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杨恒均:“维稳”可以致富,“言论自由”可以卖钱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卖洋葱、胡萝卜商店的经理在陈列橱窗上帖了一幅标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贴这个是因为上级党的领导把这个标语与胡萝卜一起发给他了,贴出这样的标语是政治任务。当然,贴了这个标语,虽然对他商店的生意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也借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证明他是站在政府和无产阶级一边,不是敌对分子。而这条标语本身,无论是经理,还是他的顾客,都会熟视无睹,他们都知道,这标语绝对不比一个西红柿更有意义。   这就是哈维尔描述的后极权时代特征 ,不久之后,那个时代就结束了。但是,在这种状态之前呢?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在极权时代,那种标语曾经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也有人借标语后面的意识形态而让成千上万的人生灵涂炭。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基本上都属于那样的时代。任何一条标语都代表一场运动,无数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我们很快就过度到今天的时代。 虽然今天这个时代,与哈维尔所处的那个时代本质类似,但却并非完全一样,这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一直关注却总是看不清的地方 。那么,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一本厚厚的学术书可能都说不清楚,不过,我还是用我特有方法:我们不妨从一个挂在我所住小区墙上的标语说起,希望引起大家的更深的思索……   我住在番禺的一个小区里,这里环境幽静,树绿水秀。房价不高,小区中有大量北方来的离退休老人。他们虽然退休了,但起得却比谁都早。起来后就到小区里的绿化带锻炼,扭腰摇屁股的占多数,但也有一些不知道在练习什么功,能够连续不停的拍手踢腿十几分钟。小区面积不大,绿化带也就在居民楼下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天刚刚亮那段时光,可是广州最适合睡觉的时候,一群老人在你楼下“噼里啪啦”拍巴掌,你能不被吵醒?     于是,一条红色大标语被挂了出来,这是我今天跑步时拍下来的:“ 和谐社会齐参与,晨运拍掌要小声 ”。这个标语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同一类的,然而,却又有了本质的区别。当今到处可以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这也是上面要求的政治任务,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   我们小区这个标语的不同就在于,一个 13 亿人的远大政治目标,到了我们小区,和一群老人晨运拍掌的声音联系在一起 。你能说没有道理吗?晨运拍掌声音太大,楼上的人就会打开窗户制止你,甚至出言不逊,然后双方就要吵架、打架,当然,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   这是一条充满了喜剧趣味,也具有积极意义的标语。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种中国特色当然无可非议,我们皆大欢喜,可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也只是故事的皮毛而已。这条标语之所以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其实和我这两个星期的北京上海行有关。     在北京和上海,有几位忠实读者找到我,带来了一些让我颇不舒服的“材料”,其中两位白领分别在公京和上海的公关公司工作。他们各自带来了一大叠偷偷从自己公司财务处复印的“支付公关费用”的清单。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媒体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的名字在上面,他们是使用了公关公司提供的稿件,也就是常常说的有偿新闻,稿费最高的达到一千个字的稿件竟然支付了两万元“稿酬”。不过,这些我早就知道,而且,我当即原封不动地让他们收回那些材料,并告诫他们,这是公司秘密,你们如果向我反映一种情况和社会形态,那么,我已经知道并理解了。但是,我不会去揭发,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是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揭发一两个公司,会让你们自己的处境非常糟糕,而且,于事无补。   可是,另外一些公关费用却让我震惊不已: 某某总编、副总编、编辑、记者,帮助删除帖子 XX 篇,支付“公关费” X 万元,更离谱的是,还有一些支付给某些主管新闻单位的“好处费” ……当然,和这些一起的,还有付给某市药监局副局长的“礼金”,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那些接受“公关费”而去网络上删贴的。大家也注意到,不久前在宣判那个写色情日记的烟草局长时,判决书里说他曾经行贿 15 万给一个人,帮他删除对自己不利的帖子。这是什么人呢?公民的言论自由竟然成为他们买卖的一种商品?价高者,就可以任意删除?而且, 言论自由真是越来越值钱啊,删除几个帖子,竟然收费 15 万元?   更离谱的是,在一个财务栏目里,竟然出现了“ 维稳 ”的字眼,一个公关公司受到某委托人(这个委托人并不是政府部门)的委托,用一笔“公关费”打通了政府或者政府的某媒体主管,删除了一些不符合这位委托人利益的言论——两位说,这已经是公共公司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可怕的是, 所有这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纯商业”运作,竟然都是打着“维稳”的旗帜。     维护稳定 应该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人,有几个真正想要动x乱? 所以说,党中央推出“维稳”应该是有民意基础的。 可是,这个“标语”到了下面,就被注入了“新鲜血液”:野蛮拆x迁者让你投诉无门,走投无路,只能自x焚;毒奶粉制造者一边用毒奶害你孩子的方法赚钱,一边用赚来的钱让你闭嘴,却符合“维护稳定”的大政方针; 有人不喜欢你的文章和你的书,  他们就不惜以违反这个国家宪法的方式而钳x制你的言论自由……保安公司里雇佣的大多是身强力壮的转业军x人与找不到更好工作的青年,他们自己在未来的岁月里要踏上上x访之路的几率绝对高于其他群体,可是,他们却成为“截x访”的主力军,他们在“维稳”……   与几十年前东欧的后极权时代不同的是,当“ 让我们联合起来维护稳定 ”的标语打出来后,大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行动起来,都要分一杯羹。