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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美國民眾在紐約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金融界過於貪婪   文 / 陳嘉銘（左翼 21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生） 「佔領華爾街」與「佔領長江」，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前者挑戰的是金融海嘯後貪得無厭的財閥，後者矛頭則明顯指向剝削碼頭工人的外判商及香港首富李嘉誠。但從宏觀政治經濟框架看，引發這兩場運動的根源同出一轍，就是由英美保守勢力發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在上世紀 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期，各大跨國資本賺取的利潤不斷下降。然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卻是要將利潤最大化。那問題就來了，當時的大型資本有什麼方法去增加自己的利潤呢？答案就是香港人十分熟悉的金融業。在這個時期，全球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都紛紛投入金融市場，不斷進行收購和投資，將之視為提升利潤的最佳出路。 金融業可以由 70年代大行其道至今，還有政治因素。在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首相戴卓爾（撒切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里根）相繼上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資本家的經濟改革措施。當中包括公營企業私有化，勞動市場彈性和零散化 (Flexibilization and casualization of labor)，以及放寬金融業規管 (Financial deregulation)。放寬金融業規管，無疑是促使金融業在80、90年代興起的主因。加上90年代以後，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布殊更進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而聯儲局又以貨幣政策配合，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及調低利率。結果在整個 90年代，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的交易暴升數倍，其交易量甚至達到全球 GDP總和的十倍有多。這些經濟上主張市場放任的政策，實為日後引爆金融海嘯的炸藥。 Too big to fail 的金融業 2008年，美國次按危機終於引爆了這些炸彈，觸發自 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這場金融海嘯迅速由美國蔓延至全球。該年 9月，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為了防止倒閉潮，布殊政府提出以 7000億美金救市(Bailout)。在第一次投票時，眾議院否決了方案。四天後，經過政府多番政治游說，不少共和黨及民主黨的議員在第二次投票「轉軚」，最後救市方案順利通過。 美國政府拿這 7000億美元注資在眾多助金融機構，事實上是等於犧牲勞苦大眾的血汗錢，用之來救助那群應為金融海嘯負上最大責任的金融財閥，避免這些金融資本破產。換言之，這個救市方案實屬「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不過，這個救市方案並非一帆風順。 在 2009年 5月，傳媒揭發保險及金融集團 AIG將2100萬美元花紅分給金融部門的員工，發給公司員工合共的花紅高達12億美元。這消息隨即引來美國群眾強烈反感，事關AIG是受政府注資最多的企業之一（其注資額高達1700百億美元）。如今這群貪婪的金融財閥竟在大派花紅，那就好比是當着美國市民說：「你們不但要替我們的爛攤子『埋單』，還得讓我們繼續酒池肉林！」儘管國會後來通過了向花紅的收益者抽稅九成的法案，但美國民眾的怒火依然難消。上述的歷史脈絡，正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背景。 不難想像，自金融海嘯後，美國人民的生活相當艱難：失業率不斷破頂、中小企難以借貸導致破產、基層在金融海嘯前借貸買樓卻無力償還，被銀行收回物業。這一切民生問題都令得美國人民火冒三丈，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機會走上街頭。 2011年9月17日，逾2000人響應反消費主義雜誌《Abusters》的號召，到華爾街街頭示威。當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都是99%」，就是要突顯資本主義下的貧富懸殊問題，宣示社會上 99%窮人對 1%資本家的憤怒。至於選擇佔領華爾街，相信也不難理解箇中象徵意義。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大鱷的捕獵場地。美國人民佔據華爾街，就是要向全世界昭示金融霸權之惡，引起公眾的同情和共鳴，去集結更多的群眾對抗無能的政府和金融商賈。 佔領華爾街之難 值得留意的是，當權者面對佔領運動絕對不可能絲毫不動，任由示威者持久地佔領下去，擴大群眾基礎。就以佔領華爾街為例，由第一日示威者佔領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開始，警察已開始戒備，用諸多方法驅趕示威者。在運動的第八日，警方故意隔離一群和平的女性參與者，並惡意噴催淚氣體。