源就是上“贼船”,政府本来就是要为民所用;政府的钱也不是贼钱,很多人一说到政府的钱,就认为是政府的,谬也!是纳税人的钱。问题在于用来做什么?鲁迅用北洋政府的经费活着,然后骂政府,并不卑劣,反而正当。     但我这诗人朋友,却是觉得是偷来政府的钱,为诗所用。他贼眉贼眼说:“不用白不用。”也因此吧,他对一个关心诗歌的官员的态度竭尽阿谀。这个官员曾经是“诗青”,后来觉得写得没戏,从政去了,但还做诗梦,所以特别照顾诗歌活动,拨款,提供方便。活动他也常来,我这诗人朋友呢,就诚惶诚恐叫他职务名称,让他坐中间,每次不忘让其讲话做指示。     这个官员是“仕而优则诗”,还有“诗而优则仕”的。在中国,只要写诗的大概都知道,有个写诗的当了省级官员,他仍然为诗歌做事,利用其资源,举办全国性诗歌节。他因此很受诗人们感恩。人当然要感恩,但不能感官恩;官无恩可感,倒应该官感恩民众。为什么诗人们会感恩之?无非是吃了、喝了、住了、用了人家。他也是很感恩的,其中当然有私欲的原因,但也确实有崇敬的成份。文学没有标准,诗歌更没有标准,所以诗人间争得更是厉害。我感受到,这官员诗人在他心目中,确实已经是中国最优秀诗人之一了。我提醒他,那是官。他说:“我并没把他当做官,只是把他当是诗人!”     “只是”,“就是”,他喜欢这么说。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诗人,虽然能写出婀娜多姿的诗句,发出美妙动人的韵律,但思维却像理科生一样单一。当然,诗人如赤子,也很可爱。但在俗事上,他们的脑子却并不简单。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诗人经商往往比小说家成功,岂止,从政似乎亦然。按理,诗人更不食人间烟火。从这里似乎能得到答案。一个被放逐的族类,是不会拘泥于套路的(我的新长篇《移民》写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曾经被放逐,太了解了),反而小说家,体制内小说家更是,套路太单一。家鸡不如野鸡有活力。     言归正传。我认为一个写作者一旦当官,他就自动从写作出局了。写作是有洁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鱼和熊掌。“官”“商”不允许集一身,“官”“文”也不允许。在中国的体制下,有些确实优秀的写作者进入了官僚队伍,我很为他惋惜,但那是人家的选择,我只能预祝他在政坛做个优秀的官,那样,也不妨碍我尊敬他。     我们几次争论这问题。争论往往会越争论越纯粹化了,到了纯粹的程度,他也承认,从道理上说,你是对的,但是太理想化,不合时宜。但作为诗人,不谈理想,跟现状那么适合,还是诗人吗?     其实,他也有不合时宜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当时他参加了某作协组织的一个队伍,去灾区。当时我想劝他不要参加,要去,就像韩寒那样自己去。但我知道他不会听,对官方的事,他是喜欢掺和的,那是抛头露脸的好机会,何况还是以诗人的身份呢?出征仪式上,他还作为代表,朗诵了他的诗。去了,回来,问他感想,只是骂娘。原来人家只是去作秀。但在那种环境中,他不能容忍作秀。但整个行程如此设计,你能得罪人家吗?最终他还是迁就了。     让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关于抄写《讲话》。他并没有被邀请,当然,人家不熟他。但不知怎么传到他耳里了,他有些沮丧,俨然人家没有喊他“阿Q,同去,同去!”那段时间,老听他说哪个诗人哪个诗人怎样怎样,他们的诗歌哪里会好?其中包括他很认可的那个官员诗人。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被邀请抄的。后来,抄《讲话》这事被大家从政治方面来解读,他也被大家笑。但是他坚持说,这只是关于文艺,无关政治。“只是”,他又用了这句式。     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他认为自己是“酒肉穿肠过”,到了不理政治的境界。但是在政治中国,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或者是妥协的借口。上世纪80年代起,很多写作者就声称要超越政治,我也信了好一阵,最后发现,根本不可能。他常举一些西方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不关政治,但他们仍然很优秀,甚至更优秀。是的,不关政治,当然更优秀;优秀的作品,是从政治的尸体上跨过去的。但是,当政治不死,它妨碍着你,你就只能通过与之战斗来证明优秀。中国不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没有文学,没有学术,没有商业,没有娱乐,没有色情,只有政治。在当今中国,政治是关系到生存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有自由。这是很无奈的,我承认,我也很无奈,尽管我多么热爱艺术。也许我们的写作将一事无成,但是我们绕不过去。借用泰奥多•阿多诺的句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如此操蛋的中国,回避政治的写作是可耻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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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一根绳子管中国人

