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周星馳說：「其實，我只是一個演員。」在微博時代，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演員，都在隨時隨地出演自己的真人秀。汶川地震時微博還不火，否則會造就更多出色的演員。 「最美女主播」，雅安電視台主持人陳瑩身披婚紗播報地震新聞，引發眾議。 按照陳瑩本人後來的解釋，她是早上在去婚禮途中突遇地震，於是緊急拉上原本拍她婚禮的攝影師同事下車沿路採訪，七八分鐘後才上車回到賓館婚禮現場。後來有自稱目擊者的人批評她不應該在地震發生後不顧他人安危繼續婚禮，指責她作秀。當然，更多人尤其是媒體紛紛讚美她的職業精神，譽為「最美女主播」。 我不去揣測評價陳瑩的動機，但到底什麽才是媒體人的職業精神，應該有更深層面的探討。我不認為一個成熟的主持人或記者，會身披婚紗出現在地震報道鏡頭前，也不認為一個成熟的媒體，會以這樣的方式播出災難報道，這樣做並不專業。記者和主持人把自己弄成新聞主角，只能擋住背後的新聞——這向來是「感動中國」式的中國電視新聞一大惡習。 當記者身著婚紗出現在電視新聞中，觀眾的注意力只能聚焦記者身上，事實上又有誰關注過陳瑩當時到底報道了些什麽？但是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業，慣於將電視新聞也當作一個「電視節目」，即便是嚴肅災難報道，有時候也會被渲染成一個綜藝節目。這樣兩條常識是嚴重缺失的——記者和主持人不應成為主角，以及克制主觀情感。陳瑩不應受到苛責，但那些一窩蜂讃美她是「最美女主播」的媒體讓我覺得滑稽。 自我感動，自我戲劇化，乃至自我神化，把災難的廢墟當作人性的劇場表演的舞台，這都是人之常情，但正因為是人之常情才必須克制。韓寒建議在災難發生後 72小時內名人不應該進入災區，就是不希望看到媒體將災難報道迅速轉化為一部名人主演的災難大片。 孰是孰非，無論真相到底如何，陳瑩成了雅安地震中曝光率可與總理李克强媲美的焦點人物。陳瑩的視覺符號是婚紗，李克强的視覺符號則是一碗粥。 「李克强的早餐」和「最美女主播」差不多是雅安地震點擊率、搜索率最高的報道，再好不過地說明中國依舊是一個傳統的自上而下的「以德治國」的社會。人們更願意訴諸美德和情感，而不是理性。或許「總理的早餐」會馬上成為小學生作文題目（這讓我想到小學課文《朱德的扁擔》）。央視記者還是把總理當作一部帳篷戲劇的主角，只有他們能够如此近距離拍到李克强喝粥。幸好沒人遞過去一塊小黑板，否則李克强該為溫家寶的「多難興邦」寫什麽下聯呢？有網友在我微博上留言，提出了一個並不工對的下聯：少吃多餐。 官員和名人在災區前呼後擁，通過媒體的長槍短槍，往往只能轉移視線甚至佔去資源，官員和名人應當懂得適當讓道。 心靈雞湯式的催淚彈式的媒體報道方式，經常淪為灑狗血的表演，甚至變成媒體暴力。電視主持人和記者隨意進入病房把話筒伸向病人，有沒有想過這是否妨礙了救治或休養，這是否不尊重他人的隱私？而喜歡採訪受難家屬，這簡直是喪盡天良的中國電視媒體的一大保留節目。 但作為觀眾的我們是否也是同謀？正是我們的眼球和淚腺，保證了「災難大片」的收視率。2006年，導演戈達爾（港台譯為高達）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做了一個藝術個展。其中一個作品在展廳模擬了一個標準的中產階級家庭場景：一部電視放在地上，正在放A片口交鏡頭，另一部電視掛在床頭，正在放災難新聞。電視似乎把我們從平庸煩悶的日常生活中解救出來，我們借助電視災難報道獲得驚險的刺激，通過旁觀他人苦難而得到一種戲劇感，一種慶幸感，當然也夾雜着某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滿足。電視似乎也在幫助我們挖掘我們被掩埋在現代社會廢墟下的生命。這並非不正當的感官和精神需求，但倫理的底線總是存在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香港立法會內，「拉布」的鐘聲又響起了！這一次，為的是老人家的公義。 提出「拉布」的議員希望藉此迫使特區政府將「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簡稱全民退保）」提上諮詢議程。儘管27名泛民議員中只有 4人參與行動，但另外 23位議員早前已表明支持全民退保。