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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极权”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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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是社会网格化管理的率先实施者。据“法制网”的一则报道，2010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即开始试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综合考虑“人、地、物、事、组织”的基础上，将全区的205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社会管理网格，网格内逐步配齐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等六类人员，分工承担网格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各项事务。其中，网格管理员即“网格长”，是网格的第一责任人；网格助理员则来自整合后的各部门协管员，专门负责信息收集和问题排查等<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80187.html 泡泡网｜卿子衿：云极权和大数据维稳]</ref>。
 
北京市是社会网格化管理的率先实施者。据“法制网”的一则报道，2010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即开始试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综合考虑“人、地、物、事、组织”的基础上，将全区的205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社会管理网格，网格内逐步配齐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等六类人员，分工承担网格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各项事务。其中，网格管理员即“网格长”，是网格的第一责任人；网格助理员则来自整合后的各部门协管员，专门负责信息收集和问题排查等<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80187.html 泡泡网｜卿子衿：云极权和大数据维稳]</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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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新型防疫模式，叫“无人机防疫”.png|thumb|280px|left|疫情期间的“无人机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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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新型防疫模式，叫“无人机防疫”.png|thumb|280px|left|疫情期间的“无人机防疫”<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5772.html 审丑时代｜魔都开创了“无人机防疫”]</ref>]]
  
 
对“重点[[维稳]]对象”的盯防落实，从被盯防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负责人、协警、小区协管员等各类不同的身份，包括了每日信息报告制度，以及现场的软禁式控制。而关于互联网信息的记录，更是令人惊讶。较通常的场景是，某个人因其个人网上言论被警方传唤，一大叠打印出来的[[微博]]、博客、QQ空间日志、Twitter、上网登录记录等，就会如同“铁证”一般摆放在他的面前，令他无法回避和否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称，他因为在微博“胡说八道”被带到派出所，警方什么也没说，就拿出有数百页的记录，所有他在微博的发言、转发、回复等都在其中，有些内容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发过。
 
对“重点[[维稳]]对象”的盯防落实，从被盯防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负责人、协警、小区协管员等各类不同的身份，包括了每日信息报告制度，以及现场的软禁式控制。而关于互联网信息的记录，更是令人惊讶。较通常的场景是，某个人因其个人网上言论被警方传唤，一大叠打印出来的[[微博]]、博客、QQ空间日志、Twitter、上网登录记录等，就会如同“铁证”一般摆放在他的面前，令他无法回避和否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称，他因为在微博“胡说八道”被带到派出所，警方什么也没说，就拿出有数百页的记录，所有他在微博的发言、转发、回复等都在其中，有些内容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发过。

2024年10月7日 (一) 05:30的版本

2018年3月18日，搜狗CEO王小川、知乎CEO周源、网络作家“跳舞”、“天蚕土豆”、微博博主“@陆琪”、公众号负责人“咪蒙”……等52名来自全国各地网络大咖齐聚北京，作为中央统战部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的一员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学习生活。

"云极权"（Cloudocracy）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亦称“数字极权主义”，用来描述在数字时代，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威权主义治理方式发生变革的现象。

参见 数字极权主义、极权主义

云极权的主要特点包括：

  • 数字监控和控制： 云极权指出了数字技术如何使政府和权力机构能够更加精细地监控和控制公民的行为、言论和活动。大数据分析和监视技术使得政府能够实时收集和分析海量信息，以实现更精确的社会控制。
  • 信息操控： 云极权强调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动和传播如何受到政府和权力机构的操控。通过审查和过滤网络内容，政府可以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取和观点。
  • 社会信用体系： 一些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基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和数据评价信用等级。这种体系可以影响人们的权益和机会，同时也有潜在的权力滥用风险。
  • 数字身份和生物识别： 云极权还涉及数字身份和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来实现更强大的身份验证和监控。
  • 网络审查和封锁： 云极权指向数字时代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和封锁，以限制公众访问特定信息和平台。

中国的云极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云”就是网络本身。那么，“云极权”可用来称呼在政府操控下的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从大数据技术兴起起，中共也开始更多使用云技术、监控技术等为统治服务，尝试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展开大量的数据信息挖掘、收集、分析工作，其中包括了社会网格化管控、重点人物维稳的盯防落实、互联网使用信息记录等各个方面。有观察人士提出“数字极权主义、大数据监控、信息极权主义、极权3.0”等概念[1]。

