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外界认为您总爱唱空中国经济，比如楼市、股市，对此您怎么看？ 　　 谢国忠： 中国从政府到各行各业，再到老百姓，都喜欢研究人的心态，似乎顺应了人的愿望就可以获得市场的尊重。但其实，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更像真理。中国股市去年已经显示出“熊态”，虽然领导人的讲话稍微提振了股民的信心，令股票价格曾有小幅上涨，但中国股市低迷状态已成事实。中国现在需要各种真实的声音，我在经济领域发表独立的观点，仅是个人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也接受不同的批评和观点。 　　 CBF： 您一直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泡沫，泡沫到底体现在哪里？ 　　谢国忠：房地产本身是用来投资的商品，购买者追求收益，不断抬高房价，就像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要存在投机心理和投机需求，楼市的泡沫就会一直被吹大。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价格泡沫，价格调整是必要的。虽然经过政府调控，把投机推高房价的最高点可能是削掉了一部分，但只是减轻了泡沫破裂会造成的调整之痛。如果政府不干预，房价的确还可以继续上涨，但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裂的那一天。 　　 CBF： 今年房价走势如何？ 　　 谢国忠： 今年房价可能会下跌25%，未来三年内跌幅有可能达到50%。我现在在温州，这里的楼市成交量也在下降。 　　 CBF： 据悉，有些房产公司开始裁员，但很多开发商仍声称不存在资金短缺。 　　 谢国忠： 这是一种“绑架”论，怎么可能不缺资金呢？2011年中国新增建筑面积为46亿平方米，算算这需要多少资金才能撑起来？去年有很多开发商不是通过降价销售，而是通过银行体系之外的高息借贷苟延残喘，希望能够凭借市场复苏脱困。现在很可能买房者能够接受的房价已经低于能维持这些开发商生存的价格了。破产有可能始于建筑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不过，中国正在经历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破产导致的失业将会在几个月内被吸收。 　　 CBF： 中国房地产就无可救药了吗？ 　　 谢国忠： 中国房地产泡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政府所为，中国各级政府控制着土地供应，也掌握着各大银行。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支出中占了很大比例，地产泡沫和腐败行为，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其中灰色收入可能占到GDP的10%。如果中国政府屈从于外界压力，以保护增长的名义，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来复活房地产泡沫，会引发通胀，经济动荡，实际上人民币已经开始贬值了。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让泡沫破裂，也是调整的好时机。房地产的市场供需关系失衡，一方面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房价不下降，老百姓就会捂紧口袋不敢花钱，中国消费能力就上不去。房价下跌的过程，会让财富从政府转向居民，未来最关键的是要实现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再平衡。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还可能会是因为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中国境内的大量热钱将会撤离。房地产崩盘将会随之而来。我们要谨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会明显提升经济效率，通过限制地方政府最大的资金来源，浪费型的项目将会终止。由此将会导致增长放缓和经济效率提高，为未来的高质量增长奠定基础。 　　 CBF： 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增长放缓，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谢国忠： 经济放缓在短期内是一件好事，它减少了泡沫造成的浪费，对效率和社会稳定都是一件好事，过去三年的增长太过依赖房地产泡沫和过分昂贵的政府项目。全球经济停滞是结构性的。经济放缓阻止了经济中的肿瘤的生长，给中国更多时间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使生活质量提升，提高人民收入，中国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什么都贵，比如飞机票、酒店住宿费等，都比国外价格高。而中国人均收入却低得可怜，去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超过5000美元，但这只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想在未来10年把人均收入从现在的5000美元提高到1.5万美元，中国必须学习德国和日本的产业升级，让人均收入增加2倍。 　　 CBF： 如果中国房地产崩盘，没了支柱产业，经济改革出路在哪里？ 　　 谢国忠： 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啊，减税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一般而言，赚钱容易就会降低效率，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和从银行低价借贷，轻易获取了大量收入。这部分过于容易获得的钱导致了政府部门大规模扩张。减税将会显著刺激经济，随着出口疲软，这将是非常必要之举。 　　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1万亿元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比如，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将会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5%。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削减到25%，并不会明显影响财政收入。这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益处，对各地的高收入人群有很大吸引力。 　　2012年是近20年来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考验。如果中国拒绝变革，接下来就会经历失败的十年。改革国有企业治理，提高经济效率，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当前环境下，已经没有空间继续容忍这种明显的低效率了。 　　 　　

