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评论

  让“公共论辩”成为一种民主训练     彭晓芸   2011年的世界依旧不太平，债务危机、街头运动、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中东变局…… 中国也不平静：公共安全危机、道德危机、劳工维权、房价震荡、空气恶质、官员腐败在继续……对中国来说，这一年还可以称之为“微博元年”。微博虽然不是生于2011，但微博的火热以及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则是2011年的事情。人们关于微博的评价，观点各异，有认为微博能够倒逼改革，有认为围观改变中国，有认为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微博是情绪的放大器……大约博客时代也没有这么荣幸地被赋予如此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意味。 这与微博在技术层面上就形成了交互式、即时性公共论辩的格局相关。说微博倒逼改革的，基于认可微博公众参与政治事务论辩所爆发的能量，认为这样的民意，当局不会没有注意到；说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的，则隐含着学术思辨的要求来看待微博，不可能一次性长篇大论的微博看上去不适合慎思慎论。 若论一般性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而非专业发言，其实，微博的篇幅限制、交互效应倒是颇为体现了公共论辩的形态和适应性。篇幅的限制，有点类似辩论会的“限时发言”，而微博的要义在于它并非独白，它必须有“粉丝”——即是论辩中的对手和听众。 微博这一年的激荡，逐渐淘洗出一种更为理性有效的话语方式和议程设置能力，那些依靠商业炒作或耸人言论出位的，渐渐没了市场，满嘴脏话、热衷人身攻击的，无论其立场和言论内容是什么，也渐失公信力，打假的方舟子在微博获得了最大的舞台，李开复也要学会“道歉”，而左右的对立在微博的公开论辩之下，既有激进的对立更激进的一面，也有被对话思维消弭既定偏见的一面。 不过，如果以为有了微博才有公民的公共论辩，则显得太迷信微博了。实际上，公共论辩并不止步于虚拟空间，它出现得更早更早，却没有被足够重视或推而广之制度化。 譬如，身在广州的市民，可能早已习惯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公共论辩形式参与城市治理和公共决策，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每周的人民公园，它也如同微博那样，没有门槛，你站立在论坛现场，你就是自己的麦克风。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政论性电视公开论坛——《羊城论坛》。 《羊城论坛》诞生于1992年5月，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和广州市电视台联合主办，以“国事家事天下事，你谈我谈大家谈”的宗旨，邀请官员、学者与市民就某一具体议题进行公开论辩，论辩共识往往成为一些法律法规或城市治理的决策依据。论坛完全依靠市民自发参加、自主发言，不是早有排演的“政治秀”，看过现场或节目的人，或许会赞叹节目的原生态和争论的激烈程度。例如，在第35期论坛“房屋拆迁管理大家谈”上，自发参与的市民达400多人，场面“火爆”；在第71期论坛“完善社保体系，保障全民利益”中，自发参与的市民达300多人，激辩数小时。如果你本来是到人民公园休闲散步的，路过的时候，也可以很随意地参与一句，这就是它的自发和开放性质。 据节目组介绍，官员参与此类公开论辩，一开始也有人显得不适应或拘谨，后来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公众的诘问，学会了将决策机制中的难题难点扼要地向公众阐述，以期获得理解与建议。其实，不独公共事务的论辩，基层官员的竞聘过程，也有论辩之风，可惜的就是，这种论辩往往局限于“内部人”，辩给参与人才选拔的领导看，辩给未来的下属看，特别是由于不对公众开放，所以，谋求竞选的官员并无民意及舆论方面的压力，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式”辩论圆满成功，也不意味着此类官员走马上任就具备了处理公共事务争论和应对公众舆论的能力。正是这种话语方式到行为思维方式方面的“不适应性”，导致很多官员连微博也不敢上，他们缺乏将自己亮在公众视野中的勇气和能力。 但是，刻意不裸露于公共论辩当中，并不代表能够逃脱公众舆论的诘难。官员群体往往有着“我早就知道了”或“你不知道”的傲慢：反馈民情，他们习惯说，我“早就知道了”；危机公关，他们却指责公众，你们不高兴，是因为你们“知道得太少了”。 恰如王尔德说过的那句名言：“我喜欢谈论政治，我整天都在讲政治，但我无法忍受聆听政治。”官员群体每天的各种“讲政治”委实不少，可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讲政治”，但如果此类“讲”，仅限于关起门来，那么，当门不得不打开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所适从，显得如同未经训练的莽夫，说啥错啥，说多错多。 当公民已经自发、散发地在公共舆论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任何一位不知名的网友都可能因为出色的表现而粉丝百万的时候，将自己封闭在“蜜罐”中的官员群体是时候回应微博广场的时代吁求了。一种良性的公民论辩及官民互动，在西方社会被视为是对宪政民主进行补充的审议式民主，那么，对于还沉浸于“宅男宅女”时代的部分中国官员来说，千万别等到发现你成为互联网舆论焦点的时候，才想到参与公共论辩，而应当更早更早地，自己主动跳入舆论的大海，接受浪潮翻滚拍打，与公民一道，锤炼面向未来的民主品质。                                                        《环球时报》2011/12/6 见报有删节  

