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12日晚间，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有男性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因踩歪围栏与园区保安发生冲突后下跪，引发人员聚集。
对于骑手来说，冲突是从数字空间蔓延到劳动空间里的。做过20多位骑手访谈的贺灵敏曾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平台要求骑手快速送达，但是他在物理的劳动空间里，还需要跟一些“关键的他者”打交道，比如保安就在系统规定的线性流程之外，把握着骑手的时间。
澎湃人物记者此前跟踪了这么一起案子，外卖骑手梁宁宁状告了不让他走正门送外卖的小区物业。他想在这份能获得相对公平的工作里，再要回一些尊严。
本文2023年11月14日首发于澎湃人物栏目。
附近的人大半用完了餐。今年7月14日，下午两点多，美食城里的廉价档口不再排队，商场顶楼的高档餐厅逐渐冷清，大群外卖骑手四散。梁宁宁把送外卖的电动车停到一栋写字楼下，空着手上楼，找一家律师事务所，说想打官司。
三个月前，由于附近一小区只允许骑手和快递员走一个偏门，不让走正门，他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小区的物业公司。梁宁宁认为该小区侵犯自己的人格权，“涉嫌职业歧视与侮辱”，其后，他断断续续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找律师代理。
他坚持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骑手工作服进入写字楼。他到这里找律所，有一个重要缘由，是这楼允许他随便上，他说，附近许多写字楼和商场都不让骑手进。例如，有家大型国企，不仅不让，楼下也没有放外卖的桌子，骑手只能拎着东西在楼下等；外卖平台给他送一单的时间又很有限，超时扣钱。他心里紧张，在门口的花坛上坐，保安还要驱赶。梁宁宁心里不服气，但不多话。
他心想，要是律所连门都不给他进，那大半不会理解他，不接他的案子。
这家律所同意代理这一诉讼，七月底，本案一审开庭前夕，法院给梁宁宁打电话通知时间，他还问，能不能穿着送外卖的衣服去，想证明“这衣服不代表什么，法院也能进”。对方回复，可以穿这身衣服，没关系。
投入系统之中
这是一个长宽皆是五百米左右的正方形小区，建于2004年，有共计十一栋高层住宅。要送到这里的单，“有时候一天好多个，有时候一个没有”，梁宁宁说。
梁宁宁和他的一些同行表示，外卖平台给他们规划路线，总是让他们从作为正门的西门进，但实际会被保安以“规定”为由拦下，要是去作为后门的东北门进，又会导致后面一溜的单都出现超时。每单超时罚款三元，好像不多。但梁宁宁说，跑路程不长的一单酬劳可能总共只有四元。这样一路被扣，他心里很不愉快。
梁宁宁不是没争取过，但他不擅长与人争吵。与这小区的保安争论起来，他“只能是说这几句”——“为什么让人家进，我们不能进？”保安说，领导不让进，他们没办法。然后，两边都熄了火。
他由后门进去送外卖，路过这个小区的物业，也没打算进去。他说，自己表达能力很差；虽然，他心里长久在想：“要是住里面的优先进，那我们（老家的）村庄也可以不让别人进了？每个群体都是这样，社会不分裂完了吗？”
他还是坚持送外卖以前的看法，相信工作都是平等的，不是分三六九等。只是，平时仍然总是妥协。
今年9月28日，我约梁宁宁在北京一大型商圈楼下见面。
这地方超出了他平时穿梭的范围。下午阳光的包裹之中，现代大厦的钢化玻璃外墙看上去几乎是半透明的，梁宁宁穿着工作服，羞涩地与我一起走入其中——他肉眼可见地僵硬起来。
梁宁宁回忆，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他对人很客气，有一回，一个顾客看自己的餐一直不到，给他打电话，说得很不尊重，“我一直跟他道歉。”
现在，他对人硬气多了。再有人说他送得慢，他就说：“那我得一单一单地送。”后面就不会再理。
他又抱怨，软件上，与顾客在线对话的窗口只能发实时拍的照片，不能发手机相册里的图，也不能发截图；其实，截图给催促的顾客看一下，他手里还有这么多单，他们也就明白了。
送外卖之前，梁宁宁在江苏南通打工。在他看来，与南通相比，北京这城市算是对于电动车友好，查超速和逆行没那么严，一般是先警告。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把它转译为，“对劳动者宽松一些”。在他眼里，电动车的洪流中，以骑电动车为生的人十分显眼，包括他广义上的同事们，黄色的衣服，背后写着“美好生活小帮手”，蓝色的是另一家外卖平台的骑手，黑色的是快递员，还有一些兼职的“众包”骑手，没有标识。