结果弄得全中国上上下下,几乎都在“维稳”,弄得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家的“维稳”费用,竟然高于国防开支……而 我们举目四望,找不到敌人,“维稳”本身已经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因素:正在与人民为敌,正在掏空国库……   今天我只是提一个现象,大家不妨和我一起思考一下。为什么任何一个政策(标语)出来之后,总会被利益集团劫持?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在看不到前途的时候,甚至怀念起那种“纯粹标语”的时代?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古今中外的历朝历代有什么不同?路又在何方?   杨恒均 2010-9-16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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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艾未未、刘德华、韩寒、岳敏君、程益中、张胜

我和你 摄影 吕海强 范欣 见涛 视觉 李佳 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抱歉,这些答案我们无法在沙发上杜撰出来。这里是6 个中国男人,他们的职业与身份毫不关联,但或多或少或好或坏,他们都是部分的我们—先别急着否定,身处此世,并没有人真正独立于这个沸腾的时代。 艾未未 艺术家 十几年前,和朋友一起吃饭对于艾未未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现在不了。 2010 年7 月16 日,艾未未六点钟准时起床,打开电脑,上推特,直到十点。随后是会客和处理日常事务时间—他上午通常比较有谈兴。下午艾未未休息。晚上,继续上网推特,四小时或者更长。 艾未未的三餐由工作室负责家务的阿姨解决。他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不参与趴体。上网除了去推特不干别的,“够了,没有其它需求”。也没有娱乐。“推 特就是新闻,也是娱乐”。艾未未的生活,几乎天天如此。艾未未第一次正式接触网络是在2005 年底,被新浪的名人博客生拉硬拽去,他的第一篇博文是“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除了这个短句,当时他写不出其它的东西。那时候艾未未不会打字,很 有名士风范地手写成文,由助手整理输入。然后他开始觉得不过瘾,写完的东西不能马上看到让人着急,于是速成打字。到2006 年,艾未未的网络文本量已经堪比任何一名沉迷网络的宅男。 2005 年,艾未未兴奋地意识到,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你不是你,除非你表达了什么”。互联网将人与限定人的诸多条件剥离开来,人单纯地成为表达的载体,“实现自己”这四个字,降低了门槛。网络媒体有一篇圣经般的文献,名为《The media is message》(《媒介即讯息》),艾未未同意,他说:“写博客的时候,人有一种跋涉的或呕心沥血的感觉,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孤独的行为。但是你也能感觉到在被别人看着—在黑暗之中,被另一个孤独的绝望的人看着,而这个人可能你永远也不会认识”。这让他感到激动。 随后这又让他焦急,“天上掉下这么一个宝贝,全世界的资源都在这儿,又不用花钱,第一次把你放在一个特别平等的舞台上,灯光照着你,你发不出声来,急死了!”—然后有了2007 年的《童话》。一千零一个中国人去德国,召集、申请、签证,所有的手续都通过网络完成,艾未未做到了,做完后他感到自己网络本领大增。 进入2008 年,矿难、地震、奥运,中国大事不断。艾未未熟练地利用网络做成了一些事情。之后,他的博客被封了。“从山上往下跑,虽然跑得很high,但是肯定要栽的。我有过预感”。 再之后,推特脚踏祥云来到了中国。“上推以后我觉得更好使,因为不用准备一篇文章,直接在上面跟别人聊天就行。对于我们这种从小就喜欢冷言冷语,动辄就有一堆牢骚的人,这个太好用了。” 2010 年8 月,艾未未宽大的工作室正在重新刷墙,他在院子另一侧的办公室里坐着,庞大的身躯压在椅子上质量非凡。他对着显示器,眉目肃穆地舞动手指,键盘响成一片,在他身边围坐着几十个80 后、90 后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对着显示器舞动手指,表情如出一辙。整个办公室看上去活像网吧,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哀悼日节目,画面闪着,声音被调到零。 艾未未在推特上发起的最新活动是“如果你说出自己的名字,跟我交流,我就会送你礼物。”很快涌现出3000 个真实姓名,其中90 后占三分之一。 截止到2009 年底,全世界有网民14.6亿,中国网民3.16 亿。目前艾未未在推特上的关注者是46032 名。“人多人少不是问题,”艾未未说,“延安当年也没多少人,最后还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说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也可以调。”这两天他忙着准备三千份礼物,给那些小他几十岁的网友们。 当一个人可以独立获取他所有的知识资源,能够架构这个资源,同时又能够完整表达自己的时候,人才能成为人。如是说来,80 后90 后是中国第一批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这是艾未未的看法。有人认为90 后乃至80 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艾未未则说“我们不需要有历史,我们可以离开历史向前走—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像一个掉在地上的汤圆一样,没有人可以摘得掉历史的尘埃。” 去年十月绿坝上线,艾未未在工作室举办了罢网美食节,跟一帮年轻人玩得很开心。在虚拟世界中关注、争论,在现实世界里吃吃喝喝,是不是过于形式化?艾未未说,形式就是内容,我们要求的内容太大了,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它,所以当下,对我们而言形式不仅是内容,还是行为。 “这是崭新的时代,互联网给了我们很强的调度空间”,艾未未的看法是:“今天,如果我们还感到绝望的话,那就太不应该了”。( 文:叶三)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传播,让事实能够展现出来,能够以新的方式来面对旧有的体系或者是习惯。还有,年轻人是必然要长大的,他们会在每一件事情上做出决定和判断。我现在就是用各种手段腐蚀下一代。