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她在食品店卖酱油、醋、腌菜。那时的腌菜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是装在包装袋里的，必须从腌缸里掏。如果客人嫌多，还必须给切。然后放到杆秤上。那沾着酱汁的手直接在秤杆上拨来拨去，然后用牛皮纸包。印象中她包时，从不揩一揩手。算钱，那钱上也都是腌酱。当时我不知道那钱最后要收到单位里，以为她可以直接把钱拿回来，就是工资。所以就觉得她家的钱都沾着腌酱。甚至觉得她的脸也像被腌过一样，没个清爽。     她的老公似乎也跟我一样感觉，看老婆的眼光总是很厌倦。老公在工厂上班，礼拜天就睡懒觉。这是世界就是没天理，勤劳者天生苦命，懒人自有人供着。睡到快中午了起来，吃了饭，就捏着二胡出去了。他喜欢拉二胡，跟一些人吹拉弹唱，活得特别有滋味。他把下班称作“八小时以外”，那时有一部样板戏叫《海港》，里面一个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叫韩小强说：“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遭到了批判，老工人马洪亮还差点拿杠棒揍他。《海港》在当时家喻户晓，他更是会拉里面的唱段。拉到这一段，就道白：     “八小时以外，就是我的自由嘛！”     好像故意要这么宣扬。后来我知道，在单位里，他是个典型的后进青年，并不因为文艺，那年代会文艺，甚至比会本职工作还要吃香。那些宣传队员，特别是女的，在大家眼里就跟梦里人一样，一些青工还把自行车擦得锃亮，在厂子里兜逛，希望碰见她们，从她们面前呼啸而过，或者从后面叫上一声她们的名字，再呼啸而去。宣传队员是厂里的特殊人物，就像现在的明星。每个时代都有明星，就好像每个时代都有幻想一样。     可惜的是，他只是爱文艺，并不太会文艺。他的二胡拉得不够好，不够进入宣传队，但又不甘于当普通人，做工不行，东不成西不就，所以有个外号叫“老蔫”。他的技艺只能在社会上那些人面前炫耀，也有人追随。大家叫他“老黏”，就像打得好的年糕，有黏性。确实，只要他在场，气氛就不一样了。他不在，大家会去他家找他：“老黏，老黏！”     他老婆就应：“不在！”     他却从楼上窗户探出头来：“谁说我不在？在，在！我就来！”     他老婆的阴谋败露了。但她也不在乎，她本来口碑就不好，她这么说，要向来者表明不欢迎你。他的好朋友都被她赶光了，他说自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革命群众离开了共产党。但明显的她占强势，就连邻居的大人们也认为她对，她管的是吃饭，他只是玩，虽然他爱文艺，但是换不来哪怕一块馒头。那时候学政治经济学，大家就把女的叫“经济基础”，男的叫“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自知理亏，就埋头搞自己的。后来，人家议论说他在外面有了相好。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相好”，以为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吵架的时候多了，大凡心中的爱能给人尊严感，他不怕她了，开始指责她家务事做得不好，菜做得不好吃。他以前不是讲究吃的人，心中只有二胡。他这么说时，她感觉他心里是揣着他所肯定的某个女人的。但他从没有暴露那女人，而是拿邻居的女人来说，也不说她们容貌，而是说她们贤惠。她情商比较低，比较迟钝，就被迷惑了，还跟他争辩：“我怎么不如了？我一样没少干，又忙内，又忙外。你呢？什么也不干，又不会挣钱，‘甩手掌柜’！”     他就更加嚣张了，说娶了她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她说那你走啊，你到外面，一口饭也吃不到，还要好吃的！他就说，他怎么吃不到？人家做得比你好多了。这么一来，把“人家”给暴露出来了。那个“人家”，说是一个会唱的。她向邻居控诉： “那母狗，胸耸耸的，还穿罩罩，糟蹋布票！”     那时候，生活用品能省就省，特别是对内衣。不能看得到的地方，尽量省去。把钱票花在不能看得见的地方，就是浪费。她自己就从来是里面一件汗衫了事。现在，每当想起这对夫妇，会觉得那丈夫更容易理解，而那老婆却怪异。也许是因为经济基础在城镇基本打下了。但似乎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人有着死不改悔的浪漫天性。      