他觉得本地人骑知名品牌的电动车多些，送外卖、快递的，骑不知名的品牌。
梁宁宁对于送外卖很有几分热情，他感谢平台给自己一份“公平”——理由与许多人到大城市闯荡的原因差不多。在厂里，同一条流水线上，要拿高绩效得和“线长”处好关系，他社交能力有限，不擅长这个。这工作他做了五年，打给父母的钱不多。
他心怀愧疚，刚到北京当骑手的时候，非常努力地跑单，中午送餐的高峰期，总是挂着十多单，一上车就“一拧到底”，说的是拧油门。那时候，“一天爬楼差不多要爬一百层”，回到租处，一分钟之内就睡着了。
最初的几个月，每月能挣到一万多块钱，后来，他决定由听站长指挥的“专送”改跑更自由的“乐跑”，收入降低。
“公平”意味着束缚，他并不喜欢，但选择承受。我提出看看梁宁宁的工作群，发现他们最多聊些趣事，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这系统脑残吧。”没什么人讨论某一片区怎么跑合适，因为导航把路线规定得明明白白：“我们被动接受，有什么话语权？”
他记得，刚来北京的2021年，下了大雪，雪停了之后，积雪很深，风刮在脸上很疼。系统“爆单”，不停地给他派活，他干不过来，只能下线；因为擅自下线，他被扣了两千多块钱。供骑手联络的客服电话不一定能打通，有时对面接起来，又挂了。他打通了，说了一下，后来退给他一千块。
关于不合理的线路、系统不曾了解的路障，“找客服说没用，没法统计这些问题。”梁宁宁说，“他们是依据他们的算法来的。我们一个人怎么和一个大公司说去？”
骑手们用的系统规定的导航软件和地图软件的界面相似，一条线穿越街巷，连接点与点，总照它说的做。
有时拐错了弯，系统会建议梁宁宁调个头逆行，他也照办，虽然系统又提示，这是示意图，骑手应当遵守交通法规。
退缩与妥协
梁宁宁刚到北京的时候，租房平台给他找了一个小区里的“半地下室”，“半”来源于一扇露出地面的窗户，可以平视外面行人的腿脚；“冬暖夏凉的”，价格也比一般的隔断间便宜，梁宁宁怀念着它。问题是，这半地下室的管理员要求他们把送外卖的工作服脱了再回去。他记得，管理员给他解释说，其他住客担心他把电瓶拿进房里，造成火灾。
其实，梁宁宁的车用路边电池柜里租的电池，不需要在室内充电，但他想，这里住的人很多，他没法一家一家地分辩；这种半地下室做出一些隔断出租，本就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惹恼一些不讲理的人，他们会不停地打投诉电话。去找房东评理也没用，对方不会在乎。梁宁宁默默地开始脱衣进门，直到一个同租的骑手朋友不小心，穿了帮，他们只能搬家。
其实，送外卖经常遇到一些温暖的小事，梁宁宁曾经看见，顾客的隔壁人家门口放了一箱水，还有一个牌子，写着“小哥辛苦了，水拿着喝”。
但人家看不惯他工作服的事情发生多了，日积月累，梁宁宁说自己比从前愤怒。有个朋友对他说，“气得想要毁坏公物”，他说，自己也是。
在这一假想的行为之外，他遇到一点事，就按门铃、按电梯键，“使劲按”。
骑手的工作仿佛令他有了一个广角镜头，以前，令人不平的事碰到的少，他对自己说，这是个别现象；但开始送外卖以后，每天碰到好多人：“有商家，有顾客，在路上（看到的人）……”
闲暇时间，梁宁宁喜欢点开一些资讯平台类软件，点进去看一次“骑手”新闻，就不断地给他推送类似的——总有骑手被“欺负”的新闻和短视频。
梁宁宁想起，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大半夜的，电动车不小心拖拽了别人手里的拴狗绳，惊吓了狗。陪着狗主人散步的一个人怒骂他，骂得他报了警；警察来了，抚慰两边的情绪，他就没有坚持让对方向他道歉。事后，他又有些埋怨自己，觉得没保护好自己的尊严。
他经常跑平台的一项“拼单”服务，在这个小程序里“团购”外卖，价格比一般外卖低。他又觉得，这服务对送餐的骑手不太公平。接到这样“拼单”的配送任务，骑手要给附近好几个参与拼单的人送餐，到手的配送费不及一单一单送的费用高：“但我也想（占）便宜。”
有一些事在他心里动摇了。梁宁宁逐渐想起来，自己小时候有多么较真——中考结束的那暑假，县城里有一个技校组织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到外地工厂里打零工，他也参加了。等他读了高一，工资到手，发现被克扣了一部分。他用打工的钱买了个手机，上2G网搜县里劳动局在哪儿，到了又发现已经搬走了。他硬是打110问到了劳动局的新址。
他记得，劳动局的人帮他协调，学校多发给他200元钱，也不是被克扣的全部。
梁宁宁当时读的是县里的普通高中，学习气氛不浓厚，背文言文颠来倒去，也不喜欢。出去打工的时候，他在外地的书店里买到几本讲经济和创业的书，很感兴趣，觉得学校里教不了这些；于是就辍学出来，想到处看看。