《中国报道》杂志12期年终特刊 约稿：这一年的公共危机： 决策机制的封闭，不再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包办能够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智力支持。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无论大小，应该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而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避免“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导致的补偿机制的随意性。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    彭晓芸 关于孩子的记忆总是容易调动人的悲悯与恻隐之心。 2008年，四川地震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的小女孩，数千个孩子的书包铭刻着沉甸甸的哀痛。2010年，上海大火之后，自发献花悼念的人群中，一个镜头让人难以忘怀：一位可爱的小女孩，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朵小白花。这张照片成为许多报刊的封面或专题配图。 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致40余人死亡，而一位小女孩的偶然得救成为生命的奇迹，刺痛着人们的神经，成为事故问责的一个重要导火索。10月，小悦悦悲剧再引公众关切，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路人成为众矢之的。11月，甘肃校车超载事故导致19名幼儿丧生。 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截取与儿童相关的镜头，是因为稚嫩的生命、天真的眼神更能引起成年人情感上的震颤与自责。而事实上，仅就2011年来说，各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获得的关注度却不尽相同，这与自媒体时代下公共治理的新特质不无关系。 微博时代的舆论发酵 不作特别提示，人们恐怕只会记得“7·23”温州动车事故，却未必能够想起就在此前一天，7月22日京珠高速客车燃烧事故导致了不相上下的死亡人数。被烧成空壳的灰色车皮孤零零，仅是一张陌生的新闻图片，指向的似乎只是一场意外灾难，而没有引发公众情绪上那般强烈愤慨。 换一场景，一节长长的动车车厢斜跨在高架桥上，人们几乎可以马上想起一段视频，车厢被粗暴地掷下桥，轰然倒下，随后传出车厢内还有人生还以及车头被掩埋等说法。正是这些细节在微博的传播，引起舆论对事故处置的极大不满。当然，往深层次挖掘，则是客车与动车运营背后所代表的全然不同的机制，一个是市场化程度相对高的公路运输业，一个则是常常引起生理性反感的“铁老大”及其垄断地位。人们更相信，动车事故是体制缺陷和人为因素所致，另外，由于铁路运输在人们的印象里是安全预期较高的交通工具，一旦出事故，更为挑战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舆论沸腾空前，从微博自媒体到传统媒体，完成了一次议题的生成到发酵过程。这一方面是赶上了新浪微博的成长期，参与热议的人数广泛，另外可能与媒体人自身也多有乘坐动车、高铁相关，“感同身受”让媒体对此事的追踪热情有加。 舆论产生了叠加效应，感染着微博上的每一个人。《环球时报》发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警示，表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经济观察报》以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一文对温州动车事故中媒体同行的犬儒和无为严厉批判。 这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人们甚至认为，温州动车事故激起的舆论高潮几乎超过2008年汶川地震，外媒甚至期待，中国媒体有望借此突破管制，走向更为开放的舆论环境。但这轮热潮终究还是退散了，一切回到原状。 直到11月份的甘肃校车事故，这次的舆论热度已经明显不如动车事故，对微博的舆论效应、对灾难的愤慨程度，皆有所减弱，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些什么。账号为“@冬眠熊2010”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微博上发出议论：“『群情激愤，不了了之』60多个孩子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薄铁皮围起来的所谓校车里被强力撞击，20个孩子没了，受伤不详。举国群情激愤，有呼吁捐校车的，有呼吁废公车以代之的。但你会发现与512、723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有所谓“不了了之”的抱怨，即说明社会普遍对这些公共安全事故的善后有着基本预期，而目前看起来，显然很多人并不满意。 社会协同与治理成本  一场公共危机的治理，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算“了了”？温州动车事故，在舆论的咆哮与拷问之下，遇难者赔偿金额从17万一直提升到91万，这算不算是民意“赢”了？还是民意输了——“当卖大白菜呢”（一位家属对温家宝总理语），讨价还价？ 而11月发生的甘肃校车事故，达成的赔偿额是43.6万，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没有“稳控人员”包管到户，家属“情绪不稳定”地出来控诉，舆论予以配合，这个数字会变化吗？