    前一阵，我应邀参加新加坡作家节。我有个讲座，来了一些当地华人，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华人是很多的。讲座前，一个华人告诫我：“不要说中国的坏话，新加坡的华人是很爱国的喔！”我问：“爱党还是爱国？”她明确说：“就是爱党！是共产党让中国有了现在这样的成就，让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海外华人腰板也硬了，这是你们呆在国内的人体会不到的。”     我并不只呆在国内，我也曾经去国外留学过。因为对中国现状不满，所以才出国。我后来回国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国，在国外定居了，甚至移民了，他们一定比我更不能接受当今的中国，但是他们居然比我更“爱国”。国外的华人，有的是49年前离开中国的，他们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他们怀念家乡，从而把故国想象得美好，是情有可源的。但很多是49年后出去的，甚至是“文革”后逃亡出去的，却仍然对共产党中国唱颂歌，就不可理解了。这位“爱党”的华人，就是49年以后出去的，她难道对当年的惨痛经历已经失忆？后来跟她接触，觉得她应该不是“五毛”，她是真心的，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普遍存在。有的虽然没有明确说“爱党”，但是在他们心里，“国”和“党”是不分的，现在的中国，就是那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党国”，无法切割。     我问我自己，即使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国”不等于“党”，我可以做到有效的切割吗？似乎也不能。当年出国留学，我以为可以把这个不堪的党国抛在身后了，但是很快地还是怀念起它来了。它不是抽象的，那里有我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如果你反对党，那么还会不允许回到祖国跟亲人见面，诗人北岛的遭遇就是这样。     何况，历史记忆是可以切割的吗？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那里度过，甚至在我还没有出生时，我的血管里就已经被注入了党国的血，因为我的父母血管里有着党国的血。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无法否认自己的历史。这是很无奈的，这种无奈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存在着，比如当我们缅怀青春的时候，我们就会唱起青春时代的歌曲，而那些歌曲就是“红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党的，每一秒记忆都跟党有关。曾经，我对某些作家入党不以为然，对方回答我：你要是这么不喜欢共产党，就不要在共产党所办的杂志发表作品。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粮店都是党的，那么我岂非要饿死？我们已经被党国绑架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绑架还会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我们会真的被改变。比如我们会把“红歌”里虚构的年代当成真的，加以缅怀，我们会相信我们曾经拥有过所谓“五、六十年代”的美好时代。同样的，到了国外，我们受到了外族的挤压，就会觉得中国好了。我自己就曾陷入这样的误区，当年在日本感觉被歧视了，会想到国内的共产党领导还没有这么欺负我。在国外的华人常会异常爱国起来，几乎所有到了国外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有过爱国亢奋，我在我的描写民族主义问题的小说《大势》中，把这种“爱国”命名为“被踢回来的爱国”。     中国长期贫弱，中国人普遍有受欺凌的屈辱感，于是特别渴望强大，哪怕是霸道。中国人极其具有强梁情结，中国人骂美国霸权，其实对霸权是既“恨”又“羡”的。所以能在国际上强大起来，他们也愿意认同。所以他们也为党辩护。说起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说西方也有问题。甚至他们还会跟党一个口径批评西方国家，比如我周围一些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熟人都说美国太霸道，为了石油侵略伊拉克。他们还拿“占领华尔街”事件来证明美国不如中国好。跟他们争辩，他们就说：“我在美国，我比你懂！”     那些在国外而“爱党”的，有的还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中国经济做大了，他们取悦于中共，就有可能分得利益。这些人大多是海外的华商，商人唯利是图。过去，海外华商分为亲大陆和亲台湾的，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做大，很多亲台湾的华商也倒向了大陆。这些在海外奢谈爱国的人，无非是没有良心，用国内人痛苦来满足他们的利益欲或虚荣心。但是他们忘了一句中国成语：养虎为患。对这些在海外而爱党国的人，我只能对他们说：“你爱，我没意见，跟你换一换，你回来，我出去！”          