    平时开车,没注意人行通道。一日,跟一个作者去一家咖啡屋坐坐,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步行过去。到了十字路口,被一根绳子拦住了,原来对面是红灯。既然是红灯,停等绿灯就是,怎么还要拉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一端系在通道一侧的立杆上,一端在交通协管员手上牵着。到绿灯,放下来,躺在地面,行人和电动车从上面过去。红灯了,提起来,拦住,人和电动车就挤在绳的内侧,跃跃欲试。     本来,红灯停绿灯行天经地义,这种规则,应该存在意识里,乃至深入到潜意识,形成条件反射,脑子里自然有一条禁线,怎么还需要一根实实在在的绳子拦着?搞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恍然想起,自己当年不开车时,在人行道上混迹,那景象乱得,红灯往往拦不住行人及电动车的。瞅着没汽车,就溜过去;甚至明明有车,仍见缝插针。有时汽车、电动车、行人搅在一起了,谁都别想走了。我自己当年象样不了多少,还觉得汽车霸道。到自己开起汽车了,就骂行人和电动车。这种情形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当年“走后门”,走得了的就走,走不了的就骂;骂过,有机会走了,仍走。又比如,“民”觉得官“恶”,到了自己也当上“官”了,就也“恶”;“官”觉得“民”刁,到有朝一日落到“民”了,就也牢骚不平了。其实,我现在只是因为开车了,车前车后亮着车牌,无可逃避。如果没有这个牌,就难说了。电动车就没有牌,就无忌惮了。去抓,人家一拧电门,跑得比你快,怎么抓得住?曾经在电视上听到一个交警抱怨:“总不能跟人家在街上赛跑吧?”至于行人,那更是没资本了,用当地的粗话说:“把把靠在你肩上!”抓住他,要车没有,要命有一条,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扣人?也不至于。何况法不责众。     中国人是疏于讲规矩的,喜欢讲的是道德。满口仁义道德,现实却乱七八糟。所以胡适曾经提倡中国人要多讲规矩,少讲道德。但讲道德是容易的,讲规矩却难,因为规矩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像讲道德那样嘴上跑火车。岂止,电动车都跑不了。     对不讲规矩的族类,只能用管。成龙曾说中国人就是要管,遭到很多人抵制,我也很不满。但不满归不满,回头想想,还真无法反驳人家。我多次说过,这世界上最悲惨的是被人歧视了,却无话可说,因为你确实该被歧视!现在叫“无语”,但不是对别人无语,而是对自己无语。     可是管,却是拉一根绳子。这幼儿园老师管小朋友的情形,颇为滑稽。这么一根绳子管用吗?那绳子,一端其实是很潦草地系在杆上的,这边协管员的手也是随意牵着,绳子软绵绵的,中段还下沉,沉到行人的膝盖以下。行人只要稍抬腿,就可以跨过去。但没有人跨过去,虽然蠢蠢欲动,但没有人去突破。不用栅栏,不用铁丝网,更不用柏林墙,就这么一根绳子,还真把中国人给管住了。     由此可见,中国人也并没有坏到什么程度,其实只是坏小孩。可以搞乱世界,但成不了大事。对管制者来说,只消用吓唬孩子的办法,就可以镇住。有传说,中日战争时,曾发生过一个日本浪人就占领中国一个县城的,匪夷所思。有人不信,但从实实在在的眼下所见,一根绳子就把中国人管住了,一个日本人镇住一县城的中国人,也未必就是传说。尽管中国人历来也不驯,甚至很不驯,但耍脾气的居多,赖地板的居多,以头撞地的居多。偶尔出现拼死对抗的,也会看作不合时宜,甚至是傻子,甚至还可能被馒头沾血,中国人只利用其血,自己是万不流血的。所以生存环境再恶劣,也可以顺从;甚至有点小满意,温顺得像小情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一个永远长不大,一个永远不知尊严为何物的民族。     诚然,日本人也不是不驯服的。当年对唐就很驯服;“二战”结束,被美国人占领,日本人也很驯服。只是,日本人之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盛,从而心服,期待有朝一日自己也强盛;中国人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霸,心不服,瞅机会翻身,轮到我来称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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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日本人的表情》,做个空广告

    台版的《真日本》出来了,更名为《日本人的表情》。样书还没收到,该不会又被海关扣了吧?     当初《冒犯书》被查禁时,海关明确告诉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个口岸,这书都不能通过,也就是俗话说的上了“黑名单”。但是一年后,我的另一部小说《抓痒》的法文版样书,居然顺利地寄到我的手里。我想海关是吸取教训了。但是再后来,我从广州出香港,又被海关扣留。一队伍人,单独把我拦住,审了半天才让走。后来有人说,你上了“黑名单”了。不是书名,是人名上了“黑名单”。但之后的多次出境,又都顺利。我想,中国应该还是在进步的。愿意进步的,自然进步;不愿意进步的,被推着乃至逼着进步;不进步,至少也长了点记性。     中华民族不是不能进步的,比如台湾。我实在很羡慕台湾的作家,能够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作这么多年,我对自由发声的渴求已经近乎神经质,近乎偏执病态。也许没有一个大陆作家像我这样对这个问题絮絮叨叨。