无从判断。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被安排着，有人概括说：孩子们的身体塞满了一辆校车，官员的名字挤满了一张纸。 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处理路径，依循的仍然是自上而下、层层“高度重视”的指令贯彻，公民的参与被基本排斥在外。当然，决策者多少吸纳了民意，但这种吸纳的方式随意性较大，治理成本当中包含着稳控成本，往往在并无厘清责任人的时候，就已经由全民买单了，且受舆论左右，并未形成制度化危机应对机制。 这种封闭式危机处理方式，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看起来比较可控，往往能够达到较短时间结案的目的。在温州动车事故中，人们得知有关部门曾下令尽快通车，这引起了舆论的震怒，但是，对于官员来说，没什么比排除障碍、通车、恢复秩序更能符合官僚体系在危机应对当中的一贯思路了，在官场逻辑那里，恢复秩序便意味着“搞掂”，“搞掂”便意味着最大限度保住基层官员的乌纱帽。 决策机制的封闭，不再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包办能够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智力支持，公众已经开始自行搜寻与事故相关的信息，并且依据这些信息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如果能够赢得媒体的支持，他们还能够做到很快进行国际经验的比较，对事故的每一个可疑细节重新检视。德国、日本专家提供的经验，推翻了中国动车技术上的神话，而掩埋车头、粗暴排障、过早停止搜救的处理则遭到严厉谴责。 专业壁垒、信息垄断已经不构成公众持续追责的障碍，当公共安全可被分解成无数个环节和不同责任人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协同治理的局面，这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完全的封闭式治理的不可能。 事实也证明，舆论对动车速度的质疑是被官方注意到的，温州事故之后，多条线路降速50公里，票价下调5%。而在甘肃校车事故中，公众的关注方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官方议程。譬如，尽管在报道规模方面严控，但甘肃庆阳方面很快作出废公车建校车的决定，庆阳市承诺将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将预算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这与舆论的一致呼吁不无关系。 危机处理制度化与信任求解 官方的上述决策只是在有限程度上缓解着公众的愤怒情绪，但聪明的老百姓不再相信这一切仅仅是偶然，他们发挥强大的检索能力，找到一段“九座面包车塞进64名儿童”的视频，该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网民们热议着校车超载背后的社会问题，有归因于贫富差距，留守儿童监护失察，有归咎于教育投入的不足，有怪罪在民办教育监管缺失，有认为中国人规则意识差，交通违规惩罚轻…… 从动车到校车的安全事故，提醒人们重新关注就在身边的社会风险，这些事故与一般性的偶发灾难事故显著不同，它们都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属于本来可以避免的人祸。正因此，舆论对这些事故的反思很快上升到体制层面，也就是公共安全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一方面由于事故确系人为原因，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结构紧张的激化。 所谓“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譬如校车问题很快被强化为阶层对立，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公众搜索出来的关于当地政府大楼的气派景象以及公车使用状况，则彰显着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他们发现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豪华的政府大楼、档次不低的公车以及年终的突击消费现象，无一不在打击政府的信用，公民开始对自己作为纳税人的身份敏感起来。 恰在这时，一位网民因对官方新闻通稿中家属“情绪稳定”陈词滥调的不满，发了一条配图微博，但由于此次事故对新闻报道的限制，该网民没有找到本次事故的家属恸哭场景图片，便随意配了其他事件中家属痛不欲生的照片，随后，这一行为遭到网站停止他发微博半年的惩罚。众多网民对这一惩罚表示不满，有的则建议，今后应当将“家属情绪稳定”这样僭越民意的报道语言去掉。 可以说，在一轮公共安全危机处理中，封闭式治理并不能阻止公众的“说三道四”和参与愿望，有的甚至在讨论启动捐赠校车的民间行动，有的则强烈反对，要求继续对事故追责，敦促政府承担更多。 在这种微妙背景下，庆阳市委市政府于11月18日决定，“在未来三年内投入6.8亿元，新建155所公办幼儿园，希望能够解决民办幼儿园的教学和安全问题”，这一天，距离事故发生的16日，仅仅是第三天。这样的决策“高效”得有点令人心生疑窦，让人联想到另一场景，2011年8月大连发生的3万市民抗议化工项目的建设，市长在现场直接向示威人群喊话，并承诺搬迁工厂。这样一些决策，“看上去很美”，却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丝毫看不见一个政府机构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由此呈现的程序正义，似乎地方长官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可观资金、大型项目的用途。 