　　在中国市场上，坏的总能驱逐好的。劣币驱逐良币不可避免。企业将这归咎于中国消费者更偏爱低价，而不考虑质量。但是，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在什么都不可信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就会趋向于选择低价。 　　 　　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没有法治，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见成效。 　　 　　 以次充好 　　 　　在中国，当用拉菲酒款待客人时，客人总会认为这酒肯定是假的。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一些极为慷慨的朋友曾经用拉菲酒招待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假的。我相信他们都出价不菲。实际上，除非是用离谱的价格买到的，一般人都不敢用拉菲酒招待朋友。 　　 　　当假货泛滥，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中国的富豪和权贵阶层不再炫耀喝了多少拉菲酒，因为担心看起来像傻子。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拉菲开始涌入贫穷的省份。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饭馆是否在饭菜里加了化学添加剂，猪和鸡是不是用大量激素催肥的，牛奶里面是否掺入了三聚氰胺，瓶装水里面装的是不是自来水甚或其他更劣质的水。基本上，中国消费者一出门消费就开始冒生命危险了。中国人努力工作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每天还要警惕自己要买的东西。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 　　 　　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因此，为求生存，企业就偷工减料以降低价格。如果一些化学药品能让白开水喝起来像鸡汤，那么为何不掺一点呢？这能降低价格。如果三聚氰胺能让劣质牛奶以次充好，那么为何不造假呢？这很便宜。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好坏，那么当然就会偏爱低价。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这最能反映出执法上的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例如，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以国际标准而论，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但是，政府却在危机之后不久就让企业复活了。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 　　 　 　制度缺位 　　 　　中国消费者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出国购物大行其道。但是，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海关也禁止这么做。因此，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选择高价商品。可悲的是，这种方法也不管用。 　　 　　拉菲酒就是一个例子。假货多过真货。昂贵的饭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天价进口商品，比如家具和衣服，其实都是东莞制造。好卖相常常是因为使用了不安全的化学用品。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实际上，越昂贵往往越不安全，因为供应商会用化学制剂增强口味和卖相。 　　 　　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而言，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可以在不需要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会变得聪明，从而选择那些质量和价格更胜一筹的企业。这就是那些老字号拥有商誉的原因。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 　　 　　原因在于，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在中国，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政治经常翻云覆雨。当一个“保护伞”被除掉以后，下一个上台的人可能会选择保护别人。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里，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货币扩张奖励了投机。即使不是大多数企业，也有很多企业都是注重资产获得盈利，并且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被用来从银行获得资金。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 　　 　　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在中国，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比如，即使是一家餐馆想要占个好位置，也要靠影响和关系。手里掌握关系的人往往可能并不擅长提供服务或制造产品。因此，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 　　 　　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但是，一家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通过对供应链的质量控制和（或者）制造关键部件，来对产成品负责。在中国，外包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组装的。没有人对供应链上的产成品负责。也没人在乎，因为成功最终是依靠关系、而不是制造更好的产品。 　　 　 　