我寄希望于年轻人—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希望。 刘德华  香港演员 香港,东方明珠。九龙城寨,香港的城中之城。九龙城因其英属、国有而三不管的特殊身份闻名于世。说到九龙城,看过电影《重案组》和《功夫之王》的人会想到黑社会、大烟馆、地下妓院和犬肉食堂,而真正的香港人则情绪复杂。 刘德华说,我记忆中的九龙城不是那样。 香港人刘德华出生在大浦,六岁前没出过九龙。高五那年,他考到无线的艺人训练班,想当编剧。入学半年后,校长刘方刚对他说“你该当演员”。刘德华说他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是个胖子”。从训练班毕业后,刘德华减了肥,成为帅哥,每天奔来跑去,演一些嫖客甲或打手乙之类的小角色。那时候他二十岁,热爱二十岁男孩热爱的一切,比如整漂亮的女演员或者惦记别人的女朋友。对于演戏,对于未来,他没什么憧憬。 四十年前的香港,演员只是一个职业,明星就是天上的星星,还不会衣冠不整地出现在八卦杂志上。那时,九龙城里有座茶餐厅名叫“洞天”,港人形容它是“骨致 企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意思。在鱼龙混杂的九龙城寨,这里是演艺界人士的聚集地。七十年代,常有开戏公告在“洞天”贴出,一群一群未成名的演员就蹲在 楼面上,翘首盯着墙,点上一杯“全港最正”的奶茶,等开工。 他们其中的一个,就是后来的周润发。 1982年,到了刘德华去那里喝奶茶的时节,周润发已经红得如日中天,刘德华会为在片场跟他说了一句话而激动好几天。 就是在这一年,刘德华拍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江湖再见》,出演以贩卖妇女为生的小混混阿龙。剧集播出后的某天,他去参加无线的“百万行”公益活动,举着TVB 的大牌子在街头站着,有个女孩从人群中挤出来,满面通红地冲到他面前打开笔记本—他激动地以为,练习多次的签名终于要派上用场了—结果姑娘大声说:阿龙,给我签个名吧! 刘德华签的第一个名字是“阿龙”。全香港都认识了流氓阿龙,但没有几个人认识演员刘德华。 于是还是跑龙套。跑完龙套后,去“洞天”喝奶茶。“洞天”有点戏班子的味道,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的,有导演,有还没红起来的演员,有码字的编剧,有灯光师和 场工,也有大报小报的记者;没有谁的椅子高过谁,也还没有谁想到该提防谁,或者谁能利用谁。哪个演员上了新戏,大家一起叫菜庆祝,新戏不上座,大家七嘴八 舌关心,出主意,唏嘘。 《江湖再见》里的阿龙俘获了不少女人心,导演黎大炜以此为思路筹拍电影《靓妹仔》,邀请刘德华过去试镜。刘德华心想,自己演自己,这一次肯定没问题。他穿 件蓝色混合纤维西装,颈项上绑一条红色牛仔巾去了。念了几页台词,黎导演告诉他“你回去吧”。最后当上男主角的是个新人,后来红了。 刘德华说他不懊恼—“那个年代,很少有为不红而懊恼的人”。 这一年晚些时候,刘德华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彩云曲》。第二年他受TVB 力捧,与黄日华、梁朝伟、苗侨伟和汤镇业合称“五虎将”,从此彻底红起来。 1993 年,刘德华出演了他的第七十五部电影《天长地久》,并获得“国内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一年,九龙城寨被政府拆掉改建公园,与之一同逝去的是旧国际戏院、无牌牙医、造面工场和“洞天”茶餐厅。 “我没有变,是年代在变”,刘德华说。就像刘德华不是个被称为天王的明星,不是出演过一百多部电影、得奖无数的演员,不是有粉丝为他要死要活的偶像,不是几乎每个香港人都认识的刘德华。 他说他唯一的变化是没法再自己去旺角买球鞋。人人手持相机的今天,在公共场所脱裤子脱鞋是很大的冒险。看到他出现,马上会有人打电话,然后一小时内媒体会到,左拍,右拍,上拍,下拍。他怕自己发脾气。 刘德华说,再也不会有帮票房低迷的演员出主意的记者了。 2010 年8月6 日,刘德华早上十点多起来,上网,研究演唱会资料,中午到公司,开了一下午会,七点钟去录音棚编歌,十二点多回家睡觉。其间吃了一个甜酸排骨,两杯咖啡—很无聊的生活,跟普通上班的人没什么两样,他这样说。 刘德华今年四十九岁。他说他最宝贵的财产是家人。他不愿意谈婚姻。 他坐辆房车走了,车牌号ALXXX——Andy LouXXX,全港唯一的一辆。 刘德华的故居九龙以北,有街名界限,界限街通往启德机场,启德机场北面便是九龙城寨旧址。现在,九龙城旧址上的公园游人如织,刻有“九龙城寨”的花岗岩石额在博物馆里讲述旧日故事。 几十年前,刘德华曾自己开了个发廊,还为两部电影做发型师。那时候他不红。 那时候,他可以像普通人那样,随手推开自己的窗户。 ( 文:叶三)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 我觉得这问题是个陷阱。 那么我只讲讲粤语。举个简单的例子,外国人说“点心”,发音“DIM SUM”,就是广东话“点心”的音译,全世界都听得懂,如果把粤语取消,你让外国人怎么点菜呢?中国人,保持自己的传统最重要。好了,我想我成功地绕过了这个陷阱。 韩寒   作家、赛车手、杂志出版人 2009 年4 月23 日,华师一附中举办高中二年级语文考试。十八岁的学生李红豪写了篇热情讴歌教育制度的作文,从此被逐出校园。一年后,他将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地眼熟,那么地引人联想、比对、追忆。 2010 年8 月17 日,韩寒对此事发表看法:“李红豪像不像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文章写得好不好”。非常有杂志主编的口吻。今年二十八岁的韩寒正在闭门为自己的杂志撰写小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下午两点起床,写字到傍晚,吃个饭出去走走,回来接着写字,玩《使命的召唤V》,凌晨上床睡觉。 十年前,韩寒希望自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有一个汽车可以让他天南地北地开,周末和朋友聚一聚,去哪里都有人留宿他。现在他的生活情况差不多是十年前理想的 优质版。可是提到“成功”这两个字,他依然很谨慎。“我还不懂生活,不懂爱情,”他说, “许多事情我没有系统地想明白,我的价值标准一直在变。”以自己的低标准来衡量,韩寒十几年前就已经成功了,但用高标准, “我远远不算成功”。要求他给“成功”下个定义,和以往一样,他拒绝做这类输出价值观的事情,而是更乐于把智慧挥霍在言辞趣味中,例如:“你没事时干什 么?”“没事时干谁这个不能告诉你。”韩寒的杂志《独唱团》刚刚出了第一期,收支基本持平。什么时候出第二期,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许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韩寒说,“包括生几个孩子和在什么地方生活。”对于自由,他慷慨地下了定义: “自由就是没有对莫名事物的恐惧”。一个中国人要获得自由,“必须强大”。强大需要条件。韩寒说:“对于诱惑,每个人的防御程度不一样”。说是高薪养良, 高薪确实可以禁止做一些事情,但高到何处才算高,每个人的标准不同。