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联想到日益升级和僵化的“维稳逻辑”治理，在地方官眼里，群众聚集起来的抗议行为均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是可导致其被“一票否决”丢掉乌纱帽的致命威胁。于是乎，为应对舆论的沸腾，官员尽可能赶在群情激奋的公民行动之前，以利益换稳定，以一时的妥协消弭公民抗议的蠢蠢欲动。 当一切为维稳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利益博弈应当照顾到的可持续性、公平性、透明度均被搁置，难怪熟悉基层治理的学者于建嵘在微博发出这样的喟叹：“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出现了严重的退步。为了所谓的发展或稳定，可以无视人权和宪法，把一些违法乱纪的手段都作为工作方面了。” 法治缺失的背后，往往是“不惜血本”买稳定。不过，不是每个地方政府财政上都有此魄力和雄心，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作出一律不准搭乘校车的指令，宁可让孩子走漫长的山路也不再提供校车，以此推卸责任。事发地的决策和其他省市地方的措施一对比，更加反馈出这种决策的随意性，这样的社会治理，是非制度化而低品质的。风险社会相关理论中有个概念叫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尽管这个概念在民主社会更多的是指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是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以闭门决策、牺牲程序消解了责任。 闭门造车，对公众屏蔽信息的，绝不是个案。 距离温州动车事故发生120天后，也是动车事故调查报告递交的截止日期，2011年11月20日，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透露，技术层面的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经于9月底完成并递交，调查结果颠覆了此前认为信号技术存在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并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这个姗姗来迟的结论并没有化解公众疑窦，反而强化了公众在对安全事故追责方面的无力感：裸露于风险之中，却不能参与遏制风险。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在他看来人们必须告别一些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他还提出应对风险社会，团体参与的范围不能由专家来定，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开放，实现管辖权的开放。所以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决策不是已经制定好的，要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另外，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闭门协商必须传达到或转化为多种能动者之间的公开对话。 “再造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启发则是，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无论大小，应该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而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这一方面是让公众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得到处理危机的锻炼机会，以便在诸如非典甚至日本核危机那样更为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降临时，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唯有制度化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公共决策才能照顾到社会不同群体的公平与正义，避免“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导致的补偿机制的随意性。                                                            《中国报道》杂志12期                                            

