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述的事情,和黄雪琴的办案材料上记下的事情,是同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的黄雪琴,和警察面对的黄雪琴,是同一个人。如果这是罪证,我们也希望“罪证”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这是我们讲述的历史。

file在新加坡举牌拍下的#Metoo照片

撰文 林亚明 麦丢替

编辑  娑罗树

摄影  方月

2023年9月22日,黄雪琴和王建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靠近法院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前一晚,法院四周被红色水马围起来,常在那一片跑车的司机说,这些被围挡占据的道路,原本停满了车,能自由通行。

由于案件名义上是公开审理的,王建兵的爸爸、黄雪琴的爸爸和哥哥得以进入法庭旁听,旁听席上,还有四个陌生人。

黄雪琴坚持不认罪认罚,她很早就告诉律师,无论一审开庭结果如何,她一定会坚持上诉。在法庭的自我辩护阶段,黄雪琴有一段陈词,据转述,大概意思是:写文章是出于记者本能、职业良知。这些活动是带给国家进步的,她没有想过要推翻政权,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改良,她希望带给社会的是善良和积极进步的精神。她知道自己不安全,迟早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状况,但需要承担的后果,她愿意承担。

两年前,她们俩消失得无声无息,但雷霆之手并没有能力抹去关于她们的记忆。我们寻访了黄雪琴的朋友们,试图拼凑出她在被捕前的两年里究竟经历了什么。黄雪琴的故事如此重要,它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或是为了呼吁发声。她的故事和经历,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面对现实痛苦茫然的人们,有良知的人们,还想要做点什么的人们,或单纯想重建生活的人们)仍然具有启发性。

黄雪琴第一次被捕是2019年10月,在经历了4个月的指定住所监视居住之后,于2020年2月取保获释。那是广东的冬天,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也是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在谈到第一次被捕相关的经历时,黄雪琴尚能坚定地讲出“我对法律还是有点信任吧”。但此后的三年,无论是微小社群到广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几乎不太可能有人,再讲出同样的话。

一切都变得那么危险,似乎单单想过一种正直的生活就是罪过。黄雪琴两次被捕之间不到两年,她在广州写文章,关注性别暴力个案,陪伴社群伙伴和个案受害者,她还做了许多弥合社群和公民教育的事。在一些人眼里,黄雪琴所做的事情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勇敢的和珍贵的。但在系统的眼里,她做过的事情、写过的文章,交往过的人……又通通都是罪证。

这篇报道里讲述的事情,和黄雪琴的办案材料上记下的事情,是同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的黄雪琴,和警察面对的黄雪琴,是同一个人。如果这是罪证,我们也希望“罪证”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这是我们讲述的历史。

CDT 档案卡
标题:谁是黄雪琴?
作者:WOMEN我们
发表日期:2023.7.17
来源:WOMEN我们
主题归类:黄雪琴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米兔先声@ATSH

在报道 METOO 之前,就是卷入罗茜茜这件事之前,我在发调查问卷的时候就已经收集到 了很多的故事,我本来就有想说用 METOO 这个风潮,那么我要掀起中国的 METOO,让中国 人来关注(性骚扰)这件事情。——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的比较案例研究之黄雪琴访谈稿”

微信公众号ATSH在2018年2月28日被永久封禁。ATSH是Anti-Sexual Harassment(反对性骚扰)的缩写,由黄雪琴在2017年建立,起初她只是想建立个平台,向女记者们发调查问卷,征集她们被性骚扰的经历。

黄雪琴2010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当记者。职业生涯的前五年,她在传统媒体工作,起初在中新社广州分社跟随高官、报道外事,然后短期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后来又进入广州的《新快报》,做社会和调查新闻。

成为独立记者后,黄雪琴有段时间为《南都周刊》深度部门供稿,这是久负盛名的调查报道团队,其在2012年起底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是中国新闻史程碑的报道。与《南都周刊》合作时,黄雪琴曾孤身前往柬埔寨北方的雷区。那里不少村子在战争时代被军阀埋下大量地雷,村民如今仍与夺命危机共存。

2017年,#MeToo 运动在英文世界社交媒体延烧起来,此时黄雪琴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与亚洲记者基金访问学者项目。闲聊起来,黄雪琴发现身边一同进修的女记者们,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甚至很强悍的战地女记者都可以被主编当众摸屁股。”她想起自己类似经历。

当她决定调查对女记者的性骚扰状况,她先去问了熟悉的记者,但多数人拒绝直接站出来诉说,实施骚扰的人仍旧是媒体高管,有人担心会被报复,有人说要考虑丈夫和孩子,还有人本来答应和她一起出来举牌,却在晚上接到婆婆的电话,让她不要给家里蒙羞。最后,只有黄雪琴在新加坡走上街头,举起了响应#Metoo的牌子。

她当时几乎并不认识任何女权活动人士。在一次访谈中,她提及曾经关注过2014年厦大性骚扰事件和2016年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记者成希性侵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实习生事件。前者在女权组织长达大半年的报道和倡导下得到处理,并让教育部出台了第一个反性骚扰部门文件。而后者,女当事人承受了极大的“维稳”压力之后,案子以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告终。两案的分水岭,是2015年女权主义者被拘捕的“女权五姐妹”事件。女权行动者终于成为国家机器剿灭的对象。

