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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民眾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   文/ 陳子明 「四五運動」這場發生於 37年前清明前後的群眾抗議運動，深刻地影響了 70和 80年代的中國政治。如今，在中國政治發展陷入困局的時刻，「四五一代」仍是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重要力量。 1976 年的清明節，一場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並席捲全國的群眾抗議活動為之後粉碎「四人幫」和結束「文革」奠定了歷史基礎。37 年後，筆者期望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回顧歷史、評價現實並展望未來。本文討論與「四五運動」相關聯的三個全新的概念：「廣義四五運動」、「四五聯盟」與「四五共識」，並在文尾總結討論「四五一代」的歷史責任與宿命。 「廣義四五運動」 「廣義四五運動」包括了「狹義四五運動」和「後四五運動」。它們有着共同的目標，也有着共同的特徵：以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方式來表達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狹義「四五運動」，即1976 年清明前後，在北京和全國許多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其實質是反對「秦皇」及其路線、政策。當時的一首匿名詩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毛澤東看穿了這一點，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1978 年12 月22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為其平反，會議指出：1976 年4 月5 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前一天發表的 《人民日報》「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稱之為「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 「後四五運動」是四五運動之後一系列群眾運動的統稱。包括1977年1 月、4 月要求為四五運動和鄧小平平反的群眾示威活動，1978 至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1978 至1981 年的民辦刊物運動，1980 至1981 年的高校競選運動等。「後四五運動」從總體上說，是爭取公民權利的運動，但也有反對新「秦皇」的政治指向。1976 年「十月政變」後，出現了對華國鋒的新造神運動，而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人又鼓吹「凡是論」，與毛澤東路線藕斷絲連。民間和官僚隊伍中有許多人對此表示懷疑和警惕。因此，中共中央的高層人士曾經高度評價「後四五運動」。1978 年12月13 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鄧小平隨後也對外國記者說「民主牆是個好東西，人民有自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 鄧小平掌握黨內實權和華國鋒辭去黨主席，導致中共高層變了臉。1979年春，當局逮捕了少數民主牆活動人士如魏京生、任畹町等；1979年底，徹底取締了民主牆；1981年 1月，鄧小平提議取消憲法第 45條關於「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規定；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拘留、逮捕、審判了徐文立、王希哲等千名青年政治活動人士；與此同時，差一點就公開宣布高校競選運動是「建國以來第三次青年反黨運動」。從此，「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這一類的說法就在官方媒體上銷聲匿跡了。 「四五聯盟」：從蜜月到破裂 「狹義四五運動」最終導致了「十月政變」，「後四五運動」也曾經紅火一時。雖然「廣義四五運動」的直接參加者大多是青年人，但是在他們背後，有一個廣泛的社會政治聯盟在支撐，這就是由民眾的主流和官僚隊伍的主流所共同組成的「四五聯盟」。 這個聯盟曾經有過共同的敵人，也曾經有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敵人就是獨裁、專制的「秦皇」。四五運動之前的中國形勢，可以概括為：民不聊生，官不聊生。 1957年「反右派運動」後，毛澤東親自掛帥開展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此後二十年，中國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恩格爾係數不降反升，城市化停滯倒退，2000萬職工「下放」，1700萬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農村大多數地方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幾億人在饑餓線上掙扎，西北貧困地區的大姑娘連一條褲子都沒有，無法出門。不論城鄉，每一個公民（乃至小孩子），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反革命」，被「殺關管」。 1949年以後，毛澤東一次次開展黨內路線鬥爭，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張聞天，到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到「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昨天還是國家主席、元帥，今天就是「階下囚」。他一次次地開展政治運動整各級幹部，「三反」、「肅反」、「反右傾」、「四清」，僅 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就搞出了 300萬黨內右傾分子。在「文革」中，毛澤東更是把整個官僚隊伍翻炒了好幾遍，鄧小平兩次打倒，林彪利用後再拋棄，「三副（總理）四帥」玩弄於掌心。 毛澤東利用官僚整民眾，又利用民眾整官僚。《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當人們識破這一點後，反過來促成了針對「皇權」的官民聯盟。 「四五聯盟」所追求的共同目標是：要溫飽，要安全，要現代化。在「皇權」之下，官僚沒有安全感，民眾也沒有安全感。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官民一同拍手稱快。中國的開放先於改革，在基辛格、尼克松訪華後，民眾通過電視，青年政治活躍人士通過內部發行的出版物，已經對於發達國家的現狀有所了解。官僚通過出訪，更是對發達國家讚不絕口，王震副總理訪英時曾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四個現代化」 成為四五運動的旗幟，意味着國人已經意識到中國與發達國家、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差距擴大了，亟需排除障礙，奮起直追。 「四五運動」被否定之後，「四五聯盟」在一個時期內並沒有完全破裂。原因有四：一是當局沒有對「廣義四五運動」的青年積極分子斬盡殺絕。譬如筆者所在的《北京之春》團體，歷經四五運動、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雖然被列入黑名單，但仍然保留着自由身，仍能參加1980年代的各種民間活動。二是當局在 1981年封殺民間的政治自發性活動後，並沒有全盤封殺民間的自發性、首創性活動。例如由民間發起的智囊團（農村組、莫干山會議、青年經濟學會）、思想庫（中國文化書院、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編委會（《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二十世紀文庫》）、準民辦報紙（《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等。三是體制內一批具有「人民性」的高中級幹部對於體制外力量的扶植與寬容。例如強調新聞事業「人民性高於黨性」的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積極支持農村「包產到戶」的農村政研室主任杜潤生，提出「三寬」的中宣部長朱厚澤，自然還有兩個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以及萬里等人。四是鄧小平在 1980年代兩次鼓吹政治體制改革，人們對他還抱有希望。 