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同时遇到中年危机，她视写作为生活出口，下决心要写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她把家从上海搬到了老家下面的一座小镇，只身生活一年多，为一群小镇女性写了本书《盐镇》。在书里她如实记录了她们的生命故事，从九十岁的婆婆到十七岁的青春期少女，每个小镇女性几乎都直面婚姻和贫困，以及家庭男性成员的暴力。
何为女性主义，易小荷认为是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生活，在她眼里，小镇没有女性主义者，她们受到了太多束缚，见不到更宽广的世界。她们也从未提到自己的孤独和寂寞，谈论更多的是生活最具体的烦恼。易小荷希望自己的出现让她们发现，一个女性如果不结婚也能活得很好。她经常问那些女性，为什么不离婚呢？不过她反复强调，女性的困境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她也没有答案。她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
以下是易小荷的讲述：
我去仙市，就是想写书。以前我是体育记者，前半生都在给男性写作，现在想为女性写一点。有次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小镇看看那些基层女性？
后来我创业失败，从上海回到老家四川自贡。我考察了附近的三个乡镇，最终选择了仙市。
仙市是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镇，油菜花，青石板，瓦片屋顶，妇女抬着簸箕晾咸菜，也把内衣裤挂在祠堂门口。我租下的房子在河边，两层楼，有空调，还铺了地砖，已经是镇上最好的房子。
有天晚上下大雨，我担心河水会漫上来，就把所有行李拎上二楼。我问城里的朋友，他们说你放心好了，会有水位勘测员。他们在城里住惯了，乡下哪有什么勘测员，河边只有一条孤伶伶的警戒线。
雨下特别大，每过一会我就穿拖鞋跑河边看。后来我在镇上认识了黄茜，她家厨房是整个镇上最矮的地方。下大雨的晚上，她妈妈也没睡好觉，爬起来好几次，就怕厨房被淹。我突然放心了，如果她家被淹了，肯定就会通知邻居的。
开始我不适应这里，没有书店，也没有咖啡馆，我只好让朋友寄来胶囊咖啡机，还搞了台烤箱，早上我得吃面包，两杯咖啡。镇上认识的朋友来家里，我就想请她们喝咖啡，但没人尝过。她们认为咖啡苦，喝了会失眠，她们就喝白开水。不过，大家愿意来我家坐着，因为只有我家一整天都开空调。
我很爱吃零食，在小镇超市竟发现了Sugus，瑞士的一种水果糖，我买了一袋回去，难吃到简直只有甜味。正版的Sugus会有水果的味道。
去之前我想像JK·罗琳那样，每天拿个笔记本电脑，在咖啡馆和人边聊天边写作。然而那边只有茶馆，没人正儿八经喝茶，都是打麻将。就连我房子的书桌，也是用麻将桌改造的。他们邀请我一起打麻将，我说我不会。他们问，那你每天关在家里做什么？看书，我说。后来镇上传言我是某高官情人，很有钱，可以什么都不干。
仙市人性情很直接。有个大娘因为家里种的花被游客摘走，气得大骂对方是娼妇，满嘴都是脏话。整个镇上嗓门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邻居韩三婆，每天早上她起来说话我都听得清楚，另一个就是曾庆梅，有次她站我面前说话，感觉我的耳膜在震动。庆梅特别喜欢站我家门口大声喊我的名字，找我玩或者让我陪她干个啥。起初她喊易老师，我说叫我小易就好，每回她一喊，整条街道都能听见我的名字。时间久了，她路过我家，喜欢直接推开我家窗户，站窗边和我聊天。
有阵子我不在仙市，就请隔壁小吃店的邻居帮忙收快递。他问能不能把我家Wi-Fi密码告诉他。Wi-Fi是房东的，所以我没告诉他。我给他家充了些网费。这个邻居很节俭，他借50块钱给别人，要说两遍“你得早点还给我啊”。
在小镇，每天一大早你就被隔壁大孃吵醒，推开窗户听到外面全是鸟的叫声，空气里能闻到河水潮湿的味道。你走在街上，突然看见一个车里拉了一群猪，然后突然一下拉一堆粑粑在街道。这种新鲜感会让你忘掉你的所谓的烦恼。
新鲜感总会消失，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每天在屋里待着，一步都不想出门。我又焦虑了，不出门该干嘛，难道你是在这里混时间吗？这个也不是你的瓦尔登湖是吧？
我每天逼自己出去走走。镇上有很多饭店，我就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找那些老板娘聊天。黄茜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去她家饭店吃饭，她家一个顾客都没有，我去吃了好几顿。她很健谈，我听到镇上很多八卦，虽然不详尽。我问她，有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想交个朋友，不然我在镇上很孤独。