    当年我回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说话不利索。一是很多中文词忘了，二是即使记起来，也感觉怪怪的。国内人说话，在我听来也奇怪，怎么这样说话？而我自己的表达，在他们听来也搞不明白，捉摸不透。好在当时是跟女友一起回来，两个人之间还能讲日语。那时候对中国的很多东西看不惯，后来看惯了，中国话也说得利索了。语言是思维方式，这个，现代语言学已经有了洞察和揭示。我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又是中国人了。       习惯了一种语言，对另一种哪怕是曾经再熟悉的语言，也会不习惯。其实，当初去日本时，我也是怎么也不适应日语的。字看不顺，又是汉字，又是假名，杂七杂八，一点也不工整。日本人说话怪里怪气，有话不好好说，所谓暧昧。即使词汇语法没有问题，但他们的话也未必听得懂；即使听得懂，也没有心领神会的感觉。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骂人的话，人类对此有天然的感应力；又比如性的内容，人类在性上总是很沆瀣一汽。       到现在，日语只是成为我的混世工具，比如用来考试，一考完，就置之高阁。那个曾经的女朋友，现在变成了妻子，跟她也基本不说日语了。最初说日语，还带着摆显，和彼此的嘉许。刚回国时，更有一种在孤岛相依为命的感觉。随着与周围关系不再紧张，一切恢复正常，从而慵懒，就实用至上了。中国人能讲中文，为什么要讲外语？于是也没有那么多话可说了。所谓“没有共同语言”，其实并非不能语言交流，而是只能用庸俗的语言交流。       不过在我们家，还是有说日语的时候。有的话不让孩子听懂，就讲日语。我们家的使用语如下：我会日语、福州话和普通话，妻子只会日语和普通话，儿子只会普通话，还在学校学了一点点英语。这样，我和妻子就选择用日语隔离他。但是，常用日语说，而且因为隔离，他大概也因此有了好奇心，于是更刻意去揣摩，最终也能捕捉几个音，再参照表情手势，连蒙带猜，也能明白几分了。这样，隔离就渐渐失效了，日语也基本弃之不用了。       在我还听不懂普通话的时候，我父母也用普通话隔离我。他们认为大人的事小孩不应该知道，就用我不懂的语言说。但很快我上学了，学会了普通话，普通话的隔离功能也丧失了。到我这一代，普通话不能作为保密的语言，只能用在没有文化的祖父母辈们身上。后一代更是一出生就讲普通话。倒是他们不会方言，所以用方言，倒还具有一定的保密功能。但这也不保险，因为孩子毕竟出生在这个城市，天知道他哪些听得懂，哪些听不懂，万一撞上他听得懂的呢？       语言虽然具有沟通功能，但也具有隔离功能。有时候并非苦于不能沟通，而苦于能沟通。在钱锺书《围城》里，男女在电话里讲情话，怕被同事听见，就讲外语。甚至，有些内容，用熟悉的语言说会不好意思，换一种语言说，就没那么不堪了。比如“我爱你”，比如“我要跟你XX”。这是用语言沟通，还是用语言疏离？       我的外语就是日语。本来还会说几句英语，毕竟读了十几年的英语，但是现在发现，居然一点也不会了。这是否也是因为语言而造成了障碍？不仅英文，除日文外，其他外文一概不懂。我被翻译成外文的小说样书寄来，除了作者名字，因为用的是汉语拼音，一个字也看不懂。有一年去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我企图拿日语对付，但除了在一家酒吧，没有成功用上过。于是当独自回国时，也生怯了。人家说：你“OK”总会吧？我愣，当然会。而且想想，还有很多应该会的，毕竟从小到大，英语课上了十多年。只是因为会了日语吧，一想到要讲外语，就条件反射是日语。       方言区的人去外地，一开口，必然就是普通话。其实，普通话是很死板的语言，很多方言里的意思，普通话无法表达。但是作为统治手段，就应该死板的。它不能让你随意表达，必须在整齐划一之下。我曾经痛感于普通话表达上的贫乏，试图用福建方言写小说，结果不被认可。现在，即使我懂得所去地方的方言，也是一开口就普通话了。去北方，明明你不擅翘舌，也竭力翘舌。甚至你去的是一个同样不擅长翘舌的地方，你也翘舌。这是被规训的结果。不仅语言是思维的方式，还是自觉的意识形态。所以吞并一个民族，就要改变其语言，跟交流关系不大。秦统一文字，本质上说是统一秩序，更重要的是，显示统治权威。都德的《最后一课》就讲到了统一语言。