很多人只知道写字,即便是抄《讲话》,也觉得是在写。他们是写字,不是写作。所以我不认可我的大陆版的任何文字,我羞于将它们送人,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赠书的。有时候静下来,甚感凄凉,就好像一个男人一辈子造儿子,最后没有一个儿子一样,至少在我生存的大陆。再以我的眼光来看大陆中国,则简直苍凉——满目太监,在晦暗的宫墙边萧嗦着。     所以,当得知《真日本》要出台版时,跟当年的《冒犯书》一样,我首先提出:把被删改的恢复!对方爽快应允,并且欢迎。这是我认为的最好的出版条件。已经形成习惯了,我的书跟出版方商谈时,我不是在讨价还价,而是寻求尽量少删,尽管我并非很有钱,我也爱钱。     现在,我想为台湾版的《真日本》,即《日本人的表情》做个广告,它是我认可的文字,是我的文字。我所有真正属于我的文字,都不是简体印刷的,而是繁体字、英文字、法文字、日文字……但这种广告注定不会有效果,因为我的广告受众买不到这些版本,只能是空广告。曾经,我的学生不知从什么渠道买到了我的繁体版《冒犯书》,我看了书价,即便买得到,也是很贵的。我不忍心让我的读者破费。     在《日本人的表情》出版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编辑的认真。对一本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的书,编辑郭昕咏仍跟我多次沟通,她发现了原先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处。当然有的不是错误,是台湾人不能理解。大陆人习以为常的,对台湾人,却是怪异。大陆与台湾,说是一个国家,其实已经离得很远了。不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新浪又要战战兢兢了。搞言论事业搞到这种份上,可怜!     让我惊喜的是,这个编辑对日本的事颇为了解。后来才知道,她身上淌着一半日本的血。她说希望把日本介绍给中国人,增进了解,而不是视对方为怪异。     我还喜欢《日本人的表情》的装祯设计。书衣是半透明的描图纸,印上能剧的能面,内里的书封上是一幅日本摄影师滨田英明拍摄的男性人物。台版的装祯设计总让我信赖,美中不足的是,如果能面表情能够暧昧些,则更好。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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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称呼

    巴曙松先生有一张他给当年班长点烟的照片,配文字云:“给当时的班长王行长点上一支烟。”乍一看,没明白。这班长名叫“行长”?或者现在是“行长”,当年不是“行长”?     几乎谁都有过班长,比如学校里的班长,还有班干部。同学,当年同起步,都是阿猫阿狗,多年下来,有的进步了,于是有职务,就有了职务称呼;有的原地踏步,仍然阿猫阿狗,揪过来就喝酒;有的退步了,甚至潦倒。印象中风行同学聚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到我回来了,听议论有个同学在同学会上吹牛,说他跟单位同事干架,声称:我的某某同学是组织部的!当时很惊愕,觉得说这话的,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掉价。另一个出了一本书,让一个官同学给作序。在国外,几乎没有拿自己跟某官员是同学或亲戚来吓唬或炫耀的,用一个被说烂的词:中国“官本位”。     我这个人,一直对“官”缺乏敏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有反感,但对同学或者朋友熟人,我还真不会去反感,只是不往这方面去想。我承认我是内外有别,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因为没把“官”想成“官”,也经常不经意间得罪了人,有时搞得自己也很尴尬。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个大学学兄,当时他是省部级官员了。本来我们挺熟,他的人也不错,而且是知识分子出身。见面了,我很自然直呼其名。我发觉他顿时没有反应了。表情仍然是微笑,甚至仍然是友好的,但目光是陌生的。我再说什么,他都只是友好地微笑着,没应答。有一刻,我怀疑是不是认错人了?过后我确认那应该是我的学兄某某某的,我不至于糊涂到把这么熟的人认错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说话呢?不说话,又为什么保持着微笑,乃至友好的表情呢?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人一旦成了领导,其言行就让人捉摸不透了。有时候看似、听似这么回事,但其实并非这么回事。比如领导开会发言,作指示,几乎句句在理,字字珠矶,但似是而非;或者,每次讲话都提到要改革,让我感觉改革就要启动了,每次如此,每年如此,年年月月,原来并不如此。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以解读“领导讲话”、“文件精神”为专业的人。     那个同学跟我只是学友关系,冒犯了人家,只是我落得尴尬。也罢,我也没什么必须跟官场打交道的事。但是如果是上司,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现在供职的学院,书记也是我大学同学。当年毕业,他留校,我本来也留校,但是被人搞了手脚,不服,闹,又被严厉处理,最后被发配到了农村。当时为什么偏想留校?