王大孃算是我采访最久的一位女性。镇上人人都知道王大孃被丈夫孙弹匠家暴。最狠的一次，她被孙弹匠按在地上打，然后被一脚踹飞。她吐出口血，不会要死了吧，死了两个女儿咋办。她只有两个女儿，但怀过好几次。她讲起每次流产的疼，我感觉自己脚都软了。可她始终很平静，上一秒还和我说很苦的事，下一秒就说，不得行了我得去接娃。
王大孃被打了一辈子，还是没离婚，反而是练出一套躲避方式。每次孙弹匠要打她，她就绕着一棵黄果树跑，所有人都看见了，也没人制止。我不止一次告诉她，你不能让他再打你。她说，没得办法，他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命。去年孙弹匠又打了她，但她没和我说。如果我在场，肯定会冲过去阻止。之所以没告诉我，王大孃说，因为他没打到。
她说起被家暴的时候，我都很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婚？她老是说没有办法，算过好几次都是命中注定。
她必须得为她的生活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理由，要不然她都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到后面我开始变得宽容一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愤怒，没有用。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文化，是吧？所以你只能去更多地理解她。
梁晓清是镇上罕见的对家暴作出反抗的女性。她从小目睹了家暴，本能觉得她妈妈不该被打。她成年后对她爸说，如果再打妈妈，她马上把妈妈带走。她去工厂上班，申请带家人一块住宿舍。工厂说可以。她立刻跑回家，想带妈妈走。结果妈妈说不行，不能丢下你爸不管。有时候她理解不了，明明他打你，为什么还离不开他？
有天梁晓清和我说，你知道吗，我都没读过书。我才知道她只读到一年级，风水先生告诉她爸，她家注定出不了读书人，别浪费钱了。
她字写得很好看，还会画画，你就知道她付出多大努力。她学美妆，本有机会去北京发展，因为放心不下她妈妈，最终决定回来，在镇上开一家美甲店。我见过她老公，普普通通，但至少不打女人。现在她自己赚的钱就能养活全家人。她还考了驾照，买了车。有车意味着有了自由。后来我去更远的地方采访，还拜托梁晓清开车接送。
我在镇上穷尽办法认识新的人。有天我问别人，有没有从来不结婚的？还真有一个。其他人只说这个叫童慧的女人很怪，跟一个长得像男的关系很好。有个年轻人直接说，我觉得他们是同性恋。
我费了些劲，和童慧见了面。童慧53岁，年轻时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后来她带我去吃饭，提了一句，红梅也在。我问红梅是谁。她说是她最好的朋友。红梅比童慧大两岁，留着短发，叉开着腿坐，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和童慧熟了以后，我向她求证过她和红梅是不是恋人，她否认了。
红梅年轻时和男人结过婚，有一个小孩。自从遇到童慧，她才知道自己原来喜欢同性。红梅离了婚，猛烈追求童慧。两人就这样一块生活了十几年。
只是现在红梅变得越来越像镇上的男人，爱喝酒，爱打牌，还动手打过童慧。很多读者说我更偏爱童慧，因为我觉得她是女性。我跟红梅说过，你在我眼中就是丈夫，我肯定是站在童慧这边。
有天我去她们家玩，本来是讨论养老问题，没想到她们就大吵起来。童慧指责红梅老是给她和前夫的孩子花钱，红梅则指责童慧自私自利，太计较钱。我不知道怎么劝，只好说你们俩别动气。
好像是童慧先说了句，你跟小荷解释，你当初是怎么承诺我的。我措手不及，因为她们从没在外面出过柜，我哪知道突然就在我面前出柜了。
我觉得红梅对自我认知基本完成了，她完全是出于自发的，甚至是生理反应，这是一种性的觉醒。但童慧到现在都很抵触，她说如果换成一个男的，她也可以。我推荐红梅看电影《断背山》，后来她发来短信，“你推荐的《断背山》我看了很有感触，情感上我们是相同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当我们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其他的感情而违背过自己的心意，我们依然会深爱对方一生一世。”
第一天到镇上，我看到满街都是在忙碌的女人，扛着水桶的，背着背筐的。这个冲击很强烈。男人去哪了呢？
我的邻居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好男人，但我也没看出他做过什么。别人说他和老婆的感情好，从来没吵过架，也没打过。这就成了好男人。
王大孃的丈夫孙弹匠个头很小，可能都不到1米6。他对我特别客气，根本看不出是个家暴男。有次我需要一些零钱，孙弹匠到处找人帮我换现金。他也借过钱给邻居。所以别人说起他，都觉得他会做人。
他也对小孩好，唯独就是对王大孃不好。我真的不理解，人怎么会这样。他自己在外面找女人，却对老婆有极强的控制欲。有一次我想带王大孃进城吃饭，她第一反应是孙弹匠不允许。我就替她找孙弹匠请假。我给他塞了一包烟，说要让王大孃陪我去买衣服。他说可以。