摘要： 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审慎应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这一回，这位主编的无心之过「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当玩笑的民族主义者，遭遇了一个话语权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时代，落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岂止这位媒体主编，紧接着「九一八」言论事件卷入舆论漩涡的，恰恰就是批评西门不暗的环球网所属报纸——《环球时报》。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的社论，文章提出：「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也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番言论引起了微博上一片哗然，知识分子和网民对《环球时报》阴谋论的思维、僭越的主张及傲慢的标题，猛烈批评，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说：「拜托，别说人家骆家辉作秀。让咱们的官员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没有，真的排队买一回东西，别前呼后拥的。一回就行，让我们这些屁民开开眼。我从小到大，50多年了，还没看到过官民平等是怎么回事呢？」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甚至连反对过西门不暗「不当言论」的网民，这回转向反对环球时报了，批评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有些甚至开始对环球时报的总编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这不是倒戈，而恰恰呈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杂性。这里不能不提起由台湾学者吴叡人翻译的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著作，跨越时空地成为了全球学术界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陆也出版了同为吴睿人翻译的简体版，可惜的是，简体字版删除了整个第九章，于是《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不完整的「开放文本」。 恐怕连安德森也不敢想象此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学里的每个学生或老师，即便没看过此书，也一定能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娴熟地用在各种学术谈资中，甚至被望文生义地简单化理解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完全解构和嘲讽。 不得不说，对学术自由的禁锢导致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理解和传播，恰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总有人粗鄙地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简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自由，民族主义问题也面临着被极化为「民族情感是可耻的」的去民族化倾向。 其实，安德森恰在第九章《历史的天使》深刻地区别了「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安德森对弱国民族主义较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日本看到对旧日本帝国的某些面向越来越公开的赞美，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可见，安德森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持警惕态度的，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安德森也认为日本「极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体人应当充分理解民间的朴素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对公众的这种情绪存在过虑和敌意。 但「官方民族主义」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此外，官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民粹民族主义合流，它们共同的特质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构假想敌——从而将「敌人」化约为一个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象征符号，作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主体。 这一点，很容易从《环球时报》这篇遭致批判的社评以及一位曾经作为反抗者姿态的作家摩罗的微博言论获得直接的观感。摩罗曾以反抗者自诩，如今却在微博发出驱逐骆家辉的极端言论，此论一出，学界和网民诧异不已，直呼摩罗「疯了」！ 对峙、对话与融合 如果说摩罗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几分心理创伤知识化的痕迹，那么，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更大程度体现为国家主义，至于那个对骆家辉提出愚蠢问题的央视记者芮成钢更多的则是年轻世代轻狂的自负。摩罗式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偏执，但环球时报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则是威权时代权力的典型特质，而芮成钢这类曾经留学西方的年轻人试图代表中国价值观与西方对话甚至对峙，则更具普遍性，一味地讥讽、谩骂，只会激起双方更强烈的对立感和社会分裂。 