「四五聯盟」的徹底破裂是鄧小平一手造成的。1989年「六四」鎮壓後，鄧小平對社會力量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對黨內具有「人民性」的幹部進行了一次大清洗。中國文化書院和《走向未來叢書》的代表包遵信、金觀濤，《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文化：中國與世界》主編甘陽，《二十世紀文庫》負責人李勝平，《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經濟學週報》總編輯何家棟、副總編輯王軍濤，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民營企業家的代表萬潤南，均在通緝、逮捕、判刑之列。體制內被清洗的有：中央書記處五名書記中的四人——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複；部級幹部、中顧委委員鮑彤、胡繼偉、杜潤生等；局級幹部嚴家其、陳一諮、張煒、吳稼祥等。鄧小平由此證明，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暴君。從坦克上街這一點來說，他比毛澤東還要兇惡。 超越「四五共識」 本文所說的「四五共識」，是指「四五聯盟」在「四五運動」時期的共同追求：溫飽、安全、現代化。「四五共識」從外延來說是官民共識，從內涵來說是改革共識。 「四五聯盟」破裂以後，「四五共識」還存在嗎？有人認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有人認為，運動的鎮壓者有時候會成為運動遺囑的執行人，鄧小平 1992年「南巡講話」，就是在執行 1980年代的兩大共識（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之一，經濟市場化最終會導致政治民主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後一種說法（例如李澤厚）佔了上風。但是到了最近幾年，這種說法開始銷聲匿跡了。因為二十年的實踐證明，片面的、局部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使中國接近「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胡耀邦語）的目標，反而凝固成為一種「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語）、「資本 -官家主義」（吳思語）的「後極權社會」（李慎之語）、「斷裂社會」（孫立平語）。 在 2012年 12月 1日天澤所與「共識網」召開的「重啟共識」座談會上，與會者都認為，現在最要緊的不是左右共識，而是官民共識。此後不久，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也呼籲「凝聚共識」。由此可見，官民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因而需要「重啟」、「凝聚」，是一種不爭的事實。民間知識分子和官家都在講「共識」，他們說的是同一種共識嗎？ 官家所鼓吹的是經過扭曲的「四五共識」。所謂「小康」，無非是從消費主義的角度對「溫飽」的升級版。國民生產總值趕超美國，仍然是從單純經濟的角度來看待現代化。他們現在所說的「安全」，與四五運動時期官民共同追求的政治平安（羅斯福所謂「免除恐懼的自由」），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他們重新回到列寧、毛澤東、陳雲的「帝國主義論」，因為感到「特色中國」在「民主世界」中不安全；他們把「維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為感到「黨國」面臨「維權」與「革命」的威脅。 「四五共識」帶有三十多年前籠罩一切的歷史唯物主義意識形態的烙印，已經被時代的發展所超越。現在的中國民眾，追求的是一種普世價值，他們最需要的是自由、公正、尊嚴。中國人至今還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遷徙自由、生育自由。中國人面對特權肆虐、兩極分化的現實，強烈呼喚公正、平等。「後四五運動」提出以「第五個現代化」（魏京生語）來補充「四個現代化」，當時沒能成為一種共識。現在，民眾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民主化，就不能擺脫「屁民」的命運，就不能享有「主人翁」的尊嚴，也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甚至不能像台灣、香港居民那樣免簽證去世界多數國家旅行。而中國人要實現這些普世價值，成為值得尊敬的「世界公民」，首先需要搭建一個「憲政平台」，實行大陸的政治民主化。 前面講的是價值觀，接下來講利益關係。在毛時代，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皇家」（毛澤東和他身邊的一個小圈子），同樣感覺到受迫害、受欺騙的官僚和民眾，比較容易結成反對「秦皇」的聯盟。在鄧時代，由於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分肥機制（特權離退休制度、領導人禪讓制度、常委分贓制度等），中國成為黨官僚的天堂（這是空前絕後的「中國特色」）。重建官民聯盟和凝聚官民共識的前提是，必須有一批具有「人民性」的官僚從既得利益集團中分化出來。 我在 2012年初發表的《從「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話語與思想史片論》一文中指出：為什麼在「改革」三十年後，要用「革政」來取而代之？因為社會現實要求我們必須突破「鄧氏改革」的底線——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及其核心——「黨國體制」。現階段中國革政的基本目標是「廢除黨國，回歸民國」。在確定革政目標後，手段和途徑可以是多樣化的，要因人、因時、因勢而定。最理想的方式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和蔣經國的「解嚴轉型」，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革命」。筆者注意到，李克強擔任總理後，在記者見面會上使用了「自我革命」一語。然而，僅僅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是不夠的，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切實行動。 與既得利益集團切割的決心與行動，首先應當體現在落實 1989年 5月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趙紫陽提出並得到喬石和萬里支持的六條：1.就反腐敗、反官倒問題，由人大常委會審議國務院的專門彙報，審議時邀請各界人士旁聽，審計結果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必要，還可根據憲法規定成立調查委員會進一步調查。2.公布中央和國家機關現任正部級以上幹部的身世、經歷，並允許新聞界採訪報道以上人員的生活。3．抓緊制訂並公開現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特殊供應。4.由國家監察部的人民舉報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級以上幹部親屬問題的舉報；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有關人士，對舉報中心的立案和銷案工作進行監督。 5．抓緊制定《新聞法》，爭取年內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在《新聞法》通過公布之前，對新聞的管理尺度應適當放寬，保證新聞機構在憲法規定的原則下進行客觀報道的權力，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6．人大常委會制定《遊行集會法》，使憲法規定的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如果說這幾條還嫌多，那麼當前萬眾矚目的領導幹部財產公示制度，可以作為檢驗新領導人是否願意與既得利益集團切割的試金石。 1976年清明節，天安盟廣場「四五運動」   「四五一代」的歷史責任 「四五一代」這個概念，由劉小楓在 1980年代提出，後來又由已故何家棟先生和筆者多次加以闡發，並提出了「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代際劃分（這裏缺失了「五一九一代」，即 1957年 5月從北京大學擴散到全國各大院校的「五一九運動」的參與者）。「四五一代」大致包括「45後」到「65後」，其主體是「50後」。 我的朋友，「八九一代」、「70後」的陳永苗，近年來多次撰文抨擊「四五一代」。我作為「四五一代」的一員，一直未予表態，據我所知，也沒有其他「四五一代」表過態。在此，我想作出一個回應。