必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先前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就业不足，劳动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仍然过剩，全球市场尚未达到饱和。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在未来10年中，能源短缺仍将十分严峻。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西方经济正在逐步下滑。中国不可能仅凭数量扩张来增加出口。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消费能力从政府转向家庭是支持消费需求的必要步骤。制造好的商品也非常关键。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 　　 　　中国的经验表明，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政治改革极为重要。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 　　 　　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商人一样思考，同时又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然就会导致金钱等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因为需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支出，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公众担心食品安全、医院和学校的腐败、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GDP和投资等等。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而公众来自金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 　　 　　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十分之一，在需求和供给上都有很大的上行空间。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达到理想水平的一半，十年内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倍，这是因为就工作能力而言，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 　　 　　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这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佳案例。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开放进口是改善微观经济的捷径。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 　　 　　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市场运行失常是出现众多安全问题的原因。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除非政策能够调整，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尽管开放进口可以改善当前的形势，但终极方案依然取决于政治改革。

  　　在中国的农历龙年 ,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 , 有四个都面临国家领导人的更替 , 它们是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了全球政治危机 , 人们因此会寄希望于政治人物的更迭 , 重新燃起未来的希望。不幸的是 , 困扰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 还是会继续每况愈下。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 , 一直都在用“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的方式对待这次危机 , 而不去寻找和解决造成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关注区域市场 , 的确一些地方日子好过些 , 比如现在的美国。因为欧洲债务危机和金砖国家开始出现的信贷问题 , 资金正在流入美元区域。国际资金的流入 , 让美国人感觉踏实了很多 , 甚至有可能保持一个迷你版的良性循环。但是 , 美国经济的痼疾依然如故。 　　在 2011 年 12 月中旬 , 欧元区的危机看去也缓解了一些 , 因为欧洲央行向银行界发放了 5000 亿欧元贷款 , 鼓励它们购买特定国家发行的国债 , 而这些债券是市场人士避之唯恐不及的。这种遮遮掩掩的“量化宽松” , 实则可能是自作聪明。逼迫本身“有病”的银行 , 去购买“病弱”国家发行的国债 , 根本就是饮鸩止渴。 　　更糟糕的是 , 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看清了大多数国家领导阶层的本来面目 , 他们其实只会做秀。危机之前二十年的经济繁荣 , 把这些人推上了当今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 而现在看来 , 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接受自己国家经济行将崩溃的现实。 　　美国政府实际上也已经破产 , 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9%, 问题与意大利类似 , 但有些专家会告诉你说 : 这完全是胡扯 , 因为美联储想要帮助美国政府还债的话 , 打开印钞机多印些美元就行了。目前的市场的确还相信这个 , 看美国国债那么低的收益率就知道了。但是 , 不负责任的印钞行为并不能够创造财富 , 只是在掠夺该货币的持有人。潜在的受害者没有设法抛弃美元 , 只是因为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不管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 还是共和党竞争对手米特·罗姆尼 , 都不急于解决美国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美国很可能会一直忽视这个问题 , 直到美国国债市场崩盘。 　　