8月8日，《联合早报》曾发出社论文章《中国需防民族主义失控》，社评指出：「最近十多二十年，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愈演愈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国家日益富强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当局在马列官方意识形态日趋衰落后乞灵于民族主义所致。可是，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若中国民族主义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既然今天可以‘骑劫’县政府，明天就有可能‘骑劫’省政府，后天也有可能‘骑劫’中央政府，其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  《联合早报》所指涉的这种民族主义，当指民粹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民族主义，此类极端力量毁灭性极大，就是深谙维稳之道的官方，对其恐怕也是忌惮排斥多于默许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极端的、暴戾的民族主义值得举社会之合力使其破坏性最小化。然而，这需要的是诉求自由民主之士也努力避免自身的极端化或虚无主义，以宽容和同情之理解去应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聚合中，人们甚至说不出它们确切的方向。 一方面，可以看见媒体各自所代表的价值观日益公开论辩，除「九一八」言论的微博论战及媒体舆论，还有9月19日的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刊登了读者来信，以极大的尺度戏仿骆家辉答芮成钢问（读者在该文留言中说「果然，南方亲西方，北方信政治」）；另一方面，南方报业旗下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封面人物进行深度访谈，而「九一八」言论风波的当事人西门不暗任主编的《南都周刊》此前恰恰采访了被称为「高级五毛」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这些报道意味着一种颇值得玩味的互动，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人之间既对峙又对话，甚至不排除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当然，整个国家真正的「融合」需要痛定思痛的社会变革作为制度上的承载物，需要基本的底线共识作为民族认同，谁也不知道达致这样的社会共识需要多少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学者徐贲曾经指出，「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在经过了法西斯的劫难后，以彻底更新德国的政治文化为目的，超前于当时的德国政治文化水平，这恰恰是中国在文革以后没能做到的。 」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德国人对德国的认同(爱国主义)是以认同基本法的规范价值为基础的：「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否定这个事实，那就是直到奥斯维茨之后，也可以说只是在这一道德灾难的震撼之后，民主才在德国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中扎下根来。」  对于中国来说，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2011/09/27 | 《旺报》（全文完）

摘要： 連反對過西門不暗「不當言論」的網民，這回轉向反對《環球時報》了，批評的聲音一點也不客氣，有些甚至開始對該報的總編進行謾罵、人身攻擊，這不是倒戈，而是呈現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複雜性。 《當插科打諢遭遇民族主義三之二》審慎應對民族主義的複雜性     | 彭曉芸  《旺报》2011/09/26 這一回，這位主編的無心之過「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當玩笑的民族主義者，遭遇了一個話語權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時代，落入輿論的風口浪尖。 其實，豈止這位媒體主編，緊接著「九一八」言論事件捲入輿論漩渦的，恰恰就是批評西門不暗的環球網所屬報紙《環球時報》，該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希望駱家輝好好做「駐華大使」〉的社論，文章提到：「當美國大使成為中國輿論的『政治明星』時，他自己不強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當的。中國積極炒作駱家輝『廉潔秀』的媒體也應當自重。批評中國官場的腐敗和官僚主義盡可以找其他的場合和角度，過度美化一個外國駐華大使，尤其是當他在中國的使命『十分複雜』時，是非常不恰當的。」 須警惕官方民族主義  這番言論引起了微博上一片譁然，知識分子和網民對《環球時報》陰謀論的思維、僭越的主張及傲慢的標題，猛烈批評，歷史學者張鳴在微博上說：「拜託，別說人家駱家輝作秀。讓咱們的官員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沒有，真的排隊買一回東西，別前呼後擁的。一回就行，讓我們這些屁民開開眼。我從小到大，50多年了，還沒看到過官民平等是怎麼回事呢？」 細心的人可以發現，甚至連反對過西門不暗「不當言論」的網民，這回轉向反對《環球時報》了，批評的聲音一點也不客氣，有些甚至開始對該報的總編進行謾罵、人身攻擊，這不是倒戈，而是呈現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複雜性。