「四五一代」目前仍然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還沒有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四五一代」過去是「四五共識」的主要載體，如果他們的思想沒有進步，仍然死抱着「四五共識」不放，那麼他們的的確確就是沒有出息的一代。然而，最早超越和揚棄「四五共識」，提出用「憲政」取代「改革」的，也正是「四五一代」。現在中國學界、商界、政界持牛耳者，均為「四五一代」，從生理上說，他們還有三十年壽數，從政治上說，他們只有十幾年的機會了。時不我待，如果「四五一代」不能使民主化轉型破局，那麼「自我革命」這條路徑就會封閉；那麼就只有靠下一代人在社會潰敗、腐爛到極點後，重新再造一個「新中國」了。當然，從長遠的角度來說，我們相信中國文明的生命力，相信人類全球化的歷史合力。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何文文 放眼台灣，電子或紙本媒體，還未落入商人和財團手中者，屈指可數。其背後還有一雙看不見的黑手——大國崛起的中國因素，在關鍵時刻起作用，才是最大的隱憂。 3月 27日，是壹傳媒出售台灣業務協議的最後交易期限，但就在此前兩日，傳出兩位主要買家——旺中集團總裁蔡衍明之子蔡紹中，以及台塑總裁王文淵——已決定放棄收購，印刷業務交易將不會延長期限，意味着交易告吹。26日香港證交所開市前，壹傳媒（HKG：282）宣布停牌，以待刊發有關公司內幕消息的公告。 當蔡衍明已確定自壹傳媒台灣交易案撤手的同時，台灣《蘋果日報》高層也接獲集團主席黎智英打算重回台灣「捍衛新聞自由」的訊息。黎的左右手葉一堅更在台北內湖辦公室以多日未見的奕奕神采揚聲宣告：「我們將再起！」此舉是否為下一步出價做準備，有待觀察，但壹電視與紙媒即將切割之說再度甚囂塵上。 媒體陷入黑暗時代 去年 10月，台灣壹傳媒將包裹出售與蔡衍明等人之事鬧得沸沸揚揚，黎智英一走了之。擔任壹傳媒倫理委員的台灣大學國發所教授劉靜怡及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兩人第一時間聯名寫信給黎智英，期許他能與壹傳媒工會成員以及壹傳媒倫理委員會公開對談，因為台灣部分支持壹傳媒的閱聽人，「並未將黎先生當做『外人』看待」，也期待黎能「向閱聽人和同仁公開說明這些親身經歷的困境或委屈」。此信卻遭黎智英簡短地回覆打發：「我現在美國休息短期內不會回台灣，我了解你的需要和提議，但目前是無法辦到了，我也不想講之前經營遭遇的事情，過去的便讓它過去好了。敬請原諒。」 當時，不僅是壹傳媒員工處在對未來茫然的焦慮中，台灣社會的閱聽人也對台灣的新聞倫理、新聞自主甚或民主發展充滿不安。 經過將近半年的「探底」，蔡衍明等人摸透了壹傳媒每月開銷數億元台幣，早讓黎智英的資金調度左支右絀。對蔡衍明之類的商人而言，與其在此刻付現埋單，不如等壹傳媒台灣的洞更大，再進行血拚殺價來得划算。這也迫使黎智英不得不重新整軍，言之為「捍衛台灣新聞自由」，實則將展開一波「搖蘋果」的精簡人力舉措，山雨欲來的裁員潮再度忐忑騷動了內部。 退出壹傳媒交易案，據悉蔡衍明打算自創「旺來日報」，擺脫當初只為了討好中共當局、如同冠夫姓般的中國時報。顯見蔡衍明對媒體的熱愛程度即便遭到再多的反對力量，仍始終打死不退，有增無減。 去年，蔡衍明計劃斥資七百億台幣入主中嘉頻道系統，引來台灣學生與公共知識分子以前仆後繼的反旺中壟斷運動喚起社會共識。然而，今日台灣媒體的問題不僅止於壟斷。媒體業的好光景不再，閱讀率下滑、廣告市場萎縮，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媒體業都不得不面對的困境；但台灣媒體背後還有一雙看不見的黑手——大國崛起的中國因素，在關鍵時刻起作用，才是最大的隱憂。 眼前，原本較具影響力的台灣媒體正逐步成為擁有其他產業商人的囊中物，這些商人在大陸均有或大或小的業務發展，當新聞自主與其利益發生牴觸時，現代民主的第四權與第三維度——獨立媒體與公共知識分子空間——則毫無招架餘地的遭到擠壓，甚至扼殺，致使已進入加護病房的台灣媒體業更形積重難返。而資金需求甚巨的主流媒體尤其擺脫不了此一因素，透過不由自主或自主地透過篩檢，或內容選擇性地以不妨礙「金主」的利益呈現，閱聽人逐漸失卻知的權利而渾然不覺。 與此同時，網絡新聞與評論固然百家爭鳴蓬勃發展，卻礙於缺乏話語權，縱有萬千網民支持，仍無法撼動掌握雄厚社會既得利益、有權有勢的「凱撒」們，台灣媒體因而陷入解嚴以來的「黑暗時代」。 2005 年報道連胡會的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於2003 年進入台灣， 兩年後便已成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   食髓知味，媒體成為私器 1988年 1月 1日，在蔣經國辭世前十二天，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台灣地區的報禁。鬆開了自 1949年戒嚴之後，遭桎梏近半世紀的台灣媒體枷鎖，當時新創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問世，包括《自立早報》、《首都早報》、《聯合晚報》、《中時晚報》等媒體，一時間，幾乎每天都有一家新報社成立。 此一好景卻在解嚴十年後，隨著企業與白領男性大舉西進土崩瓦解，本是第一大報的中時集團在創辦人余紀忠生前即由盛轉衰。2008年，更因其么子余建新的投資雷曼連動債失血逾 40億台幣，不得不出售旗下媒體。 幾經交手，黎智英即將成為中時集團新主，豈料卻殺出程咬金——蔡衍明在未看財報之下，取得中時集團的中天與中視等電子媒體，更在余建新的「建議」下附帶買進紙本媒體，當時在中時大樓另一層樓等候的黎智英與其團隊事後才知已與中時失之交臂。 這也埋下日後黎智英不得不盡數出脫台灣媒體的遠因：受困於壹電視無法上架，負荷不了累累虧損；加以聞訊中共當局可能透過施壓於台灣通路業者，令台灣《蘋果日報》與《壹週刊》無法順利上架。 2008年 11月 5日，旺旺集團負責人蔡衍明家族以 204億買走中時集團。據其在中國的公司內部刊物披露，收購中時後，蔡衍明就去拜見中共國台辦主任王毅，中共官員則指示說，今後蔡衍明的公司有什麼需要，「國台辦定會全力支持」。此一交易標誌了中國因素左右台灣媒體的印記，也墊高了辦媒體的門檻——因為跨國企業與台灣企業都放眼西望大陸市場，致使媒體活路來源之一的廣告收入也大幅縮減。缺乏銀彈充足的老闆支撐，無論是老幹或新枝的媒體，生存空間都難敵驟縮的現實壓力。 原本僅想要電子媒體，勉強接下《中時》等紙媒後，蔡衍明發現其白紙黑字的威力遠遠超過電子媒體，遂開始下起「指導棋」。 在居所每個房間均設有活氧機的蔡衍明每日清晨以電話遙控中時集團的高階主管，即便人在國外，也會透過視訊會議掌握輿論方向。他並且在旺中內部頒布「三不」禁令——不可罵中共政權、不可罵馬英九、不可罵其朋友，任何違反三大禁令者都難逃秋後算帳的厄運。更因為擁有媒體，他往來交陪的對象從商賈擴大為有權有勢的官員，據悉他多次向友人誇耀說，台灣大小官員見了他，無不曲膝矮他一截，態度卑微！ 食髓知味後，在準備拿下壹傳媒台灣所有權時，蔡衍明再三勸說台灣中信集團少主辜仲諒，務必要拿下《蘋果日報》與《壹週刊》兩大紙媒，至於壹電視他個人則全然放棄此一「賠錢貨」。此種土財主作風深深戮傷台灣媒體的專業性與自主性，迥然有別於過去的媒體老闆。 儘管過去台灣主流媒體多數掌握在具國民黨中常委身分的報業老闆手中，媒體難免得肩負政令宣導任務，但有礙媒體的「公器」角色，對這些以媒體經營為主業的老闆們而言，媒體有其不容踐踏的專業，縱或有意見，也不敢堂而皇之地插手，絲毫不見今日諸媒體老闆動輒以「私刑家暴」旗下的記者與編輯團隊的惡質作風。奈何現今的台灣媒體老闆皆由其他行業經商致富，有錢後想更上一層樓擁有影響力，以獲得與當權者平起平坐的機會。 這些轉戰媒體的商人絲毫不避諱地插手編輯部走向，對自己花大錢買下的媒體理所當然視其為「私器」，媒體成為遂行個人意志與護衛個人利益，甚至是報復對手的武器。 觀諸《聯合報》王文杉與《自由時報》林榮三相繼遭旺中媒體連篇累牘「起底」揭瘡疤，緣於《聯合報》報道：蔡衍明買下壹傳媒台灣之際，也將是中時吹熄燈號的日子；《自由時報》則以頭版刊登旅美歷史學者余英時關切台灣媒體惡象，寫給正在美進修的中央研究院法學者黃國昌之書信，其中直陳「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云云，大大惹惱睚貲必報的蔡衍明。其所屬媒體從中天、中視、《中時》乃至於《時報週刊》總動員，清算《聯合》與《自由》，全然視社會公器為糞土，也開啟了媒體遇到涉己事務採取「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的雙重標準，這種種現象更說明了媒體這特殊行業絕對不容許壟斷，甚至不該落在一般商賈手中。 2012 年11 月17 日，一名壹傳媒僱員走在台北辦公室外， 背後的牆上貼滿了抗議黑手介入媒體的海報   商人不該經營媒體 然而，放眼台灣媒體，電子或紙本媒體，還未落入商人和財團手中者，區區可數。深綠色彩的《自由時報》為坐擁營建與金融等產業的林榮三所有； 2012台灣總統大選選戰最後跳出來挺馬的宏達電創辦人王雪紅，則於 2011年以 336億台幣與香港錦興集團主席陳國強、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私募公司，聯手買下邵氏兄弟手上的香港 TVB26％股權；單周銷售量最大的商業週刊集團早隸於香港 TOM.com旗下；更遑論大大小小有影響力之媒體，背後都有各行各業的「金主」。當有礙東家利益的關鍵時刻，這些媒體毫無疑問地都必須跳出來護衛，媒體的「獨立性」早已蕩然無存。 黎智英曾一度棄守台灣壹 傳媒，且基於理財考量，他曾大筆買進台灣的物業地產與股票，加以他辦報的腥羶色風格，都是作為媒體經營者的瑕疵。