最誇張的是在第十四日，警察阻斷在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人士，連同記者總共逮捕逾700人！ 在運動發生約兩個月後，祖科蒂公園的持份者以公眾衛生和公眾安全為由，允許警察清場，示威者之後難以再次佔領華爾街。 從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起源到結束，我們不難得出兩個觀察。 第一，即使是美國這個老牌代議民主國家，也得向資本屈從。細想一下，在金融海嘯後，為什麼美國國會沒有立過什麼法例去實際約束金融霸權？為什麼民選的國會議員會通過救市方案？道理其實很顯淺，因為無論那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們終歸需要財團資金去支持其選舉工程。政黨向大商家俯首稱臣，絕非偶然。 第二，所有影響資本主義運作的行動，國家機器必然會將之打壓。不要忘記，在發動佔領華爾街的時候，奧巴馬已上台半年多。試問這位甚受人民擁戴的總統為何不阻止警察去打壓示威者呢？其邏輯十分淺白，因為一旦示威者動搖到資本主義的秩序，這必然會損害資本家的利益。繼而，受資本約束和支配的政黨也就難以無故阻止警察去嚴懲示威者。 香港政制與勞工力量薄弱的關係 回到香港，在連代議民主制仍有很多缺憾的情況下，香港資本家的行為就必然更加赤裸，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就必然更強弱懸殊。 熟悉勞工法的香港大學法律教授Rick Glofcheski已在媒體訪問中表示，在這次碼頭工潮中，我們已足見香港的勞工法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他指出，勞工法的改革之所以停滯不前，與香港的政制不無關係。因為在畸形的立法會制度下，若議員想提出私人草案去改革勞工法例，就必須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即使行政長官同意，還得通過偏重商界的功能界別這一關。故此，在近十五年來，除了最低工資和種族歧視條例外，香港勞工法基本上沒有實質的改革或檢討。 再者，集體談判權在回歸後遭臨時立法會廢除，令勞資雙方在談判權力的關係上完全不對等。就以這次碼頭工潮為例，即使碼頭工人在罷工期間想跟老闆談判，資方也可完全藐視工人的談判要求。結果在罷工期間，外判商皆以「拖字訣」去削減工人罷工的力量。這正正是缺乏集體談判權的禍害。 4月19日晚，香港貨櫃碼頭工人和巿民圍繞中環長江中心遊行   讓資方金蟬脫殼的外判制 不過，令勞工力量薄弱的還有一點：外判制。在新自由主義浪潮底下，世界各地的資本家都扭盡六壬尋求減少成本的方法，而外判制正好為商家提供一個制度。事實上，在90年代至2000年，香港政府和各大企業都大舉引入外判制，不再直接聘請員工，並將工作變得零散化。一方面外判制是會削弱工人團體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亦讓企業逃避對工人的福利保障。 在這場碼頭工潮，外判制之惡實在一覽無遺。在罷工期間，外判商高寶突然宣布結業。不少隸屬於高寶的工人都向傳媒訴苦，指他們的工傷賠償可能會隨着外判商倒閉而消失。另外，即使高寶結業，也難保同一個老闆不會在日後開另一間公司，重新聘回同一群工人。這種做法無疑是剝削工人原本應得的福利。 歸根究底，HIT之所以將工作外判出去，無疑是要節省成本，同時推卸對勞工應負的責任予外判商。結果，外判商卻可以盡情壓榨碼頭工人，使他們毫無尊嚴地工作──長工時，工作環境惡劣。 迄今，罷工工人主要在長實集團的中環總部長江中心外駐守，被稱為「佔領長江」。不過，與佔領華爾街不同的是，佔領長江是罷工的延伸行動，碼頭工人是迫不得已才會這樣做。 在罷工頭五天，碼頭工人是一直留守在碼頭內，堵塞裏面的主要通道，阻礙貨櫃出入。換句話說，他們是首先佔領碼頭。碼頭工人之所以要撤出碼頭，乃是由於資方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如果沒有禁制令，工人必定會繼續佔領碼頭。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在工作場所的佔領跟佔領華爾街不同，它就是要停頓或暫緩資方的運作，要資方利益受損，迫使他們跟罷工工人談判。相反，後者卻難以實際影響金融資本的運作，而主要是象徵意義居多。 之後罷工工人佔領長江，只是希望李嘉誠回應他們的合理訴求。然而，長江仍要趕盡殺絕，不斷申請禁制令希望罷工工人無地方駐守。資方這樣做，當然是為了瓦解罷工。 大衛決戰哥利亞的硬仗 罷工已過了一個月，勞資雙方仍未有和解的跡象，這絕不是工人不願意談判。恰好相反，在香港勞資權力關係強弱懸殊的情況下，資方就是可以強硬得完全不理會你，以逸待勞。儘管特首梁振英要求資方返回談判桌，只要資方「企硬」，我們亦只能無奈等待。在香港，資本就是可以如此霸道，罷工工人就是如此無助。 不少人都將這場工潮形容為「大衛決戰哥利亞」。的確，這是一場不可能的戰役，因為對手李嘉誠是全球第八大富豪，是香港最強橫的資本家。工潮發展至今，這場鬥爭已不但是碼頭工人與外判商的勞資糾紛，它更是香港工人階級跟李嘉誠所代表的資本家的戰爭。 這場階級之戰 ,實在不能輸。輸，意味着碼頭工人喪失尊嚴，意味着香港打工仔女一輩子都不能抬起頭做人。贏，則意味着碼頭工人可以有尊嚴地工作，意味着香港工人運動的歷史將被改寫。現在，我們就站在香港歷史的十字街頭，你會選擇站在哪一方？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黃麗萍　　攝影/ 鍾卓明 六、七十年代白手興家的李嘉誠，曾是香港人的夢想，港人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李嘉誠。時至今日，李嘉誠卻成為民眾厭惡的對象，在他身上盡顯出冷漠大財閥的本色。 在前任特首曾蔭權，全力向財閥傾斜而形成今日「商家治港」的政治格局下，民眾換來的是小商戶經營日益困難、受薪階層長工時但薪金增長遠低於通賬、蝸居族湧現、貧富懸殊居世界之首等連串問題。民眾的忍耐已幾近臨界點。 碼頭工人罷工至今逾一個月，獲得包括中產階層的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金錢上的援助（罷工基金至今累計逾800萬元），正顯示出民間對財閥壟斷下的政、治格局的不滿與反抗。