2016年,当时在暨大新闻学院学习的黄雪琴对各种质疑受害人的言论很不解,对媒体和同侪的沉默更是愤怒:“……你去监督别人,你自己的媒体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不去监督。”她跑去校园做了一些采访,拍了一个小视频,采访人们怎么看待成希事件。这是她第一次报道性别议题。

女记者们也不愿实名讲述被性骚扰的故事,她们和黄雪琴商量,能否发放调查问卷,让她们可以选择匿名回答。于是黄雪琴注册了微信公众号ATSH,在设计的问卷最后表示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进一步沟通。这份调查问卷流传甚广,最终获得1762人参与,搜集了416份有效样本。其中有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多次性骚扰,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骚扰。

也就是这份问卷,让黄雪琴成为中国米兔运动的推手之一。2017年10月15日,因为好莱坞制片人哈维Harvey陷性骚扰丑闻。就在同一天,美国硅谷的罗茜茜在知乎上“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的提问下,贴出了一千余字的短文,文中讲到她12年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博期间,被副导师陈小武叫到他姐姐家里,险些被“霸王硬上弓”的经历。

陈小武是惯犯。这些爆料回答聚集了同样被他性骚扰过的女士们,她们组成了微信群,提供证言和证据。2017年10月下旬,罗茜茜在联系北航纪委,实名举报了陈小武,但女学生的举报犹如向深潭投入一粒石子,再没什么涟漪和回音。

罗茜茜看到这份调查问卷时,她与北航的交涉正陷入僵局。作为唯一的实名举报者,她想寻求发出更大的声音,于是她填写了记者黄雪琴的问卷,并留下电话。第一通电话里,黄雪琴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这令罗茜茜感到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记者。通话后,罗茜茜提供了录音等证据,并把黄雪琴拉入举报者组成的“水果硬糖”微信群。梳理完受害者的讲述以及客观证据后,黄雪琴核查清楚了事实,决心帮受害者发声来推动此事。为此,黄雪琴从2017年10月底工作到这年的最后一天。文章基本成型后,她还去联系了律师朋友。为她提供帮助的律师中,四川律师万淼焱后来成为深度介入米兔个案的法律工作者。

在万律师的帮助下,黄雪琴帮助受害者组织了举报文章,提出合理诉求,建议高校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获得所有受害者的同意后,2018年1月1日,黄雪琴在公众号ATSH上开始发表举报陈小武的文章,也是在同一天,罗茜茜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真名,正面对峙曾经的导师。

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ATSH连续五天推送举报文章和证据,舆论沸腾,媒体的采访请求涌向ATSH,黄雪琴在后台运营,负责筛选靠谱的媒体,再推荐给罗茜茜接受采访,并提供资料支持。

此前因为被举报,陈小武已经被北航暂停了教师资格和相关职务。到了1月14日,舆论浪潮下,北航又宣布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的称号,这个称号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关联起了大量重要研究项目和科研资金。到了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是她们在举报中发起的倡议。

事情的发展与黄雪琴的计划不太一样。她本来认为记者遭遇的性骚扰会成为一个引爆点,但并没有想到,接下来,一系列教育领域的性骚扰个案找上门来:北大沈阳案、甘肃李依依案甚至被自杀的男研究生陶崇园一案,“砰砰砰砰这样子出来了”。

不管是新闻界还是大学,都触动了政权的敏感区。2018年2月24日,ATSH发布预告,称已经与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合作撰写完成了《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天后的2月28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ATSH账号连同所有文章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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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球鞋是摄影师方月对黄雪琴的印象。她拍下一组照片,想象黄雪琴仍然自由地生活在广州。

“遇到麻烦”

大家并不是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量说我们一起做事情。尤其是女性们,我觉得女性真的是更能的同情共理,你知道吗,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方的感受,可以很大方说出来,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的比较案例研究之黄雪琴访谈稿”

ATSH已发表的文章没有留底稿,黄雪琴更心疼存储后台征集来的性骚扰故事,共有90多个。撰写报告时,她只复制下来了其中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在2018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联合ATSH,为《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举办了发布会,微博上还建起了词条。面对几十家中外媒体,黄雪琴在演讲台上分享了报告里的细节,讲话结束后,她和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负责人韦婷婷站在一起,让记者为她们拍摄合影。

韦婷婷是曾经被拘捕的“女权五姐妹”之一,活跃于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领域。2018年3月起,随着女记者骚扰状况报告的发布,以及各地总共80家大学的学生“向母校寄信”倡议的展开,以及黄雪琴与在境外的米兔运动参与者,如罗茜茜、王敖等越来越多的联系,她也进入了“国宝”的视界。政治警察找到了她曾就职单位的领导和主编,撰稿合作过的编辑也都被找过。警察伪装成各种身份,在看似不经意的场合旁敲侧击地问,黄雪琴在干嘛?怎么总是写性骚扰的文章?她背后是什么人?有的编辑察觉到异常,告诉了黄雪琴,后者并没把这些背地里的小动作放在心上。