有研究者说，实际的历史跟都德描绘的恰恰相反，阿尔萨斯地区本来是普鲁士的，是法国人占了它，然后逼这地区的人讲法语。不仅限于阿尔萨斯，18世纪的法国，有三分之一地区不懂法语，有阿尔萨斯语、巴斯克语、布鲁顿语及其他独立地区的语言。19世纪以来，这些地区被强迫讲法语，对这种强制抵抗得最坚决的是阿尔萨斯地区。那么用法语来上课，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就是把别人的语言作为“国语”强加在他们头上，那么小说中的老师实际上就是加害者。       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条件反射里，讲外语就是讲英语。所以以前曾经出现过把“会好几门外语”说成“会好几门英语”的笑话。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前不久教研室开会，我们是搞比较文学的，说到小语种，说到了法语、德语，我愣了好一阵。在我们心目中，无论是法语文学，还是德语文学，地位都不比英语文学低的，但是它们居然属于小语种文学，可见英语的霸权地位。     而对我来说，讲外语就是讲日语。此次去新加坡，那里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日语不好用，我只用过两次，都是在内急的时候，我问“トイレ”，对方立刻懂了。我还小得意了，回来跟妻子说，她说：这本来就是从英语来的，Toilet！我居然没意识到！怪不得他们一听就懂。我的意识形态，已经被“自觉”到日语上了。       其实新加坡有不少华人，他们会讲中文。但也许他们觉得我是国外来的，不会想到跟我讲中文。其实，即使我英语好，都是华人，用中文对话也更加容易沟通。当然也许他们怯于自己中文讲得不够好。总之对我开口讲的全是英语。结果我不懂，好在同行的有懂英语又懂中文的“老外”，我就扭头向他们求助。居然“老外”用中文给我翻译起来英语。会中文的跟会中文的讲英语，然后再由貌似不会中文的“老外”翻译成中文。这情形看起来，是否很滑稽？  

历史该怎么“编” 文/魏英杰 那天晚上，打开电视看了一眼《武则天秘史》。据悉这部电视剧开播以来受到热烈追捧，收视率赶过《千山暮雪》。 可才看10来分钟吧，我立刻抓狂了。真没法看下去。开头所谓武士彠舍身救秦王（李世民）纯属子虚乌有不说了；武则天一出场，唐太宗问你就是武媚娘啊，这也罢了（武媚是入宫后的赐名，武媚娘亦属后世讹传）；谁知武则天眼睛一转，答：我还有个大名，叫武曌！这个字实为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改的，怎么就穿越了？这部片子真是让人“步步惊心”呀，几乎每个镜头都有笑点！ 我怀疑，这些编剧要么故意这么做，要么就是懒得翻看史料。当然，编剧、小说家不下功夫研究历史，这已经是通病了。如果要给国内出版的那些历史文学作品排个序列，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皇帝系列算是比较正统的，基本言之有据；《明朝那些事儿》等次之，最不靠谱的是目前流行的一些历史穿越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历史不过是一张皮，无非是为了给情节换个外包装。 于是想起英国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哈里斯的小说《最高权力》《庞贝》。 哈里斯是怎么写历史小说的呢？《最高权力》是哈里斯的“西塞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小说开头这么写：“我叫泰罗。三十六年来，我一直是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私人机要秘书。起初这份工作令我兴奋激动，然后是惊慌错愕，再后来是费力辛苦，最后变得极端危险。” 这个切入角度不错吧？以西塞罗身边人的名义展开叙事。可千万别以为这是杜撰，历史上泰罗确有其人，而且他真的是西塞罗的秘书，真的发明了速记法，后世称他是“速记之父”。公元前63年，罗马元老院采用速记法记录了大法官康顿指控和判决喀提林阴谋叛变的言辞，这被国际上公认为速记的纪元年。当时法院人员采用的就是泰罗所教授的速记法。 整部小说就在这样的基调下展开叙述，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历史的想象”，既严格遵循了史实，又发挥了作者的超凡想象。符合史实应该是写作者的基本功，而想象则可窥见写作者的个性与功力。罗伯特·哈里斯把二者融会贯通，让人重返历史现场，借以感受二千多年前的古罗马风采。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既需要熟悉古罗马史，更要熟悉古罗马法律、社会制度，否则很容易穿帮。