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转发了北京四通桥的几张照片到微信朋友圈里，收到的回复数量虽不多，但也远远地超出了平时。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一是我的朋友历来寥寥无几，经常互动的更是屈指可数；二是我早已对发布此类有关国内政治、社会的「敏感议题」脱敏，在朋友圈发表言论时自然也惯于在被删帖的边缘试探，因此对于今天的事件，也并没感到有什么格外值得给自己壮胆儿的必要。看来此次事件在高墙之内确实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震荡，毕竟如今是个高度敏感的时间，又发生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局的反应如此激烈也确实「有情可原」。
最先发来消息的，有点出乎意料，竟是老娘。我们虽然经常会在每周视频时针砭时弊，但她对我的网上言论的关注向来比较克制，虽然会经常担心我被删号而失联的危险，但也绝少直接对我发出提醒。而这次她则直截了当地说：转发让大家看到就行了，最好赶紧删了。多聊了几句才明白，原来她早就从朋友处听说了此事，但是碍于审查力度实在强大，只闻其声不见画面，反而是多亏了我的转发才终于一睹标语内容。一笑。
后来便陆陆续续地收到回复。朋友们多不忘嘱咐一句「注意安全，谨防删号」、还有个朋友的慰问变成了疑问：「为啥你还没被炸号？」。到网上查了查消息，看来这次的审查力度之严格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有些网友在微信群内小规模的转发就已遭受了炸号、禁言的惩罚；更听说国内有人因为转发此事的内容而被国安机关电话恐吓的。看到了这等风声鹤唳的景象，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这条转发获得如此多关注的原因了。
我常常和家人和好友们开玩笑说，我不怕「炸号」，也不怕被报复。自从今年二月份的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开始，我就已经决意把自己的朋友圈当成捍卫言论自由的一座小小堡垒，每天不厌其烦地搬运那些被审查机器埋没消隐的文章、传播那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声音。甚至偶尔还写些有感而发的小作文，试图和为数不多的听众说些不吐不快的话，讲些浅显的道理。我向来明白禁言于我，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恫吓，而是不知何时就会突然降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则如此，我反倒常常对这个威胁抱有一种毫无理由的乐观侥幸。但今天这个时刻，让我越发觉得这侥幸的虚妄无谓。
既然如此，我就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再次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说起禁言，在我家并不是个新鲜事；我曾不止一次提过，我现在的「反动」思想，其实早有传承。老爹就是一个「反动」之人，尤其是在对社会各种怪现状，他的易怒程度更是远在我之上。我有时和朋友拿老爹在微信上的遭遇当作笑谈：由于他频频因言被禁，导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老娘的指引下加回他被禁后新注册的账号。最离谱的一次，新号刚注册不到一个礼拜还热乎着就再次被禁，这成为他存活时间最短的一个ID；而正是因为这样的频繁炸号，我不得不给老爹的微信ID引入「数字化管理」，也就是把他的每个账号备注按序列编号，不然的话，我绝对会被那数量繁多的ID彻底整晕菜。最近，这个序列已经排到了甲乙丙丁之后的「戊」了。看着通讯录里一整屏老爹头像的大集合，也是蔚为壮观。
既然炸号并不陌生也近在咫尺，我便要常常安抚爹妈的情绪，毕竟他们虽然绝无担心我的思想有多么反动，但面对无所不在的审查机器，必定还会担心被炸号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远在国外的我中断联络、以后回国后可能会面临训诫、禁止出国、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等等。对于这些担忧，我也常常会寻找一些解决思路：比如炸号断联后可以通过媳妇的微信重新把他们联系上把账号加回来，如果以后回国被检查微信内容，就把之前的谈话和帖子提前删除来应付检查等等。这些话虽然不能完全打消他们的担忧，但至少会把我们的谈话氛围少许松弛一些。
说白了，我常常用一种「技术性思维」的话术来当作挡箭牌，避免和父母把这个话题引向一种更加严肃，因而也更加悲观的方向上去。所谓「技术性」，无非是「相信任何问题都能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或解决」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再去追问：一些话是否有必要说，一些道理是否应该讲，一些人和事该不该被关注、一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而是互相安慰或「欺骗」说，即使这些问题继续存在，即使现状无法改变，我们也可以动一些脑筋，灵巧地避开那些可能的危险，得以全身而退。平心而论，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也不仅仅经常用在和父母的交流上，更常常用在自我安慰中。 但我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游戏而已。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这种想法其实充满了鄙夷。
那么现在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既然我明明知道禁言的可能性，也能预见到被禁言的后果，更能明白这是一张自讨苦吃的单程车票，为什么我还是要以身试法？为什么我还是要真诚地对那些关心我账号安危的朋友说一句：谢谢你的提醒，但我不在乎？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先前另外一篇关于俄军在乌克兰布查大屠杀的小文中曾经给出过解答：因为厌倦。