一方面，中共在强化这些系统化的技术监控手段，例如：从大城市开始部署面部监控识别技术、在新疆推行DNA数据库和手机净网、在微信等内容平台实行更精细化的审查方式、在大型公共场所推行wifi监控系统、对网络舆情监控使用更复杂化的分析系统、在一些高校使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控手段。

另一方面，在把国内的网络环境建立成一个监控无处不在的“透明环境”的时候，中共同时也对抵抗审查，逃出网络监管的“翻墙”行为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打击，例如：要求苹果下架市场上与翻墙相关的app、对更多内容不可控的海外站点及应用进行屏蔽、对于在墙内发布墙外“非法信息”的网友定位抓捕、对售卖VPN的卖家进行高额罚款甚至刑事判决。

在整个“云极权”的建立过程中，由于信息自由的严重压制，社会更多呈现一种无意识状态，个体抵抗的行动及声音微小，且极易被消灭。

罄竹难书的微信审查

天下苦微信久矣！微信在全球拥有超过11亿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个公众号，众所周知，它仰仗着庞大的中文用户量，和防火墙所维护的信息垄断地位，已经沦为中国专制统治的鹰犬。多年以来微信对用户施行越发严厉的审查机制，对中国的重要社会事件（纪念六四、刘晓波逝世、中美贸易战、MeToo运动、709维权律师大抓捕、香港反送中运动、新冠疫情、乃至各种公共危机、公民运动、维权行动、逮捕和迫害公民记者和异议人士事件等等）皆会配合当局进行大规模噤声、屏蔽和过滤信息以欺瞒、控制公众，并且在诸如新冠疫情的所谓“敏感时期”，动辄禁言、炸群、封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被许章润怒称为“微信恐怖主义”，早已使得民间怨声载道[2]。

2020年逃离微信的宣言[3]

微信审查的恐怖，不止限于对用户带来虚拟世界的影响，此影响甚至会扩大到现实世界，审查的背后是国家暴力机器实施的专制管控，很多普通用户不过是在微信上发出了几句“不和谐”的声音，或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或社会活动沟通，就遭到了公权力的骚扰和迫害。正因为对违规的惩罚可以延伸至线下清算，线上的控制手段才尤其有效，寒蝉效应才越发明显。

在微信沦为权力肆意封号禁言的屠宰场后，微信作为公民言论场域的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这里已无法再为任何用户提供安全空间和隐私保障，而是变成了小粉红以及专制维护者们监视和举报异议者的场所。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很多泛民主自由派人士都曾被熟人截图朋友圈以及群聊信息，举报不当言论，被施加网络暴力，甚至为此失去工作、被学校处罚，或是被警察反复骚扰。

微信的审查机制甚至催生出一门灰色生意——替人举报、封号。如今，在QQ的搜索框输入「代封举报」等关键词，可以获得上百个搜寻结果，它们被用于打击竞争对手、挤压异见、铲除伤及自身利益的内容等。而当举报成为一门生意、一种手段，谁来维护游戏规则的公正和透明？谁来保证用户权益和公共舆论领域的安全和公平？

在权力与金钱的双重压榨之下，最大的受害方无疑是公民社会。微信花样百出的审查手段不仅仅给用户的个人生活和心理健康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也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益和安全，甚至阉割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能力，危害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微信所主导的言论审查造成的最大公共恶果，莫过于李文亮事件。在新冠疫情开端，李文亮医生因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群内与同行交流，认为出现SARS提醒同行注意保护，而被其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另称，除李文亮之外还有7名在微信群或网上传播病毒信息的“传谣者”遭到警方约谈。由于他们的“吹哨”被当做了“造谣传谣”处理，疫情被掩盖，失职渎职的官员和公权力被掩护，病毒的蔓延很快酿成大祸，引发了公众对于言论审查的愤怒。

李文亮的遭遇，只是疫情中由于传播和官方不一致的声音，就被冠以“造谣传谣”的罪名遭到打击和消声的无数普通人的代表，即便在公众为李文亮鸣不平的时候，与疫情相关的问责、调查文章也一再被删除，大量拥护的微信号被封禁。