2018年夏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鹏被学生举报性骚扰,中大的校友和学生锲而不舍地通过自媒体和校内活动进行倡导,要求学校作出处理并承诺建立长效机制。在维稳过程中,一个警察表示,米兔已经被认定为境外反华势力的破坏活动,因为“发起者都在国外生活多年,针对的是中国长江学者,明摆着要攻击中国学术制度”。

黄雪琴没有退缩。在她经过扎实调查,核查证据之后在非虚构栏目“网易人间”发表了报道《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这篇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布后不久就被删了,但后来网易又在网页和客户端更新,也随后被删除。即使被删三次,这篇文章发表次日,中山大学只好公布了对张鹏的处理结果。

黄雪琴认为,米兔运动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并非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 量……尤其是女性们……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 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情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她最骄傲的是自己成为一个斡旋者,每个个案都会帮助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网络:给受害者引荐当地律师,遴选本地记者,让受害者彼此认识,让社工能够参与其中。

事实上她自己更像一个社工。她曾经说,2018 年,她做的更 多的事情不是记者的工作,而是在陪伴受害者,“真的很累很累……可能 一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我要陪她们聊到三四点。”一个无法具名的伙伴说,在她的记忆里,经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陪那些受到创伤的采访对象,坦白来讲,受过创伤的人是会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的,有的人絮絮叨叨,有的人会在创伤之后形成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连续性的长时间陪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也会过度消耗陪伴者的能量。“李星星案”当事人在2019年其实求助的第一个人是她,尽管她对事实始终抱有疑虑,并未对外声张,她仍然在当事人找上来的时候尽力陪伴并留下了数万字的记录。

2018年夏天开始,黄雪琴就成为监控的对象。警察不再在外围打转,直接找到黄雪琴,干预她与合作者的关系,并建议她不要写太多有关性骚扰的事情。发声一再被干预之后,她不得不转入地下,从公开发声的记录者,转变为行动者。她也日渐卷入了女权社群,向女权律师转介个案,参与了女权行动派的联署,帮忙打包邮寄联名信。2019年的两会期间,她和伙伴们向代表委员寄出三百九十多封信,呼吁全社会建立防性骚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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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琴被捕前的照片

第一次失去自由:在一处无名“别墅”

自2019年以来,被告人黄雪琴多次在境内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上发布歪曲、攻击我国政府的煽动性文章和言论,攻击诋毁我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能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黄雪琴,“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

2019年初开始,黄雪琴一边在香港访学,一边陪伴许多当事人。作为义工的陪伴在这年6月暂停了一个月,那时香港爆发了返送中游行,她身穿白衣参与其中。面对墙内社交媒体大面积的信息污染,她在社群网站matters上面传递出真实的声音。“哪有记者不发声?”——当有人提示危险,她就这样回答。

她申请上了2019年9月开学的香港大学人权法专业的奖学金项目,正踌躇满志于那一个LLM法律硕士学位。六月关于香港的稿件发表后,警察连夜出动,去她广州的家里敲门,骚扰她的父母。她只得继续去台湾游学,但从台湾回到广州,却被没收了护照和通行证,无法出境读书。2019年10月,她被控寻衅滋事,失去自由,之后她被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那是广州白云区一处看守所附近的“别墅区”,她和朋友们猜,也许那是用于“双规”官员的地方。

黄雪琴第一次结束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那天,是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出来的第一个晚上,她没有选择回家好好睡一觉,而是找来一大帮朋友,她执意要先把自己在里面的遭遇很清晰地讲出来。

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内心的战争。

取保获释的前夜,“国宝”们带黄雪琴去烧烤,“你看我们几个月下来也算是朋友嘛。你以前说你一条青菜都不吃,现在还不是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喝酒”。

过去,两方打交道,黄雪琴的态度一直是非常直接的。她不跟“国宝”斡旋,油盐不进,常常出现的架势是硬碰硬地讲道理,每一句质疑她都要顶回去,“他们说,黄雪琴,你这个是错的,我说哪里错了,你告诉我,有哪条法律这样规定了吗?”

“一条青菜都不吃”,是黄雪琴写在自己日记本里的话(日记本后来被国宝拿走,成为研究她思想转变的材料。国宝认定她被境外势力洗脑。)第一次被捕前,国宝每次约谈她,点一大桌子菜,她一口都不吃。她觉得那是纳税人的钱。

但即将被释放的那天晚上,她的心情是有一些放松的。这一轮监视居住从2019年10月开始,持续了四个月。她一个人要面对二十多个男女“国宝”。睡觉不能关灯,翻身几次都要被记录下来。这些警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强硬的和好说话的。雪琴喜欢喝红酒,他们就拉来一箱红酒给她喝,试图让她喝醉以后签下更换律师的协议。也有女警察跟她说,自己本来要在家陪小孩,结果只能在这里陪她。

“国宝”还讲到,“我们也不是魔鬼吧,我们是正常人”,雪琴那天回道,“你们有正常人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可能是体制带给妳们的”,对于一个会反复跟“国宝”解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正义论,什么是福柯的理论”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是一反常态的,有不想再继续争论的意味。