但他經營媒體後，因得罪時任中共總理李鵬，旗下的佐丹奴服裝連鎖的大陸分店屢遭查察，索性盡數出脫佐丹奴所有權，不再因個人產業利益而必須對任何政權低頭，確實比台灣現在任何一個財團或商人的媒體老闆都能挺直腰桿。 純粹作為一位媒體投資與經營者，方能置利益於媒體營運之外，講究證據、無畏關說，才可能維持中立，並經營一片獨立的公共論壇，這才是壹傳媒能夠站穩台灣市場的真正原因。 然而，曾打算買下壹傳媒台灣的金主們似乎都未參透這點，以為砸錢買下彼岸政權的眼中釘，一來可讓「狗仔」不能再能窺探並揭露其隱私；二來為彼岸政權消滅一「反對者」；三來可接收壹傳媒的市場利益。但當「《蘋果》不再是《蘋果》」、「《壹週刊》不再是《壹週刊》」後，原有的市場利益很可能因而銳減。 毫無疑問地，所有準備插足任何媒體經營權的商人一概都是「先禮後兵」：「你們擁有絕對的編輯自主權」、「什麼都可以寫」、「該怎麼編就怎麼編」；至於有關老闆利益的「涉己新聞」，也是一概「該怎麼寫就怎麼寫」。但台灣媒體的十個老闆有九個半在中國都有投資，對彼岸的禁區更是不可觸碰，若不小心觸動地雷，編輯部高層就難免遭到清算鬥爭。 中南海的領導人素來擅於以領導人親自出面接待、國賓級的饗宴來懷柔人心。這些高規格的禮遇曾讓早年赴大陸投資的大小台商很受用，不僅被奉為上賓，更拉高了個人的地位，以致於台商辦公室常可見到與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合影照片。在中國崛起後，台商可見到的中共官員層級規格日低，但想到大陸做生意的台商，仍不免循此一途徑希望能取得順利做生意的「通關密語」。 近日，台灣一媒體金主因生意之故屢屢往大陸跑，返台後即在社內大會中公開倡言：「昨晚我與統戰部官員吃飯……」，「我見到一位國台辦官員說……」，「反媒體壟斷根本沒用……」。該金主透過傳簡訊、下條子等行動，禁絕刊登被中共官員歸類為「民進黨學者」的獨立公共知識分子來稿；更要求編輯部交出對中共政權批評甚深的作者真實資料，並且令其從該媒體版面消失；對彼岸的相關文章改由新進記者看資料整理，不再有直指核心的批判力，內容也因中共官員的「評價」調整為「可以狂批馬政府，不可以痛打彼岸」。 這正是商人不該經營媒體的理由，特別是中國因素早已鋪天蓋地滲透進台灣的時刻，藉由立法禁絕商人涉入媒體產業的經營已成為民主社會的第一要務。否則利益當前，人性總無法通過其考驗；而握有媒體，等同於握有話語權，當話語權可以保住利益時，擁有者不可能放棄這種權力。 這或許是在彼岸都有投資的財團金主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心態買下媒體的理由：旣在中國大陸做生意可享特別待遇，更能在必要時，透過媒體版面，對能操自己生意生殺大權的彼岸表示「善意」。 綜觀台灣媒體的問題確實不在於壟斷市場佔有率而已。即便這些商人僅擁有單一媒體，都將為捍衛個人利益指揮旗下編輯團隊，而當中國利益大於一切時，媒體將為誰服務，已昭然若揭。 台港應師法南韓獨媒運動 當難堪的現實迫使握筆的媒體人，不再能維持其獨立性，專業也遭到質疑時，多數別無長才的媒體人只能如同出賣靈魂給魔鬼的浮士德——多位中時報系過去甚有令名的高階主管紛紛跳出來為文替蔡衍明辯護，即是廉價拍賣了媒體的公信力，讓此一主流媒體再也不成「主流」的關鍵因素之一。 每個年代的媒體經營者都感嘆讀者的流失，即便在 1991年 1月 6日的《紐約時報》商業新聞版也曾刊登過一篇「媒體劇變」的文章，論及嬰兒潮世代「愈來愈少閱讀」。但無論哪個世代，媒體做為民主社會監督當權者的第三維度角色永遠不會改變的，差別只在於載具的變化而已。 從壹傳媒「被交易」事件，憂心台灣媒體發展的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體認到是該師法南韓獨立媒體運動的時候了，無論是採信託或合作社方式，唯有媒體人與關切公共事務人士之間透過凝聚共同信念，在此一信念下設定議題，合縱連橫，建立跨媒體、虛實整合的資源，才有機會打造獨立媒體的永續發展基礎，以保持輿論自由與中立。 南韓進步團體摒棄成見與本位主義，齊心攜手推動獨立媒體運動，建立以人民為主的媒體，創造另類的公共領域，對台港媒體都極具啟示作用。尤其當中國因素無孔不入地滲入主流媒體，影響閱聽人的權益，媒體老闆又以個人利益掛帥的今日，唯有整合新世代的網絡媒體與社會運動的力量，形成策略聯盟，才能產生具反擊力量的新媒體，擺脫看不見黑手的宰制。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艾曉明 本文删節版刊登於4月4日出版的第49期《陽光時務週刊》，此為完整版 林昭 2012年12月的一個夜晚，我在浙江某個城市的小酒店房間徹夜難眠。我的身邊圍繞着一叠叠林昭遺稿的複印件，一夜間，我翻來覆去地閱讀這些獄中家信、日記，仿若遭逢神迹。我聽到林昭的聲音在這個小屋子裏一遍遍地響起： 「我以我的血痛切控訴如此惡劣的暴行迫害！請你和一切別的人都記着：假如我死去，我就是活活被他們摧殘、淩虐、折磨死的！」「這信很難指望他們寄出，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見證之一啊！」 懷着為未來作證的寫作信仰，林昭留下了幾十萬字的獄中文集。我所引述的家信，見之她所編輯的「備忘錄之二十七：血書家信——致母親（附血書抗議）」，其中有她從1966年10月4日至1968年1月14日的家信。最後一封信網上有流傳文本，即在信的正文之後，林昭補寫了一信，其中列出了她所需要的物品；並向母親索要各種她想像中的食品。這是在1968年春節前，離除夕還有兩周，離林昭生命的終點僅餘最後三個半月時間。 一、林昭的判决與加刑 林昭，目前一般記錄為生於1932年，實際為1931年。林昭的朋友在編輯文集中介紹她時提到：在江浙一帶的民俗認為，羊年出生的女兒命運坎坷，所以改為1932年出生。林昭的父母受到現代教育，懷抱革新中國的理想，積極介入社會政治。林昭在中學時代追求進步，17歲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7年她支持右派同學的觀點，1958年被定為右派。因她身體不好未遣送外地勞動教養，改留校察看。1959年她隨母親回到上海養病，那年，她28歲。 林昭經歷了兩次入獄，兩次判决。第一次判决書發出的時間是1965年5月31日，其中所列舉的她1960年第一次入獄的起因，竟是因為寫詩！林昭「書寫反動長詩『海鷗』，污蔑攻擊反右鬥爭」。林昭的詩由校友傳至親友，因而結識了蘭州大學一批同樣追求民主自由的朋友。當時他們也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天水、武山等農村改造。親歷了大躍進之後的破壞和農民疾苦，這批受難者開始集結。他們中的核心人物和先驅者張春元來到上海和林昭交流，他們决心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當年，《星火》在鄉村創刊，顧雁在發刊詞中尖銳指出：「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為社會主義的話，應該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當年10月，甘肅開始對《星火》成員的大搜捕。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刊於《星火》第一期，《海鷗之歌》準備發於第二期，尚未印出。1960年10月24日，林昭在上海被捕。其後一個月，林昭的父親因此打擊和絕望服毒身亡。 1962年3月5日，經過母親的努力，獄方以林昭患肺病為依據同意其保外就醫。根據《星火》冤案幸存者譚嬋雪老師在《求索》一書中提供的史料，林昭出獄之前，寫過《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用今天的話來說，稱之為「思想檢討」也不為過。其中，林昭詳細陳述了她在反右前後的思想經歷，並且明確表示了對党的重新信任： 而今日，黨這一年來的政治革新，雖然在許多地方猶不過是開始，卻已收到了相當成果，顯示出黨還蘊藏着繼續前進、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力，並不全如我們所看到所認定的那麽黑暗腐朽與昏憒胡塗，反過來，這也證明了我們當初在政治上對黨採取那樣對抗的態度和沖决的路綫，是一種過激的錯誤。 黨的政治路綫總是已經實地革新了！——像這樣一個黨，我是可以重新擁護並且覺着值得擁護的了！ 這一新的史料，經輾轉求索，得自張春元案卷宗，林昭寫於1961年10月14日。應該說，林昭得到「保外就醫」，和她態度的轉變是有關係的。 林昭出獄，正值大饑荒肆虐、餓殍遍野的1962年，她聽聞到真實消息完全打破她對共產黨革新的美好幻想。她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揭露暴政，批判反右，並和蘇州曾被劃為右派的朋友聚會，成立「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1962年12月23日，林昭再次被收監羈押，這次繫獄，一直延續到她1968年4月29日殉難。 1965年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對林昭的判决是有期徒刑二十年，林昭從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被解押到上海市監獄即提籃橋監獄服刑。林昭在提籃橋監獄堅持反抗，拒不認罪。