我們要拷問的李嘉誠，不是那曾擁有香港精神的李嘉誠，而是他現在所代表的對社會普羅民眾層層剝削的既得利益階層。 香港貨櫃碼頭外判工人罷工至今已逾七個星期，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4月30日進行的勞資第四輪談判未有結果，碼頭大老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繼續置身事外，拒絕與工會談判，政府無力斡旋。四間外判商中，只有永豐願意回到談判桌，高寶更已宣布倒閉，令工會失去談判對象，勞資雙方處於膠着。過去一個月，工人不斷把行動升級，「佔領」地點由貨櫃碼頭轉移至中環長江中心，但工人復工卻遙遙無期。 這次的碼頭工潮，赤裸地揭示了香港勞工保障的薄弱，研究勞工議題的學者批評香港是「一流的城市，三流的勞工保障」。同樣是和記黃埔旗下的碼頭，香港工人的待遇不但遠較澳洲差，甚至還比不上沒有組織獨立工會權利的深圳。同一工種，同一老闆，為何待遇差之千里？為何香港的勞工一直積弱，走不出困局？ 集體談判權夭折 工潮開始的首兩星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勞工處處長卓永興，可謂完全「失蹤」。其後，工潮不斷升溫，獲得社會各界支持，政府才開始介入，但卻軟弱而無力。 爭取勞工權益多年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說：「這次碼頭工潮完全反映，政府過往那套『勞資自願性協商』的哲學已徹底破產。」現今的勞資談判純屬自願性質，即使工人發起工業行動，資方仍可拒絕與工會談判，政府可以干預的手段近乎零。「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權，政府沒有法例援引去迫使資方與工人談判，工人等了三十多天，希望與資方有個平等的談判，卻仍等不到。」 「如果 1997年沒有廢除集體談判權的話，這次的罷工根本就不會發生。」1997年 6月回歸前夕，末代立法局通過了由職工盟議員李卓人提交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條例列明五十名僱員以上的企業，如工會的會員人數超過僱員人數的 15%，並取得逾五成僱員的授權，可以獲得集體談判權。 然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上台兩星期後，即凍結了集體談判權。被指是北京欽點、沒有任何民選成分的臨時立法會，同年11月正式把法案廢除。 研究中國、香港和越南勞工課題的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蕭裕均解釋，集體談判權有助改變勞資不平等的關係，資方須定時與工會檢討薪酬待遇，最終簽訂集體談判協議，保障工人在特定時間內的薪酬福利，即使在經濟轉差的時候，資方亦不可以單方面減薪，要先得到工會的同意，尋求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對於政府在回歸後急急廢法，蒙兆達說：「董建華本身就是一個商家，與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有很多商家聯手向政府施壓，要求廢除集體談判權。」他謂如果現在有集體談判權，資方一早就要與工人商討薪酬待遇，工人的怨憤就不會壓抑了十多年，或者就能避免了這次罷工。 蕭裕均分析，香港的勞工勢力一直薄弱，與香港政治環境有很大關係。「殖民地時代，政府與英資站在同一陣線，因為目標都是在香港賺錢；回歸後，香港政府與商界的關係仍然密切，因為香港政府一直弱勢，要依靠資本家的支持，政府從來不敢得罪商家，對保障勞工的政策一直拖延。」 資本家刮盡一分一毫 在這個政治格局之下，資本家被縱容賺盡一分一毫。蒙兆達說：「和黃是持有 HIT的公司，每年除稅後盈利有323億元（港元，下同）。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一面指責工人要求加薪兩成會『拖垮經濟』，一面卻不斷加自己薪酬。有報道揭發他 2009年到現在加薪已超過四成，每年的收入達1.8億元，HIT的高層年薪亦是過千萬，根本就是肥上瘦下！」反觀香港基層工人計算通脹因素後的實質工資，現在的數字卻較回歸前更低，顯示工人未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蒙兆達又指，大企業利用外判制把員工進一步「搾乾搾淨」。「大企業把工種外判，以價低者得的方式，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亦省下員工的花紅、退休保障、加班補水等員工福利。當你成為外判工，資方就只需要符合勞工法例的最低標準。香港勞工法例非常薄弱，幾乎只保障工作後有糧出。工人連續工作72小時，並沒有違法；沒有食飯、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違法。企業利用外判制，把企業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把工人的工資搾乾搾淨。」 外判制是政府於90年代帶頭牽起，當時亦曾出現過清潔工時薪低至七元的剝削情況，經過工會的抗爭之下，政府訂立了指引，規定外判商不可以低於市場平均薪金去聘請工人，以及推出外判商扣分制。但蕭裕均指出：「政府只肯訂出指引而不肯立法，對於私人企業完全沒有約束力，讓企業大條道理只向錢看。」 蕭裕均形容，香港的勞工法例是「一流城市，三流勞動保障」，最基本的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很多發達地區早已立法，例如美國已經立法了一個世紀。香港的保障甚至比不上內地，內地於1993年已為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立法，而香港在兩年前才實施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立法依然遙遙無期。 