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南方周末的《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曾经名传海内，万人传颂，被称为年度最有深度评论。责编朱蒂却因此被辞退，至今没一家报社杂志敢收留她。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爱国是一个老话题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对于爱国意识的界定还是很模糊的，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加以界定和强调。 　　 　　首先，国家的概念应该是起源于奴隶社会，也就是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当时的爱国意识也就体现在对于奴隶主的忠诚以及对于奴隶制度的效忠；随后的封建社会，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自由，人们的爱国意识也有很大的变化，不过对于皇权的效忠还是主体思维，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随着世界格局的变迁，很多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升华，追求公正和自由成了人们思想的主旋律，这个时候人们对于爱国意识的认知也就开始有了质的飞跃，把“爱国=忠于皇权”的意识彻底抛弃，转而把“爱国=热爱自由和公正”奉为至理名言，由于这种意识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单一的政党，因为人们只相信那些能带给他们公正和自由的政治团体，一旦发现他们不会带给人们公正和自由的话，就会毫不留情的转而支持能带给他们希望的团体，由此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党为了能够拥有执政权并能够顺利组建政府，就必须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可，由此才有了竞选的产生，因此产生的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个时候的爱国=爱执政党=爱政府的等式方可成立。 　　 　　而在现代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意识还没从5千年以来的“忠君”思想中解放出来，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思维认知领域，自然而然的就把“忠君”改变成为“忠于现行政府”的思维当中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与中国在思想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现在的中国人的追求公正自由的民主意识也就不断的增强，然而中国的人民却悲哀的发现，在中国他们能够选择的机会根本就没有，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团体，不管你支持也好，不支持也罢，我就是如此，由此人民的思想开始茫然，很多不认同当今中国政府做法的人们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只有含泪远走国外，追求自己的公正和自由去了，在此种条件下的爱国就不等于爱政府更不等于爱执政党！因为这是个只有唯一选择答案的选择题。 　　 　　 　　什么是爱国？ 　　 　　愛國，就是愛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而不是愛這片土地的統治者。 　　 　　愛國，就是愛這個國家的民众，而不是愛這個國家的政府。 　　 　　愛國，就是要讓這個國家走向民主而不是走向專制。 　　 　　愛國，就是讓國民走向自由而不是成為奴隸。 　　 　　愛國，就是勇於支持弱勢群體正義的行為，就是敢於反對貪官權貴的橫行霸道。 　　 　　愛國，既要同情民眾的疾苦，也要憎恨貪官的腐敗。 　　 　　愛國，既要為歷史上的輝煌和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要為傳統的專制和今天的落後感到羞恥。 　　 　　愛國，既要勇於承認他國的優點，也要敢於正視自己的不足。 　　 　　愛國，既要反抗外族野蠻的侵略和統治，也要學習外國价值观科技文明和民主制度。 　　 　　愛國，就是要勇於為民众的自由而犧牲，而不是被人利用成排外的工具，成為專制政權的維護統治的犧牲品。 　　 　　愛國不是抵制日貨,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學習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現,學習是超越的先導。把日本看作AV,委瑣，野獸，而忽略他們可敬的教育，制度，努力,是不可能超越他們的。 　　 　　愛國不是誇耀祖宗創造了什麽,而是我們能給後代留下些什麽。 　　 　　愛國不是在網上叫囂武力解放台灣,而是努力了解台灣爲什麽和大陸離心離德,看一看台灣的政治民主進程對我們有什麽啓發。 　　 　　愛國是勇敢捍衛自身自由與權利,國家會明白自己的權力是有邊界的,它會變的稱職與可愛。 　　 　　愛國是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 我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人,養活國家。 　　 　　愛國是說真話,辦實事.如果國家不讓我這樣做,我要勇敢地站起來,批評它,改進它,重建它。 　　 　　愛國是國家侵犯我的權益時,一定有人站出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如果這樣做,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有了保障,我們的國家變得合法、文明、可愛。 　　 　　 　　 　　 　　 　　 —-白衬衫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