对他而言,一年开车的奖金有几十万,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因此被邪恶势力收买的可能 性很小。但对于其他人则未必,“这与性格、欲望和生活的圈子有关”。 2010 年4 月,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得到近一百万投票。 截止到2010 年8 月18 日,韩寒新浪博客的访问量是412360887,关注人数230852,他的最新博文《心里暖洋洋,背后凉飕飕》阅读人次为153989。 韩寒甚至也会像一个熟练的明星那样,要求采访者允许他“保留一些神秘”,而对于刺探隐私的问题,他的回答显然更为高级和诱人: “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但我会空着,我想当事人看到这本杂志的时候她自己会知道。”公共汽车站台上的大幅广告牌上写的是“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爱29 块的T-SHIRT,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XX。”亲民无比。 谁也无法否认韩寒对年轻人的影响,包括他自己。至于是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你应该去问那些年轻人”。韩寒倾向于认为,自己粉丝群中的傻逼比重较之明星艺人的粉丝群应该小一些。但这并不代表他很关心这件事情。韩寒说,被追随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当粉丝是一种态度”。和所有人一样,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 “被讨厌的人喜欢了当然会不好意思,但喜欢总比不喜欢好”。 然而,一旦被提到“神”的层面,就可怕了。在中国, “神”这个字等同于邪教。中国人有乐于造神的优良传统,以往是从上至下的造神,底层人民被迫接受,现在,从上至下的降神运动之外,人们学会了从下到上,自 产自销,百姓和上层各有一套,完全不重合。甚至有人开玩笑让韩寒当上海市长。对此,他的回答是“真若如此,依现在的环境,虽然我不会贪污受贿一分钱,但我 们还是得秦城见”。 这确实很危险。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词:青年领袖。 韩寒依然警惕:“在社会主义国家,插上领袖这两个字的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以滑入语义调侃的方式,他再次拒绝下定义—给“领袖”这个词。他承认他的今日 具有容易效仿、但难以复制的偶然性,他认为自己只是个聪明正常的青年,他也同意中国人的标准太低。他强调个体特征。他规避“旗手”和“引导”这样的词。他 暗示被动。但最终,韩寒说,如果将他放到正常的、高标准的环境中,“过程会波折,结果还是一样,必然如此”。 ——至此,我们终于成功得到了韩寒的八个字“:当之有愧。舍我其谁”。 ( 文:叶三)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 什么都重要,什么也都不重要。昨天是全国哀悼日,我承认,汶川地震的新闻一百条我会看九十条,玉树看三十条,轮到舟曲,我看不到十条。我不怕别人说韩寒冷血,思维和情绪任何人无权都追问。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让任何文艺工作者活在别人的裆下。 岳敏君  画家 光头、闭眼、张口大笑、满嘴白花花的牙齿。这是岳敏君笔下的脸,也是岳敏君自己的脸。 “我的脸不清晰可人,像个土豆”。岳敏君这样说:“嘲讽别人不行,拿自己开刀总可以吧?” 在岳敏君的画中,老者、青年、领袖、流氓、刽子手、罪犯,所有人都只有一张脸,所有的脸上都有鼻子、眉毛、耳朵、眼睛、嘴,然后皮下有脂肪,里面有骨骼。“就像土豆,发了芽,蹭上泥,依然是土豆。”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改革伊始。那一年,一位老人邓小平站在中国的南海边,点了一根烟,画了一个圈。中国开始改变。那一年,岳敏君是天津海洋石油公司的一名电工,没想过要当画家。 十四年后的1992年,岳敏君在北京的圆明园艺术村卖出了第一幅油画,价格一千五百美元。当时他已然经过了美院毕业、辞去公职、漂在北京等现代艺术家必经 的一系列手续,正住在租来的农民房中,经济拮据,常常靠借钱度日。卖出这幅画一周后,一个美国人来到圆明园,花五千美元买下了岳敏君的另一幅油画。 从那一天起,岳敏君脱贫了—更官方的说法是“获得了国际认可”。 “一群人走过来,从一百米开外看过去,所有的脸都一样。可如果再走近一点,你就能够分清,这张脸是来自中国还是世界,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岳敏君从九十年 代起确立了起单一的艺术意象—他说是他自己的脸,然而在评论家、艺术品消费者和众多观看者眼中,那张讥讽、愤怒同时又麻木不堪的脸,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中 国。这充满了中国式的狡黠和吊诡。 “玩世现实主义”这个被用来形容岳敏君及与其相似艺术家的名词,在遭到赫胥黎引用的时候定义为: “聪明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不做事的最佳借口。”岳敏君对此不置可否。 岳敏君笔下的人脸永远在大笑。“没有人会拒绝你的笑。”他说, “在我脑子里全是脸。我画不出千姿百态的脸,所以我画笑脸。”在岳敏君看来,中国人的习惯是在公共生活中善于自觉地回避自我表达,笑正是最佳的掩饰方式。 与七八十年代的压抑相比,当下我们的笑容放松了一些。不是因为来自意识形态的压抑有所缓解,而是我们在长期的习惯作用下,稍遇松懈即灿烂非常。“二十多年 来没变过,还笑着。”笑脸包含了无数种情绪,又以一种最无侵略性的形态呈现出来。然而,从九十年代笑到现在,免不了肌肉绷紧,唾液风干—笑,也是很累人 的。 2006 年4 月初,纽约苏富比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上,岳敏君的《狮子》最终成交价为四百六十七万人民币。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他与方力钧、张晓刚和王广义被打做一包,以极富政治隐喻和艳俗特征的作品及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走向良好的价格,被合称为中国当代前卫画家四大金刚,艺名“前卫F4”。 现在,圆明园艺术村早已被遣散,岳敏君居住在宋庄,他的私人工作室占地七亩,院子里有草坪、池塘、和小篮球场。 2010 年7月1日,岳敏君早晨十点起床,喝一碗家人煮好的稀饭,出门,去王府井书店找一本资料书。他身穿条纹短袖T 恤,白色亚麻长裤,脚上的黑皮鞋是打折时在北京的新光天地买的。中午,他在麦当劳吃了个巨无霸套餐。下午趁着光线好,去工作室画画。到傍晚,打车回家吃 饭,路遇堵车,他依次收听了国际广播电台和新闻台,最后调到了通州台。当晚十二点,岳敏君上床睡觉。他说现在不能熬夜,力不从心。 岳敏君上一次喝高是跟《新周刊》的封新城在簋街吃饭,喝了许多白酒,出来之后一头栽在马路上。喝醉前谈了些什么,他不记得了。除了画画,他不太知道别的。 他养猫,养许多猫。抽烟,以前抽杭州的“利群”,现在品牌不拘,控制在一天十支。