雖然《基本法》訂明工人擁有罷工權利，但蒙兆達直指這其實是虛假的：「法例上雖保障工人不可因罷工而被當作犯錯而即時解僱，但僱主仍可以一個月通知的方法解僱罷工員工，工人罷工要冒很大風險。」 政治制度成為路障 爭取勞工權益的路一直都走得很慢，蒙兆達與蕭裕均都把矛頭指向香港政治制度，為勞工權益的爭取設下重重的路障。 蒙兆達指出，功能界別佔了立法會一半的議席，由議員提出的法案要分組點票，很多時保障勞工的法案在直選議員獲通過，但在功能界別被否決。「政府擁有立法的主導權，因為政府提出的法案只要過半數就可以通過，但為免得失商界，政府把勞工的保障一拖再拖，不會主動提出法案。如訂立標準工時，梁振英說開設一個委員會去研究三年，到時政府換屆，又不了了之。我們的行政長官亦是由小圈子選舉去產生的，工商界背景的人基本上把持了整個選舉制度。」 此外，目前擁有三個議席的勞工界功能界別，亦被指是打散工會力量的元兇。蒙兆達指出，勞工界議席是以工會為單位去投票，致使工會愈拆愈細、愈拆愈多，例如一個碼頭就有四個工會。「這種分裂的狀態在與資方爭取權益時非常不利，亦打散了工人寄望加入工會去爭權益的意識。」 另外，勞工界議席採用「全票制」，即每個工會必須投下三票，容易造成議席全取的局面，而不是按工會比例分配三個議席。這樣就有利工聯會等資源豐厚的建制派工會，可以開設更多工會屬會來壟斷議席。回歸後的各屆立法會的勞工界議席選舉，都是由工聯會取得其中兩席，勞聯取得餘下一席。而在 97年的廢除集體談判權的動議上，工聯會正正投了棄權票，集體談判權最後被廢除。 蕭裕均認為，民生政策要靠民主過程推動，希望工人運動可以與民主運動更緊密地結連，「佔領中環與罷工的討論現在好像完全分開了，但其實是息息相關，佔領中環不是爭取四年投一次票，而是要深化到改革政治制度如何改善民生的政策。」 港人應有尊嚴地生活 政府在4月26日舉行酒會，宴請勞工界慶祝「五一」勞動節。灣仔會展中心場內衣香鬢影、歌舞昇平，場外幾百個已罷工一個月的碼頭工人聲嘶力竭繼續抗爭。一名碼頭工人代表進場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遞交請願信，問司長可否到場外見一見工人？可是，林太並沒有出來慰問工人。 蒙兆達對政府高官的冷漠感到非常遺憾，又指該名工人代表已對政府「沒半點寄望」：「勞動節是為了紀念百多年前，美國工人爭取 8小時工作的抗爭，到今天的香港，工人仍要連續工作24，甚至48、72小時。政府對待這些工人繼續愛理不理，商家用盡手段希望這局面可以千秋萬代不要改變，最可悲的是，長時間的剝削，令工人自己也麻木了，覺得理所當然了，連工人自己也看不到這是個政治問題。」 「為何其他城市的人，可以有尊嚴地生活，有時間陪家人？為何香港人就一定要去認命，不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我常常提醒自己，抗爭並不只是為了抗衡憎恨的事，亦是為了你所愛的而抗爭。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將來不用做工作的奴隸。這次的抗爭，不只是為了碼頭工人，也是為了我所愛的子女，將來可以有尊嚴地生活。」蒙兆達說。 職工盟發起「五一」勞動節遊行，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要求政府落實集體談判權 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右），日前高調為和黃主席李嘉誠（左）護航， 並狠批職工盟發動針對李嘉誠的工運是「搞文革」 4月19日下午，工人披着雨衣在長江中心外集會抗爭 4月26日，工人在長江中心外，向張建宗、李嘉誠、 李澤鉅和梁振英的紙版頭像投擲顏料抗議 五一勞動節遊行上，三名示威者抗議官商勾結，導致工人受苦 4月19日，一名巿民帶着女兒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聲援罷工工人 4月19日的長江中心晚會，學民思潮成員黃之鋒帶領一群中學生站台，支持工人行動 4月26日晚，逾千人由長江中心出發，沿着花園道遊行至禮賓府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和記黃埔旗下的深圳鹽田港碼頭，2007 年曾發生工人罷工   文/ 陳嘯軒 深圳鹽田港屬李嘉誠所有。六年前，碼頭工人罷工三天即成功爭取到加薪和獲得應有權利。同一集團，為何中港兩地工人的爭取結果如此截然不同？ 2007年4月6日，深圳鹽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逾700名吊運貨櫃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資方加薪，補發因為工時計算不合理被剋扣多年的每天半小時工資，以及要求准許成立工會。據當年媒體報道，罷工工人主要做「輪吊」和「塔吊」工作，薪酬由3,000至5,000元人民幣，包括底薪和其他收入。有工人說：「我們的工資 10年了就加了一次，很多工人上調不到100元。」 中央沒給李嘉誠面子 當年協助罷工工人維權的律師段毅憶述，工潮最早由約二百名碼頭後勤服務工人發起。「他們當時的工資最低，月薪只有 3000多元。資方最初準備採取較強烈方式來解決，沒想到工人的關係非常好，緊接配送和裝卸工人都響應了，最後連塔吊司機也參加，就把碼頭生產鏈徹底中斷了。」 罷工後翌日，深圳市政府派出一名副市長介入協調，連同鹽田區政府以及勞動、工會等部門和組織趕赴調停。結果，勞資雙方談判在 4月 8日即達成和解，700多名工人每月獲加薪 3%和另額外補貼 500元薪金，工人滿意隨即復工。 鹽田港集團屬合資經營，有接近消息人士對本刊透露，作為碼頭「小股東」的鹽田港集團，當年在工潮與大股東和黃角力時毫不退讓，甚至還向和黃暗示，如果香港合資方未能處理好事件，中方大可根據合同「把你的東西買過來」。 「當時罷工的問題直接就報到中央。當時深圳鹽田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鄭京生，給了李嘉誠方面三個意見：第一是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管理經驗，第二我們有足夠的錢，第三如果這個問題你處理得不好，就會影響我們與你合資能否持續。」 