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刘虎先生借用我们申请的公众号“高倍镜”发表文章,并由此引来了一场官司的话,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意识到: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九零后的年轻人、巫英蛟。
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只有刘虎。
就是那个在公共舆论场里,被反复点名、反复围猎,却始终没有真正退场的人,相比之下,巫英蛟这个名字,安静得几乎没有重量,像是附着在刘虎身后的一个影子。
直到那通电话。
第一次和巫英蛟通话,说实话,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很软,带着九零后特有的温润与克制,没有网络世界里常见的锋芒,也没有我下意识以为会有的“江湖气概”。
那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电话那头的人是个女孩子。
后来想想,这种错觉并不奇怪。

在一个长期被愤怒、对抗和高分贝占据的公共空间里,我们太容易把“坚持”、“硬气”和“担当”,想象成另一种粗粝的声音。
但巫英蛟不是,他的表达平稳、耐心,甚至有点过分礼貌,却并不退让。
那是一种很少见的气质,他并不靠音量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后来联系多了,我才慢慢意识到,电话里的这个年轻人,正是网络上那个“纵横驰骋”的巫英蛟,那个和刘虎并肩写作、共同承担风险的人。
他不是站在刘虎身后的影子,他是另一把刀,只是藏得更深。
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24年6月份。那时,我们遭人算计、刚刚失业,举家从济南回到西安,为了生计再一次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重庆。路上,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到了重庆,想着如果时间合适的话,看能不能见上一面。
他告诉我,那段时间刘虎先生去了英国,而他自己也刚好不在重庆。语气里没有任何敷衍,反倒有些歉意。他说,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不用客气,他可以帮忙安排。
我们表达了遗憾,也婉转地道了谢。
他沉默了一下,说,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遭遇,问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果需要的话,他和刘虎愿意帮我们呼吁关注。
那一刻,我是真的愣住了。
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分寸。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甚至没有真正见过面的人,却把“是否需要他们出面”这样的话,说得如此自然、克制,又郑重。
我回了一句玩笑话:“杀鸡焉用牛刀。”对付赵晓辉之流,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足够了。
这当然不只是玩笑。我心里很清楚,刘虎和巫英蛟这样的“利器”,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轻易动用的。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敬畏,敬畏他们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敬畏他们承担的风险本就足够沉重。
但我也同样清楚,那一刻,他们是真的愿意站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期的巫英蛟,刚刚成为父亲,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轻描淡写的信息,却让我在此反复停顿。
在这个年纪,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为父亲,意味着什么,其实不需要多说。意味着你开始真正意识到失去的代价,开始被牵住,开始有了“退一步也无可厚非”的理由。
而他没有退。
他依然选择和刘虎一起写作,一起承担,一起被点名,一起被带走。
他没有把“年轻”、“有家庭”、“有孩子”当成理由,也没有把这些当成谈判筹码。
他只是站在那里。
如今的光景,再回头看那通电话,我突然意识到,它之所以让我印象如此深刻,并不是因为电话内容本身,而是因为那种罕见的平衡感,那种温和与坚定并存,理性与热血同在的激越感。
这是我们在一个九零后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很少被书写、却真实存在的担当。
而现在,他们身陷囹圄。
一个已经被反复证明“并不孤独”的刘虎,一个刚刚成为父亲、却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巫英蛟,他们的遭遇,让人唏嘘,也让人愤怒。
唏嘘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有人愿意付出如此明确、如此具体的代价;愤怒的是,这样的代价,竟然被视作“必要”。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拔高谁,也不是为了制造悲情。我只是想说:在这个人人都学会自保、学会退让的年代,还有这样的年轻人,站在电话那头,用温和的声音,说出最重的话。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骄傲。
如果有一天,这通电话再次响起,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承载解释、辩护或求助,只是一次普通的寒暄。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请允许我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巫英蛟,那个电话里的巫英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