她很快就为自己这一点点的退让感到羞愧,回去的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有人在包裹她的尸体,在梦里她灵魂出窍,看见那个包裹她尸体的人是“国宝”。她感到沮丧,她意识到,“国宝”在某一些方面成功了,她变得没有那么敢说了,“不管是我开始觉得内耗过度,累到不想说了,还是丧失意义感,不愿意再说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它们想要的”。

在朋友面前讲一大通被困的遭遇,是黄雪琴的自救方式,她要确认的是,自己仍然拥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我以为自己被杀死了,但好像还没死。”总之,第一次被捕释放之后的生活,是以这样一种“想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劲儿开始的。

居住在广州的艺术家叶蕨第一次见到黄雪琴,是在她出狱之后的一次聚会上,黄雪琴很坦然地聊到了自己被监视居住的经历。叶蕨一下子被她打动了,她回忆,并不全然是因为雪琴的遭遇特殊,而是因为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社群里的人常常以无助、破碎、迷茫的面孔出现,但黄雪琴看起来很不一样,“好完整的一个人啊”,叶蕨感叹,她见到的黄雪琴,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说话逻辑性很强,表达很饱满,精神和能量都非常充沛”。

疫情第一年,五一长假广州解封之后,黄雪琴约了几位朋友去爬山。茂林修竹间一路上谈笑自若,讲的却是她荒诞无比的指定监视居住的经历。一位在场在女权朋友的感受是,她的那些经历都是会带来很深的创伤的,可是看起来,黄和“进去”之前的精气神没有什么两样。“她真的勇往直前,而且有一种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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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房对面的康鹭轻纺片区

周四的聚会

2020 年11月起,被告人王建兵、黄雪琴利用境外通联软件发布聚会信息,定期召集多人在被告人王建兵租住处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 房等地组织聚会,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大概从2020年开始,黄雪琴开始频繁在一个聚会上出现。聚会的地点是王建兵家里。后来黄雪琴和王建兵一同被捕,很大原因是这个聚会。

聚会的地点是202房间。一同参与聚会的劳工行动者祥子说,他说直到黄雪琴和王建兵被捕,才从警方的材料中知道活动地点的房间号是202。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王建兵家的客厅,是周四晚上可以和不同的朋友聚会的地方,“无论哪一个周四晚上,推开门进去,那里一定会有人等你”。

那个空间靠近中山大学,同时也靠近职业病防治中心。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兵原本想等房子租约到期之后搬家去郊区,因为那样成本更低。王建兵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这是不少朋友都知道的事情。但租约到期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城市中心路段的房子,不为别的,王建兵2018年以后一直在从事劳工权益有关的工作,他只是为了工友们来这里找他更方便。

在2015年之前,在广州这样的聚会可以说遍地开花。尤其是中山大学附近,公民社会中心和性别教育中心这面大旗,让周围聚集着一个青年为主的草根组织的生态群,吸引的不仅仅是校内学生,还有从各地投奔广州而来的青年。

随着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发生,人权律师大抓捕和“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这里哺育出来的性别、劳工等NGO一波波被关闭,一些相关的学者被迫离开,曾经多元的校园气氛日渐肃杀,疫情之后更是门禁森严,周边的聚会也荣景不继。

祥子、王建兵和黄雪琴三个人的成长路径有一个相似的点,她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工作,生活,都跟广州的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保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大家回到相互支持,一起成长的状态,一起走下去。

已经很难追溯活动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后来逐渐演变成每周四晚上的固定聚会,王建兵、黄雪琴、还有祥子常常一起张罗聚会。但在现场,是没有任何组织者或者领导者出现的。黄雪琴更多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她每个月都来两三次。

周四的聚会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主题,大多数分享都是随性发生的,分享者来自各行各业,“比如这周有什么朋友来广州了,就刚好请过来跟大家聊聊自己在做的事情”。聚会形式多样,更多是同辈的分享,讲自己的论文,讲自己的某种经验,有时候是漫无目的的闲聊,有时候就是打麻将或者打三国杀。

在一个举报成为常态的时代,高校举报,单位举报,网络举报,对于普通人来说,讲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甚至只是讲出自己关心的事情,讲出你很抑郁,都是很艰难的事情。

那些议题构建起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形态,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年份里,譬如2010年前后的广州,这些议题一定是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场子里被热烈讨论的。但在疫情年代里的中国,这些议题成了地下、边缘的代名词,政治抑郁的年轻人们只能在周四的晚上聚在一起,来这里寻找一些慰藉。

这些议题包括:

职校生出路分析;

工厂流水线上男同性恋社群;

艺术圈内的厌女和八卦分享;

国内LGBT社群的分布和崩离;

性工作者与防艾工作的心路历程;

环卫工人维权的道路……

在那些聚会的现场,雪琴常常以一个很真诚的提问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那种猎奇地姿势,而是真的很关心其他人分享的东西”。那一两年,叶蕨的印象是时间过得很快,几乎每一周,大家都有新的东西要讲讲,例如张展被捕的动态,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大家都会拿到周四的晚上来聊。