消息人士指，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給李嘉誠多大的面子，這麼做是迫於經濟壓力，「鹽田港是國際性碼頭，如果事件處理得不好，會直接影響國際貿易，對中央來講經濟壓力非常大。」 中方「不得不介入」 工潮結束後一年，鄭京生接受「中國國際海運網」訪問時曾明確說：「港口工人自發維護自身利益，要求提高薪資待遇，但鹽田港港方合作夥伴和記黃埔並沒有做出積極的應對，使工 人的待遇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直接導致了罷工。」由於和黃對罷工持消極態度，因此中方「不得不介入」。對於深圳碼頭工人六年前的成功抗爭，段毅認為有三大因素：「工人非常頑強，最初在（資方）壓力下沒有妥協；國家從整個社會安定的角度，傾向工人；和黃在兩方的壓力下，也作出妥協。」 不過，段毅也承認：「對付大資本，工人鬥爭肯定不夠。」鄭京生給和黃的三條意見，除了唬嚇以外，明顯帶有「國家實力」的表達。雖然中央主要是出於國家貿易政策和貿易風險的問題上去干預，但也間接支援了工人。 「這種唬嚇是有足夠的經濟力量的。因為李嘉誠再大，也大不過中國。中央認為問題要盡快解決，當時鹽田港碼頭在世界吞吐量居第二，按照和黃的內部計算，是集團在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貨櫃碼頭。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部分靠遠洋（貨輪）來完成，中央想在這個事情我不管那麼多，鹽田港必須恢復生產。中央也不單是為了支持工人權益，中央只是覺得你（和黃）要是做得好，工人不可能這麼鬧。它這麼強勢介入，是帶有政治姿態。」 和黃付9000 萬平息工潮 香港親北京報章連日來炮轟碼頭工運漸趨政治化，甚至指摘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借工潮預演「佔領中環」對抗中央。不過，段毅認為中央為了在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出台的前夕，給巿民較良好的形象，「肯定不會傾向李嘉誠，可能更多會協調出更好的方案。」他不排除中央會向特區政府作出「政策指導」，要求當局較積極介入工潮。 當年工潮結束後，段毅受深圳巿總工會委托，擔任工會的談判指導和法律顧問。談判歷時45 日，結果工人在加薪以後，成功追討了過去八年的加班費，其中4000 多萬元是直接補回給工人，另外和黃則答應給職工增加4000 多萬元的住房公積金。 對於官方的工會能否為工人爭取權益，段毅說：「中國工會的特點，就是中央有明確指示的情況下，它就會不疑慮地做；但是中央有相反指示時，它就會按相反指示做。」他說，他擔任工會法律顧問一年後，「跟工會出了毛病」，此後就再沒有接觸碼頭工會和工人。 資料顯示，現任鹽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工會主席陳德雲，同時身兼中共鹽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委員會副書記兼紀檢書記，曾任中共深圳巿紀委辦公廳副主任。 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聯絡處行政主任黃靜文表示，當年深圳巿政府高度介入工潮，「一定要擺平事件」的強硬態度，令最初不願意與工人談判的和黃屈服進行勞資協商。她指自2007 年以來，鹽田港狀況都較平靜，沒有爆發大型勞資糾紛。 「深圳碼頭的工人每天只是工作八小時，工時遠較香港同行動輒16甚至24小時為短，工資也遠較當地一般藍領工人要好。」黃靜文慨嘆，雖然內地沒有獨立工會，但在港資貨櫃碼頭工作的工人待遇，竟然較有權利組織獨立工會的香港同行要好。 熟悉國際工運並一直關注香港碼頭罷工問題的段毅則指，放諸其他國家或地區，碼頭工人罷工，最終勝出的絕大部份是勞方。他提醒香港碼頭罷工人士，談判對象必須回歸到和黃本身，且罷工行動與聲援行動要升級，才有機會獲勝。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黃麗萍、陳嘯軒 1基層 為香港勢佔中 麥先生在船務公司任文職工作。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對他的工作有影響，但他仍走出來支持罷工工人：「我一定算不上是中產，但比起最底層的好一點。」他參加了一個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民間組織，接觸過不少基層人士，以他的觀察：「很多市民對整個政府的管治非常不滿，即使他們不太清楚政改的問題，也會因為民生等問題而走出來。有人還覺得明年佔領中環太慢，今年七一就應該搞。」 他覺得民怨已到臨界點︰「政府一直解決不到市民的住屋問題，退休保障又搞到不知所謂，新界東北的居民無被諮詢過就拆他們屋企，嚴敏華去示威抗議又被人拉去坐監，市民的壓迫太大，如果這一分鐘有人出來號召佔領中環，都絕對會成功。引爆民怨的永遠都是政府自己，而不是市民。當民怨積聚，得不到宣洩，有一天始終會爆。」 但麥先生也坦言基層對於佔領中環的認識不夠多，「他們的確不是太清楚到底佔領中環是什麼，但如果他們知道可以為社會帶來改變，很多基層都會肯做。畢竟這是個群眾運動，群眾的力量要來自群眾，所以這個時間要做多些群眾解說的工作，如擺設街站，當時的反國教也設了一年多的街站。」 麥先生補充，「我認為我們應該盡能力去爭取，民主、自由是要靠我們爭取回來的。」   2社運界 佔中充滿隱憂 社民連成員周諾恆對於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都很有經驗，曾因不滿港鐵線加價，在前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致詞時，衝上台搶咪及「撒溪錢」，而被拘捕。對於佔領中環，他樂見其成，但他亦在組織及行動現場的操作層面上提出不少隱憂，他指在行動現場做民主的決策很難，但一定要做，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如果很多都是由領導去帶領和決策，大家會覺沒有太大意思，但現場的形勢多變，警察一有不同的做法，政府突然提出一個還價的方案，有變化時候，所有事都要再一起商量過。 