西方世界还不能坦诚地面对现实 : 他们正在丧失竞争力 , 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 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随着新兴国家生产率的提高 , 西方购买的商品将会越来越昂贵 , 而他们销售的商品将会越来越便宜。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数十年。唯一的解决之道 , 就是减少消费 , 增加工作时间。 　　中国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生产力 , 但是消费能力欠缺。过去 , 中国一直想要依靠增加投资来保证消费的增长 , 但结果只是在“面子工程”上浪费了越来越多的钱财 , 也一天天加剧了社会的腐败。 　　伴随着出口的下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 中国经济正在逐渐降温。有人开始呼唤财政刺激政策 , 也就是增加信贷或者财政支出 , 这种论调甚嚣尘上。但如果政府真地这么做 , 能够带来的无非是更多的浪费和更为严重的腐败。 　　全球经济的舰船还在沉没。我们听说的消息 , 无非是政府在一两个地点排空积水 , 而整体上讲 , 这条船还是在继续下沉。领导者何时才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是等到水漫到我们腰间？我们的肩膀？还是我们的鼻子？我们只能祈祷最好的结局。

    尽管全球经济疲软，通胀仍然处于上升状态。2011年底认为通胀放缓的观点，主要理由是石油价格下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欧债危机加剧。但是，全球货币扩张对石油价格有着最终的话语权。随着石油价格重回2011年的最高点，通胀也会重新抬头。 　　 通胀难以逆转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到了此前的3倍，并且正在讨论实行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广义货币每年增长超过20%。欧洲央行已经通过固定利率长期贷款向其银行系统提供了超过1万亿欧元的后门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最终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全球经济正在同时经历量化宽松。 　　从货币扩张到通胀的传导在当前的周期内似乎会很长。这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质疑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金融危机和全球化已经放缓了这种传导，但并未终止它。一旦通胀势头变强，这种传导就更难逆转。 　　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已经影响到了其金融系统，货币在经济中的流通速度因此下降，换言之，货币到通胀的传导速度放缓。一旦金融系统得以修复，这些对货币扩张看似有利的因素就可能会变成不利因素。届时通胀就会突然飙升。从货币扩张到通胀的最快途径就是货币贬值。由于各国都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扩张并未导致货币贬值，这阻挡了货币扩张和通胀之间的直接通道。尽管这似乎赋予了政策制定者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是，当通胀强势上涨时，也会变成反面力量。逆转通胀将会更加困难，需要更长时间。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于格林斯潘时代货币过量所引发的债务泡沫造成的。本轮货币过量会不会引发更多的泡沫呢？其实一切已经开始了。 　　股票市场已经部分泡沫化了。优质的消费类股票在发达国家市场交易价通常是收入的20倍，在中国甚至更高。网络股股价已经涨疯了。马上要进行IPO的Facebook很可能就是个大泡沫，超过2000年所有IPO的规模。 　　金融、能源和电信股价都很低。其规模拉低了市场平均价。金融股股价低的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不相信银行的业务模式，它们依靠低价的央行融资获取利润；能源股股价较低是因为能源企业都大得过分了；电信企业正在从电话向数据传输转变，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它们是一个夕阳产业，在合理估值的情况下，其股价已经有泡沫了。 　　在新兴经济体中，房地产仍然是个泡沫。西方国家有问题的金融体系正在把流动性推进新兴经济体，后者正在经历高通胀和低利率。 　　石油似乎又重新站稳了脚跟。中东的政治动荡有助于石油牛市。油价重回2008年初的高点并非一件难事。如果美联储确实执行了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油价很可能会再次创造历史新高。即使美联储暂时推迟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当前的过量资金供应，再加上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举措，也会将油价推向历史新高。石油价格是过量货币迅速转化成通胀的最佳渠道。 　　 各国局势堪忧 　　中国和印度正在面临严重的通胀。其政策不太可能扭转这一趋势。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在2011年是8.3%，比2010年的7.4%有所增长，政府2012年GDP增长率的目标为7.5%，广义货币计划增加14%。两者相加将带来7.5%的广义通胀率。当前的资金总量没有完全在通胀上体现出来，因为资产泡沫吸收了很大一部分过去的货币增量。随着泡沫破裂，这部分资金会再次空闲出来，通胀就会更高。 　　印度的通胀率仍然接近两位数，其实际利率仍然是负的，亦即货币政策还没有起到冷却通胀的作用。随着油价上涨，印度的通胀将会再次加速。印度的经济需求取决于消费，供应瓶颈很普遍，石油完全依靠进口。所有新兴经济体可能经历的通胀因素，在印度都表露无遗。印度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的报警器。 　　新兴经济体即使做出更多努力，也很难冷却通胀。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必须大幅升值才能有效冷却通胀。由于新兴经济体都依赖制造和贸易，其货币升值在短期内将会非常痛苦。这种限制意味着它们冷却通胀的努力将始终是三心二意的。 　　伯南克反复强调，他并不担心通胀，因为工资不会上涨。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二，如果工资得到控制，通胀就不会失控。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央行行长们并不担心通胀的原因。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通胀是同进口紧密联系的。