小镇的男人要么是身体不好，撑不起家庭，要么就是不负家庭责任，从家庭消失了。像孙弹匠这样的人，他是生活里的弱者，只能向更弱者拔刀，很可悲。后来孙弹匠被人在背后砍了一刀。王大孃吼叫一声，拼了命冲去救了他。等他从医院出来，破天荒的，给王大孃买了双鞋。那是结婚以来，他对她唯一的好。
我觉得这本书是写给所有关心他人命运的书。我无意挑起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因为女性的困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自于男性的暴力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在生活苦难的深处，男性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他们只能向更弱者拔刀。我应该在书里也写了，这也是一本“乡下人的悲歌”。
我在想，如果不是在每一个人生的节点，我都有运气的成分，选择对了的话，现在我可能也在自贡一个小城里做工人，或者是去某个小县城跟着前男友过日子，在家里说不上话。我无数次在这些女性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那会我大学刚毕业，谈了男朋友，当时整个人很胖，又找不到工作，在北京感觉根本没人要你。我去到他的城市，一心一意想和他结婚。可是他全家都嫌弃我，早上连面包都不让我吃。每天晚上我都会哭醒。
那时我特别穷，又不敢告诉父母，我连离开那座城市的50块钱车票都掏不起。有天我看到一则招聘启示，是外地一个老板在招翻译助理，没想到我应聘上了。其他工作我都失败了，唯独这个能去外地的岗位成了。我觉得老天爷救了我，让我有机会结束那段关系。你想，如果那时我没抓住这个机会，我可能就留在那里，结婚生子，和这些小镇女性差不多。
然而直到30岁，我还觉得家庭和婚姻是人最重要的东西。我妈以绝食为由要走我一张照片，她举着大牌子去地坛公园相亲角。回家后她说，人家嫌你年龄大，都想找二十出头的。
又过几年，我结了婚，然后离了。婚姻不适合我，也不能这么说，我妈看见会生气。
我跑体育新闻那会只是觉得不公平，但那种愤怒的来源是不清楚的。有次在饭局上，一个男性突然问我，你以前采访那么多NBA球星，你跟他们睡觉吗？他觉得自己很幽默，而我又是迟钝的人，后来越想越生气。还有一些年轻的男记者，当着你的面开黄腔，你如果不和他们一起笑，他们就觉得你这人脾气怎么那么怪。还有一次我从美国出差回来，累得直接蹲马路。我旁边的男编辑说，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难看。
我要感谢这几年女性主义的讨论，因为以前只是朦朦胧胧知道，但缺少一个可以真正武装你的东西。
我爸妈现在住在成都。昨天我爸突然生病要送急诊，但我还在上海，明天才能回去。我拜托成都的闺蜜把老人送到医院。我给我妈打电话，她突然来了一句，你看，都怪你不找男朋友。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就算我有男友，他也未必在成都，未必能在爸爸生病时直接送去医院，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我解决问题了吗？
我家另一个亲戚更好笑，他说，这时候还是应该有个男人好啊。所以你看，一个女性主义者在现实中一样是受挤压的，即便是在上海。
我最近突然意识到，每次在上海跟朋友们吃饭，大家永远都只问男人想喝什么酒，从未问过女人。我周围的男性表面上已经非常尊重女性，但他们之中，我觉得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加起来不超过五个。大多数男性如果碰到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作出不尊重女性的行为，他还是表示沉默。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在底层很多年的人。小时候我们家很穷，没钱装修，地上还是水泥地。我们家买不起电视，我和我姐就跑去别人家蹭电视。我们不是脸皮厚，只是小孩不懂事。人家为了不让我们看电视，把门关了。我们俩去敲门，问能不能进来看电视，人家说我们已经睡了。我们俩说还没有，里面还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总是对底层有同理心。
在我人生里，我觉得我爸就是个引导。
他很护着我，永远都觉得我要读大学。其实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可是他一直说我将来一定会走很远。我吃饭的时候，每次筷子拿得很上面，他就说你看，这孩子将来一定走得很远。
我说长大以后当糖果厂厂长，我爸说可以。我想去做模特，去。我一说以后要做什么，他就给你展开一幅美好的画面，他就是这种父亲。所以我理解黄茜说她缺少引导，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可能真的相差很多。
我从小个子就高，但别人老欺负我，因为我不懂得还手。有次我爸亲眼看见一个小孩打我，他很气，过去推了小孩一下。他根本不管自己是个大人，就是护犊子。结果就引起了两家人的吵架。
