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媒体”的版本间的差异

2026年1月1日 (四) 18:26的版本

抵抗媒体（Resistance Media），是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用来定义该机构及其运作模式的核心概念。它特指在威权主义和全面审查制度下，一种以记录、存档和传播被官方抹杀的信息为主要使命的媒体形态。

“抵抗”（Resistance）这一概念在萧强心中的萌芽，源于他流亡初期的一段经历：

1991年的电话：1991年10月，时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的萧强身在纽约。他接到了一位法国杂志编辑（一位知识分子）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场纪念“法国抵抗运动”的大会。对方原本希望邀请方励之先生，但因其无法出席而转邀萧强。

萧强的困惑：萧强当时认为，“抵抗运动”通常特指二战期间法国人抵抗德国纳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而自己从事的是中国人权与民主运动，两者似乎并无直接关联。他坦率地问对方：“这跟我的‘中国人要民主’有什么关系吗？我又不是在抵抗侵略战争。”

定义的诞生：那位法国知识分子给出了一个跨越历史语境的定义：“Resistance is saying no to evil.”（抵抗就是对邪恶说不。）这句话让萧强深受触动。他意识到，如果屠杀和专制是邪恶（evil），那么新闻审查和言论封锁同样是邪恶。因此，对这些邪恶说“不”，本质上就是一种抵抗。

“抵抗媒体”不仅仅是一个新闻聚合平台，它被视为一种对抗数字极权和消除集体记忆的政治行动。其核心特征包括：

对抗性（Saying No to Evil）：基于“审查是邪恶的”这一价值判断。通过保存被审查的内容（即“404”内容）来对专制权力和谎言说“不”。它不寻求与权力的妥协，而是直接对抗权力对真相的抹杀。

集体性（From I to We）：它不是孤立的媒体机构行为，而是基于网民的集体行动。每一篇被删文章的重新发布、每一个隐语（如“草泥马”）的创造，都是个体反抗的汇聚。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连接，体现了加缪式的“我反抗，故我们在”（I revolt, therefore we are）的精神。

功能性（Archiving as Resistance）：它充当了数字极权下的“记忆档案馆”和“404回收站”。通过人工与技术的结合，将即将消失的历史和声音抢救下来，防止集体记忆被权力的叙事所篡改。

这一概念在多年后被重新唤醒，并成为了“中国数字时代”的理论基石：

重新定位（2006-2007）：在2006年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被防火长城封锁后，萧强开始重新思考项目的本质。他意识到，CDT的工作不仅仅是记录新闻，而是在记录“为了不让人们看到而被抹杀的内容”。这种记录行为本身，就是在一个拥有巨大国家资源的专制政权试图抹除记忆时，顽强地保留记忆。

理论结合：萧强结合了加缪在《反抗者》中的哲学思想，认为在互联网上，每一个被审查的帖子、每一次被删后的重发，虽然看似是个体的发牢骚或消极对抗，但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连接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集体行动。

生态位确立：基于此，CDT被定义为“抵抗媒体”——一个由无数中国网民通过“被审查—反审查”的互动共同参与构建的抵抗过程。正如萧强所言：“凡是审查掉的东西，总有人重新再传，总有人存档……我们是在这个集体抵抗的背景之下，才能完成我们的回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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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媒体'''（Resistance Media），是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用来定义该机构及其运作模式的核心概念。它特指在威权主义和全面审查制度下，一种以记录、存档和传播被官方抹杀的信息为主要使命的媒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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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Resistance）这一概念在萧强心中的萌芽，源于他流亡初期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