由于能源价格占到了GDP的5%，进口占了GDP的15%，这两项较大的价格增长将会转化为整体的温和通胀。新兴经济体的这两个数字是发达国家的2倍。随着劳动力市场吃紧，通胀很容易就会上涨。 　　如果能源价格比现在翻一番，通胀就会成为西方国家的问题。从这方面看，美国有充分的页岩气是非常幸运的。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可能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工资通胀，也就是工资增长远高于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胀最重要的驱动力。高失业率似乎阻止了从货币扩张到工资增长的传导。但是，就像20世纪70年代显示的那样，当通胀预期大行其道时，尽管失业率高居不下，工资价格螺旋上升也会发生。 　　在全球化时代，这股力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跨国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国迅速转移就业。尽管通胀在侵蚀实际收入，工人也不太可能要求增加工资。就此而言，央行行长们是幸运的。 　　然而，劳动力短缺可能也会出现在发达国家，这在资源领域已经发生。其他和新兴经济体密切相关的行业也可能会经历劳动力短缺，如高科技、工业设备、特种化学品、奢侈品等，它们可能会面临熟练工短缺的问题，其工资会首先提高。这就给从货币到通胀的传输增加了另外一个维度。 　　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它在2008年危机发生前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毫无感觉，同样，欧洲央行也没有预见到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会提前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通胀灾难，何况现在掌管世界主要国家央行的还是以前那群人。 　　 需要全球协调 　　全球经济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稳定形势，但是不能恢复增长。央行行长正在试图进行一项不可能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任务，那就是要创造过量的货币。这一错谬之举就是通胀危机即将到来的原因。 　　央行的技艺是稳定经济周期。当经济波动是由于边际因素如库存周期等所造成之时，这种技艺就能见效。但是，全球化已经使其失去了效力。当前的经济周期源自大的，非边际因素的转变。跨国公司可以将经济的一大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货币政策微调在此很难起到任何作用。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大过全球贸易，这大大削弱了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全球协调对于振兴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全球性经济机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负责解决贸易纠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平衡支出危机。世界银行关注消除穷国的贫困。没有一个组织旨在解决当前的全球危机。 　　全球化如此迅速，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能够独自处理其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很多专家认为，欧债危机表明发行一种货币有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挑战似乎不止于此。货币灵活性是一个有限的工具。那些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的新兴经济体无法自由依靠货币灵活性。整个全球经济就像一个单一货币的经济体。 　　应当建立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都信任的新机构。一种可行之道就是将20国集团机构化。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二，其协调将会是有效的。 　　如果缺乏有效的全球协调，世界将进入动荡。

    日圆走强和日本国内通缩并行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其主要出口行业的不景气以及近来的贸易赤字，说明这条道路就要走到尽头了。日圆可能会急剧贬值 30%-40% 。 1996 年日圆贬值是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必须有足够健康的银行体系才能抵御日圆大幅贬值的冲击。       庞氏骗局       到 2011 年三季度，日本名义 GDP 在四年里收缩了 8% ，其中 6 个百分点是由于通缩造成的。要是不算增加的政府支出，收缩可能还要再增加 1 个百分点。日本持续的通缩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要是没有政府赤字，日本经济会下滑得更加严重。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债券和借贷、再加上其担保债务增加了 116.3 万亿日圆，相当于 2011 年三季度名义 GDP 的四分之一。如果日本采取平衡的预算，其经济收缩可能是现在的 2 倍到 3 倍，将会在私营部门引发债务危机。       强劲的日圆、通缩和攀升的政府债务形成了一个短期均衡，只要市场相信其可持续性，这种均衡就会一直延续下去。自 1971 年日圆同美元脱钩以来，日圆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从 360 日圆兑换 1 美元升值到现在的 83.4 日圆兑换 1 美元。在工资和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货币走强是合理的；但在工资和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货币走强就是一种自杀。日圆的名义 GDP 在 1997 年达到顶峰，换言之，日本的名义工资达到了顶峰。其房地产价格自此每况愈下。日经指数现在仍然接近 30 年来的最低点。       日本人普遍相信日圆应该走强，这种信念是错误的，但可以自我应验。之所以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日本政府采取政策，消除了日圆走强所引发的通缩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日本的国家债务跟日圆价值同步上升。 