黄的邻居和好友马克第一次去到聚会现场,就迅速被一种惊喜包裹,“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时候,人们刚刚从疫情带来的封锁中走出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出门,可以和朋友见面的地步。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年里,马克自己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不怎么愿意出门。

人群的多样性也是让她惊喜的一点,马克很想要描绘那样一种多样人群的现场:有还在上学的,有工作了的人,有没有工作的人,有行动者,有不是行动者的人,有艺术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还有各种各样性别取向的人……总之,这是她在过去的社交活动中不曾见到的场景。

祥子说:“我不能说这个空间到底回应了多大的问题,有一些人对现在的社会很焦虑,很创伤,对于这部分人来讲,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相互搀扶的关系网络。它带给大家的并不是消极的东西,它的作用是不让大家继续往下沉沦,希望大家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当下的现实,你可以在这里看其他人在做的事情,积蓄一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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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房间附近的路边招工市场

公民课

2020 年12 月至2021 年5月,被告人黄雪琴利用境外视频会议软件组织、开设“十堂课” 项目培训,以境内外重大事件、社会会运动等为内容,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的起诉书

除了周四晚的聚会,那两年里,黄雪琴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十堂课”,这个课做了两期,第一期从2020年7月开始,总共是10周。

黄雪琴在朋友圈和豆瓣发过海报。“十堂课”想招募的是“对世界有好奇,对公平、正义有追求,有改变欲望的伙伴”。她预计第一期招募30个学员。第一期的学员zoo回忆,当时有十几个同学来参加。

在第一期课程正式开始的时候,课程内容就已经被定下来了一些,其中有“中国百年女权运动”、“抗争中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主义通识课,也有“黑人命也是命”、“从TikTok和华为事件看科技主权”等社会议题。导师是黄雪琴邀请来的,讲中国百年女权运动的老师是王政,她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早在1990年代,就往来中美之间,在学术和行动界传播社会性别研究理论。

在课程海报上,黄雪琴写的是“连接真实,一起抵抗荒诞和无知”。“十堂课”的收费标准是100元一个人,如果参加完全部的课程,会退还100元,“相当于防鸽费”。第二期课程开始的时候是2021年4月。和第一期非常不一样的是,第二期的课程内容“更敏感了”,几乎全是与行动者生命历程有关的内容。

参与过第二期课程的一位导师苏里说,自己当时讲的内容是关于行动者创伤的,“创伤不仅来自外面的大环境,也来自社群。”她原本觉得课程内容非常边缘,但她听了另外一堂课,是讲残障工作相关的,她就理解了,公民课的内容设置是非常多样和广泛的。

苏里同时会想起周四晚上的聚会,她认为,这两种活动有着某种相似的内核,黄雪琴一直非常鼓励身边的朋友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可以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内容、甚至是在别的空间不被鼓励的内容。

每一期的课程会跨越10周,黄雪琴经常写邮件给学员,除了预告课程内容,黄雪琴每一次都会在邮件里写下自己当时的状态和感悟。

2021年5月,她写的是汶川地震和49中事件:

“最近事情有点多,且是汶川地震周年,情绪不高,前几天成都49中事件,也让人唏嘘不已,学校和政府的维权和自保心态,发出的声明高高在上,看起来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一些人从线上的愤怒转移到线下献花活动,那一声声的“真相”喊得激奋……以前公民社会还有空间的时候,类似的案子中很多人(不同城市地区)可能会发起不同的行动,记者可以进入挖掘真相,还原轨迹,指出管理漏洞和存在的问题;公民可能会去献花,去问责,有人可能会发起联署,其他学校也可能发起探讨会或相关自查行动。当然也很开心,成都还保留着行动的勇气和社会事件的参与。”

2021年6月,她写的是:

“不知不觉就来到六月中来,低着头也算“安全”度过了那个三十二年过去了仍不得言说和纪念的六四,在一个不敢面对过去的国家,一个擅长遗忘的国度里,能做的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去听亲历者的讲述,听他们愤怒的控诉,他们撕心裂肺的呐喊,他们飘在历史中破碎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撕开哪些伤口,就是为了不遗忘。”

写到沮丧和痛苦的同时,她也经常传递出一些轻盈的力量给小伙伴。她说看大家的邮件,是“轻轻打开掌心找到糖果的感觉”;假期的时候,她会叮嘱小伙伴“多和朋友去旅行吧,和亲爱的朋友们在一起,是超级幸福的事情”;她经常分享好好生活的方法,“在荒谬的日常中要保持理性,找点小小的乐趣,例如和朋友喝喝酒,爬爬山,刻板画,追追剧。《Itold sunset about you》第二季出来了,一定要推荐大家看,看得人生都发甜发亮了呀”。

两期课程都参与过的zoo说,她当时最感动的是社群的氛围,上完课后,雪琴会鼓励大家进行夜聊活动,每个人都来分享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自己的生命故事。

zoo还讲到了一件让她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当时,在课程群的内部,有一个人的行为涉及到性骚扰她人,黄雪琴作为课程发起人,单独找了很多同学来谈话,一直到今天,zoo都不知道谁是受害者。黄采取了一种非常保护受害女生,避免发生次生伤害的方式。这是她的经验,也是她的智慧。