而建制派中，議會內有六席的工聯會也表態支持，即全數 70名議員中佔了一半。加上早前理工大學的調查報告指，九成受訪者同意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既然如此，為何特區政府一意孤行，連將問題提上諮詢議程都拒絕？本文不打算引用確切數據反駁官員的論說，學者黃洪、蔡建誠等早已一一作出反駁。本文只想窺探，一套深根在香港官僚體系、商界，甚至部分市民當中的政治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左右全民退保的推行。 在香港，有關老人退休金的討論並不新鮮，1965年，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威廉斯夫人訪港，建議殖民政府提出有關老年、疾病、傷殘、失業、工傷等全面社會保障制度，以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等問題。從 60年代到今天，討論從未間斷。1994年，香港本來有機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當時彭定康政府提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諮詢文件，建議所有 65歲以上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每月可以領取工資中位數百分之三十作為退休金；以 1994年計算，約 2300港元。當時，社會普遍對建立老年退休金計劃持正面態度，同年7月18日《明報》公布的一份調查，八成一受訪者接受計劃，而立法局內，連今天對全民退保非常保留的民建聯，也表態支持。 但儘管如此，同時存在另一股強勁的反對聲音，包括 78名芝加哥派的經濟學者在報章上聯署發表聲明，反對方案，而自由黨的田北俊及一眾工商界代表也在議會內引用這些經濟學者的觀點，指全民老年退休金計劃會使香港走向「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違反香港一貫以來的自由經濟方式。芝加哥派經濟學者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 30年代，今天，它已經在香港無孔不入，全民退休保障是很明顯的例子。 全球最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場是智利，1973年。進入 80年代，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和列根（里根）分別執掌英美兩國，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像細胞分裂一樣，無所不在。新自由主義最為人知的是以「自由市場」之名，提倡「小政府大市場」，這就是為什麼，當全民退保被提出，田北俊馬上指它違反了「自由經濟方式」，並予以否定。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遠遠不僅如此。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大陸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課中曾經對新自由主義作深入分析，他指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最不一樣的是，它還將個人視作一個「企業」，個人要不斷地對自己進行投資，因此每個人不得不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1994年取代全民退休金的「強積金」便是一例。 「強積金」本來也是退休保障的一種，但作為帳戶主卻不僅不能自由運用這筆錢，還被迫將它放進金融市場裏不斷運轉，過程中，昂高的管理費、金融大鱷的圈套、還有物價格上升等，數十年後，這筆「退休金」還剩下多少呢？這種將個人看作「企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看待小孩子身上，就像今天不少家長都將「教育」看作一項回報不錯的投資一樣。