主要是喜欢大学的氛围。也因此,虽然母校对我不公,我回城里时,仍然常往那里跑。一找曾竭力推荐我留校的孙绍振老师,我敬佩他,他也欣赏我。只是他是老师,在他面前毕竟难以张狂。再就是去找这个留校的老同学,他住在学校。     我们,连同几个青年教师,还有分配到外面的同学,大家一起侃聊。关于文学,关于热点的思潮,那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每次见面,老话题还没尽兴,又有了新的话题。现在我还纳闷,那时代怎么有那么强的问题意识?有时候,聊着,喝点,喝得微醉,我就横在他的床上。那时我女友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水流破布挂。他呢,虽然结婚了,但两地分居,聚少离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不大的宿舍里仍有着一张双人床,我就不客气地鸠占鹊巢了。若干年后我还跟他妻子开玩笑,说他们的床铺我躺得不比她少。     熟络的关系一直到了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仍然经常跑到他家聊。那时他已经有比较象样的住处,不是原来只是一间房,是单元房。但是妻子也调来了,孩子也有了,我们就在厅上聊,海内海外。那年代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思潮了,他已是政工干部,我为什么仍然能够跟他聊?可能是因为他仍有一颗搞学术的心。这样的心是柔软的,因此能够沟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人不错,我一个同事半开玩笑说他:这才是共产党员!当然是从一般人曾经理解的共产党员的角度,也是共产党自己所标榜的。也确实,如果能做到,我们为何要纠缠于拿什么主义当招牌呢?     我的同学或朋友中不乏当官的,那些不是铁杆官棍的,我都能接受他们。当然或者也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憎恶,所以在我面前,拿出另一面来,比如还爱文学,写作着。但我觉得,只要存有这样的心,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挡他跟环境一同堕落。当然其实也应该说,他们官运受阻,他们普遍混得不太好。     再回来说这老同学。从大学时期十几岁起,我就对他直呼其名。虽然当时他是学生干部,并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叫学生干部官职的。后来我读博士,他已经是我所就读的学院的书记,我只是博士生,但我没觉出来他是书记,仍时常想去他办公室侃聊。有时候去了,他位子空着,就问同办公室的(我也不知道这被我问的是副书记):某某(他的名)呢?对方应:某(他的姓)书记不在。我愣,某书记?某书记是谁?哦,是某某(他的名)啊!     后来,终于条件反射“某书记”就是“某某”了,我也已经毕业,留在这学院执教,成了他的同事了。     遇到,我仍然“某某”“某某”地叫他。他也应,一点没有微笑着不说话的情形出现。于是我就没有感觉不对,继续。有时候见其他同事称他“某书记”,倒有点愣。一想,人家是对的,倒是我不对了。但让我叫他“某书记”,委实叫不出来。即便叫出来了,也不觉得是在叫他。这种情形在我爸身上就曾经有过,曾经,有他单位的人到我们家说要找“某书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爸什么时候成了书记,是什么书记,我都不知道。继而觉得我爸变陌生了,好一段时间才消除这种感觉。     其实,名字就是拿来叫的,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当然,我不能承受我爸被称为“书记”,但我叫他还仍然要称“爸”的。但我弟弟的儿子从北美回来,小家伙称大人,除了爷爷奶奶,基本直呼其名。人家笑他,他还莫名其妙。     直呼其名还是一种亲近的表示,比如有人喜欢称呼陈凯歌为“凯歌”、张艺谋为“艺谋”,熟人们也喜欢叫我“希我”,比叫我“陈老师”(非我学生的场合)舒服多了,更有人称我“陈作家”的,令我毛骨悚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于是继续叫他名字。有一次,我这么叫后,一个关系甚好的同事提醒我,你怎么直呼其名?确实,在大学里,不但学生对教师称呼“老师”,老师间,也互相礼貌地称呼对方“老师”的,所以当我一个学生称一个老师为“小某(姓)”时,我也觉得不顺耳,这是一种修养。何况他比我长十多岁呢,何况看起来,我们间的实际年龄差距还不止这么多。哪怕称人家“老师”也好。但是,他确实是我的同学嘛!     既是老同学,就开诚布公。我问他:人家都叫你书记,我不这么叫,不好吧?他连连摆手: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就按你原来的叫。     于是我继续叫。但渐渐的,也有了点在意。但是“某书记”是绝对叫不出来的,也不想吓他。那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思维跑马,忽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叫《立论》的文章: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 e!he,he he he he!’”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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