他记得，自己年少时与朋友们争论过，成功凭什么。朋友说，凭人脉。他觉得，应该是凭智慧、凭远见。
他一度在南通与家人一起开了一个家纺作坊，整天忙个不停，后来，有一个客户说货质量不好，一笔钱拖着没给，把他的小生意拖黄了。他没别的办法，进厂当了普通工人。
梁宁宁说，自己生意失败之后喜欢找一些哲学书看，面对自己理解不了的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他疑惑一个认识论问题：“为什么我是这样想，他们却是那样想？”
更令人疑惑的，可能是改换职业之后，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梁宁宁曾经有些死板地相信规则：“以前即使没人，我也从来不闯红灯……”
电动车停放争议
比如，与梁宁宁同属一个站点的安哥对我说，被梁宁宁告了状的小区在骑手之中，是避之不及的，他们确实给这小区起过一个差不多意思的绰号。平时接到里面的单——“能转就转，不能转就报备踢（取消）。实在整不出去，硬着头皮送。”
安哥描述，等骑手到了附近，宁可打电话给顾客：“不好意思啊，您的餐丢了，我赔您钱吧。”他们用微信跟人私了，自己把餐吃掉，也不愿意超时，连累后面跟着的一长串单。
较“温和”的解决办法是一路上闯红灯、为了抄更近的道而逆行。“这样很容易出交通事故”，他们的“工友”钟姥爷说，“小区进哪一个门都是小事，公司要是能给我交保险是大事。”
骑手望海说：“（我们）向公司也反馈过啊，12345啊，社区啊，我们都反映过，别的地方配送时长给骑手的是30分钟，那你这种难送的小区、需要走进去的，那就要给我们50分钟，对吧，要不然呢，这样订单的小区有个指定的地方（放）。”
代理这起案件的北京爱申（朝阳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飞对我表示，今年7月，第一回看见梁宁宁，他穿着骑手服，说自己不能进小区的前后经过；刘飞听了，先劝他走行政途径投诉，梁宁宁说，找过街道工会，没给解决。刘飞表达一个意思：“即使最后认定了，可能执行起来困难，而且被告只是一个小区，你遇到下一个小区，又怎么办？”
梁宁宁坚持，想要一个法律上的定性。
刘飞坦言，这起民事诉讼涉及一般人格权与小区物业管理权之间的争议。他解释，一般人格权不同于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他最初听了案情，感到为难。
但是，律所同事们能体会梁宁宁的感受，在采访中，刘飞突然想到，接到这起诉讼的那段时间，有一则社会新闻很火热：云南部分旅游团禁止律师和记者参团，大概觉得这些职业的人喜爱挑刺。
刘飞表示，梁宁宁起诉后才开始找律师代理，之前，他生着闷气独自去立案庭，大约是网上下了个模板，照着填上1.2万元精神赔偿金——梁宁宁对他说过，如获得赔偿会捐给境况不好的同行们。
等到刘飞和同事今年7月去现场调查，这扇大门已经对骑手打开了，具体原因不知；本案7月24日开庭，被起诉的小区物业公司辩称，大量骑手导致小区门前道路拥堵，“堵得非常厉害”，因此，不能让他们把车停在这里。刘飞说，在现场看过，骑手引起的拥堵不严重，主要是网约车停靠问题。双方就一些图片和视频辩论，难以达成共识。
9月28日，我在商圈外十多个骑手之间找着梁宁宁，他戴着遮阳用、遮半张脸的面罩，在一大群骑手中，完全认不出来。这是中午送餐高峰期的末尾，商圈门口将停未停着好些电动车。
次日，我到梁宁宁起诉的小区走访。西门已向骑手敞开，一些电动车停在居民进出与网约车落客的区域，看上去有些杂乱。保安表示，现在西门的规定是，业主和访客骑车进，外卖员只能走路进，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东北门保安说，这个门都能进，按他想，大门不让骑手进的原因是里面没那么多空间停放电动车辆。
其实，这小区还有一个更难找的南门，这时候能进外卖，但不能送快递，保安解释，要是运送快递的小车也在这里停：“不得堵死了？这里还有孩子上学。”
发稿前夕，我们根据起诉书信息多次向该小区物业致电、发短信，未获得回复。
就一些大型小区及商圈附近的道路拥堵，多名法学家、城市规划专家表示，《物权法》及各法规、条例并未明确前述主体辟出对应区域解决骑手、快递员的停车问题。
一名专家表示，他认为，妥善处理车辆的责任主体是管理这些骑手的物流企业，关于小区是否应当为其门口无序停放电动车的问题负责：“这是一个（小区）私权与（市政）公共权力交叉的地方”，立法层面而言，对小区规划与管理管得太严恐不太现实。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安哥、钟姥爷、望海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