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能明白，為什麼政府可以在免審查的情況下提供 12年免費教育，但對於一輩子營營役役建築社會一瓦一磚的老人家，又要審查又要簽「衰仔紙」，才能獲得微薄的綜援津貼——因為老人家這副軀體的「投資」價值，已經變得很少了。 這些年來，學者和民間團體已經用盡不少確實數據證明全民退保的迫切性及可行性，但在新自由主義運轉下，政府和企業再多的盈餘，都不會投放在老人家身上，它似乎成了老人家晚年生活的詛咒！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經濟學人》最近公布《民主指數 2012報告》，調查全球 167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狀况。調查顯示，挪威掄元，英國排名第 16，美國 21，日本 23，台灣 35，香港 63，新加坡81，古巴 127，中國大陸 142，緬甸155，北韓倒數第一，名列第167。 低人權的專制國家中，北韓墊底，毫不令人意外。但近期民主進程邁開大步，釋放政治犯、廢除新聞審查與開放民營報紙的緬甸居然排名還落後於古巴和中國大陸，似乎並不完全真實反映這些國家的民主狀况。高社會福利、完善公共服務的北歐國家（挪威、瑞典、冰島、丹麥）包辦前四名，也同樣不令人感到意外。 華人社會中，台灣民主大幅領先，香港和新加坡居次，中國大陸墊底，彼此間的民主程度存在相當差異。放大看，亞洲國家雖然仍存在不少威權政體，但過去 10年有大約 20個國家舉行民主選舉，其中部分國家經歷和平的政權轉移，堪稱是民主發展大有斬獲的地區。 民主排名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意義，但民主程度究竟應如何測量？ 《經濟學人》的民主測量指標有五類，包括：不同政黨在選舉過程公平競爭，公民除了普遍具有選舉權，尚有成為候選人的平等條件，而且媒體能够自由運作，提供多元的政治觀點；人權與公民權利獲得保障；政府運作的透明與問責程度；政治參與程度；最後則是民主落地生根，培育出與民主相互契合的政治文化。 這五類指標合計得分在 8分以上為「完全民主國家」，6-7.9分為「有缺陷的民主」，4-6分是還稱不上具備較多民主特徵的「混雜政體」，不到 4分的是「威權政體」。台灣得分7.57，在華人社會中繼續保持大幅領先優勢，但仍為有缺陷的民主。香港得分 6.42，同樣是有缺陷的民主。新加坡得分 5.88，屬於混雜政體。得分為 3的中國大陸則仍是名副其實的威權政體。 本質上，上述民主排名有如快照，捕捉的只是一個國家民主實踐過程中暫時、而非恒久的狀態。領先者未必永久領先，而且是不進則退。「落後就要挨打」，永遠需要不斷自我檢視，永遠還有進步的空間。 台灣的民主實踐過程已成華人社會標的，也戳破華人社會不適合民主的迷思。不過，台灣的民主實踐不能孤立來看，而應放在亞洲或華人社會的較大脈絡下思考。首先，獨善其身的台灣民主不可能持續。台灣社會有必要認清自身與亞洲或華人社會民主發展的連動關係，若是中國繼續與民主背道而馳，香港民主停滯或倒退，台灣民主不可能繼續一路挺進。如何在兩岸三地唇齒相依的關係中推進各自的民主實踐，防止民主倒退和人權保障弱化，在兩岸三地過度繁榮的經濟關係中被犧牲，台灣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 其次，公平競爭的選舉與政黨政治只是民主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台灣還需更努力的方面是人權與公民權利保障的深化、與民主相互契合的政治文化的開展，以及媒體自由與多元空間的維護，而這些是更艱巨的挑戰。 所幸，台灣愈來愈多人有此體認。日前，「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協會」公布吳介民等六位學者聯合執筆的《自由人宣言》，呼籲以兩岸人權總路線為經，以自由和人民主權為緯，共同推進人權憲章（包括《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落實。宣言中引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話「唯有自由人，才能簽訂契約」，呼籲兩岸先落實人權保障，才有進行政治談判的基礎，從而協商聯邦、邦聯、國協、區域聯盟或其他合乎憲政主義的政治形式。 