他不像其他的画家一样开饭馆,搞实业,也不怎么弄装置和行为艺术,出门时 常揣着相机,但想不起来拍照。他以前钟爱的女演员是陈冲,后来在一次发布会上见到了真人,“有点幻灭”。 岳敏君生于1962 年,对现状还算满意,除了觉得工作室的光线还不够上佳。但岳敏君的行程排得很满,香港、美国、云南,短时期内,他找不出时间改造。 崔健说“我放眼看看世界,快放松你的下巴”。岳敏君很听话地放松下巴,拍了张面目严肃的照片。听说我们要在他的脸上做文章,他说“变成章子怡比较有意思,美女嘛。弄成别的人,没有冲击力吧?”。 而笑脸,当然还是会画下去。为什么不呢?产生笑脸的所有条件都还在,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画到它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 文:叶三)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 目前最重要的事是要建立新的文化和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很善于摧毁传统但很不善于在废墟上破旧立新。我们还习惯于孤立地看待自己。将西方的传统和全世界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意味着找到所有文化中根本相通的、最本质的东西。将人看作人,将中国人也看作人,就是这么简单。 程益中  媒体人 2010 年7月25 日上午7 时许,程益中在老宅子里醒来。听到鸟叫,看到树叶映在窗子上的绿影,他心生欣然。这是他一直想念的、郁郁葱葱的广州。他从床上爬起来,下楼,扫了扫院子里的落叶,然后坐下来泡一杯茶,翻开《南方都市报》。 1997 年,程益中的儿子出生那一年,他在广州做《南方都市报》的副总编。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当时只有十六版,前一年亏了超过八百万人民币。他那时预测《南方都市报》会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和最挣钱的报纸,让头头们大笑不止。 六年后,《南方都市报》发行量突破一百四十万,广告收入超过十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在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震惊全国。当年12 月,程益中的同事、南都总经理喻华锋被捕。喻华锋被捕十天后,程益中刊发了广州SARS 报道。2004 年3 月初他被勒令辞职,随后不久被拘留。 回想那段日子,他的最大感受是,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隆隆的机器。有人曾很直白地对他说: “程益中你有几个钱,你准备打官司打到哪一步?”—就像一头大象问一只蚂蚁:你他妈的要颠覆我?程益中在看守所里呆了五个多月,后来被无罪开释。在这期间,他的儿子一直以为他在美国出差,有一段时间听说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他儿子也很紧张。 后来,程益中被禁止参与他一手创办的《新京报》及《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工作。2006 年3月,他离开南方报业集团来到北京,就职《体育画报》出版人。他说,北京灰扑扑的冬天太过漫长,让人压抑难受。 比起“孙志刚”案爆发的那个时期,很多人认为,舆论环境松弛了。而程益中说“实际上,为了突破实现这一点,新闻工作者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停冲突,不停争 取,最重要的是现在有网络的存在—中国的一切看似在一点点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是主动发生的”。南都旧部的聚会常常在北京举行,饭局上,程益中不抽烟,喝 酒少,话也少,实在必要的时候,他坚决举杯,坚决干掉,从不犹豫。说到令他激动的话题,他的语气慢慢火热,筷子上夹的菜停在半空变凉,听着他措辞赶不上情 绪的大段落论述,以及论述中不由自主加入的脏字。 程益中说,以前读哈维尔,当时不理解他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但是现在想通了,最高的政治它就是良心。说完这话,一时间饭桌上无人出声,空调发动机发出隆隆的背景声,这是2010年北京灼热的夏天。 今年程益中的儿子十三岁,是个正宗的球迷。完全不懂球的程益中陪儿子去鸟巢看巴萨,儿子从头喊到尾,他却睡得不亦乐乎。他说,他儿子这一代9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会荒唐到什么地步,但是90后一点都不知道。这让他悲观。 “中国人的孩子,从降生的那一天就开始冒险,”他说, “首先是一种物质的冒险,打疫苗、喝牛奶,呼吸空气……更大的冒险是要把他送到社会中进行教育: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个过程是我控制不了的。我的小孩送到学校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是在冒险。” 程益中问他的儿子“你为什么没当班干部?”儿子回答,想当班干部就要向老师告密,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所以当不了。国庆六十周年,他儿子写出来的作文老师不敢批不敢改,只是用很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这也让程益中头疼。 程益中这一辈,兄弟姐妹共七人,他总排行老五。读高一那年因为母亲生病,他辍学去建筑工地打工,干了一年活没拿到工钱。后来靠姐姐的资助,程益中回到了校 园,两年后高考,他被中山大学调走了档案,最后在广州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在那个常识回归的时代,他爱文学,迷恋尼采、叔本华和福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最 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2010 年7月25 日下午,广州回北京的国航班机上,程益中看的是《教父》第一集。回到家他又陪儿子看了开头一小段,给他讲黑社会、道义和好人坏人的难以区分。 做大事的想法总是做着做着才会有的,他说。目前他就职《东方企业家》,每天间或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寿命很短的言论。他最怕的事情是“知识精英们最后连说话的力气和欲望都没有了”。 离开南都的时候,程益中曾说过,最可怕的事情是不再有梦想。现在他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算什么?你能耗10年,你能耗20年,你能耗40年、50年么?人,最后都会发现自己很渺小”。 1989 年6月,程益中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那座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他当时满脑子都是养家糊口的想法。