在面对性骚扰当事人的时候,黄雪琴也花了很多时间让对方有足够说话的空间,黄让他退出了社群,但同时也给对方写了很长的信,信的最后说,“我仍然期待,你可以照顾好自己,若有抑郁焦虑就去真实治病,因为生病并非是犯错的唯一理由和借口,遇到问题要真诚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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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琴被捕之前的照片

当彩虹🌈色变成统一的红色 当开口都变成赞歌 当他们打一个响指就可以瞬间让一个号,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群体,甚至千万人消失毁灭 当恐惧层层叠叠记忆深深浅浅悲剧大大小小 重复又重复 一次又一次 当他们说要用十四亿人铸成钢铁长城 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愤怒和痛感了 只想紧抱那些我们仍然爱着的人 只想和真实的你说 我们在一起——黄雪琴Facebook, 2021年7月6日

2021年,制片人大雪带着刚做完的纪录片去了广州做展映,黄雪琴看了纪录片之后,随即提出,想多组织几场放映会。

黄雪琴在某个艺术家聚集的社区里张罗了一场放映会;看完电影之后,其中一个女生继续组织了一场在自己家里的放映会,来观影的也以年轻人居多。紧接着,又有一位观影者把片子带去了珠三角的一个独立书店,这家书店只运营了两年多就被关停,但它在两年间举办了两百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大雪曾经在广州生活,她的行动经验,几乎伴随着广州从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土壤走向封闭。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广州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她和女权姐妹们常常做一些街头抗议行动,一些行动会得到媒体的报道,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形成讨论。但2015年之后,她印象中的广州社群四分五裂了,曾经的女权姐妹们有些出国,有些去了北京,也有一些人从此销声匿迹,总之,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创伤离开了广州。

那三场放映会让她突然看到,广州仍然在不断产生新的公民社会的形态。以至于她立即决定回到广州生活。

大雪记得,其中一场放映会来了十几个人,放映结束之后,大家一起约着去饭店吃饭,两桌饭吃了一千多块钱,黄雪琴主动提出了她想请大家吃饭。是在这个很简单的细节里,大雪感觉到,黄雪琴是那个有意识在做社群培育的人,社群依赖这样的人,“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金钱,来把社群聚拢”。事实上她并不是有钱人。疫情开始之后,她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跟财务相关的困难。

Zoo是一个长期在网络上关注支持黄雪琴的伙伴,黄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她从澳洲飞到香港,打印了很多黄雪琴的照片,游行的队伍走到哪儿,她就把黄雪琴的照片带到哪儿。在香港大学的民主墙上,她贴下了很多黄雪琴的海报,上面写着,“我来自中国大陆,我支持香港人民“。

在2020年7月的时候,zoo去参加一个女权营的活动,黄雪琴在那个活动上是化名的状态,但会后,她主动来找zoo,跟她说,你好,我是黄雪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你很勇敢,谢谢你。

那个时候,zoo已经离开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度抑郁创伤的状态。认识了彼此之后,黄雪琴给她打电话安慰她,电话通常是三四个小时才结束。黄雪琴跟她说,痛苦是有很多种形态的,有的人手指断了,有的人整条手臂都没了,但不能说手指断的那个人就不痛苦。

黄雪琴的时间、金钱、关注和爱,几乎均等地洒向每个人。每个人都会讲到很多黄雪琴是如何陪伴她们、如何给予她们最实际的支持的。在大雪的记忆里,她有一次提到自己工作很累,黄雪琴马上就邀请她一起去从化泡温泉。

马克说,“黄雪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我的好朋友’,而是一个很好的朋友”。2020年年底开始,黄雪琴和马克每周会见两三次,其中两次都是在一起练瑜伽。马克那年刚拿到瑜伽老师资格证,黄雪琴听了以后很高兴,立即就说要来马克的瑜伽课上当小白鼠。

马克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菜很困难,黄雪琴经常从老家带来很多菜分给她,有买来的菜,也有黄妈妈自己做的腌菜和酸菜。她还经常跟马克分享小区附近哪儿可以买到菜,几点去哪个菜市场是更合适的。

这些细节也许过于生活化,没什么了不起的。它不是宏大的标语或口号,但在动荡的这几年里,这种实际的爱,反而更难得,无论是付出还是获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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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房间附近的天桥

告别

记住一切可以记住的事,难过的,愤怒的,惊喜的,失望的,有微光的,不要让时间侵蚀了,那将是我们的记忆,过去和未来。——黄雪琴FaceBook, 2021年7月19日

黄雪琴第一次被捕释放之后,原本去找了一个“主流”的工作。这份工作与女性社群互联网应用有关。跟那些互联网公司经常夸大的用户画像不同,这款“时髦”的互联网应用,其真实的用户群体是那些十八线小城市大专以下学历的青年女性。这份工作给她不错的收入承诺,她则在疫情之后,决定从用户研究开始工作。她和朋友一起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这些女性用户家庭关系、家内劳动与职业如何受到疫情影响,因此她们有什么需求需要app来予以规划和满足。但问卷发出不到一天,链接被全网删除,警察上门,直接命令公司解雇了她。