最後，兩岸三地民主實踐面臨的共同障礙是媒體自由的衰退：新聞記者工作權缺乏保障，從而愈來愈受制於自我審查的緊箍咒；媒體更趨於集中在少數人或特定財團手上，導致媒體曲意迎合政商特權利益的需求，對多數人的民主權利形成威脅。在這個意義上，台灣過去一年如火如荼開展的反媒體壟斷的社會運動，也是兩岸三地不可或缺的華人民主運動。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翻開1983 年5 月台灣「黨外」雜誌《夏潮論壇》，這本「五一勞動節專號」紀錄了一起台灣戒嚴時期的罷工抗爭，恰好發生在「經營之神」王永慶創辦的長庚醫院裏。 在林口長庚醫院工作的140 多名女性清潔工，沒有勞工保險、產假、國定假日。資方不但發明了許多繁瑣而屈辱人的規定，任意苛扣薪水，每當經營之神駕臨或外賓來訪，被視為「有礙觀瞻」的女工們更總是得迴避躲藏。至於組織工會，當然是嚴格禁止。由於台灣當時正準備制訂勞動基準法，為了規避法令，降低人事成本，王永慶的關係企業有計劃的將部分受僱員工擅自改為外包制。長庚醫院的清潔女工正是受害者，從此她們的退休金、資遣費和其他福利都化為泡影。當年4月15日，管理階層宣布加重勞動强度，每名女工每日須單獨搬運超過900公斤的垃圾。次日，女工阿嫂們終於展開了罷工自救行動。 罷工並不成功，也不夠波瀾壯闊，但從30年後的眼光來看，卻意義重大。首先，「促進社會公益福利」、「人本濟世」一直是長庚醫院自我標榜的宗旨與理念，回顧這段女工的抗爭史，能讓我們從一個側面揭穿台塑集團的經營神話。 其次，這個歷史事件提醒我們，在巨大的醫療產業中，除了白袍白衣，還有其他更弱勢的勞動者群體同樣不可或缺，也不容漠視。 不僅如此，小事件更具有大歷史的意義。長期以來，關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似乎有一個流行的版本：國民黨專制獨裁，人民政治社會權利橫遭剝奪，直到蔣經國晚年推動民主改革，民進黨創立，社會運動從此才風起雲湧。譬如，一位以硏究戰後台灣政治經濟體制聞名，深深影響一整代台灣學運分子的學者認定：戒嚴時代的台灣勞動者完全無法採取集體行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之下，若想改善勞動條件，除了倚仗國家或經營者的慈悲之外，別無他途」。 學者們對國民黨獨裁體制的批判確實强烈，卻在無意中刻劃了一大群沒有歷史的、被動的、甚至是依賴體制的台灣勞動者。更危險的是，如果接受了這個過度簡化的台灣民主史、社運史版本，我們就容易只看到個別人物、個別政黨的作用，從而給了他們過高的歷史地位。 的確，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足以剝奪民眾罷工權並嚴懲罷工工人的法律就有《戒嚴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國家總動員法》、《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國民黨透過媒體宣傳、演習、冬防宵禁等管道，不斷把「勞資糾紛」、「罷工」與「群眾運動」、「匪諜煽動」、「暴動」等連結起來，加上情治安全單位的監視，黨組織對工會的掌控以及黨政機關對勞資糾紛的干預介入。在最嚴峻的情況下，煽動罷工有可能觸犯《懲治叛亂條例》，而遭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刑期」。 但即使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1950、60年代，根據我很不完整的搜羅統計，至少就發生了20多起罷工事件，起因從反抗資方欠薪、减薪、管理嚴苛、開革工會幹部到爭取加薪和年終獎金，要求組織工會等等，罷工的時間從數小時到數周、數月，在個別地區和產業（如煤礦和皮鞋製造業）甚至引發了連鎖效應，工潮出現擴大蔓延的趨勢。 當年的國民黨不斷對國際、華僑宣傳「自由中國」人民生活幸福，所以官方和媒體只得創造「停工」、「休工」、「輟工」或「曠工」等語彙來解釋工人的抗爭行動，個別因罷工案件遭逮捕的工會幹部，也因這樣的解釋而最終獲釋。台灣勞動者以勇敢的集體行動，不但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一步一步的奪回了橫遭統治者剝奪的勞動基本權利，直接挑戰、鬆動了戒嚴體制，讓一大批限制人民權利的惡法在實際生活中無法全面執行。 