他在东莞实习,公安局缺个笔杆子,女局长看中了他。 一个傍晚,程益中回学校办手续,在去宿舍的路上被同学拦住,让他快去找班主任。他的班主任李伟江有个大学同学正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需要找个作家苗子做文 艺编辑。 —那个傍晚让程益中最终没能成为一名警察,而是成为了程益中。( 文:叶三)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 目前最重要的事?我还是希望中国人能够良心发现,至少要解决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整个社会需要充满一种正义感,形成一种公平正义良知的取向。富人没有公平,穷人没有尊严,这样不行。中国人至少需要有一点自尊。 张胜 建筑工人 下午七点天已渐凉,他趿拉着拖鞋出了工棚,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小广场上。此时的广场被一群青壮年男子享用着,乍看过去很难分辨彼此:领口宽松的褪色T 恤、黑色裤子、沾满粉尘的拖鞋。他径直走向花坛,在两名工友旁边坐下,开始说笑话。面前马路上,汽车一辆辆驶过。 这是张胜每天下班后的生活—和工友们在三里屯幸福二村的小广场上乘凉。到了九点半,他们陆续返回工棚睡觉,为第二天的工作养好精神。 张胜,四十二岁,来自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大封镇大屯村,目前是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三村工地的一名建筑工人。 在工地旁小巷的一家大排档,我们围绕油腻的桌子坐下,要了四瓶冰镇燕京啤酒、一份凉拌素菜和一碟卤猪手。张胜给我递了一支烟,给自己也点了一支,笑起来露出一口被烟熏黑的黄牙: “说什么好呢,我不会说啊。奥运会前来的,才干了一个月的活就被送回去了,因为当时不准外地务工人员留在北京。我也很想看看奥运会。今年我还路过了鸟巢!”他对于未能在北京感受奥运感到遗憾。 奥运结束后,他重返京城,在前门的一处建筑工地干活。后来辗转京城工地,先后为房山、昌平、海淀和通州添过砖瓦。几个月前来到现在的工地。 每天早晨五点半,张胜准时起床,洗漱,然后吃工地上提供的早点——稀粥加馒头。六点整,上工,他在相对凉快的室内给楼房地面铺混凝土。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是午餐和午休的时间。每天的午餐都让人缺乏食欲:主食是米饭,菜是水煮土豆、冬瓜、茄子、豆角。“唉,这样的生活最赖了,土豆连皮都不削!”张胜抗议, “菜煮好了就在上面浇点油,偶尔吃到两片肥肉。” 下午五点半,下班。洗澡,吃晚饭—重复午饭一次,去广场乘凉,然后回去睡觉。 一天下来张胜有七十块的收入,但在工地吃饭要扣去十块钱伙食费。“那样的饭菜成本最多五块钱!”张胜很不满,但他很少和其他工友出去改善伙食,那样花得更多。 去年在房山干活的时候,张胜花三百八十五元买了一只带手写输入功能的红色山寨手机。他每隔几天就给在老家务农的老婆打个电话,有时也给同样在外打工的三个 孩子打电话、发短信。“手机可以手写,所以会发一些短信。如果是打字发短信,我不会。”这只手机的第二大功能是看电子书,张胜无聊的业余生活就靠它们打 发。“电子书都是在卖手机的店里下载的,不过我看书都不看名字。”这群建筑工人下班后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更没有网吧(也根本不会用电脑)。他们无处去了 解这个国家目前在发生什么。当得知世博会五月份就开幕时,张胜还很惊讶: “啊,都开始了?好几个月啦?” 艾未未、程益中这些名字不属于张胜的世界。“我喜欢听蔡依林的歌,还有凤凰传奇,他们唱的《自由飞翔》不错,”张胜还听过很多刘德华的歌,甚至知道费翔, “那年他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把大兴安岭给烧了,哈哈!” 张胜初一没读完就离开了学校,一边帮家里干农活,一边给人打短工。那时打短工一个月可以挣九十。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张胜经人介绍和邻村的一位女子结婚。张胜一张口就能报出自己大喜的日子,一九八九年农历六月二十九, “那是最热的时候啊!”那一年,他的记忆是自己办了人生中第一张身份证以及婚后一个月邻村放了一场《少林寺》。还有,大女儿出生了。 后来,二女儿和小儿子先后出生, “女儿罚了三百,儿子罚了二百,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又罚了二百。”张胜也从干农活的短工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不停地出现在郑州、洛阳、巩义等地的工地上。“我去过洛阳看牡丹花,去过白马寺,去过龙门石窟。”1996 年,他花六百块在郑州给老婆买了一条项链,这是他送给老婆的唯一的礼物。四十岁那年,他跟一个同乡来到北京, “听说工资高就过来了。现在觉得也不高,郑州都有六十块一天的工资了!”来京之前,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份“高薪职业”——去山西挖煤。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每次死很多人,挖煤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给再多钱也不干。” 在北京的工地干活倒算不上特别累,晚上也不用加班,就是有时生活“太赖”。他很怀念去年在六里桥的一处工地干活的日子,五一放假,每人发了一百块过节费, 啤酒随便喝。在外务工,能否按时拿到工资是他最牵挂的事情。来北京两年,张胜有两次被拖欠工资的遭遇。第一次是在大红门一处工地,干完活老板没发全工资就 跑了。还有去年春天,张胜在房山给一个保定的老板干活,快发工钱时此人消失。无奈之下,张胜等人求助于劳动局,劳动局让他们先回去,到时帮他们追讨回来。 工程总承包商给每人付了二百块路费。过了些日子,那个老板出现了,支付了一部分工资,并给每人打了欠条承诺等这批农民工回家秋收返京后补齐。后来此人彻底 没了踪影。尽管不到一千块钱,张胜依然不平: “如果再遇到那个老板,肯定要打他一顿。” 在现在这个工地干活已经几个月了,张胜连劳动合同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我们问了要不要签合同,工地上说登记一下就行,”他好像也不太担心工资和安全问题, “这里负责的是我们老乡,出了事找他就行。” 除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张胜苦思了好一阵子也没能再想出一个领导人的名字。首都对他们来说就是工地周围方圆一里的地方——晚上散步的范围。他赞扬了政府的农业政策: “现在农民种粮不交钱,还给补贴。小孩上学也不用交钱了。” 在这条位于三里屯的路边不时有老外走过,张胜对他们并不感冒。“美国不是打了伊拉克嘛,我知道我们中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所以我不喜欢美国人。”可能他眼中 的外国人统称美国人,白皮肤黄头发。