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瑚
进不了城的农村孩子
坑坑洼洼的地都修成了平整的水泥地，每个班都配了全套多媒体设备。近几年小规模学校改造，在这所薄弱的学校也投入了许多。但全校只有五个学生，四个老师。小孩子在院子里玩，一个老师在自己看名师教学视频（为以后调到乡镇或者其他学校做准备），一直到上课时间也没有老师去上课。
两年前到河南省的一个山区的乡镇调研，我第一次见到小规模学校，确实让我比较震惊。那个乡镇总共有十几所乡村小学，只有一所学生超过一百人，其他都是在十几个以下，好几所只有一两个孩子。河南是全国小规模教学点最多的地区，比第二名广西要多一两千所。
完全没法构成正常的教学秩序。一个老师带一两个学生是没办法正常上课的，小孩子需要正常的同辈群体，才能产生竞争、比较、互助的氛围，习得一些规范。讲教学知识，也完全跟不上，更何况还有智力障碍的学生。五个学生中，一位有精神残障，两位是贫困户，还有一位来自离异家庭，父母离婚之后外出务工，极少回家。
后来去其他中西部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调研，发现学生也是类似的构成——有身体或精神方面问题的，这种占少数；绝大多数家庭比较贫困，父母离异的非常多，一般在农村就是妈妈走了，爸爸去外面打工或者直接不管了，爷爷奶奶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女孩，长得白白净净的，整个人也穿得很干净，不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脏乱的刻板印象）。她在很认真地写练习册，很基础的那种。但仔细看会发现，她只会对着书抄原文的填空题，遇到开放一点的问题，比如“对这篇课文有什么看法”之类的，她就不会了，空在那里。
她的家庭就是很典型的，妈妈原来打工，后来身体不好在家休养。爸爸因为疫情回了家，天天打麻将、钓鱼，不工作了，爷爷在县城当保安，两个双胞胎哥哥在县城里读职校。
农民被推动着进城买房，教育资源也向城市集中。我们去的是河南一个很普通的县城，虽然前两年才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但县城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又大规模引进民办教育，学区房已经到了五六千一平，是很夸张的。有的村子只有两三户农民没有在县城买房了。
留下来的都是非常底层的家庭。进城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意味着要租房，要有专人照料，如果去私立学校学费更高，对农民家庭透支很多。即使进了城之后，孩子在班级里也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也有父母觉得孩子在县城学习不好，反正也是浪费钱，肯定考不上高中，读职校不如跟我做学徒算了，从县城回乡镇学校的。
我在一所乡镇的中心小学（注：在讲述者的调研中，通常小规模学校开设到三年级，四年级之后会升到乡镇的中心小学）和一个六年级的孩子聊天，他说很想好好学习，但是数学太差了。周末回家想买练习册补一补，也不知道问谁，整个村子找不到一个同龄的同学。有时候也管不住自己玩手机、看电视。
他聊起自己的未来，以后很想当老师。现在就很苦恼，尤其在普职分流的情况下，这个成绩肯定考不上高中，以后怎么去读师范类院校呢？那所乡镇中心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数学成绩基本都及格不了，意味着到了中学百分百跟不上的，就只能去读职校，好像一辈子的命运就在小学的时候决定了。
●调研中的学校 讲述者供图
想出走的老师
我也是从乡村小学出来的。我96年出生，在江苏苏北读到小学二年级，自然村（注：指以家族、户族等自然形成的聚居点）的小学大规模撤掉了，我就转去了行政村的小学，到四年级在陆陆续续撤一些小的行政村小学，等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回去，发现我的村小也撤掉了。撤的时候人数还蛮多的，一到六年级是完整的，至少有四十人左右的这种规模的班级，也很少有小规模学校的概念。当时“撤点并校”是非常快的。
当时好像不存在什么适应的问题，学校撤就撤了，我们还开心地把自然村那个学校的东西搬一点回家里。从一个走几步就能到的小学，转到一个20分钟也能走到的小学，沿途就像是串门一样，把几个同学都叫上一起。自然村都是一个姓，到了行政村有很多个姓，但因为通婚，家长都认识，你是谁家的小孩。
当时整个乡土重视教育的氛围还是存在的。老师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教不好在村里是很没面子的。我记得二年级转到行政村小学读书，我的班主任就住在我家隔壁没多远，直接跟我妈说，我的成绩太差了，语文拼音都不会，要跟上必须留一级，是非常负责的。
十几年后，调研的小规模学校和我经历的村小完全不一样。学生的规模、老师的来源，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都变了。现在的乡村学校大多是两类老师，一类是马上要退休的民办教师，老教师有工龄和编制，工资是很高的，在村里过得很舒适，没有什么动力教了，安稳在这里退休就行。
