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

中产阶级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颇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来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之人。 说起来，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跟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跟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不足一万之间的差距，跟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相对于底层而言的。前一段，王炼利先生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还相当微弱，整个社会形态，离中间大的橄榄差得还太远。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跟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还是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贵寡头多得多。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孔子的古训，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过的真理。有恒产者的所谓“恒心”，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对比于中产阶级，这些人依然需要强力者的保护，并无今日所谓的权利意识。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治下的疆土，有恒产者众，是一种稳定机制。因此，聪明的皇帝，总是刻意保持有恒产者的数量，刻意避免兼并的发生的。今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国人的观念，却还相当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时代。所以，前一段中外学者热炒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至少大半个身子还属于古代的有恒产者。权利意识即使有，也是刚刚萌芽。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对于众多的农民而言，增加收入改善地位，唯有打工的一条路是畅通的。即使打工，也只是简单劳动，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一般也不对农民敞开门。通过做小买卖或者做白领、甚至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逐渐发迹，晋身为中产，虽然未必完全不可能，但希望相当渺茫。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权威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作为农民发迹的基本形式，个体户正在一年年地减少。一个进城的农民，要想像从前那样，靠着小本生意，一点点积累起来，慢慢做大，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城市管理者的管、卡、拿、要就会彻底毁了他们。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在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都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中国社会向橄榄型发展的道路，遇到了坚硬的瓶颈。 不惟如此，已经进入有恒产者队伍的人们，还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兼并”风险。如果说，在房地产开发中，遭遇恶性拆迁的人们，遇到的是明显的财产侵夺。而遭遇各种政策损失的投资者，则碰到的是暗中剥夺。大大小小投资山西小煤窑的民营投资者，很多人连成本还没收回，甚至开工没几天，就因政策的变动，被迫贱价卖给大型国企，以致血本无归。跟历代兼并一样，真正可怕的兼并来自官权力。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个民营企业做的不错，就会有官方人士找上门来要求合作，或者是大型国企要求投资。但合作和投资的结果，往往是民企莫名其妙地遭遇官司，然后就丢了企业。有的地方，有权的官方人士甚至一分钱不投，生抢明夺。有的报刊，明明是民间人士创办的，仅仅因为制度规定，民营无权独立经营传媒，才不得已挂在某个媒体到名下。可是一旦这个报刊做大，做出了品牌，真正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就可能被赶走，走的时候，只能拿走自己当初投资的那点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但的确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些年，见了太多因为坚持在市场上打拼，原本身价千万，最后却因为各种制度和社会不应该存在的原因，变成穷光蛋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不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恒产者，一个有权利意识，一个没有。但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决定性机制。正在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特别需要的就是一个日益膨胀的中间层，无论这个中间层处于何种状态，是中产阶级还是有恒产者，都是绝对需要的。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即使纯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必须维持和扩大这个阶层。如果说，古代政府由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长久维持局面，迟早都会走向挤压中间层的老路上去。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还迟迟不采取切实措施，改革迟滞中间层壮大的制度障碍，改掉自身种种弊端，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来自不良官权力对中间层的“兼并”，则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真正可靠的，还是中间层自身的维权活动。推动政府的改革，也需要中间层不懈的努力。处于中间层上端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为止，还把自己的安全和事业开展，寄托在跟当地个别官员的私人关系上，对改善制度环境，改善法律环境，缺乏起码的动力。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