通过经济管控实现全网管控

2015年1月5日，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八条“国家施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内容属于新增。这将使每个公民拥有一个由税务部门编制的，唯一且终身不变、用来确认其身份的数字代码标识。这个数字代码很可能成为人们的第二张“身份证”[4]。

中国国旗和监控摄像头

依据上述“纳税人识别号”条款，个人网店收税将不再存有障碍，可以更好地避免税收“跑冒滴漏”。一切经济活动都将通过这个纳税人识别号，纳入到经济信息网络，每个人的收入、支出、消费习惯、税务信息等等将不再有任何秘密。就算是买一包香烟、一袋方便面，其中包含的税务信息，也会成为个人信息记录的一部分，储存在政府信息库中。

政府获得这些信息当然不仅仅为了获得，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它会怎么用。一个人的经济关系几乎是这个人社会关系的全部。获得一个人的经济信息，对其加以集成、分析，就可以获知这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将纳税人识别号纳入到当局现有的身份识别系统中，不断地记录、挖掘经济数据，确认民间经济关系，当局就能更好地实施对社会的管控。

税号在许多国家都已实行多年，并不新鲜。但在西方民主国家，税号以及相关的信息都被视为的个人信息，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未经过法律程序，无法查询公民的个人税务信息。

然而在中国大举维稳的情况下，难免让人担忧，纳税人识别号的出现，是否会成为打压异见的工具。民间的抗争必然伴随着资源的流动和收集，这部分收支即使不是秘密的，至少也要努力地避开当局的监控。而纳税人识别号的出现，将通过个人消费的记录系统使任何收支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类似的收支流向，将成为当局用于维稳的重要信息支持。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网络。“纳税人识别号”会使一个人的经济信息共享到当局用于控制民间的各种信息网络当中，从而实现时时、处处的活动监控。公民的信息，尤其是敏感人士（重点目标）、维权群体（重点群体）的信息，将是实时更新的，而非像过去那样需要大量的人工事后添加。在政府拥有大量公民信息的情况下，如果相关的法规没有到位或被严格执行，如此这般的高端实时的监控让人不寒而栗。

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

北京市是社会网格化管理的率先实施者。据“法制网”的一则报道，2010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即开始试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综合考虑“人、地、物、事、组织”的基础上，将全区的205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社会管理网格，网格内逐步配齐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等六类人员，分工承担网格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各项事务。其中，网格管理员即“网格长”，是网格的第一责任人；网格助理员则来自整合后的各部门协管员，专门负责信息收集和问题排查等[5]。

疫情期间的“无人机防疫”[6]

对“重点维稳对象”的盯防落实，从被盯防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负责人、协警、小区协管员等各类不同的身份，包括了每日信息报告制度，以及现场的软禁式控制。而关于互联网信息的记录，更是令人惊讶。较通常的场景是，某个人因其个人网上言论被警方传唤，一大叠打印出来的微博、博客、QQ空间日志、Twitter、上网登录记录等，就会如同“铁证”一般摆放在他的面前，令他无法回避和否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称，他因为在微博“胡说八道”被带到派出所，警方什么也没说，就拿出有数百页的记录，所有他在微博的发言、转发、回复等都在其中，有些内容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发过。

这些数据挖掘、监控、分析、共享系统，就为云极权提供了绝对充分的软硬件条件。再加上既有的各种信息，如身份、职业、税务、消费、政治倾向等，这些都将通过当局内部的共享网络，实现对一个人的全面监控。


中国数字时代

中国数字空间

参考资料

  1. ↑ 中国数字空间2017十大新闻展No. 6：云极权
  2. ↑ 【CDT导览】云极权主力——微信审查的证词、调查与反抗
  3. ↑ Matters | 逃离微信宣言|FreeFromWechat Manifesto
  4. ↑ 泡泡网｜卿子衿：云极权和大数据维稳
  5. ↑ 泡泡网｜卿子衿：云极权和大数据维稳
  6. ↑ 审丑时代｜魔都开创了“无人机防疫”
取自“http://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index.php?title=云极权&oldid=15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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