他亦指，這是一個很大型的行動，後續的發展是要考慮的，因為會影響到很多人，他也不希望看到香港人搞到這樣大最後原來是失敗的，而且如果跟人「講數」，你要確保你的這個「核彈」一定會爆，而非「大家先試試，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這樣似乎太冒險。 他借用 WTO在香港開會時，韓農示威的經驗，指如果佔領中環強調絕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很難突破警方的防線，「基本上警方的人數到一萬，做到一比一，他們就不用怕，他們一對一去與你糾纏，跟你說「先生、小姐馬路危險，上回行人路吧」，其實已經很難可以齊齊整整一萬人坐在馬路，以往很多社運都出現過這情況。」   3中產 佔中是道德決擇 尤先生是四十多歲的中產人士，80年代大學畢業，一直隨着社會向上流的階梯，現任職市場顧問，有穩定的工作、不俗的收入，有自己的物業，兩子女都是大學生。尤先生以前也是一個溫和的泛民主派，兩年前他也接受 2010年的政改方案，認為可以是個過渡階段，但經過上一役，尤先生不再相信中央，並表示一定會支持佔領中環。他認為佔領中環是個「道德的決擇」，「我覺得這是應該去做的事。」 「在追求普選上已忍無可忍，我們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吧？我們只是要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中央卻不斷搬龍門，打矛波，國際公約要求普選須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中央就說，對不起，我們沒有簽。我們都是有分析能力的，普選爭取了三十年，被你玩完一次又一次，怎樣可以再相信你（中央）？」 「所以戴耀廷這班溫和的學者，也要走出來佔領中環，他們被人欺騙了一次又一次，知道對話已經沒有用。前天看了梁文道的文章，我很認同，他說就算知道中央一定不會讓香港有真普選，也要走出來為香港做點什麼，這是一個良心的感召。」 「中產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當你得到了社會不少好處的時候，你願不願意為香港做點什麼？香港現在的社會極度分化，貧富差距非常大，為什麼大家不可以放棄爭取更多的利益，而去讓下層活得好一些？」雖然他對香港得到真普選的機會並不樂觀，但他說︰「做得幾多得幾多。」   4商界 佔中不切實際北京難讓步 一向被認為對政制發展立場保守的香港工商界，如何看待「佔領中環」運動？被視為「開明商界」的中原集團董事施永青認為，透過「佔中」向北京施壓爭取普選並不可行，實在難以取得着重實際利益乃至現行政制既得利益者的商界人士支持。 本身是免費報章《AM730》老闆的施永青，直指戴耀廷提倡的運動過於理想化：「你佔領中南海就有用，而且不是靜坐佔領，而是要武裝佔領！」「在我所接觸的商界高層管理人員，都不太認為佔領中環可以達到積極的意義。商界不反對有民主選舉，但認為香港未來的政制不是只由一方來決定，而是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都會參與，這當中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爭取普選時完全不理會中共的取態，這是不現實的。」 年輕時曾是馬克思主義者，文革結束後對中共失望並開始從商的施永青說：「我也是民主派，也渴望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我認為爭取民主要講策略。爭取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2017年的特首選舉即使有篩選中央不可接受人選的機制，也算是一種進步。」 施永青還擔心，佔領中環若曠日持久，會導致社會分裂、矛盾劇化，甚至可能出現「血光之災」，因為「中共很着重要維持其在中國的管治權力，為此會不惜一切」。   5北京 吹響抗「佔中」集結號 北京雖迄今未有公開回應「佔領中環」行動，卻透過多名香港建制派人士，頻頻重申中央就 2017年特首人選所定下的底線，包括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對抗中央。同時全面開動在港的宣傳機器，狠批「佔中」運動「搞亂香港」。 這個集結號由表態「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的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率先在 3月吹起，隨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表明 2017年特首選舉「一定要有篩選」，再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陽說出了北京對特首人選的「底線」，更為未來的提名委員會僭建了「預選」機制。 香港建制派人士即上前接捧。3月 31日，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明「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只是指投票權，並不包括提名及被選權。4月 6日，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指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中央也有權選舉特首，「不是港人想選什麼人也可以」，並指佔領中環會令香港社會運作不利。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也透過中通社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符合國際社會通例。 