這裡不能不提起由台灣學者吳叡人翻譯的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這本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的著作，跨越時空地成為了全球學術界關於《想像的共同體》的「想像的共同體」。大陸也出版了同為吳睿人翻譯的簡體版，可惜的是，簡體字版刪除了整個第九章，於是《想像的共同體》變成了不完整的「開放文本」。 恐怕連安德森也不敢想像此書在中國大陸的流行程度，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大學裡的每個學生或老師，即便沒看過此書，也一定能將「想像的共同體」這個概念嫻熟地用在各種學術談資中，甚至被望文生義地簡單化理解為這是對民族主義的完全解構和嘲諷。不得不說，對學術自由的禁錮導致了一種支離破碎的理解和傳播，恰如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運用，總有人粗鄙地將道德與自由的關係簡化為道德相對主義或絕對自由，民族主義問題也面臨著被極化為「民族情感是可恥的」的去民族化傾向。 其實，安德森恰在第九章〈歷史的天使〉深刻地區別了「官方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一般的民族主義，某種程度上，安德森對弱國民族主義較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如果在未來的2 0年當中，我們在日本看到對舊日本帝國的某些面向越來越公開的讚美，我也不會感到太驚訝。」可見，安德森對日本的軍國主義是持警惕態度的，在日本對華侵略問題上，安德森也認為日本「極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體人應當充分理解民間的樸素民族主義，沒有必要對公眾的這種情緒存在過慮和敵意。 但「官方民族主義」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義」本質上是王朝為了鞏固政權而誕生的，它將官方的意識形態強加在王朝疆域內人民，官方民族主義的極度擴大便是「帝國主義」。此外，官方民族主義很容易與民粹民族主義合流，它們共同的特質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構假想敵，從而將「敵人」化約為一個普遍性的殖民主義象徵符號，作為他們共同反抗的主體。  這一點，很容易從《環球時報》這篇遭致批判的社評以及一位曾經作為反抗者姿態的作家摩羅的微博言論獲得直接的觀感。摩羅曾以反抗者自詡，如今卻在微博發出驅逐駱家輝的極端言論，此論一出，學界和線民詫異不已，直呼摩羅「瘋了」！                                                           未完待续，网络转载请待全文。  

因刘剑锋对张志安提出的几条调查记者标准表示疑惑，我把过去写过的几小段找出来。其实这问题在石扉客质疑社运记者时用到对性格的形容词以及年轻漂亮等词的时候，我就表示过反对。当时甚至有几个被影射的女记者打电话给我哭诉，认为被这样描述感到非常委屈。我也不认同此类描述，因为这样毫无规范可循。性格是个人问题，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能言好辩，难说哪一种好，只能看对这个职业的具体帮助。至于是否自我悲情化，神圣化，道德化，没有标准可言，无法操作评判。 一切均需要落实到文本，一个人如果性格、人格真的好大喜功，如果问题真的很大，终究会在作品上体现出来，会在职业规范上出纰漏，那么，就回到文本和职业行为上来评价吧！如果还没出问题，只是某种性格上的外向或张狂让人不喜，那纯属个人偏好，根本不属于业务批评范围。我见过的优秀的评论员或记者，都有一些性格乖张的，这不妨碍他们优秀。 其实，更为根本的是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一个记者的职业写作达到怎样的水准，写中国的记者何伟获奖了，他的杰出在于他有着极为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人文社科知识，同时又有不懈的职业追求，提升了这个职业的层次，不满足于饭碗主义，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完成被安排被分配的任务，而是自己去开拓疆域。这里面有无悲情，有无道德感召，不好评价，即便有，把悲情和道德的力量运用得如此极致，有何不可？ 最后补充一句，研究现阶段的中国媒体生态和处境，不引入抗争政治、社会运动的视角和分析工具，仅仅照搬成熟民主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标准”，是远远不够的，显然是让人遗憾的。 枪打出头鸟，沉默不等于理性 2011-03-14 14:52:00   什么叫“枪打出头鸟”，国人喜欢把唾沫对准那些浮出水面的人，这条在公民内部维权也好，在对体制内成员的评价也好，成为中国特色人际关系，也因此，中国人一旦搞起社会运动，公民行动，就难以形成信任网络。结果就是，沉默是金，那些暗暗沉在各自社群地基以下不吭声的人，成为最大赢家。  铁板一块的政治思维其实是想象力匮乏的思维，和体制同构，都相信一个组织就一个声音，一个组织就一个灵魂，仿佛上帝切割得如此泾渭分明。然后，大家又都把指责给予每一个组织里最努力的那一个。这缺乏换位思考，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导致出头者、走钢丝者瞻前顾后，孤立无援，犬儒沉默倒最安全。  人们经常混淆一些概念，如【激进】和【出头】，【理性】和【沉默】，把一切出头者视为激进，把一切沉默者视为理性，这是国人毫无逻辑的表现。出头者未必激进，激进者未必站出来，沉默者也未必理性，更多的沉默者骨子里激进得很，把怨恨埋进了心底里，只不过懂得算计，拒绝付出任何代价因而不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