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歌，它的原身都是很黄很荤的民间情歌，比如《十送红军》，就是当初江西送情郎的小曲。那些情歌里，只要把姑娘或情郎的名字，换成政治实体，那这歌就洗心革面，成了红歌。其实这个做法，古已有之。古诗里很多的香草美人，常常被解释为君主、贤臣。可现在连红歌的前身是情歌，我们都忘恩负义地不记得了。 　　我五岁时，“文革”还没彻底结束，我什么儿歌也没听过，只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跟着共产党走”……记得那时在浙江农村看眼病，有个小伙子的女朋友在东北，没来，小伙子经常在河边，偷偷唱《敖包相会》，这首歌在当初被定义为“黄色歌曲”。从红歌的汪洋大海里，我突然听到一首“黄歌”，幼小的心灵感觉无比的震撼和兴奋。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才大面积地接触到了“黄歌”。那时候，更大的孩子们拉上窗帘，用砖头一样的“三洋”录音机放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我经常作为警戒人员，在门口放风，盯着有没有街道大妈过来。邓丽君给我的感觉，像一个贴心的、温暖的大姐姐的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后脖梗。在“黄歌”软绵绵的攻势下，“红歌”坍塌得像一起豆腐渣工程。 　　八十年代，我记得还有一本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其对“黄歌”的描述是：“从这种动物性的表现出发，以描写男女相处的爱情生活为主要内容……互相依偎、紧靠、拥抱、接吻等等。”我们就按照书里提到的“黄歌”的名单去找歌。在夜晚，听着忽隐忽现的靡靡之音，那真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啊。 　　九十年代，摇滚乐渗透到中国，一些张牙舞爪的摇滚音乐家，出了一张《红色摇滚》。之前，崔健也翻唱过《南泥湾》，据说引起了当时某大人物的反感，仿佛觉得唱红歌也得有个资格考核。 　　如今，我住处的隔壁，有一对老夫妻，从早到晚，都用一个大音量的电子琴伴奏，磕磕绊绊地唱红歌，一首歌总要反反复复唱好几十遍。你感觉整个重庆就在你家隔壁。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我想起了红歌的天敌邓丽君，便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从早放到晚，红歌变得气若游丝，到后来就没声了。 　　有时，我会想念起红歌的前身，那些优美真诚的民间情歌。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04/06/content_22359174.ht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3646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风潮，江西的中共工农革命圣地井冈山、海南的红色娘子军故乡琼海市等红色旅游路线游人如织，各地的红色经典餐厅也生意红火，俗称“红歌”的革命歌曲更是被唱了一遍又一遍。 在改革开放前的火红革命年代，“红歌”曾经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几乎人人会唱的歌曲。中国“告别革命”后，仍有不少红色经典歌曲，因为旋律优美，歌词感人，加上民众的怀旧心理，一直在民间传唱不衰。此外，也有些中国音乐人以改曲、变调之类的“老歌新唱”方式，对“红歌”作了重新诠释，例如崔健在1980年代唱红的摇滚版《南泥湾》、唐朝乐队在本世纪初以激情摇滚形式演绎的新版《国际歌》等等。 这些年来，无论是原版或新版的“红歌”，始终都有不少“粉丝”，并且是海内外不少华语卡拉OK的必备歌曲。不过，这个意义上的“红歌”，与其说是革命政治教化的工具，不如说是“去政治化”的商品。 可是，自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两年前动用官方力量开始大力提倡“唱红歌”，并在重庆卫视、湖南卫视、江西卫视等电视媒体以“红歌会”的形式推波助澜下，逐渐形成气候后，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而其予人的直观印象是，“红歌”再次成为了革命政治教化工具。 除了“唱红”以外，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还以铁腕手段强力打击黑社会，两年前的“文强案”和现在的“李庄案”都是典型案例。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社会日益富裕也是有目共睹。然而，这些成就并非没有社会成本，贫富日益悬殊、干群矛盾激化、地区差异扩大、贪官污吏横行等等，都是中国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越来越强烈的民怨，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个较公平的法制社会，固然是治本之策，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重庆以雷霆万钧之势“打黑”，打击了一大批老百姓最为痛恨的黑社会团伙及与之相勾结的贪官污吏。这种类似中共执政初期“打击土豪劣绅”的手法被强烈质疑为“运动式执法与司法”，却能在赢得民心方面一收立竿见影之效。 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很重视意识形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工作，在毛泽东时代还掌控了社会道德领域的话语权。改革开放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越来越开放，思想虽趋于多元，但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能为全民信服的崭新思想体系。