根據胡杰先生尋得的「林昭案加刑材料摘錄」，上海市勞改局在1966年12月5日已經提出加刑報告「林犯應予執行死刑」，而當時的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鑒批示：「同意起訴加刑」，這一批示的簽字時間是1966年12月8日。可能是其後上海經歷了奪權「一月風暴」，政治權力更迭；王鑒後來也被帶離上海接受審查，受到政治迫害直至文革結束。對林昭的死刑判决書，拖延到1968年，在當年4月19日正式作出，判决機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判决書起首冠之毛澤東兩段「最高指示」： 不管什麽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决消滅他。 至死不變，願意帶着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 此判决書為「 一九六七年度滬中刑（一）字第16號」。其中寫道： 反革命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間，頑固地堅持反革命立場，在獄中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大量書寫反革命日記、詩歌和文章，惡毒地咒駡和污蔑我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地攻擊我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林犯反革命破壞活動更為猖獗，繼續大量書寫反革命文章，竭力反對和肆意詆毀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張膽地多次將我刊登在報紙上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形象用污血塗抹。與此同時，林犯還在獄中用污血在墻上、報紙上塗寫反革命標語，高呼反革命口號和高唱反動歌曲，公然進行反革命鼓動，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 在審訊中，林犯拒不認罪，態度極為惡劣。 反革命犯林昭，原來就是一個罪惡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間，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在獄內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實屬是一個死不悔改、枯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為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誓死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加强無產階級專政，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七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十條第三款之規定，特判决如下： 判處反革命犯林昭死刑，立即執行。 十天之後，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處决；實足年齡未滿37歲。 二、「監獄是我的戰鬥陣地！」 我之有緣與林昭遺稿面對面，源於前年的一個心願，獨立中文筆會將「林昭獎」頒給我，希望我發表一個感言。我在2004年看到胡杰先生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曾經寫過文章；前年準備再寫，發現已經有許多重要史料面世，尚未引起足够重視。 其一是由林昭窗友蔣文欽先生歷時三年根據手稿校對修訂了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之三）》（即「十四萬言書」)；蔣先生還完成了《林昭血諫毛澤東九章全注釋》，此文由文革時期江西李九蓮大冤案同案幸存者朱毅先生作序。此外，馮士彥先生做了林昭《秋聲辭》注釋。這些文稿，拜各位熱愛林昭的讀者相傳，目前都能在網上查到。 受到胡杰先生紀錄片的感召，甘肅的詩友李蘊珠等人努力尋找，終於得到刊於《星火》第一期的林昭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而譚嬋雪老師根據她親自尋獲的史料，使林昭的另一首長詩《海鷗》首次面世。該詩傳至《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手裏後曾進行刻印，付印時的題名為《海鷗——不自由毋寧死》。原準備刊於《星火》第二期，但由於形勢劇變，這期刊物未能印出。原先網上流傳的「李蘊珠版」《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最後幾句闕如，譚嬋雪老師在《求索》一書中首次披露全文。 除了上述文稿，林昭自己編輯的獄中文集還有三部傳出，一部是前文提及的《血書家信》，一部是她的《備忘錄之七：戰場日記——留給公眾和未來的記錄》，還有一部是描寫內心情感的幻想作品《冥婚記》（在第二部中林昭稱之為《靈耦絮語》）。林昭稱「監獄是我的戰鬥陣地」，她在獄中一直堅持寫作。林昭獄中遺稿記錄了她所經歷的殘酷迫害和她的反抗。 2009年10月，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將她所得到的林昭獄中遺稿捐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硏究所珍藏；並對公眾開放查閱。 自1981年林昭得到徹底平反之後，林昭的遺稿複印件也一直在她內地的親友中珍藏着；迄今已達三十多年。她的難友、她的親如手足的朋友，還有敬慕林昭精神的後來者，在一個小範圍裏，人們開始收集整理林昭遺稿。林昭之友收集到的遺稿，包括她從中學時期開始寫作的散文，她參加土改工作隊以及在常州民報任職時發表的新聞報道，還有林昭的詩歌、與友人書信……。這些文稿中，最重要也佔最大分量的就是林昭獄中文集（包括胡佛硏究所沒有的《靈耦絮語》手稿）。由於得不到出版許可，人們小心翼翼地維護着這份遺產至今。 林昭胞妹彭令范女士在接受自由亞洲記者張敏採訪時提到，她所得到的林昭獄中遺稿是當年隨着平反的落實一起退還給家屬的；這和胡杰紀錄片中的說法有所不同。但是，林昭這些字裏行間燃燒着殊死抗爭之光的文稿，竟然能够保存和退還，的確是一個奇迹。隨着林昭成為今天社會運動中的一面旗幟，林昭的獄中經歷、她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她對歷史作出的見證，無疑是認識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一份重要史料。而這份遺產竟然能够相對完整地保藏下來並且流入民間，其中之坎坷，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無法揭秘，也難以公開。 今年初在上海，我打電話給當年負責林昭案平反的那位法官——老人如今依然作為律師在執業。我說我想了解這個過程，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低弱而清晰：「我憑着我的良心……」，停頓了一會兒，老人說：「憑着我的黨性……」。他謝絕了我的採訪。 數年前，他也謝絕過胡杰。我聽到的另一種說法是，公安內部，把林昭遺稿的退還，當做一次重大的失誤。 讀到林昭獄中遺稿，我不禁懷疑，林昭案倘若放在今天，還能平反？所有那些針對極權獨裁、特務統治和密謀政治的揭露，恐怕只能作為犯罪鐵證吧。君不見，至今蘇州靈岩林昭墓上，依然有攝像頭將每一位前來吊唁者的身姿記錄在案。由此我不禁要問，當年林昭案能够經歷兩次平反，最後連因「精神病」的尾巴也不保留，林昭被確認是無罪錯殺——這該說是一次了不起的撥亂反正，還是一次不小心的「政治錯誤」？或者說，林昭的徹底平反，勢必有多種原因形成的合力。這裏包括人們對文革濫殺無辜的深惡痛絕、批判四人幫的政治需要以及大平反時代的良心與黨性等諸多因素。 當年在林昭加判死刑材料上簽字同意的王鑒，1978年8月至1981年9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1979年至1983年間擔任上海市副市長。 三、時至今日，林昭遺稿還在服刑？ 記得胡杰先生在尋找林昭的紀錄片末尾提到：「時至今日，林昭的詩歌、着作和血書仍然獄中的鐵屋裏服着刑期。（1960年——2004年）已經四十多年了，這是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服着的刑期、為我們民族的耻辱服着的刑期、為世界文明史服着的刑期。」 的確，林昭流傳文稿中提到的獄中文集篇目，還有相當多的內容沒有被退還。然而，我也了解到，就其已經退還的部分來說，這部分遺產是否應該公開，讓更多的讀者接近林昭，一直存在爭議。其中一個主要的心結在於，林昭那些「瘋話」流傳出來，會不會影響林昭的形象？ 「瘋話」特別是包括林昭所寫的與「柯慶施」的生死戀，也包括她的獄中日記和家信中透露出的精神狀態。我在「柯慶施」這個名字上加了引號，是希望說明，此柯慶施並非和林昭有過直接的任何聯繫；而是林昭創造出的藝術形象。在林昭的十四萬言書中，已有相當篇幅寫到她與1965年4月9日故世的上海市市長柯慶施的冥婚；而這又是她近二十萬字《靈耦絮語》的主要內容。從十四萬言書中可見，林昭之熱戀而迷狂的冥婚想像，最初源於她的推測。