但是,他也承认美国在“钱,工业,农业和军事”各方面都超过中国,如果有机会出国,最想去的还是美国,尽管他说不出任 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他讨厌日本,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狼牙山五壮士》和《地道战》里日本人都很坏。“不过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比我们发达。”这些 知识是他从电视里学到的。 张胜说准备在外面再打两年工,就回家做小买卖—“搞食品加工,做点饼干、鸡蛋糕之类的,”他还表达了想买车的愿望, “想买一辆奥迪。不过可能会先买一辆送货的金杯。如果能去旅游,最想去杭州看看,那里的西湖风景很好。” 喝完酒,我们道别,他多次问我什么时候能把杂志给他,他要在秋收的时候带回家给老婆看。(文:邹蔚) 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 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这样可以种的地就少了,种地很难养活这么多人。国家以后会怎么样我不好说,但有钱的人肯定更有钱,穷人肯定越穷。以前毛主 席在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种地干活,算工分,每个人都要劳动,干得多的就得到的多。我听说那个时候吃肉都不要钱,每个人都有肉吃。但是后来我们河南就变穷 了,很多人去山西要饭。 (原文见《时尚先生esquire》2010年9月号) 来源:时尚先生 链接: http://www.bullock.cn/blogs/esquire/archives/124418.aspx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4163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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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批评之道

 重建批评之道 傅国涌   (为《南风窗》“批评的权利”专题而写)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二十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漫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 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 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 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 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民间报纸《大公报》成为引领当年舆论导向的重要媒体,其影响远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上,蒋介石自称每天先翻《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是必读的,在他手里成熟的批评语言和稳健的批评风格,无疑拓宽了那个时代的批评空间。 语言确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获得德国书商协会所颁发的和平奖,他在题为《说文解字》的书面演说词中强调语言是万物之始,语言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评之道】 鲁迅曾说自己不喜欢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听见一片“Yes”声,再也听不见有人说“No”了,很没意思。(大意如此)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这一点,就连实际上容不得批评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说过,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因为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被中共中央发现,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并立即通报全国,宣布“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季鸾们建立的批评之道,不仅为新闻从业者,也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样,可惜这个传统曾经断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评,无助于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就是回归张季鸾的传统,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种批评语言,而不是杂文式的嘲讽。             2010年8月18日天目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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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华:郭德纲这事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来自: 喷嚏网–读书、培训、8小时外的健康生活! 之 [铂程斋]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10日,  已有 6 人推荐 说实话,我不认识郭德纲。我也几乎不听他的相声。如果不是北京电视台及其亲友团如此海陆空全面围剿郭德纲,我才懒得说这个话题。  你私闯民宅,我煽你耳光,应该算扯平了。屁大的事儿,当地的片警就办了。而且这打人的徒弟该拘拘了,该罚罚了,也没啥事了。不知怎么的就把事儿搞大了。  问题应该出在郭德纲那张嘴上。他那嘴比那深海大王乌贼的鹦鹉嘴还硬呢!那张嘴即便进了北京台这巨大抹香鲸的胃里面,也还是硬的。  北京台及其庞大亲友团北京晚报、CCTV、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多条大鲸鱼、大鲨鱼联合围剿郭德纲(见上图),郭德纲书籍及光盘在北京图书市场被下架封杀,郭德纲新浪博客不能点开,德云社被停业整改,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吊销德云社演出许可证,北京市税务局派出的稽查组同时进驻德云社……  这阵势把全国人民吓着了。这是要干嘛呀?这是什么时代?难道是文革回来了?文革也没有这么厉害吧?