由于信仰真空，导致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越来越物欲横流，毒奶粉、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就是典型例子。而重庆政府提出的因应方式，就是以开展“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设法恢复中共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在社会道德领域的话语权。 “唱红”的思想政治角色，“打黑”的肃贪反腐作用，加上在社会、经济领域也有成效的“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战略，构成了“重庆模式”。相信正是因为这个模式既能保障经济增长，又能确保红色江山稳固，才能得到不少中国高层的公开支持。 不过，“唱红打黑”的左派背景，加上中国近年来确有左派重新抬头之迹象，例如《人民日报》2月19日邓小平忌日当天刊文高调纪念其政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坚持者华国锋诞辰90周年，就被《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解读为“另有深意”。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他在中國是屈指可數的、值得我欽佩的一個擁有政治家頭腦的藝術家，無論如何，我們姑且不談他的政治觀念如何，艾未未的人格和勇氣在今天無人可比。在這件事上，他的很多名人朋友們，或者是曾經得到過他幫助的絕大部分人至今仍然沒敢放一個屁，怕在這個土地上不好混。所以由此可以推斷艾未未事件將是一個分水嶺，在以後的5或10年之中敢說真話的人將會更少。 艾未未先生和我認識至今有18年，那時我還不到25歲，他也剛剛過了35歲，我在北京東村，他剛從紐約東村回來。這18年之間我們不是那種斷斷續續的交往，是平均每個月都要見上次把吃頓飯吹吹牛的那種關係，在一起經常相互取笑對方：怎麼交了你這麼一個酒肉朋友？艾最大的特長就是好吃無度，不是在藝術上。一切油炸的、紅燒肉、醬肘子、甜品是至愛，如果巧克力就更好了。反正他現在被關進去了，估計是一時半會兒出不來了，我就落井下石吧。至於吃，即便這些年他得了三高之後我也沒有見他少吃過。我們之間的感情全在食物依賴於食物的基礎上，是很人性的一種，在這種特殊時期講人性可是個技巧呢！ 雖然我們相差十來歲，可是我們還有一個相同的重要經歷：他幼年隨被打倒的父親艾青在新疆石河子流放，受盡那種嫦娥奔月式的對食物依戀的痛苦；我呢，小的時候由於家境原因父母把我送到蘇北鄉下的外祖父家讀書，聊起來跟他的情一樣，比如早上起來的時候鼻孔裏都是黑黑的，因為前天晚上煤油燈熏的。 他是好心人，但有時也很刻薄 艾未未是個看不慣底層老百姓受到不公待遇的主兒，早年他在美國的12年也是這樣，拍了很多美國政府的不靠譜照片到處發表，製作成其他形式的東西在紐約街頭亂貼，他跟紐約街頭的黑人很熟，跟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這些詩人們都有私交，經常和這些主兒在一起嚎叫墮落的美國之類。前年他在北京辦了攝影個展，看到了很多他在美國拍的血不拉碴的衝突照片，也有他的朋友們姜文、馮小剛、陳凱歌、譚盾等在紐約苦悶掙扎兼性慾旺盛的照片。他跟我說過他在美國的很多亂七八糟好玩兒的事。可見艾未未即便不在中國他也是這樣，搞得政府頭疼。他是個好心人，但有時也很刻薄，真正能接受他的調侃式聊天的人很少，有些人跟他在一起只能苦笑，因為他的玩笑實在讓你無從接招，尤其在他出大名之後，很多需要他的人只能忍，同時在這個時期由於他的口沒遮攔也得罪了當局者。他也調侃過我寫了一大推鬼哭狼嚎的歌，說：那能算音樂嗎？搖滾歌手都是腦殘，崔健不行，你也好不到哪裏去，整天就想泡妞兒、喝酒、打架，咋不去打警察啊？他喜歡楊佳，不是說警察打了楊佳的雞雞，主要是楊佳後來殺了幾個警察。這樣說我不是繞法子建議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同理，政府也可同樣不費吹灰之力地搞臭他，再把他揣出來，比關強多了。關得愈久艾未未的歷史地位會更高，你們可千萬不能上艾未未的當啊！反過來再說：你們抓他幹嘛？！ 政治是嚴肅的，這是我一直不喜歡政治的原因，如果政客懂幽默他是不會抓他，他們也是開不得玩笑的。胡錦濤主席和溫總理這兩位同志還是不錯的嘛，人民不能像要求耶穌那樣要求執政黨，他們畢竟不是上帝。尤其這些年，中國政府像一個二奶一樣對於艾未未這樣的人付出了巨大的忍受，雖然我是老艾的朋友，或者有人認為我不地道，剛落井下石現在又來悶倒驢，我認為艾未未同志有點過分的，中國政府才最應該值得同情可憐啊。你艾未未何必呢？再說中國從上到下都是個爛攤子，造假是主業，各個產業鏈之間沒有誠信良心可講，現在有幾件東西吃得放心？百姓被奴慣了，不懂民主，所以也不能民主的，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搞大了，自然就會上癮，上癮就會逞能，逞能政府就看不下去，這是必然的。 人不要相信你聽說過的事兒。但是有一件事中國政府極其做得不好，這件事切實地發生在艾未未身上，我在現場，2009年8月12日艾未未在成都安逸158旅館被警察打的事兒，我作為小弟陪同他去成都，到了首都機場我才知道我們這次不是出去喝酒，而是給一個叫譚作人的人作證，譚作人是調查5‧12地震中死去學生名單的調查者。當日子夜艾在成都旅館被包圍被打。通常艾出門喜歡叫上我，一個是我能照顧他，二是和他能玩到一塊兒。事後艾在慕尼黑個展前在醫院裏做的腦部手術。在此之前和之後成都警方一直沒有承認他們打了艾，賴帳是無恥的。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一個普通公民身上就不一樣了。艾很少跟我提這件事兒，但我知道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這是我認為艾和政府的「近代史」的個人結怨之一。 「在監獄裏 我是不會自殺的」 他知道我不喜歡政治，也不喜歡討論政治，同時他也知道我是另一個楊佳，如果誰招了我，我一定會給他一個說法，如果他對不起我的朋友，我也一定會給他一個說法。艾未未是我真正的朋友。 在他被捕的前3天，領我去看了他早已給自己買好的墓地，並指不遠處的秦城監獄跟我說：在監獄裏，我是不會自殺的。 来源：http://forum.tvb.com/viewtopic.php?f=20&t=14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