例如，这部小说涉及西塞罗选举行政官的历程，那么古罗马行政官是怎么产生的，由谁来选举，通过什么程序来选举，这些都有必要了解。又比如，小说里提到几场官司，对塑造西塞罗的性格特征起了重要作用。那么，古罗马人是怎么打官司的，应该如何提起诉讼，法官又是怎么来判决的，这些问题显然也应搞清楚。就此而言，《最高权力》不仅塑造了西塞罗这个人物形象，还对古罗马政治、法律制度进行了形象演绎。 《庞贝》的写作也是如此。这部小说的主线是描写发生于公元前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这场火山爆发吞噬了附近的庞贝城，这是历史上一大著名事件。罗伯特·哈里斯从哪里着手写作呢？他把小说时间限定在火山爆发前几天，把主要人物定格在一个罗马水道工程师，以这名工程师维修水道时发现火山爆发征兆为线索展开叙述。那么，这就不仅需要了解火山爆发原理，还要通晓罗马水道的运行方式，以及熟练掌握古罗马的城市管理等历史素材。 可以说，要想达到这样的写作目的，殊为不易。难怪时下这些历史小说家、编剧们宁愿玩穿越、瞎编乱造，也不愿意沉下心来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但也正因如此，这些人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小说家、编剧，很难为自己赢得专业认可。 2011年11月10日

    “杨武事件”，把一个词推到公众的眼前：“联防”。这个词既陌生，又熟悉。篮球爱好者一定熟悉，它是篮球整体防守观念中的一个概念。但我这里说的“联防”，是“治安联防”。凶手杨喜利所以具有威慑力，不是因为他手里顶着篮球，而是握着治安武器。某种程度上说，他就是法律。     “治安联防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有了，属于地方协助公安部门开展工作的常设组织。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出台，号召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建立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和警民联防活动。这一时期的治安联防队，主要由派出所负责组建，复原退伍军人和当地社会闲散无业青年一度是联防队员的主要来源。     由公安机关组建的联防队，是公安的左膀右臂，也就自然跟公安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就是公安的一部分。所以一旦作恶，比“城管”还理直气壮，有恃无恐。     虽然治保委员会工作里有规定，治安联防队是一种群众性的自防、自治组织，是预防、制止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辅助力量，联防队的一切活动均置于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公安机关指导之下，但是众所周知，法律常只是一张蜘蛛网，大虫过去了，小虫被网住。更要命的是，“联防”还是隐形的大虫，它不像公安那样，有时还忌惮公权问责，“联防”则是连这点忌惮也没有。一旦出事，管理部门也可以回避责任，以“临时工”推脱。     在我小时候，就知道“联防”的威慑力量。我的邻居有一户人家，他们的二儿子就是联防队员。跟邻居吵架，他们家总是声称，让他们家二儿子把人家抓起来。那个二儿子耿脖子，三角肩，动辄骂人，简直就是地痞流氓，但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跟体制挂钩上，大家觉得去公安告他都没有用，因为他是公安的“兄弟”。他总是这么说。不要怪中国百姓不懂法律，不是不懂，是懂了也没用。人家就是能跟公安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作为草民，早被威慑住了，哪里敢去试试真假？     我印象中，一到哪里出事，总有联防的身影。他们很凶，比公安还凶。联防喜欢抓人，而且最喜欢抓“野鸳鸯”，他们叫“开洋荤”。所谓“野鸳鸯”，在当时，不过是恋爱的男女。由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找不到亲密的地方，就去公园，躲在树丛中。联防就喜欢逮他们。等他们到了关键时刻，冲过去，手电照着他们，喝叫：“起来！”这当然是合理的，你在犯法，让你停止，让你起来，天经地义。可是人家光着身子呢。有时候上面的男的会要求联防暂时把手电移开，让他们穿上裤子，可是联防是不会肯的，人家就是来看的。