對此，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這是北京的戰術部署：「最先由幾名中央大員和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說明中央對特首選舉的底線，藉以搶佔香港輿論陣地，令傳媒的報道方向不會那麼由民主派主導，目的是要把中央的訊息打入港人腦中，從而起到『洗腦』的作用。」 「這種中共一貫使用的『洗腦』辦法，對於相信『民不與官爭』的部分普通巿民的確會起到作用；但對於有獨立思考的人尤其是知識界則沒有什麼作用，甚至還有反作用。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1993年，南韓警方用催淚彈驅散逾千名參加示威的大學生   文 / 鍾樂偉 （澳洲悉尼大學韓國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南韓民主化運動成功在於聚合社會各階層支持。今日社會已失去當年民主運動的活力，香港「佔中」能否成功？南韓民主人士說︰香港要做好民主不是單一場決鬥的心裹準備，需長期作戰。 在我們的世界裏，穿梭過往數個世紀間，民主的思潮與制度建設曾經在不同的土壤裏播下種子：有的茁壯成長，有的只是與民主擦身而過；有的在偶然的機遇下萌芽，有的則是犧牲上數不清人類的血和淚一步一步建立而成。 說到這裏，看到香港，我們從1988年在殖民者手中爭取代議政制起始，經歷回歸前後民主發展的倒退，至今天仍有數之不盡對民主訴求抱有熱情的一輩，他們最終敲出「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作為香港真正實現「民主化」的關鍵與最後手段，以圖向中央政府表達港人對民主作為香港最後「核心價值」的渴望與追求。 在平行時空下，當 80年代是香港在中英之間爭取長遠最大民主空間的角力期，韓國也同樣經歷了民主化浪潮中最血腥、熱血和蕩氣迴腸的十年。1987年 6月，韓國全國有數百萬人上街高呼「打倒全斗煥、建立民主」的口號，最終他們成功把獨裁的惡樹在韓國從此連根拔起。當書本翻到那一頁，看到漢城 (現稱首爾 )街頭上聚集成數十萬的民眾，因催淚彈的煙把街道弄到白濛濛一片的景象，有的罷工、有的罷課、他們無不高舉國旗與橫額，呼喊着「民主」。那些日子，我想大家還是記憶猶新的。 走過二十五年的民主路，香港見證着身邊的國家與地區，一個接一個在經歷辛酸與汗水夾雜的民主化建設道路上取得成功，我們能否最後搭上「民主化」的列車，聽來很孤獨，但看到韓國帶給我們的經驗，毅然感到一鼓熱升與安慰湧上心頭。 革命是韓國的宿命 二次大戰結束後，朝鮮半島全體人民渴望的獨立自主狀況沒有到來，換來的是從蘇聯「扶植」下成立，由金日成領導的朝鮮，與美國協助半島以南地區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大韓民國」分庭抗禮。南端的民主政權，由留美回國的精英領袖李承晚作第一任韓國的總統。然而，民主與和平的日子終歸未有找到在韓國喘息的地方。韓戰發生前後，來自北方共產主義的威脅，使李承晚變回保守與高壓管治。他先以制止朝鮮入侵的理由，暴力鎮壓了發生在濟州島的民主革命，更以新建立的「國家安全法」拘捕了三萬多有「親北」傾向的平民。其後，他更貪污買票以維持他的政權，且修改憲法變成終生總統，令以民不聊生的民眾選擇以「革命」的方式，來推翻這位已腐化的建國總統。 短短建國不足十二年後，韓國便發生了第一場的民主革命。野心勃勃的李承晚再次在 1960年的總統大選中大舉使用舞弊方式以圖維持政權，但忍無可忍的民眾決定要發動革命推翻這個貪污不堪的政權。1960年4月，一名示威者在韓國南部馬山市的示威抗議中，被警方發射的催淚彈擊斃，結果是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爆了 419革命。數以萬計的學生上街聲討在青瓦台的李承晚，他卻下令向學生開槍，殺死了二百多人。鎮壓反而令民怨更大，導致更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結果是警方與軍方也不遵從政府命令，李承晚受不了壓力之下唯有狼狽下台逃到夏威夷，民眾也高呼革命成功，也是韓國學生所發起的最早的成功抗爭活動之一。 1960年的第一場革命沒有為韓國帶來真正的民主，一年後來自軍方的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建立軍事獨裁政體。朴正熙在國家進行社會大改造，不但打壓言論自由，公然以「國家安全」為名捉拿並殺害異見分子，更學習李承晚再一次修改憲法，建成「維新政權」，延伸政權至永遠。眼見韓國政治從此落入專權之際，韓國中情局的金載圭忽然暗殺了朴正熙，權力真空突然出現，民眾也再一次走上街頭，開始在全國各地展開示威遊行的抗議活動，反對軍方的全斗煥奪權。 從 1980年 5月中開始，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在全國各地展開反軍方奪權運動，特別在韓國南部的光州仍有大批民眾推動民主示威遊行，要求民選總統並要全斗煥下台。然而，全斗煥卻封鎖光州一切對外聯絡方式，並派遣數萬軍人包圍光州鎮壓遊行，最後在5月18日，全斗煥下令開槍屠殺示威者，導致數百至千人的喪生和數千人的受傷或被拘捕。最後，光州的革命在被機關槍與坦克車的鎮壓下被「平定」，也是韓國民主道路上最黑暗的一天。 518革命雖然未為韓國帶來民主，但從1981年起韓國民眾要求平反518民主運動的聲音不斷冒升。一方面，縱使全斗煥以酷刑迫害學生，但學生推動民主運動的力量卻日益壯大，當中他們更以自焚來吸引國際社會注視。1987年 5月，韓國天主教教會公開學生朴鍾哲被害是因警方以嚴刑審問下致死，點燃了蓄勢待爆的民眾情緒。在整個 5月裏，除了學生之外，連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都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民主選舉。面對着數百萬人上街的挑戰，雖然全斗煥曾考慮過再一次以槍彈鎮壓，但眼見時移世易，也只能要求他的繼承人盧泰愚發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支持韓國的民主化並在同年 10月以公投的方式通過了韓國的新憲法。