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档案馆日前发表文章《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视角：当女性要求拿回身体的自主权》，作者以2025年在加拿大顺利实现“单身生育”的亲身经历为引子，通过对比中西方在生育政策与公共意识上的巨大落差，深刻剖析了中国乃至东亚陷入“生育率寒冬”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作者指出，加拿大将生育视为“公共基础设施”，采取不局限于异性婚姻的包容态度；台湾也在尝试将生育权与婚姻脱钩。相较之下，中国目前的政策依然未能摆脱父权制的底层逻辑——女性的身体长期被视为国家人口治理的“资源”而非自主的主体。从过去的强制计划生育，到如今拒绝单身女性冻卵（如徐枣枣案），体制始终在试图管控而非真正赋权。
文章进一步提出,东亚女性的“生育罢工”实则是一场针对高压社会结构、精英化养育焦虑以及父权制剥削的集体反抗与理性止损。作者抛出一种观点：低生育率或许不应仅被视为需要解决的“危机”，而是人类面对生存压力的一种自然生物调节，甚至是生态系统的自我纠偏。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为维持经济增长或国家绩效而“催生”，而在于彻底归还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只有当女性真正拥有说“不”的权利，不再作为工具被审视时，生育才能回归其作为人类生命繁衍的自然本质与应有尊严。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作为单身女性，我在加拿大接受有关生育的医疗服务、政府机构的行政程序和福利发放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但更触动我的是这里公共意识的进步，相关从业者会有意识地使用“包容性语言”，将单身人士当成主流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NGO组织的线上育儿课程，讲课的是一位产科护士。当她提到“partner”的时候，特意解释：partner是指“育儿搭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同性伴侣、朋友或者父母。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她作为一个公共事业的代言人，不默认你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
去年，我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入了6800万加币的公共资金资助IVF疗程（俗称的“试管婴儿”），每个名额最多资助1万9千加币，异性夫妻、单身女性、同性伴侣或性别多元家庭均有资格申请。这是一次政策的“精准投放”，政府选择去推动那些已经具有强烈生育意愿的人。这也意味着，国家把生育从“私人责任”提高成“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虽然中国在不同的阶段改变了生育管理的目标，但从未放开对女性的控制和施压，才会反复出现“想生的不能生，不想生的被迫生”的悲剧。女性的身体所承受的高度侵入和高度功能化，揭露了父权制最野蛮的一面。
如今，全球很多地方都出现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象。不过，对中国以及同样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韩国等来说，问题似乎更加严重。抛却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其实这本质上是一场全民（尤其是女性）的“生育罢工”。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政府即便祭出全方位的利好政策，或者直接“砸钱”，对扭转生育颓势的效果都微乎其微——东亚社会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严重地影响着这些地方的女性生育意愿。
就我对身边中产圈子的观察来说，很多人不但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不断打怪升级的绩效项目，也把育儿当成自己的一个高压绩效项目。一旦生了小孩，就要把孩子培养成合格中产、社会精英。对孩子的期待不是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而是要“跨越阶层”或者至少不“阶层下滑”。对精英化的养育的推崇，带来的不仅是高企的经济成本，更沉重的是一种心理成本——即必须确保孩子的人生“成功”，避免“失败”。而东亚文化对“成功”的定义极其狭窄，标准却又极其苛刻，容错率极低，导致无数人挤在同一个模板中卷生卷死，难以找到退出机制。
与此同时，在这些地方，育儿责任高度私人化，缺乏公共设施的支持。社会默认育儿是家庭劳动——更确切来说是女性应该承担的劳动。女性不但是“养育者”，还是一个“项目经理”，是孩子的直接和最终责任人，承担着几乎全部风险。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更深的疑问：生育率下降真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要求的不断增长作为最高目标，人类为何要继续扩张？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星球、就连我们自己的人生，都已经不堪重负了，不是吗？
除了政治与社会的原因，生育率下降也可能是正常的生物对于环境压力的反应，也是生态系统的神秘“纠偏”机制。在动物行为学和生态学中，研究者早已发现，当种群过于拥挤、竞争过强、社会关系高度紧张时，一些动物会自动减少繁殖、放弃育幼，甚至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走向种群崩溃。因此，人类社会的低生育率，未必只是观念的变化，也可能是对高密度、高竞争、高压力环境的一种生物性适应。
如果这个社会无法改变（或者仅仅是“接受”）这种深层结构，却试图以“发钱”、“催生”的奖惩机制来干预人们的决策，无疑落入了典型的系统困境：试图以制造出了问题的逻辑去解决自己制造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