2012 年预计国家债务将达到 1000 万亿日圆，约为 GDP 的 215% ，人均债务为 780 万日圆，也就是 9.36 万美元，约为人均家庭净财富的一半左右。       日本能够长期保持通缩，有赖于市场对日本债务市场的信心。由于日本的机构和家庭持有几乎全部政府债务，他们对政府的信心就是日本通缩螺旋的护身符。       日本政府债务最高，债券收益却最低，原因就是通缩。实际利率 ( 名义利率加通缩 ) 跟其他国家水平接近。这需要通缩可持续。但是，通缩将缩小名义 GDP 或税基。政府怎么能靠一个收缩的经济来偿还其不断攀升的债务呢？它只能不断借钱才能维持债务，这符合庞氏骗局的定义。       日本国债的庞氏骗局解释了日本社会并没有觉得太过痛苦的原因。日圆走强和通缩并没有导致就业危机，因为政府赤字正在推高总需求。只要工资与价格同步下降，人们就不会觉得痛苦。日本家庭债务只有 GDP 的一半，是美国债务水平的一半。通缩并没有给资产负债表带来太多麻烦。       日圆泡沫       经济疲软和货币走强这两者的组合永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这种组合在日本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连外国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这是某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       日本文化是群体导向的。个人常常会支持团体的活动。这种心理是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房地产泡沫无比巨大的原因。就其价值高于正常水平而言，日本的泡沫是美国泡沫的 5 倍到 6 倍。继房地产泡沫之后，这种团体心理将能量转向了强劲的日圆，将日本推上了日圆上涨、通缩和政府债务攀升的道路。       日本瘫痪的政治体系是政府支持通过增加国家债务而走上通缩道路的原因。另一方面，日本民众购买国债的原因是通缩使得房地产或股票投资惨淡，而日圆走强又阻止了他们购买外国资产。       尽管糟糕的经济持续了这么久，但日圆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这增强了日本对这一问题的团体心理。强劲日圆已经成为一种迷信。       国际金融市场时不时地会认为日圆走弱。 1998 年，外国人短期抛售导致了 1 美元兑 140 日圆。但是，由于日本人几乎持有全部日圆，如果他们对日圆有信心，这种外国人的短期抛售行为最终会受到惩罚。一段时间以后，日圆空头都被淘汰出了市场。剩下的日圆交易者都信奉强劲日圆。       然而，泡沫都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日本总是可以对企业予以扶持，但却无法控制外部的世界。其致命弱点在于，由于通缩对企业商业信心的破坏性影响，再加上强劲日圆本身的作用，其贸易竞争力正在不断流失。一旦出现贸易赤字，就意味着末日降临。       日本在很多过去曾经主导的行业里丧失了竞争力。其汽车业输给了德国、韩国和美国。日本的汽车业曾经在价格上颇具竞争力，在质量上也远胜其全球竞争对手。然而，世道变了，往日的 1 欧元兑 160 日圆已经下跌到了 1 欧元兑换不足 110 日圆。成本削减也无法抵消如此巨大的汇率变化。美国工业通过政府救助削减劳动力成本和债务负担。现在比日本更具竞争力。       汽车业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业下滑后，日本经济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依靠了。实际上，如果没有汽车业，日本将沦为穷国。       日本电子工业也正在输给亚洲的竞争对手。现在没有什么热门的电子产品是日本制造的了。像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利用中国的制造能力生产了很多热销产品。韩国利用垂直整合模式，像过去的日本那样生产出了很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没有什么比电子产业更能代表日本的衰退了。它曾经为世界所嫉妒，并拥有几乎所有将这个产业带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要素。可是，现在它与外界绝缘了，只生产针对日本市场的产品，几乎与世界无关了。       日本不仅仅面对宏观问题，其微观竞争力也在流失。奇怪的是，在日本经济如此大规模下滑之际，全世界还是相信强劲日圆。       日本的贸易收支可能会时不时地转入顺差。但消极趋势是不可扭转的。日本将会面临贸易赤字的上升。这就使外国人的观点变得重要，因为日本将需要外资来给赤字融资。一旦外国人最终改变看法，日圆就会崩溃。       清算将至       日本只有一条出路，将日圆大幅贬值。如果稳定的国家债务是 GDP 的 120% ，日圆就需要贬值 40% ，因为贬值最终相当于名义 GDP 的增加。除了诱导增长的重新定价以外，这对于恢复日本税收是必要的，贬值或能维持日本 2% 到 3% 的名义 GDP 增长。通缩已经造成日本税收在 GDP 中比例的下降。只有通过重塑名义 GDP 才能扭转。 40% 的贬值可以恢复日本对德国和韩国的竞争力，给日本经济复苏打下基础。       日本央行正在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来削弱日圆。日本央行现在有一个 65 万亿的资产收购计划和 5.5 万亿的借贷计划。这两者加起来占 GDP 的 15% ，跟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所作的规模类似。迄今为止效果依然有限。因为日本的企业、家庭和投资者相信强劲日圆，发行的日圆大部分都还留在日本，只是流通速度变慢了。美元兑日圆从去年的底部上涨了 10% 。这种上涨可能并非由于日本央行的举措，而是金融市场改变了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金融泡沫不会慢慢破裂，而是猝然崩溃。很可能日圆贬值很快就会发生。只有大幅度的突然贬值才能维持日本国债较低的利率。否则，贬值期望只会引发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涨。由此产生的对政府偿付能力的担忧，可能会导致日本国债市场崩溃。当然，日本政府会同国债市场一同崩溃。       清算日圆的日子不远了。日本企业正在为利润苦苦挣扎。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一家大企业的破产，可能就会改变所有人的心理。到时日圆走弱的共识就将出现。       就像 1998 年一样，日圆崩溃对中韩两国的影响最大。这将会对两国工业产生巨大打击。如果银行体系不够健全，这种冲击可能会打垮整个经济。       除非大幅增加银行资本，日圆大幅贬值将会击垮中国的银行体系。像 1997 年的东南亚和韩国一样，中国已经面临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麻烦。就杠杆规模来说，中国的形势更加糟糕。因此，日圆贬值将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