就在那刻起，韓國全國民眾一同歡呼民主化的勝利，也成功超出了韓國革命的宿命論。 佔據：作為一種方法 回顧韓國民主抗爭的歷史，看到了血、汗與淚水外，也細味出他們在不同階段對民主運動策略的調節。今天香港走進了數十年前與韓國的相同境地：要使用暴力抗爭不為上算，因難以服眾；要發動公民抗命，亦要小心計劃，因為會影響社會經濟運作，更要盡力把持着應有的社會感召與道德高地。面對着如何權衡這個作為運動支點的承托力，看看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經驗，或許對今天討論「佔領中環」有極大的啟示作用。 說到韓國民主化經驗，趙大熙是當中曾經賣命投身參與的其中一員。現在他是韓國進步新黨的成員，也是進步力量的代表人物，「說到今天香港將進入民主化最關鍵的時刻，選擇以『佔領中環』的方式來表達人民對民主的訴求，話雖說是不容易，但也是十分正面的一步，我也是十分認同的﹗」趙大熙跟我誠懇地說出這番話。 以佔領方式，來表達出「公民抗命」的民主運動效果，在香港當然是革命性的，但在韓國多年來的民主抗爭路上，原來他們也曾走過相同的一段路。趙大熙提到：「80年代還是高中生的我，已在朋友圈子聽到不少大學生使用「佔領」方式訴說出對民主改革的渴求。當時，普遍的韓國人對 1980年發生在光州的屠殺民眾血腥鎮壓，責任都是歸咎於當時的美國政策背後默許全斗煥的惡行，所以反美的情緒一直很大。就是這樣，大學生一直在民主運動的矛頭也是針對着美國，因而他們也多次曾經發動佔領美國在韓國的文化中心事件。1981年他們佔領了釜山美國文化中心、1982年在光州美國文化中心裏自焚並跳樓自殺、72名大學生於 1985年更佔領了首爾美國文化中心五天。他們佔領美國文化中心，一來可以造成國際影響，也可以透過激進行動令民眾不會忘記光州的屠殺事件。」 「當民主運動到了頂峰的 1987年時，6月份，不少大學生因避開政府的捉拿，也曾經佔領過位於明洞的天主教教堂 6天，今天韓國人稱之「明洞六天」。當時的金壽煥樞機主教是民主運動的捍衛者，他容讓學生佔據教堂作暫避警察監察之用。」趙大熙憶起昔日在民主運動的動盪日子時，不禁也激動起來。說到近年，趙先生也提起佔領運動在韓國也依然存在：「2008年時，全韓國爆發反入口美國的牛肉風波，當時不少示威者也曾佔領過首爾的市政廳廣場，有些人更在那裏扎營了一個月。」可見佔領作為一種抗爭方式，在韓國也算是相當深入民心。 1993年，南韓警方拘捕一名抗議美國總統克林頓到訪的示威人士   非暴力抗爭的重要 佔領中環的背後，也是負帶着「愛與和平」的核心價值，來實現和平的「公民抗命」政治效果，這一點趙大熙也認同，亦令他聯想到與昔日韓國民主抗爭運動的類似情況。「雖然你經常看到一般韓國的示威者都是以暴力手段抗爭，但其實他們一直都是信奉「公民抗命」的理念，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只是每當示威過程中，警方都以過分的「暴力」應對和平的示威者。例如 1980年光州起義，當地的民眾是和平上街和參與燭光集會，意料不到政府竟然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屠殺，警方才是迫民眾走上「以暴易暴」的因由。另外，在 1987年的學生民主運動中，學生一直都是信守非暴力的原則，但警察卻向示威者使用過量的催淚彈，最終導致學生李韓烈被警方的催淚彈碎片傷及後腦致死，這才是激起民眾反抗使用暴力的主因。」 因而，趙大熙也相信「佔領中環」要極力維護和平與公民抗命的大原則，因為這是政府必須尊重的，而且是當權者賦予民眾應有的表達政見的權利。「作為政權，他們必然不想見到有民眾反對自己，更以塞路方式阻止交通運作。但他們也得明白，包括示威與罷工，也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他們也要尊重這樣的表達方式。所以，以示威表達對普選的訴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但當然要維持着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因為這更能使一般民眾支持。」 一次曾經在香港的經驗，也使趙大熙相信香港人不會接受，民主化中出現「暴力化」的傾向，也使他放心，香港步向民主化上，其道德光環是不會被破壞。「我曾經在 2005年反世貿運動中，陪同韓農來到香港進行示威。有一天，我與幾位韓國朋友帶同反世貿標語走進地鐵車箱，不消一個車站後便有車站的工作人員走入車箱勸阻我們。從那次經驗可知，其實香港人對這樣的示威也有一定保留，看來應該不會在民主運動中出現什麼亂了調子的問題的。」 要推動全民參與 佔領中環，是推動香港民主化中極有意味的一步，也是香港民主發展史上的第一次，當中不但要動員一貫對民主有自然熱情的一群，更要取得「全民參與」的號召與動力，方可收到最大的政治效果。趙大熙也以韓國發動民主運動的經驗告知筆者，說：「單人匹馬應付民主運動是不可能的，正如韓國在 1987年的 6月的民主抗爭運動中，除了學生之外，工人罷工，連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都開始走上街頭要求總統直選，有超過數十萬民眾一同上街示威，可見跨階層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此外，他也以當下韓國民主運動失去動力的問題，警惕香港要把握全民動員的重要性。「今天韓國推動民主「優化」運動比以往更困難，就是因為難以聚合不同階層支持的問題。我們看到，經年累月，單靠同一班經常走上街頭的民主鬥士爭取民主，今天他們也會累下來。但是要求當下的大學生上街也算是不設實際 (要面對因高學費下，要兼顧工作與讀書 )、工人也因外判制度被迫分成兩派內鬥、曾經支持民主的一輩卻因年紀老去而變得保守，這樣的社會環境，導致今天在韓國推動政治與社會變革非常困難。我希望香港可以好好認知韓國今天這樣的問題，要努力聚合不同社會階層支持民主運動。」 雖然「佔領中環」有孤注一擲之勢，但趙大熙也以當年 1987年韓國民主抗爭時，在報紙《韓民族》的一句廣告句子作勸告 -「民主不是單一場的決鬥」，來鼓勵處於民主化十字路口上的香港人，不要輕易放棄，要有好像當年韓國民眾長期作戰的決心。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