反右以來受害人飽受株連，上層統治者黨同伐异，林昭對此刻骨銘心且深知沉冤難雪。她推測，驟然傳出柯慶施噩耗，這注定是因她牽連；因為她在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後接連給柯慶施寫了兩封申訴信，而柯慶施在上海部分知識人中口碑不錯。 林昭認定柯慶施「冤死」，她深惡極權統治者濫殺無辜，以與之冥婚表達她叛逆到底的堅執，且彌補自己的無心之過。由此林昭展開了飛揚的想像，在這部寫於地獄囚室中的意識流作品裏，創造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絮語。她與「柯慶施」的亡靈心心相映、肌膚相親，生死相依。在有些情境中，她對之甚至百依百順，以對强暴的承受來彌補她臆想中致柯死命的無心之過。借此亡靈形象，林昭寄寓感情，宣洩愛欲。通過與它的對話，林昭記錄了監獄中自我與環境極端分裂、尖銳對立的情狀；卻也在自由無羈、隨心所欲的暢想中，得到了人性的愛撫和慰藉。由此，她更模糊了理性與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界限，並挑戰了後人對林昭的理解力。說到底，林昭根本不在乎後人是否理解或者怎麽看待這一切。她將自己的愛情描寫到如此的極致境界： 我一定要去找回你！雖然那需要我親身沖入死亡！夙世情緣也該有個石破天驚的終局！我確信：憑着生命主宰的慈悲和憐憫，我之堅貞義烈的自由的愛情終必戰勝死亡！當然我們現在也已經戰勝了它，但我要完完全全地戰勝它！夫子，我要你！我要一個活生生的你！上帝聽着我這句話！ 胡杰看過十四萬言書全稿，他對此難以解釋也找不到合適的人來解釋，因此回避了這段關係。傅國涌後來在寫有關十四萬言書的長文中也未提及（我是就我看到的《南方周末》版傅文而言）。當時，林昭的獄中文稿大多還在秘藏中。作為先行者，胡杰的紀錄片開啓了尋找林昭的艱難歷程，功不可沒；只是，林昭形象被再現得過於單純了，她异常的精神狀態、情欲幻想和自我對欲望的肯定，因此也被過濾掉了。 在獄卒看來，林昭根本就是個瘋子。也許以後的人讀到家信日記，也不能不這麽認為。不同的是，林昭描寫了自己的鏡像，她也是鏡子本身。這是一面照見大時代瘋狂的鏡子，卻也是帶着那個時代烙印的破碎、斑斕和脆弱的鏡子。 也許正是她的瘋狂，讓獄方無法限制林昭的寫作行為。她拿出全部的生命資源在搏擊，血、尿、糞便；她不惜一切地維護寫作和思考的自由。而獄方只當她瘋子，隨她寫，但給予殘忍的報復。1966年半年多，獄方剝奪了林昭見家人的權利。1967年2月至11月，林昭不斷地寫血書抗議，她在規定家信的每一封中都在呼喊：媽媽，我要見你。林昭痛訴，身體虛弱，血竭停經。得不到親人接濟，連衛生紙也沒有，「我大便用手撈的」。 與此同時，林昭一天也沒有停止反抗，她在囚室窗口像《白毛女》中的喜兒那樣高唱：「想要謀害我，瞎了你眼窩！我是舀不干的水，摸不滅的火！」。加刑材料中寫道，林昭 喪心病狂地謾駡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所謂「魔鬼」、「暴君」，「陰險毒辣、十惡不赦的獨夫黨魁」等等。一再叫囂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和毛澤東鬥爭一天」。尤其惡劣的是還一而再，再而三用自己的污血在報紙上刊登的毛主席照片上亂塗，塗在照片的臉上、嘴邊或腦穴等部位，弄得血迹斑斑，以發洩其對我領袖的刻骨仇恨，甚至發展到見到主席象就要糟蹋的嚴重程度。還明目張膽地挖掉主席象的頭部，用黑綫倒挂在監室鐵門上，工作人員發現取下後，又變本加厲的大吵大駡，進行絕食抵抗。 那是文革年代之初，億萬人陷入偶像崇拜的迷狂；而林昭的行為顯得怎樣的石破天驚、大逆不道！她以她的另類瘋狂於地獄中呼嘯，令多少人聞風喪膽！ 對《靈耦絮語》的專題分析，我將另行撰文。這裏，我只是想起了有關《少女安妮日記》的版本討論。當年安妮的父親弗蘭克整理女兒日記時，考慮到美國清教文化的一些限制，他將安妮描寫少女的性覺醒的個別內容删去了。而後來新納粹主義者一直有人認為，這個日記根本是杜撰，或者是安妮的父親改寫的。荷蘭的一個硏究機構多年來精心保藏了安妮的日記手稿，並對手稿持有人、流布過程以及相關的出版者做了採訪和硏究，從而做出了詳實的版本校勘與鑒定，從而揭示了安妮日記寫作與出版的歷史過程，並證明了它的真實性。 也正是這樣的硏究，保證了《少女安妮日記》的舉證效力，時至今日，安妮日記有幾十種語言的譯本，它對全世界、對一代又一代人控訴着納粹大屠殺的暴行。 我曾假設，假如林昭是猶太人，她的手稿會不會被封存至今而不得出版？會不會被印成全世界幾十種文字，成為極權暴政所製造的人類大悲劇的鐵證？而在《靈耦絮語》中，林昭恰恰寫下過這樣一段話： 這原是希特勒手下之党衛軍人的話：死人不會咬人。我給它作了句翻案文章，我想我這案翻得還是對的！而且近日我還每每更多地想着「沉默的防禦工事」 裏那一篇「死人復活的時候」，德國的女作家安娜?西格斯也寫過「死者青春長在」…… 唉，死者，我們的死者青春長在！而且他們必將復活！—-在昊帝的允許之下在規定的時日裏復活過來伸冤報應！ 「死者青春長在」，林昭在天有靈，定能看到現如今，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在清明、林昭忌日以及生日來到蘇州靈岩祭拜。林昭生命定格於她的36歲，一個渴望着自由、愛情和做母親的女人，一個以基督親兵的姿態為人類的自由而戰的女人，一個美好到瘋狂，决絕至犧牲的青年作家；中國人，不能讀到林昭遺稿，這是怎樣的錯失。 林昭的檔案現在依然被封存着，從1968年林昭罹難到現在，時間已過去了四十五年。上海的公檢法部門，應該全部公開其檔案，開放給硏究者以及公眾。而在此之前，我期待體制內的良知人士能够像當年為林昭徹底平反的那位良知法官一樣，以各種方式，提供林昭遺稿的綫索。那是林昭的用血寫成的生命記錄，它屬?林昭，屬?全世界的人權捍衛者，屬?未來中國。我還希望有心人能以對其遺稿的考證和硏究來推動林昭文集問世。讓我們感謝林昭遺產的守護者們，讓我們一起來保衛這份遺產，直至林昭最深切遺願終於能够實現：「我把我這些誠實的記錄留給公眾以及後世，而把我個人堅貞的戰鬥獻給祖國以及自由！」 於2013年清明前夕

文/ 陳嘯軒、何康橋　圖/ 鍾卓明 港府限奶令引發大陸與香港民眾之間的對立情緒。奶粉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源於梁振英政府的無能低效和中共政權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漠視。曾經陸港兩地血濃於水的溫情已經蕩然無存，更深層地昭示着中共對港政策的全面潰敗。 香港特區政府因應奶粉短缺在3月 1日起實施「限奶令」，規定任何人出境每次限攜 1.8公斤（即兩罐900克）嬰兒配方奶粉，成功博取了香港民意的掌聲之餘，卻掀起了新一輪的中港矛盾。內地《環球時報》批評限奶令「滑稽」，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開腔批評措施「過辣」，就連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也語帶相關地勸喻「香港當局」處理問題時，要換位思考和顧及內地同胞感受。曾幾何時，港人形容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血濃於水」，但如今中港矛盾卻因奶粉風波漸趨白熱化。如何處理這場風波，不但考驗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內交」政策，也要端視內地和香港政府能否制定適當措施，應對兩地民眾在融合過程出現的矛盾。 今年 1月中旬，香港傳媒紛紛報道指，因為巿面大批奶粉被水貨客在農曆新年前夕買走運回內地，香港巿面出現「奶粉荒」。然而，奶粉荒究竟是否真正存在，一直莫衷一是。 「奶粉荒」引發市民反水貨情緒 育有一歲半女兒的 Pauline指，不知道奶粉商是否有扣起奶粉，但曾親自目睹藥房扣起奶粉售予水貨客。「5分鐘前，店員告訴我，我想買的奶粉缺貨。5分鐘後，我碰巧經過同一間藥房，赫見一個婆婆用手推車推着兩箱奶粉，正正是我想購買的牌子型號。」 雖然奶粉商設有奶粉訂購熱線 ,但 Pauline卻寧願讓家人與朋友協助，或留意網上資訊，大舉購入特價奶粉，皆因熱線服務很差。「每次致電奶粉商的熱線，都接駁到電話留言，就算後來有回覆，你想訂購奶粉，奶粉商都說要幾日後才有貨。」供應不穩定之餘，價錢又貴，「奶粉商零售價比藥房貴，一罐藥房標價 237元的奶粉，奶粉商索價 260元，每罐貴幾十元。」 育有歲半兒子的陳太亦控訴，在她居住的將軍澳區，不少藥房甚至連鎖藥品店及超市，都沒有奶粉供應，因為不少內地人都以「一袋袋紅白藍袋」及「一架車仔」狂掃嬰幼兒奶粉。「內地人及水貨客將奶粉購清，用港幣買入，再以較高價的人民幣賣出，令奶粉的價錢被炒高，香港人根本買不到奶粉！」 不過，也有人指香港所謂的奶粉荒，只是集中在美贊臣和美素佳兒兩個最受內地客歡迎品牌，其中專供 6個月至 12個月大嬰兒食用的型號（即 2號）尤其渴巿。 妻子是深圳居民、育有一名 2歲女兒的香港爸爸阿恆稱，他和外母都一直定期在港買奶粉帶回深圳。和陳太同樣居於將軍澳的他形容，奶粉荒之說有點誇大，不覺得奶粉難買，以他一向光顧的雅培奶粉為例，「一間店一時買不到，總會在另一間店能夠買到，沒有長期斷貨這回事。」 阿恆說，個別牌子例如美贊臣，在香港特別容易斷貨。「很多內地人都是人云亦云，人家說哪一個品牌多人吃，他們就買那一種。美贊臣在內地賣很多廣告，也聽聞說有朋友說，寶寶吃了美贊臣，就不吃其他品牌的奶粉，不知道是否因為其配方特別 ,但其實不同品牌奶粉的營養價值分別不大。」 「太太的一些朋友，因為以往不常到香港，每次到香港總會每人買十多罐奶粉帶回深圳，給家中寶寶食用。現在香港實施限奶令，這的確會給她們帶來麻煩。」