自贡当时有个叫《盐都文艺》的杂志，我爸做兼职编辑，会参加一些文青们的聚会。那时他带我去，我就过去吃饭。某种程度上文学滋养了我，我就觉得有文学就会有美食。
后来我当篮球记者，我爸是我最大的粉丝。他帮我做剪报。一开始我写特写新闻，人家理解不了就攻击我。很搞笑，我回去时我爸神神秘秘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一看，《张卫平教你如何打篮球》。他觉得人家是因为我不懂篮球才骂我，应该补一下篮球专业知识。他不懂我是刻意不写技战术，但这就是他的爱。
所以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和我爸是一伙的。他很开明，从不会说什么一个女的应该有个归宿之类的话。
我之前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小镇女性，身边最次的例子可能就是做了全职太太，向丈夫要生活费都无比艰难和屈辱。所以当我在镇上听那些女性讲述时，我很生气，完全不能理解，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婚？但是我没办法，很多时候文学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你只能尽最大可能去呈现。
我想帮她们，但往往她们的需求都非常小。比如我给黄茜找工作，她的口才不错，我就介绍她去一家床品店做销售。没想到疫情影响太大，那家店根本没什么顾客，后来就黄了。黄茜太困难，每月只赚一千多。中途我想聘她做助理，帮我整理采访录音，或者出去采访时陪我一块去，她说不行，她做不来。她很淳朴，不会拿自己不该拿的钱。没帮到她，我觉得很遗憾。
我问陈秀娥要不要去成都我朋友的公司做行政。她不去，因为有两个孩子，她付不起小孩在成都的学费。我告诉她，你得先走出去，你才能把家里人都弄出来，不然你就永远困在这里。但她还是退缩了。
我可能看的书不少，但用女性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还是这几年的事。我还是一个算有点见识的人，去过世界那么多地方，我都走了这么长的弯路。所以你怎么能期望这些连大学都没读过的女性，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她们的想法。
好像还真没有人问过我的情况，都是我在提问。可能你在上海，她们也无从问起。她们永远不会问“上海那么多咖啡店，你最喜欢哪一家”这类问题，这超出她们的认知范围。
她们不懂什么叫中年危机，因为没有中年这个说法，如果觉得你年纪大一点了，就直接喊你大孃。
在小镇，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自己孤独寂寞这种话，她们考虑的全是生活中具体的烦恼，比如孩子的学费，赡养老人的钱。只有一次，黄茜半夜突然给我发了张照片，天空乌云把月亮遮到只有一点点，她拍得很诗意。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拍的东西能反映她的情绪。结果她说，我看你老拍照，我也拍着试试。
我不敢说她们没有精神上的烦恼，也许她们生活太沉重，已经感受不到其他东西了。
她们聊自己的时候，特别平静，特别不以为然，几乎没有哪个人跟我聊哭了。只有童慧讲自己妈妈走了，才掉眼泪。这就是她们的日常。
小镇上没有女性主义者，至少我没遇到过。她们基本都被家庭束缚了，没有人真正做到了自由自在地选择，只为自己好。我觉得女性主义起码要有这个意识。可能梁晓清会有一些所谓的觉醒，但她完全没概念，不懂什么叫女性主义，也不懂自己是在争取女性权利，所以我觉得离女性主义者还差得很远。
离开小镇的时候，我考虑要不要做个告别party，把所有人请过来，后来想，还是算了，我就分别跟她们吃了顿饭。本来想请黄茜吃饭，但她家就是开饭店的，你怎么请她？而且那天她也忙忙叨叨的，对她来说，你这顿饭还浪费我赚钱的时间。
我们觉得大家聚一聚是感情，对她们来说具体的生活比感情更重要。
这本书出版后，我给书里每个人都通知了一遍。她们没什么反应，好像是件离她们很遥远的事。我要给她们寄书，她们又说不用，到时自己买一本。谁知道她们有没有去买。
前几天我还跟黄茜通话，她和我说了半天她儿子的事情，反正话题都是一样的。她家饭店最近生意不错，所以也没时间搭理我。我在微信上问梁晓清在干嘛，她说我今天累死了，做了一天指甲。王大孃昨天还找我帮忙填表格，她不认字，一有这种事就找我。
说实在，她们哪里懂什么女性主义理论。最早认识黄茜时，她说我是懒女人，怎么什么事都不做呢？我问，要做什么事呢？她之前身边没有我这种例子，没人告诉她如果女人不结婚是什么样。后来慢慢的，她发现我过得还挺自在，她很羡慕。
庆梅也很传统，老和我说一个女人要有个家，不能这么飘着。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有家，我自己是个家不行吗？后来她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
我不知道其他的变化会不会有，但我期待会有。
文章图片均由易小荷、刘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