还有一类是非常年轻的，特岗考进来的老师，政策规定你必须要去乡村或者这种小规模学校教书的；如果实在招不到老师，会临时找一些中专或者大专毕业的代课老师。
这些年轻老师就比较难受了，一位校长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编的还是代课的，都拼了命想往外调。很多老师比我还小，对乡土没有太多情怀，再加上村子周围很冷清也没什么人家，农民都进城打工了，跟小孩沟通又很难，待一年谁能待得住？
和有的老师闲聊，提到学生的状况，父母在哪儿？有没有出去打工？她们是真的答不上来。一位老师这样描述教学感受——时常感觉自己只是在帮村民看孩子。
一般特岗教师三年之后会自动有编制，通常选择到点就离开。也有特例，我在江西遇到一个95年的老师，当时是她教学快满第三年的时候，马上要拿到编制了，但不着急调走。问她为什么？她说考试压力太大了，乡镇的学校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她更多是一种无奈吧，觉得照这样的趋势，不到一两年，她所在的学校就没有学生了。她准备“躺”到学校撤销，就可以自然调动到乡镇上，因为有编制，县里会给安排的。在小规模学校，面对几个学生，要怎么去调动老师教学的价值感呢？我看到的现实，和教育学家们在文献中描述的“小而美”的理想图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小规模学校占用了师资，一定程度还是影响了整体乡村学校的师资配置。从数据来看，整个乡村学校的师资是充足的，而且学科配置适当，但我们去乡镇学校调研，每一个都说他们缺老师。江西的一所乡镇小学，五六年级数学能及格的只有几个孩子。问他们怎么数学成绩这么差？结果他们说，四年级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当时以为他们在玩网络的梗，没想到是真的。那位数学老师调走之后，没有那么快能招到老师，又不能从小规模学校调人，老师走了小规模学校怎么办呢？有些科任教师被调到小规模教学点，让乡镇中学师资变得紧张。
对那个95年的老师来说，当下让她更头疼的是婚恋问题。在村里没有什么人，也没人给她介绍对象，现在乡村学校很少有年轻男老师，可能乡镇能见到一两个，剩下基本都是女老师。
●调研中的学校 讲述者供图
闲置的乡村小学
去访谈一些老师的时候，有人直言，这些（在小规模学校的）投入等到几年之后，都会浪费了。一方面是人进城，另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续下降，现在有五个学生，等五年之后这几个学生全部升上初中，学校肯定是没有人了。
实际上，小规模学校的经费由中心学校统筹，也存在操作空间。江西一所小规模学校的校长给我们算过帐，不足一百人的学校还是按照一百人的标准来拨款，每年拨付的公用经费应该是6万，他们获得的大概2.19万左右，只能勉强维持学校运转，甚至买抽油烟机和餐桌，都是校长找村里的老板赞助的。
●调研中的学校 讲述者供图
未来二十多年，还是有很多农民进不了城的，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成本比较低，但质量还可以的教育？我们所说的乡村学校其实包含乡镇和村两级，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更高效地配置。是不是可以相对集中资源，把乡镇的中心学校搞好了？
我们在湘西调研的时候就遇到过类似的例子。家庭承担不了养育的责任，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孩子住宿。当地的乡镇学校把吃饭、住宿的质量提升了，每天校车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学校会和村社联动，比如放学的时候，联系村里的干部巡查，防止打架斗殴或者学生被社会人士欺负。也会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课外活动，像是打篮球啊，或者坐在一起聊聊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氛围和师生的状态要好很多。
和河南、江西的调研相比，湘西那个村镇的小规模学校不多。我们去的那个乡是一个真正的山区，只剩一所小规模教学点，大概集中了五十多个孩子。比较特殊的是，学校里的八位老师大多是本乡人，高中或者中专毕业之后就返乡做代课老师，一直到现在，即使面对很少的学生也还能保持教学的热情。这样的地方极少了。
乡村小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推进得太夸张了，再加上出生率减少，将会有大量乡村学校变成小规模学校，而小规模学校也会持续地“减少”，可能是没有办法扭转的状况。有学者统计过，湖南从2016到2019年，新增了将近两千多个无人教学点，程序上学校还没有撤掉，但已经没有人了。
学校就闲置在那里。教育系统的干部和我们讲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小规模学校招不到学生之后，自然就关停了。有当地的农民去举报学校怎么关了？最终派了一位校长来守着，隔一段时间来打扫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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