阿恆認為，限奶令在打擊水貨之餘也「殺錯良民」，又批評香港傳媒早前過分渲染誇大「奶粉荒」，質疑問題只是個別奶粉商的營銷手法所致。 特區政府應對這場「奶粉荒」，也被批評進退失據，全無章法。1月23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首度跟幾個主要奶粉供應商開會，會後引述供應商稱現時奶粉供應充足，暫時毋需採取措施。他在 25日和 26日再與供應商開會，會後都是舊調重彈，更指政府若採取嚴厲措施干預反可能帶來反效果。 與此同時，「奶粉荒」也掀起了香港民間反對水貨的情緒。「香港自治運動」組織的十多名成員，1月 27日在旺角火車站發起「光復香港，還我奶粉」行動，還自備軟尺量度攜帶大件行李的旅客，在過程中還把一名北上港人誤當水貨客，惹來對方不滿。網民其後更走到鬧巿商品門外，指罵內地遊客是「走私賊」、「記住報關稅」、「違反逗留條件」。 此後，特區政府政策卻在短短數天內急轉彎。1月 30日，政府放風把奶粉列為「法定儲備商品」，限制奶粉出境數量。短短兩天後，政府即宣布穩定奶粉供應「十招」，包括修改法例規定任何人離境時每隔 24小時每次只可攜帶最多 1.8公斤嬰兒奶粉離港（限奶令），深港兩地海關加強打擊水貨活動的情報交流，嚴格執行旅客可帶奶粉數量等。特區政府還破天荒抽調人手設立中央訂奶粉熱線，遭批評為動用公帑替奶粉商做生意。 在深圳羅湖口岸門外，水貨客在交收從港帶過境的奶粉和紙尿片   記者「放蛇」暢通無阻 政府這次實施限制嬰幼兒奶粉出境，是修訂香港法例第 60章《進出口條例》的附屬法例，即先通過「先訂立、後審議」的行政手段實施，條例修訂草案仍要交由立法會討論表決。 限奶令實施後，水貨客以「螞蟻搬家」形式運送奶粉回內地的成本大增，嬰兒紙尿片也取代奶粉，成為水貨客攜帶過境的最熱門商品。記者在藥房林立的上水龍琛路視察，購買紙尿片的顧客絡繹不絕。由於來貨太多，有商戶甚至要把一箱箱的紙尿片搬到店舖對出的單車徑上。顧客付錢後，店員就直接把紙尿片從剛開封的紙皮箱內取出。 「限奶令實施後，因為只限帶兩罐奶粉，很多人就轉而帶尿片，一般每次都會上六、七包，每條利潤有十多元。」一名在上水買完貨的深圳水貨客，以帶有口音的粵語向記者說道。根據新例，超額攜帶奶粉出境，最高刑罰是罰款 50萬元及監禁兩年。 為了測試港深兩地的海關，會否「百分百」檢查帶奶粉的水貨客，本刊兩名記者在 3月 10日下午攜帶四罐 900克奶粉經羅湖口岸過關，並刻意安排只由一人用背包裝着兩罐奶粉，另外手持裝着兩罐奶粉的環保袋，結果在通過兩地海關時均暢通無阻，未被抽查。 過關後，記者隨即在羅湖口岸門外放售奶粉。以「金裝美素佳兒 3號」為例，收購商以 200至 207元人民幣收購，每走一罐水貨奶粉，大約可獲利 56港元（47元人民幣）。尿片方面，每走一包可獲利約 20港元（15.8元人民幣）。根據內地《海關法》，個人攜帶或郵寄進出境的行李物品，「應當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並接受海關監管」，而非為出售等牟利目的。目前旅客攜帶奶粉數量若在 2.5公斤以下可獲免稅，數量超出 2.5公斤則按照每公斤 200元的價格計算徵稅10%。 有深圳羅湖海關關員稱，曾經目睹有個別同事在口岸通關執勤時「行為有些古怪」，「曾有人說要求在某個特定時段改由他執勤，我們懷疑有些關員與水貨客有『景轟』（蹺蹊關係）。」她指有些水貨客根本不怕海關，因為海關無權充公貨品。「如果旅客攜帶超出『自用』數量的商品過境，我們只能把商品扣留，無權沒收。貨主在補交關稅，再繳加罰款和寄倉費後就可領回商品。罰款一向相當低，對水貨客不構成阻嚇力。一些水貨客在遇到關員截查時會硬闖，關員未必會認真去追。」 記者走到羅湖區東湖街道一帶的港貨店視察，「金裝美素佳兒 3號」每罐售價要 245元，計算匯率後較香港藥房貴逾 50%。一名港貨店職員說，受限奶令影響，自春節前夕奶粉價格就一直走高，平均每罐售價在過去一個月已上漲了 40至 50元。個別品牌例如美贊臣和牛欄，目前已經開始缺貨。 在深圳羅湖區東湖街道一間港貨店，巿民在購買港版奶粉 限奶令旨在滿足民粹？ 截至3月11日，共有198人因為攜帶超額奶粉被捕，當中包括 123名香港人、72名內地人及3名外籍人士，共撿獲 565罐及104盒奶粉。3月 5日，四名內地人因為違反限奶令，在被還押看留所一至四天後，被法庭判處罰款 1000至 2500元不等。四人攜帶的奶粉由三至六罐不等，並在庭上指奶粉都是自用。 其中因為攜帶三罐奶粉過關，被罰款 1000元的內地居民林尤祝，步出法庭時不忿道：「內地多少資源給香港，但來香港買多一瓶奶粉我自己用都不行！」僅攜帶超出一罐奶粉卻換來數天失去自由，遭到內地網民和輿論強烈質疑，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針對甚至歧視內地的又一措施。 而遠在北京的「兩會」，香港的限奶令也成為代表委員的熱議焦點。其中身兼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的資深大律師、全國政協委員胡漢清，率先批評限奶令不符合《基本法》115條有關保障自由貿易的條文，認為此舉將損害本港自由貿易市場聲譽，又質疑限奶令刑罰過於嚴厲，政府旨在滿足民粹。 胡漢清的言論得到部分「挺梁」港區政協委員的和應。剛晉升政協常委的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指新例太強硬和倉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楊志紅更指新例「帶頭破壞中港友誼」，「若內地媽媽帶多於兩罐，是否要拉去坐牢？」 事實上，無論從地理和歷史層面來說，內地和香港一直都是唇齒相依。上世紀 50至 70年代，內地大批難民因為政治和經濟等因素偷渡來港。1962年 5月，三年大饑荒時期剛結束，廣東當局突然撤掉深港邊境崗哨，數萬逃港大軍在短短一個月內偷渡來港，史稱「六二」大逃港。當年成千上萬的港人連日送乾糧衣物上山救濟難民，更自發上街阻截警方押解難民遣返內地的車隊。 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成為內地開放早期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1989年北京爆發民主運動，港人也是義無反顧支持。學運期間香港有兩次聲援北京民運的百萬人大遊行，演藝界並在5月 27日於跑馬地馬場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籌款支援學運。23年以來，維多利亞公園每年也舉行大規模的「六四」悼念集會，「建設民主中國」一直是港人的夢想。 在同一個跑馬地馬場，「六四」後僅兩年，香港演藝界舉行「忘我大匯演」，為華東水災災民籌款。香港社會為內地重大自然災害發起大規模籌款，也是始於華東水災，此後多年來港人也經常為內地天災慷慨解囊。五年前死傷枕藉的汶川大地震，香港民間各界截至災後一年的賑災捐款便高達 130億港元。 為保民望急推限奶令 然而，從大約三年前開始，內地孕婦「搶閘」來港產子、內地客搶貴香港物價和樓價、白熱化的「奶粉荒」，以至於最近因大批內地家長帶兒童來港注射疫苗引發香港水痘疫苗斷貨等議題，在港持續發酵，部分港人偏激地指摘內地人為「蝗蟲」。另一邊廂，內地人也指斥港人縱使受到內地經濟上的「恩惠」，卻不感恩圖報，內地客時常遭到香港旅行團「強迫購物」，甚至被迫睡巴士，更抱怨遭到港人歧視。 為何中港矛盾近年來不斷升溫？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認為，這與中央政府近十年來一直無視港人對民主的合理訴求，卻透過促進中港經濟和社會進一步融合，達到在政治層面上加強操控香港有關。「北京一直想給港人製造香港要依賴中國的假象，警告港人如果再爭取民主，就會影響經濟。」 對於張曉明在北京出席港區人大代表討論會時，表示香港當局處理問題時，「有時也需要換位思考，顧及內地同胞感受，避免傷感情」，成名認為這是說給香港人聽：「張曉明希望港人不要給內地人那麼多抱怨，但他自己卻無視港人近年的生活質素因為自由行不斷擴大而下降。對於每年向政府納稅，卻因為商家謀取暴利而買不到奶粉的港人家長來說，張曉明彷彿在說風涼話。」 成名批評，香港政府處理奶粉問題的反應，既是姍姍來遲，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早前巿面缺貨的奶粉，只限於在個別地區的個別品牌和型號，現在限奶令的打擊面是否過大？政府太遲才感覺得市民的不滿，因為梁振英的民望不容再失，所以才要急急撲火。」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認為，張曉明的話既反映了內地民間一股普遍的情緒，也顯示部分內地官員對香港早已不耐煩。「回歸後頭幾年，中央採取行政手段，不准內地媒體批評香港出現的問題，一直到了 2001年後才開始放鬆。過去政策的扭曲，令部分人覺得很『谷氣』。內地人認為，在 SARS疫潮期間內地大力幫助香港，捐贈大批 N95口罩，此後又通過 CEPA開放香港個體戶在內地營業，就會覺得為什麼現在內地人在港買幾罐奶粉就要被處罰？」 劉銳紹指，張曉明要求香港「換位思考」的話同時也是說給內地人聽，「反映他觀察香港問題角度比較單一，只是針對個別情況來講。」他認為目前中港兩地部分民眾，看待兩地關係問題時都各有偏差：「內地官方應該採取主動，鼓勵民眾較全面地看待問題。如果官方再不審慎處理，無異就是對中港矛盾推波助瀾。」 走「水貨」並非走私 曾經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水貨客以「自主方法同權利去賺錢」沒有問題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琳，批評政府急推限奶令好像回應了家長的關注，但卻斷送了香港自由貿易的基礎。