最终男的都得被逼着起来，女的胴体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社会流传一句话：当联防，不给工资都干！     联防自成立之日起，就劣迹斑斑。“光明网”一篇标题为《治安联防队如何保平安？》的文章，就列举了联防的种种问题。2003年6月20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某村，湖北籍打工者沈国洪及另外3人与治安员陈锦明发生摩托车追尾事故，陈锦明召集10余名治安员将沈国洪等人当街殴打。沈国洪被打得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于次日凌晨死亡。郑州警方曾经打掉一个重大涉黑团伙，该团伙涉嫌抢劫、绑架、贩毒、伤害等各类刑事案件达103起，团伙成员大都是郑州市邙山区花园口镇弓庄村的治安员。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人士在总结治安联防的问题时认为，本来警察是执法主体，但不少地方的执法者却把执法权有意无意地“转让”给了治安联防队。“很多队员缺乏起码法律知识、未经严格培训，往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等无师自通，久而久之，不但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     2010年发生在东莞的“7.1孙小飞”被伤害一案，长安治安组长对孙小飞夫妇违法审讯13小时，并进行体罚殴打，勒令1秒做3个俯卧撑。经媒体报道，证实当地联防组织与黑社会沆瀣一气。 在“东莞时间网”所作的民意调查中，“治安员不管治安”被认为是治安联防队存在的首要问题，“滥用执法权，私设刑堂”以及“滥用名目欺压新东莞人”紧随其后。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人士在总结治安联防的问题时说，本来警察是执法主体，但不少地方的执法者却把执法权“转让”给治安联防队。“很多队员缺乏起码法律知识、未经严格培训，往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等无师自通，久而久之，不但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     治安联防队主要由派出所负责组建，经费保障实行“以费养队，自收自支”。广东省1990年实施的《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该组织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和经济报酬，实行“民筹公助”，主要从受益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治安联防费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说：“本来有10个警察，采取这种（以费养队）措施以后，就可能有上百个人来执行治安巡逻的任务。覆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财政负担没有增加。治安联防制度多年来都是中国群防群治的法宝。”     治安联防队日益壮大，治安员“自费养队”的制度缺陷开始显现。根据规定，部分组织把治安联防商品化，默许甚至鼓动治安队乱收费、乱罚款、乱扣留、乱提成，以此解决经费甚至实现创收。特别针对流动人员（外来暂住人员）征收的治安联防费在广州历时7年争议，终于在今年8月被废止。这项曾被纳入行政性事业收费目录的费用，将外来人员看做高危人员的做法，不仅带有歧视，联防队辅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所承担的是公共职责，在纳税之外另交费，无疑是非法的二次征收。     当年治安联防制度产生，理由是警力不足，经费不足。现在，中国不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有钱的国家了吗？中国人纳给国家的税，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名列前茅，经费不足已经说不过去了。而且警察学校毕业生源源不断，就业问题日显严重，完全可以在人员上满足“正规军”的需要。当然，我并不认为“正规军”就一定守法，但是相对于“杂牌军”，应该好一点。联防制度，到了应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在中国，有种种莫名其妙的组织机构，“孙志刚事件”，让收容所寿终正寝，我希望“杨武事件”也让联防组织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