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版本间的差异

2024年4月14日 (日) 16:11的最新版本

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的重大变革或改变。政治改革的目标通常是提升政府的透明度、效率和公正性，增加公民的参与和权利，以及促进社会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的发展。政治改革可以在不同层面和领域进行，涵盖了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

改革可能涉及的方面

政治改革可能涉及以下一些方面：

民主化：政治改革可能旨在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实现民主选举和政治竞争，以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权力制衡：改革可能包括加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以避免权力集中和滥用。

政府透明度：改革可能包括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确保政府的决策过程对公众透明可见。

法治建设：改革可能致力于建立和强化法治体系，确保政府的行为和决策都受法律约束。

人权保障：改革可能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平等权利等。

地方自治：改革可能鼓励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实现地方自治。

政治文化：改革可能涉及改变社会和政治文化，促进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参与。

一些成功案例

历史上有一些国家进行了成功的政治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以下是一些成功的政治改革案例：

英国的议会制度演变：英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从绝对君主制逐渐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和议会民主。英国通过多次改革法案，逐步扩大了选举权和代表权，确保了更广泛的公民参与政治决策。

美国的宪法制定：美国在独立战争后进行了宪法制定，确立了分权制衡和民主原则，成为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先驱。

法国的大革命：尽管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动荡和挫折，但它推动了君主专制体制的终结，促成了法国从封建制到民主共和制的政治改革。

南非的和平转型：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实现了从种族分裂到多民族民主的和平转型，通过和解委员会等机构促进了国家和解与民主发展。

西班牙的民主化：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结束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实现了从军事独裁到民主制度的转变。

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为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开辟了道路，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结束。

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从一党专制到多党民主的转型，成为亚洲地区的民主典范之一。

印度的独立与民主化：印度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建立了一个多元的民主政体，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广泛分配。

独裁政党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吗？

独裁政党要进行政治改革通常需要一系列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影响改革的可行性和成功性。以下是一些可能影响独裁政党进行政治改革所需的条件：

内部分歧和改革派的存在：独裁政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和意见，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支持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改革派的存在可以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

社会压力和抗议活动：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可能迫使独裁政党采取改革措施，以平息社会动荡，维护政权的稳定。

外部压力和国际合作：国际社会的制裁、外交压力或国际合作可能迫使独裁政党进行改革，以改善国际形象和关系。

经济问题和社会变革：经济问题和社会变革可能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迫使政府寻求政治改革来应对挑战。

合法性危机：如果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一些政治改革来恢复合法性和信任。

领导层的觉醒和变革意愿：政府内部的领导层可能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有愿意推动改革的领导人。

外部模范案例的存在：如果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成功的政治改革，独裁政党可能会受到启发，考虑采取类似的改革路径。

刘梦熊撰文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2023年8月，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经济正式进入通缩，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1日刊登刘梦熊的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文章认为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刘梦熊说，“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随后，他回顾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程，列举了此前中国经济上升的四大原因，以及当下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
第一，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大陆政府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交自媒体上，很多人认为，作为海外亲共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这篇文章，代表了体制内对习近平统治不满的声音，是对习近平不点名的激烈批评，甚至是一篇挑战习近平权威的战斗檄文。^[1]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法治

2012年《财经》杂志对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先生进行了专访^[2]，吴敬琏教授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法治建设：

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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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改革就是指政治领域内的改造和革新，更具体地说，政治改革是指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也即统治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统治权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体系的改进，调节政治关系，以巩固和完善政治统治的过程。

参考资料

[1] 【CDT报告汇·专题】“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2]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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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梦熊说，“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随后，他回顾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程，列举了此前中国经济上升的四大原因，以及当下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
-第一， 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大陆政府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意识形态教育|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
+第一， 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大陆政府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意识形态教育|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国家安全]]、[[反间谍法|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贪污腐败|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blockquote>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贪污腐败|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blockquote>
 在社交自媒体上，很多人认为，作为海外亲共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这篇文章，代表了体制内对习近平统治不满的声音，是对习近平不点名的激烈批评，甚至是一篇挑战习近平权威的战斗檄文。<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99570.html 【CDT报告汇·专题】“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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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法治]]==
-年《财经》杂志对[[吴敬琏]]教授进行了专访<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50359.html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ref>，吴敬琏对法治做了如下的定义：
+年《财经》杂志对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先生进行了专访<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50359.html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ref>，吴敬琏教授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法治]]建设：
-<blockquote>法治(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blockquote>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权利|公民利益]]的典型。</blockquote>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blockquote>
-吴敬琏教授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法治建设：
-<blockquote>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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