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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葛兰西指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其中包含对于政治社会秩序或该秩序的特定关键部分的接受，而这种接受不必然是明显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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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葛兰西]]指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其中包含对于政治社会秩序或该秩序的特定关键部分的接受，而这种接受不必然是明显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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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自愿的，但是强度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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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认知的和行为的。社会关系构成了选择的结构，人们在其中思考，评估和行动。只有他们选择了特定的行动路线，并在执行中遵循这些选择的时候，他们才是在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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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么它必须表达人们的利益和渴望。少数人或许会被误导，但是误解却不会永存于大多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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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自主]]”和“[[尊严]]”是基础人性的一部分。被支配者也是有“[[主体性|主体行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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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一种极端，来源自深刻的义务感，源自对主流价值的定义的完整内化。如毛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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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的一种极端，来源自深刻的义务感，源自对主流价值的定义的完整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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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刻，“同意”其实是一种妥协， “同意”是有物质基础的。被压迫者的同意必须建立在某种交换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如邓时代至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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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极端，同意来自非常局部的内化，来自认为现状尽管极为不公，却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形式的不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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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被压迫者的同意”，事实上是被压迫者为适应无法改变的现实时所做的心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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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认知的和行为的。社会关系构成了选择的结构，人们在其中思考，评估和行动。只有他们选择了特定的行动路线，并在执行中遵循这些选择的时候，他们才是在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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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共向民众放开经济层面的自由，以专制体制的管理运行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开放过程，用“[[中国梦|民族崛起]]”的口号强化[[中共版爱国主义|国家认同]]，以权力促进经济发展；于此同时，中国拒绝开放政治领域的权力分配，决不允许民间力量挑战中共的[[一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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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党国宣传机器]]制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一种混杂，一种“党国认同”“[[民族主义]]”的带有欺骗的自豪感（局部的的内化），加上来自一种“认命”感：认为现状尽管极为不公，却是唯一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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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顺利发展，人们的普遍物质需要得到提升，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对[[专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同意”。但这个“同意”在经济发展低迷的时候是会（至少是部分）瓦解的，并不是在人们脑子里真的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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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被压迫者的同意”事实上事被压迫者为适应无法改变的现实时所做的心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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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有物质基础的。被压迫者的同意必须建立在某种交换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成立。不存在什么神秘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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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很多时候也是被制造的“假象”。被压迫者只是阴奉阳违而已。他们从未放弃[[抵抗]]，尽管只能使用[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0/09/%E9%83%AD%E4%BA%8E%E5%8D%8E%EF%BC%9A%E2%80%9C%E8%8D%89%E6%B3%A5%E9%A9%AC%E2%80%9D%EF%BC%8D-%E4%BA%92%E8%81%94%E7%BD%91%E6%97%B6%E4%BB%A3%E7%9A%84%E2%80%9C%E5%BC%B1%E8%80%85%E7%9A%84%E6%AD%A6%E5%99%A8/ 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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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邓小平]]提出的“新条件”是：共产党放开经济自由的层面，并且以一个专制体制的管理运行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开放过程，以“民族崛起”的方式强化[[国家认同]]，权力促进经济发展，交换的条件是不开放政治领域的权力分配，不允许挑战中共的一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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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将曾经是间接，隐晦，分散的抵抗连结起来，起到了“从隐到显”的作用，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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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发展顺利，人们的普遍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由[[国家认同]]带来的集体自豪感也得以提升，因此“同意”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这个“同意”在经济发展低迷的时候是会（至少是部分）瓦解的，并不是在人们脑子里真的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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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么它必须表达人们的利益和渴望。少数人或许会被误导，但是误解却不会永存于大多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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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网络审查]][[分类: 网络抵抗]][[分类: 理论馆]]

2024年4月11日 (四) 18:37的最新版本

（1）

“同意”：葛兰西指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其中包含对于政治社会秩序或该秩序的特定关键部分的接受，而这种接受不必然是明显可见的。

“同意”是认知的和行为的。社会关系构成了选择的结构，人们在其中思考，评估和行动。只有他们选择了特定的行动路线，并在执行中遵循这些选择的时候，他们才是在表示同意。

意识形态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么它必须表达人们的利益和渴望。少数人或许会被误导，但是误解却不会永存于大多数人身上。

（2）

“自主”和“尊严”是基础人性的一部分。被支配者也是有“主体行动性”的。

同意的一种极端，来源自深刻的义务感，源自对主流价值的定义的完整内化。如毛时代的中国。

更多的时刻，“同意”其实是一种妥协， “同意”是有物质基础的。被压迫者的同意必须建立在某种交换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如邓时代至今的中国。

所谓“被压迫者的同意”，事实上是被压迫者为适应无法改变的现实时所做的心理调整。

（3）

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共向民众放开经济层面的自由，以专制体制的管理运行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开放过程，用“民族崛起”的口号强化国家认同，以权力促进经济发展；于此同时，中国拒绝开放政治领域的权力分配，决不允许民间力量挑战中共的一党专制。

党国宣传机器制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一种混杂，一种“党国认同”“民族主义”的带有欺骗的自豪感（局部的的内化），加上来自一种“认命”感：认为现状尽管极为不公，却是唯一可行的。

当经济顺利发展，人们的普遍物质需要得到提升，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对专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同意”。但这个“同意”在经济发展低迷的时候是会（至少是部分）瓦解的，并不是在人们脑子里真的根深蒂固的。

（4）

“同意”很多时候也是被制造的“假象”。被压迫者只是阴奉阳违而已。他们从未放弃抵抗，尽管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

而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将曾经是间接，隐晦，分散的抵抗连结起来，起到了“从隐到显”的作用，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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