她本来是一个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的中国很“主流”的人群。大学毕业刚进入中新社广东分社时,她被社长选中担任社长助理,领导时常夸她:“黄雪琴你不是最漂亮的,但你是最有灵气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话语呢?你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低我呢?”黄雪琴后来说,她丝毫不感到骄傲。她遇到不少被一些上位者“选中”的情境,很明白性与权力操控在这样的名利场的潜规则。 她只是拒绝过那样的一种生活。

第一次释放后,对她的监控没有降级。每周警察都来一次,问她的计划和对一些事件的看法。疫情解封的踏青,一众朋友借了一位在郊区办写作班的朋友的天台喝茶,房主不认识雪琴,当天也并不在家。到了夏末,那个院子就被装上好几个摄像头,熟人打听下来,“你这里来过不能来的人。”

她家楼下也被装上了监控摄像头。她举白纸站在摄像头前面,读诗,读一九八四,告诉警察她会将这十天抗争拍成短片。最后,他们只好拆除了那个摄像头。

她的微信很可能是透明的,有朋友因为跟她的微信对话,被“国宝”打电话粗暴威胁。转发的内容常常被警察警告。2020年她转发了六四的内容,又被抓到派出所呆了一天。在那里她被要求签了很多文件,为了表达讥讽,她把日期“签的大大的”。

2021年之后,主动或被动地,黄雪琴可能彻底悖离了“主流”了。她几乎一心扑在工作和公共生活上,一个在她家里住过的朋友说,黄雪琴有时候一天会开好几个会,各种项目混在一起。

但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她的生活都不能够随心所欲。黄雪琴在脸书上写过一些喝茶日记,一如即往地斗志满满。但这并不能消解她承受的压力和屈辱。

这些与警察互动的细节朋友们知之甚少,很少讲。她每次出现状态都“非常好”,导致朋友们无从判断她的处境到底是不是安全。她总是以给别人力量的形象出现,尽管她一定有一些时候,非常脆弱。

隔着时间和屏幕,哪怕只是单看转述,“国宝”讲过的一些话,也让人无端绝望。有一次,警察说,黄雪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呢,我们在这里跟你打交道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只要一下班,脱下制服,我们就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只有你还要留在这里。”

那两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张展被捕,李翘楚被捕,失去自由的朋友越来越多。

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黄雪琴还一直保持着很积极的状态。哪怕是很亲近的朋友,都不太想得起来她有过什么脆弱的时刻。朋友说她她像一个小太阳,永远都很有活力和能量。

她六点钟起来改稿,然后吃早餐,做瑜伽,开各种项目的会,时间被她分割成模块,一切都井然有序,她也很珍惜这样的忙碌的节奏和感觉。她的睡眠质量也很好,总是倒头就睡。第一次被捕之后,她说自己没有崩溃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睡眠很好。

2021年7月,黄雪琴从“国宝”手里拿回了自己的护照。她申请了志奋领奖学金,9月要去英国上学。她和一些朋友约好了在英国见面,睡朋友的房间,还聊到了要去领养朋友家的植物。

还有频繁的告别聚会。马克说,黄雪琴的朋友太多了,她只去了其中一场。聚会上,每个人都在约黄雪琴,约她再去游一次泳,约她爬山,约她教她开车——全都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全都是黄雪琴和不同的朋友间具体的连接。

那两个月是甜蜜的。尽管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黄的好友键盘的印象里,她们打了很多次麻将。麻将像社群桌游一样,一圈牌下来,哪怕是第一次来的人也会变得亲密。她们打麻将的规矩是,手机要放在屏蔽袋里,专心而又尽兴地坐在牌桌上,这是王建兵定下的规矩。朋友们说,黄雪琴牌技一般,但是是很好的牌搭子。

然后就是那一天了。

键盘说,她最后一次见到黄雪琴是在她预备去英国的前一晚,她们从友家打完牌往回走,黄雪琴在长隆站下了车,她赶着去做一份英文版核酸,上飞机用。键盘原本定好了第二天送黄雪琴去机场,于是没有什么告别,雪琴匆匆走了。黄雪琴原本的计划是,先去王建兵家里,从王建兵家里出发离机场更近。

第二天,社群里传来消息,一个小伙伴被带走了,24小时之后,这位小伙伴被放出来。雪琴的朋友后来怀疑,这是当局转移注意力的法子,在社群里的人都在想办法营救那位伙伴的时候,大家对雪琴和建兵的失踪是非常迟钝的。

黄雪琴和王建兵的被捕非常突然,她们没有来得及传递一点消息给外界。一些亲近的朋友反复复盘过那一天,她们想不到,两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带走的。王建兵家里的一个铁门,并不容易被强行打开。一个被带回过现场指认的伙伴看到,在王建兵家的客厅上,有一杯蜂蜜柚子茶,已经发霉了。朋友们猜测,被捕一定非常突然,因为王建兵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不会留下没洗的杯子。后来,王建兵的房子被退租了,家人草草收拾了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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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广场。广州的白纸青年聚集的地点。