我诚惶诚恐看着上面那张图,那上面每篇文章的标题不是一张凶狠的大字报?  央视《新闻直播间》也很批郭德纲:“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与公众人物的责任前,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这排比句写的太厉害了!一看就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文科生写的。铿锵有力。义正词严。  平时缩头乌龟一样的全国记协也出来了!它要求各媒体就郭德钢徒弟打记者事件表态,称维护合法采访权,营造良好监督环境等等……平时记者采访社会新闻被打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前天,《瞭望东方周刊》和《南方周末》记者在吉林采访洪水被当地警方辱骂后被逼删除照片和录音,也没见全国记协放一个屁!这次全国记协却突然为偷拍的娱乐记者出头了,更把大家吓了一跳!  做人市侩如相声界的姜昆、首鼠两端如作家里的陆天明、浅薄如娱记行列的鸿水,都一一跳出来,狠批郭德纲。看这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架势,让大家了解了什么叫人性的卑劣,什么叫做小人。所谓小人,就是那些见风使舵、首鼠两端、浅薄市侩、为了个人利益放弃公德与良知、踩着别人上位的人。   这时候,一条叫长沙晚报的乌贼出现了,它明显是看到那么多鱼围殴郭德纲,开始说公道话了。《封杀郭德纲应给个说法》:“看这架势,郭德纲是要被“全面封杀”了,只是,不知道封杀他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说BTV封杀郭德纲还可以理解(因为是直接当事人),那么,“全面封杀”却使事件的发展有所偏离,走到了让人看不懂的路线上。而从这种大动作来看,BTV也没有如此大的能量,可以使得书店、音像店统一下架。那么,又是谁在导演这出“封杀”大戏? ”  几乎所有网民都在妄自揣测、议论纷纷,想知道导演这出大戏的究竟是哪条大鱼。这个联想和议论的过程,使大鱼们形象受损,使海洋水质都变得污浊和令人窒息。  这时候甘肃那边一场泥石流把那么多活生生的人都活埋在地下……大家沉痛地慨叹天灾与人祸为什么总是在比赛,看哪个杂种能赢得祖国的未来?在这样的时候,郭德纲事件仍然是新浪、腾讯、网易、搜狐、凤凰网等微博江湖的主要话题。对巨大压力的反弹成为一股无法遏制的暗流,汹涌澎湃。  一向秉持公正立场的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从法理角度,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分析:“……刑事判决中,禁售书籍和音像制品,这叫“剥夺政治权利”;不准依法成立的艺人团体演出,即是侵犯社会、政治权力,又是“砸饭碗”,侵犯就业权、劳动权和经济权益——— 这是行政管理机构、行政官员的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是,对郭德纲的制裁非常严厉,“判决量刑”畸重。郭德纲犯了什么罪以致“享受”如此“国民待遇”呢?他没犯什么罪,也没什么错。 ……郭德纲是因言获罪……因为对一件小屁事发牢骚而即刻遭遇封杀乃至多种挫折,可见权力的能量和肆意实施封杀手段的权力多么霸道……”  在长沙晚报和南方都市报发出正义之声的时候,导演冯小刚也在他自己的微博里评论这个事情:“歉也道了人也抓了,都掉井里了就别扔石头了,你们强大有势力说掐死谁就掐死谁,真不知道谁是恶势力?其实双方都没有过硬理由称自己代表正义。当年中国打越南,理由是越南犯欠。按现在逻辑犯欠也不能动武啊?就不能协商了?做为父亲我尊重李亚鹏,做为公民我有权力在自己的家里不被打扰。但我报警不打人”  冯导仗义!在此时刻,即便不像陆天明、姜昆、鸿水那样落井下石,至少一般人都战战兢兢、前思后想,哪里敢如冯导这样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大大方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今天我再次看到李承鹏也站了出来,写了精辟长文,对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论述。  社会要进步,政治要清明,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参与。对社会问题发言,在公共事务上建言献策,对错误的、强权的、知法犯法的事情说不,发出自己出于理性与良知的声音。这个社会需要讲道理。需要讲法律。需要讲常识。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祝词中说道:“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是的,我们是共谋者。如果我们不发声。我们是有罪的。当汤唯被封杀时,我们不说话;袁腾飞被封杀时,我们还不说话;郭德纲被封杀时,我们还不说话……那么当我们自己被封杀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们说话了。  最后,让我以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那首人所共知的诗歌结束今天的话题: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刷掉一块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 如果一个海角、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 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你而敲响。 来源: 赵丽华的BLOG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2fbd0100kdb0.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3007 喷嚏网图书推荐: 卓越网    当当网 韩寒:独唱团(第1辑) (卓越)      韩寒:独唱团(第1辑) (当当) 野夫:尘世•挽歌 (卓越)      野夫:尘世•挽歌 (当当)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4:袁腾飞说世界史下 (卓越)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4:袁腾飞说世界史下 (当当) 罗永浩:我的奋斗   |   1Q84 | 佛祖在一号线   | 给你一个亿:你能干什么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  将才:让年轻人少奋斗5年 | 杜拉拉3: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美国语文(12-18岁)(中英文对照版)  |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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