重新挖掘戒嚴時期台灣草根群眾的反抗史是重要的。它既告訴我們，在開明統治者順應潮流，推動改革之前，這股潮流是如何匯聚而成，更提醒我們，開明君王絕非突然降臨。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這在英國向來不是個秘密：報紙業界和學界仿佛是來自兩個世界。負責調查英國媒體與政界關係的列文森聽證 (Leveson Inquiry)日前出台報告，呼籲建立非自律性質的報業監管。英國報業集體抗議，認為會損害報業自由。就如《衛報》總編所說：「我們很需要改革，但是我們也需要自由。」相反，不少媒體學者卻公開表示歡迎：是時候要遏制報業濫用權力了。 正如《媒體與權力》作者詹姆斯·卡倫 (James Curran)教授所言，學者的憂慮集中體現在以傳媒大亨默多克為代表的所有權集中化對英國政治及公共生活的損害。當默多克宣布不再支持布朗的夜電之後，果然工黨選舉敗北。壟斷的報業格局也被認為嚴重降低公共興趣的多樣性。此外，學者們也痛心疾首地批評以《太陽報》三版女郎為代表的小報化的煽情傾向嚴重扭曲了公共利益。 其實，20世紀的英國至少有四次類似於列文森報告對報業操作狀况的調查。基於公眾對報業所有權集中化趨勢的擔憂，在 1949年、1962年、1977年和 1993年分別進行的調查或建議設立報業評議會 (the Press Council)，或提倡反報業壟斷或者加强對壟斷的控制，但每次均被報業强烈批評和譴責，認為會損害報業自由。早在 1990年，當時撒切爾夫人的內務大臣 David Waddington就說，這是報業最後一次建立非法律性質的自律機制的機會。從目前的狀况來看，似乎報業沒有好好利用這次機會。 此次列文森聽證肇始於 2011年再次爆出的新聞集團的電話監聽醜聞，而且此次監聽的對象竟然是被謀殺的女孩以及「7·7」倫敦地鐵爆炸的受害者。這醜聞引起公憤以及公眾對市場壟斷格局下報業濫用權力的擔憂。卡麥隆說：我們不能再次說這是（報業建立自律機制的）最後一次機會，因為我們已經給過機會了。 儘管報業內部有略微不同的看法，比如衛報主編依然提倡報業自律，希望能被給予一年時間來建立這個機制，而《倫敦標準晚報》的老闆則認為，需要全盤改革已經存在的報業投訴委員會，讓其獨立於政府以及報業，並且引入更嚴苛些的制裁。但是有一點共通的是，報界堅持要自由，不要法律性質的監管。 在這件事情上，報業自然有反駁的理由：若是將默多克的新聞集團作為英國報業的代名詞，這恐怕對報業不公；若是因為要阻止少數的濫用權力，而犧牲大多數的新聞自由，那是何等不值得也不公平的代價。何况這幾年報業和政治集團之間的故事，無不暗示着政治對報業的介入。無論前首相布朗是否承認對默多克實施打擊報復，這一兩年，新聞集團在英國市場上頻頻失利。無論是電話竊聽醜聞調查，還是天空廣播公司（BskyB）項目招標失敗，默多克父子灰頭土臉，焦頭爛額。此次英國報業的抗爭是否能同歷史上那幾次對監管條例的抗爭一樣成功，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近日，《每日電訊報》著文控訴，支持監管的學者以及hacked-off 網站，事實上具有集權左翼思潮的傾向。該報對英國首相卡梅隆將報業追求新聞自由稱為「第一修正案的原教旨主義」而憤憤不平，並引用同在 Goldsmith學院的 Natalie Fenton教授在新左網站（new left project）上表達的：認為當下報業過於自由，以及「愈多新聞就代表社會愈民主」其實是幼稚地相信多樣性的觀點，以體現學界和報界在這一點立場上的差異。文章暗示這種學界觀點其實只屬於少數左傾者，並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報業自由觀點的少數派學者，往往是記者出身，現在從事新聞學教育工作。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前媒體人Tim Luckhurst，他現在是肯特大學的新聞學教授，不僅在報紙上著文表示「英國報業必須要自由」，而且他有關這個觀點的相關言論在各報不斷地被引用。 當然，屁股决定立場。學界和報紙業界的不和，只不過是自由主義者和警惕市場力量的批判主義者之間，對報業在公共領域的作用和其民主功能有着不同理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