离散

历史,惊人地相似,前进、停滞,又后退。或许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能正常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当下,进步,其实是一种错觉。在这样的时刻,能活着就不错了。更有能力者,就活得充沛一些,有趣一些,忠于内心。——黄雪琴Facebook, 2020年10月17日

要复盘黄雪琴做过的全部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

那两年里,黄雪琴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用化名。在《十堂课》的项目里,她用的名字是阿哈。clubhouse流行的那段时间,黄雪琴几乎每天都在房间里参与讨论,zoo说,“她是个发言逻辑性很强的人,听起来又很专业,尽管别人都不知道她是黄雪琴,但她很快就获得了不小的关注量”。在matters上,黄雪琴开了一个账号,名字是费顿,freedom的谐音,专门用来写行动者的报道,其中包括对端点星案的报道。那一年,她用这个笔名写了李星星案背后女权行动者的帮助和困惑,还写了李翘楚的报道。但这无济于事,她所有的动态,警方都知道。

她并不是一个喜欢躲躲藏藏的人。记者的职业守则是公开,一切都要光明正大地发生。有一段时间,她知道警方监听她,她甚至会故意对着被监听的手机大声说话。但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她妥协了一部分。用化名,用安全手机,不过她仍然想强调的是,这是为了保护身边的小伙伴,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被捕后,朋友们爬梳过她做过的事情,结果把很多人都吓了一跳,黄雪琴实际做过的事情,比他们想象得要多得多。其中还包括,她参加了有海外背景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课程。这个课程主要探讨公民运动史,在普世价值观里,课程内容没有任何问题。早一些年里,黄雪琴几乎每年都会参与国外大学的访学项目或机构会议,她讲流利的英语。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海外资助背景是危险的,没有任何可以商讨的余地。后果也许不用多做解释。

键盘也是一位人权活动家。在得知黄雪琴被捕后,她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气愤,特别想揍她一顿”,她很自责,她猜测,没有人告诉过黄雪琴,这些事情有多敏感,官方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键盘研究过一些政治犯案例,让她感到绝望的是,黄雪琴无意之中集齐了官方办政治案件的要素,她的工作将会会被解释为:与海外组织有关联,线上的培育,线下的渗透。“她会变成那一年里,政治案件的头号KPI。”

键盘也提到,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为了安全的考虑,行动者都原子化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抽屉里,不会共通我最近在具体做什么”。

在一些朋友眼中,黄雪琴和王建兵两人的安全意识其实都不算好。不管是周四的聚会,还是公民课,参与者没有任何的限制和门槛,朋友带朋友来,不会有任何人被拦在门外。

这种过低的门槛有时候会让参加活动的人紧张。叶蕨记得,她跟王建兵和黄雪琴都提过很多次,周四的聚会得流动起来,不能老在同一个地方。那时候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叶蕨提出来这个想法,只是一种生活在中国无意识产生的紧绷感。

键盘记得,有好几次,她想要更私密的、更安全的聚会,能更安心的聊天。但有从来没见过面的人想要求助黄雪琴某件事,她就会直接把陌生人带去聚会的地方。

但这恰恰也是黄雪琴珍贵的地方,键盘说,“她对任何人都不设防,如果一个人我不喜欢,我就会远离他,但很多我们见一眼就讨厌的人,黄雪琴都不放弃。黄雪琴会敞开自己一切有的东西去打破壁垒和安全网,她想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

在两期公民课进行的时候,zoo的感受是,黄雪琴开设这个课的目的,想连接更多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同温层的朋友。

两年前,随着黄雪琴和王建兵的被捕,广州的社群再次被打散了。两人被捕之后,有不少朋友和聚会的参与者受到波及,有人在外地待了很久才敢再回广州,有人被限制了出入境,以至于家人生病都没有办法去陪伴。黄雪琴的很多朋友们,如今生活在海外,大部分是形势所迫。祥子如今在海外,他没有任何开启新生活的实感,他再也没有打过麻将。

2023年的夏天,当黄雪琴的辩护律师万淼焱会见到她时,她在狱中遭遇过多次夜半提审的残酷对待,经历过体重骤减和停经数月的生理紊乱,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在这个敏感的案子里,律师不得不按照警察的心意,劝黄雪琴认罪,但是会见之后,黄雪琴“更硬了”。

她似乎不可改变。庭前会议的时候,不知道有关部门出于什么考虑,她发现自己只能穿着睡裤拖鞋,而王建兵则被允许穿着崭新的西装革履,当场抗议歧视女性嫌疑人。她向律师要求争取与男嫌疑人同等待遇才肯上庭。她成功了,开庭的时候,她穿上了送进看守所的新衣:天蓝色防晒衫,淡紫色运动鞋。买的人给她配了白色的短裤,是她习惯的风格,也预计她出狱的时候会在盛夏。

“黄雪琴看起来娇小玲珑,目光睿智,走进法庭,面带微笑,从容淡定。”一位律师在庭审笔记中记录了他的印象。

(应受访者要求,除祥子外,其他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文章少部分内容素材来源于黄雪琴被捕前未公开的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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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琴和小伙伴曾经走过的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