「政府還沒有弄清楚，奶粉供應商是否囤積貨品，還未確定奶粉供應緊張的成因，就限制奶粉出境，可以說是保護主義，也解釋不到背後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做。」 部分香港網民的「誤區」，是把「水貨」和「走私」混淆不清。知名博客作家林忌在 1月 30日於《蘋果日報》撰文，指在深港兩地攜帶奶粉的水貨客其實就是「走私客」，「屬龐大走私集團所操控的犯罪活動」，本質上與在九十年代用走私快艇「大飛」把大型電器從香港偷運回內地的走私犯罪分子無異。 不過，資深大律師、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指出，水貨和走私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走私是指為了逃避關稅，秘密或違法運送貨品出入境。只是摧帶奶粉等日用品過關，數量沒有超出海關限制，並非是走私。因此嚴格來說，帶水貨是合法的。香港也有很多出售水貨電腦、電器、音響的店鋪，也並不違法。」他認為政府這次推出限奶令，可以說是「急事急辦、特事特辦」，但公民黨要求為禁令設下標明限奶令失效日期的「日落條款」，確保政府會定期進行檢討及制訂長遠措施。 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李鉅威認為，走水貨屬於「地下經濟」的一種，利用法律漏洞裏的「灰色地帶」做生意，但深港兩地的水貨客也帶來阻街、影響正常市場等問題。他建議香港的奶品製造商可以在港設廠，從外地輸入原材料或奶粉，發展製造或包裝港產品牌內銷奶粉的工業。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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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聲 大陸食品安全堪憂的狀況迫使父母們在力所能及的狀況下儘量為下一代提供保障。香港奶粉不等於毒品，希望港府取消禁令；大陸奶粉約等於毒品，這是父母們憤怒的根源。 河南省鄭州街頭的港貨店 從香港帶超過兩罐奶粉進入大陸，可能罰款 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香港奶粉限制出境措施之嚴厲，令國內輿論譁然。公益組織深圳衡平廣州項目辦負責人楊占青表示，他們正在策劃一場行為藝術。主題有兩個方面：「香港奶粉≠毒品」，抗議香港政府對攜帶奶粉過關處罰太嚴重；「大陸奶粉≈毒品」，點明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奶粉質量沒有保證。 所售原裝進口奶粉多曾爆問題 「你也知道，香港限購了。從其他地方帶，海關又查得緊。」2013年3月 10日，河南省鄭州市一家孕嬰用品店裏，店主李女士從貨架後面隱藏部位拿出一罐奶粉：「原裝進口的奶粉目前只有荷蘭產的牛欄（Nutrilon），而且缺貨、貨號不全，多買的話需要提前預約。」她說，國內銷量第一的進口奶粉品牌美贊臣基本是國內分裝的，而牛欄奶粉則全部都是原裝進口的。 在另一家新開業的進口商品店裏，貨架上擺放了兩個品牌的進口奶粉：一個為荷蘭產的荷蘭朵（Hollander），另一個為澳大利亞產的富優樂。當被問及銷量等問題，店主警惕地以新開業還不了解市場情況為由迴避了。 自從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後，本地工商更多的港貨店，則直接回答不賣部門對這類商家的經營範圍就去除了奶粉。一家「港貨特惠屋」的李老闆說，奶粉，「只要賣奶粉，就是違法的。」 正如李女士所說，牛欄奶粉確實全部為「原裝進口」。此前「牛欄奶粉事件」中，該品牌所屬的達能集團上海總部曾出具報告，稱其集團在中國銷售的唯一奶粉是多美滋。而牛欄奶粉由於蛋白質含量未能達到中國標準，被浙江甌海警方列為「劣質奶粉」。荷蘭朵奶粉的問題則更大，直接被指為「假洋品牌」。至於號稱澳大利亞產的富優樂奶粉，有網友調查說，在澳大利亞本地未見過這個品牌。 在鄭州市多家進口商品店和婦嬰用品店進行了多日調查，但沒有遇到購買者，有店家稱買主一般為熟客。購買者王女士說，價格雖然貴些，但自己能承受，最主要的是放心。自帶奶粉：國外奶粉質量好山東濟甯的朱先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員工，兒子去年12 月出生後，買的是國內分裝的美贊臣1 段嬰兒奶粉。隨後他借到美國出差的機會，帶了幾罐同樣品牌的奶粉回來。從那之後，朱先生再也不讓兒子吃國內產的奶粉了，親友只要到美國去，給他帶奶粉成了一項固定的任務。 「國內的奶粉，即使是分裝的洋品牌，也與原裝的有很大差別。」朱先生說。他的說法被專家證實：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確實存在很大差異，國內自訂的標準比較寬鬆。 除了品質，還有價格。朱先生剛剛委託同事從美國帶回10 罐兩磅裝的美贊臣奶粉，每罐價格為36.99 美元，加上7.6% 的稅，合人民幣不到元，他特意去看了同一個產品在國內市場的價格，超過400 元。朱先生強調：「便宜不是主要的，最重要是質量好，吃了放心。」購買進口品牌奶粉的奶爸奶媽幾乎都說同樣的話，目前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太大，洋品牌貴些，但為了下一代的健康，自己能承受。是否有攀比的消費心理，或對下一代的過度補償？作為「三鹿奶粉事件志願律師團」的協調人，楊占青曾經參與為「三鹿問題奶粉」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幫助。他認為，正如購買一些質量難以保障的洋品牌或假洋品牌奶粉這樣的行為，肯定會有攀比和面子因素造成的盲目消費問題，但父母們說的都是實話，大陸食品安全的現實迫使他們在能力範圍之內儘量為下一代提供保障。 矛頭主要針對大陸政府 「從自己國家一個地方買兩罐奶粉到另一個地方，卻要遭受巨額罰款和牢獄之災。還有哪個國家是這樣？」香港政府的奶粉限購政策執行後，引起了一些大陸媒體和網友的憤怒，甚至有人提議舉行抗議活動。 但言論的矛頭很快轉向。「大陸沒有放心奶粉我們都不能抗議示威，還管得了香港！」「我剛開始也在罵香港人忘恩負義，現在想想確實不能怪香港。」「得賴政府，巨額外匯貯備放着，不能多進口點奶粉？進口奶粉實行高關稅保護無良的『民族企業』。」「奶粉企業出事，不但不提高產品質量，反而降低質量標準，讓更多的奶粉能過關。對於這種倒行逆施，為何大家不憤怒?」「香港最好把所有東西都限購了吧。」 楊占青說，港版奶粉在進口奶粉總量中比重並不大，香港政府針對性極強的限購把這個問題捅了出來。所以，在他們策劃的行為藝術中，「香港奶粉≠毒品」，抗議香港政府對攜帶奶粉過關處罰太嚴重，只是次要問題，而「大陸奶粉≈毒品」，點明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奶粉質量沒有保證，才是重點。 未來中港衝突在此引爆 政治 2012 年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遭到否決後，香港市民將聚焦點放到2017 年行政長官，及2020 年所有立法會議員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學術界開始蘊釀集結民間力量，以「佔領中環」之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及而平等」的雙普選；惟中央政府持續透過官員和親中人士，「放風」暗示特首選舉設有篩選機制，務求新領導人「愛國愛港」。雙方互不接受對方要求，勢會掀起衝突。 社會經濟 自從2003 年中央開放自由行以來，大陸旅客一直為香港帶來額外收益，但是隨着配額不斷增加，自由行衍生之副作用日漸令香港市民產生負面情緒。香港零售業推出各樣針對大陸旅客的特惠措施，被指忽略本土居民需要；大陸居民來港投資房地產及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更被指責為推高樓價和導致本地孕婦難以覓得床位分娩的元兇。然而有大陸網民指出來港消費是給予恩惠，港人不滿是不諳飲水思源。目前中央和香港未有收緊自由行之政策，香港承受之負荷日增。 教育 中央在九七回歸後開展人心和思想回歸工作，但是效果不彰。為了向下一代灌輸「愛國」觀，香港政府在2010 年起表明須在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育局更計劃在2012 年9 月起在部分學校推行，結果惹來社會反響。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更聯同反國教家長連成一線，發動12 萬人包圍政府總部要求撤回科目，終迫使政府擱置課程指引。但香港民間一直擔心國教會以不同形式捲土重來，戒備狀態未息。 公共衞生危機 最近香港出現水痘疫苗缺貨情況，雖然有醫生表示短缺源於供貨船期有延誤，但亦有意見認為大陸在去年8、9 月出現過假疫苗問題，或會進一步促使大陸家長來港接種疫苗。香港與大陸融合程度不斷提高，同時大陸居民來港相比以往更趨方便，假若陸港其中一地爆發公共衞生危機，又缺乏適當措施堵截，將會禍延兩地人民，深化矛盾，當中香港公共衞生程度較高，或成為大陸居民到港防疫誘因。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