最近机缘巧合之下重读米兰昆德拉。我在上大学时曾沉迷过他几部小说，但昆氏最有名的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倒是时隔十年后才第一次拜读。书读到一半，我仿佛茅塞顿开一般地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曾如此深切地热爱他。一切都源自于我们生长自虽不完全相同但又极其相似的社会体制中。《生》的写作背景是六零年代冷战期间的著名事件「布拉格之春」，随着华约联军入侵捷克，倡导政治解冻的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一个从高压政治体制中试图挣脱出来的自由种子从此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米兰昆德拉的人生和思想。我常常觉得，只有同样成长在共产国家的读者才能真正读懂他的文字——那些由个人面对国家机器时的忍耐和无助，那些在专制体制下早已习以为常却又被扭曲、压抑、深埋心底的细碎感受，被他的文字一点点铺开、舒展，展示在众人面前，他仿佛解开了一个密语；而密语的答案，其实我们——每个共产主义的幸存者——都早已熟稔于心，只是没有人像他一样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真诚的心灵，去放声言说。
书中写到两个人物。画家萨宾娜来自共产主义捷克，为了躲避布拉格之春后续的迫害逃到日内瓦；而她的情人弗朗茨则来自瑞士，是自由世界的原住民。书中专有一个章节叙说了不同背景的两人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差异，比如弗朗茨信仰忠诚，而萨宾娜热爱叛逆；弗朗茨热爱上街游行，因为那是他逃离庸常生活的麻醉剂，而萨宾娜厌恶游行，因为她从小到大都被要求去参加政府组织的五一活动，她厌恶那种被强迫的群体活动，更厌烦那整齐划一、不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歌声和口号；弗朗兹认为最大的真实是表里如一、无所隐瞒，而萨宾娜心中的真实则是永远不说出的秘密。
也许你会说，冷战和苏维埃的时代已经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苏维埃的幽灵其实一直在我们周围游荡。你我都是苏维埃人。如果每个人的生命是一篇乐章，那么共产主义就是每一篇乐章的基本调式。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早已在这个精神的牢狱中腐朽变异。
这所有的一切，正是我所厌倦的一切。
国家机器的无孔不入，让每个个体的生活无所遁形：
在审查机器兵临城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审查自己，继而欺骗并说服了自己；
在道德警察为我们的思想扭曲着戴上镣铐之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习惯这种扭曲，且学着热爱戴着镣铐的舞姿；
我们被权力击倒在地，继而被剥夺了爬起来的权利，而不得不永远匍匐下去。
这就是我所厌倦的一切：说服、热爱、匍匐。这些冠冕堂皇的名号，掩盖不了我们卑贱如蛆虫的现实。
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底到2021年中，我的爷爷奶奶相继离开人世。我因为身在海外，又碍于回国航班断航、回国人员隔离21天政策等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回国见到两位老人最后一面。不仅如此，因为疫情期间的隔离政策，他们在临终住院期间，亲人无一能够陪在身边。他们是我从小到大最亲近的人。
我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慢慢从伤悲中走出来，而就在几天以前，我午夜梦回之际，还梦到了奶奶。在梦里，她因为发现自己视力衰退出不了远门急得哭了。我也在梦里哭了。
当我看到那些被封城的人们在网上绝望的求助，那些因为极端抗疫而死去的人，因为抗疫政策而无家可归的人，无法见亲人最后一面的人——我曾经试图把他们的苦难用以安慰自己的痛苦。我曾经安慰自己说：比起他们的遭遇，你面对的苦难算不得什么，至少爷爷奶奶临走时没有遭受那些额外的痛苦。
我开始厌倦了这种「自我疗愈」，我厌倦了中国人的这种思维顽疾，即用他人更大的苦难消解自身的苦难。因为专制给每个人的带来的痛苦，并不会相互抵消，只会不断累加。
这浅显的道理，我们一直假装不明白。
我厌倦了这种假装。
我甚至厌倦了厌倦本身。在我看到「四通桥」事件以后，社交网络上又冒出些正人君子的高谈阔论：「这又有什么用，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也发出哀叹：「即便如此，也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正人君子的酸腐言论自然不足挂齿，但好友的悲切之情我也感同身受。
我突然想到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后那位著名的无名勇士「坦克人」。他在画面中是那么瘦弱，显得弱不禁风。他的螳臂当车也没能阻挡装甲车队的长驱直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们是不是也该回头问问他：「你这么做又有什么用，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自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正真真切切地生活在一个被他参与塑造的历史中。
我无意、也自知无力去吹奏什么号角。但我有一种幽微的期望，给自己，也给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希望我们之中有更多人，能够认清自己正生活在一场巨大的谎言中，并且试图去对抗它——尽一切可能。（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忘记你和他人的苦难。）
至于这种对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一位勇士已经用行动给予了他的答案；而对于怯懦如你我者，至少可以从这里开始：学会堂堂正正地生活、说话、行动，不自欺、不愚钝、不妥协。
我刚刚读到一句有趣的话：「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我已经在践行我的自由了，相信你也可以。
2022年10月14日 凌晨 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