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问邻家读高一的美国男孩，这学期语文课上什么内容。他说学古希腊悲剧，现在正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这是黑格尔最欣赏的悲剧，不是描写善与恶、而是描写善与善的冲突。笔者问他感觉如何。孩子说：幸好我们不在那样的时代了，不用再作那样的选择。笔者摇头：这些美国人啊，从小生活在法治社会，头脑太简单。...

支撑我们前行的，不该是“他们没有好下场”，而是“我们没有好下场”。不是邪不压正，而是不抗争就暗无天日，不是口水和隐喻，而是分析与事实。中国的抗争，善用外部机遇，却忽视内部结构，缺乏一个累积的学习曲线，是一种基于路径依赖的机械借用。而韧性的制度，则利用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通过妥协，收编，审查等手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策略创新。在我们寻找隐喻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制度创造的模式在悄悄地自我调整，并试图赶上民间的自学速度。     隐喻和威权   文/赵蒙旸（香港中文大学）       “独裁者都没有好下场。”每当暴君们以各种窝囊的姿势倒下或即将倒下时，都会出现这句经典感慨。还有人会给全世界落难兄弟们排序，拟定出解救的时间表。我们都在玩一场竞猜游戏，定时炸弹将会在何时何地爆炸呢？这类话语的潜台词是，独裁者的命运都是注定的，注定会出现一个作为导火索的临界点，你不努力，别人会努力，所以他早晚会完蛋。 拉斯韦尔说过，管理公众的恰当方法是坚持强调我们事业的最终胜利。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对公众的操纵，也适用于公众对统治者的想象，两者都一样有害。为了验证我们事业的最终胜利，人们坚持搜寻着各类隐喻，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种。 一种是不利于制度的隐喻。京城的大水让我们找到了证据：它是中国神话即将终结的隐喻，制度与其吹鼓手将毁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奥运开幕式是伦敦人对北京的尽情嘲弄，运动员受处罚是举国体制的自食其果。甚至英式幽默，都可以反衬出中国文化对于创造力的扼杀。类似的论调其实很好仿制：越是将自己放在大国的宏大叙事里，越是骨子里的小国，这样的国度脆弱而易死，在偶发事件前如同保温箱里的初生儿。换言之，任何一次对现状的羞辱，都可以为制度的坠落背书。 炮制隐喻是种政治正确，深究话语则要冒一定风险。特别当谈论中国的特殊国情时，似乎会和环球时报体绑在一起。媒体的渔网一过滤，奇观效应一登场，现存的问题都变成一个模子做出的成品，解决工序就像凉拌番茄一样简单。如果你插话说凉拌番茄只是表面现象，或者红烧肉的工序也值得研究，轻则被打回学术象牙塔，重则被各种罪行标签砸中。然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又确实只此一家，绝无分店。很多人把普世的价值和差异的现实当成了同一种东西，似乎对于后者的深究必然是对前者的否定。 看到制度无能的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成长，所以另一种隐喻就关乎自身。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抗争政治中间，大小灾祸面前，民间的私力救济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合作和冲突，本来就是生物界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本能，甚至都不为人类所特有。然而正常的人类行为，却一次次被拔高成自组织能力的提高，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自由，市场，财富”的衍生品。 人们的道德和公民意识并没有提高，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被诱导出来的特定的行为。在另外的场景下，同一批人完全可能作出令众人不齿的表现。1964年，纽约姑娘吉诺维斯在38名直接目击者的旁观下被暴徒杀害。事件刚发生后，媒体也大肆批驳美国白领的道德沦丧，但后来的实验证明这其实是心理学上多元无知效应的体现。以此类推，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突发灾难下的冷漠与温情，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与暴力，也多半和文化没什么关系，而只是恰巧满足了某些心理机制和博弈结果出现的条件。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复杂系统里，各种情况都会发生，某种程度上说，只要不是太过离谱的假设，几乎都能找到一两个例证。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说过一句玩笑话：很难想象还能提出一种没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文献某处的关于民主化或民主巩固的看法。这话看似夸张，实则是事实，因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各种结果确实都发生了。比如在压制程度与抗议水平的关系上，针对不同地区的经验调查发现，有时候低程度的压制激发了抗议，高程度的压制浇灭了抗议；有些时候高程度的压制在短期内有效，长期看无效；又有些时候低程度的压制就成功消解了抗议。如果你抱定了一种观念不动摇，很有可能到处都能看到支持这种判断的证据，但问题是，你看到的只是部分事实。对于隐喻来说也是一样，它表达的观点也许没有错，但很可能其代表性和适用面都是很小的。 支撑我们前行的，不该是“他们没有好下场”，而是“我们没有好下场”。不是邪不压正，而是不抗争就暗无天日，不是口水和隐喻，而是分析与事实。中国的抗争，善用外部机遇，却忽视内部结构，缺乏一个累积的学习曲线，是一种基于路径依赖的机械借用。而韧性的制度，则利用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通过妥协，收编，审查等手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策略创新。在我们寻找隐喻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制度创造的模式在悄悄地自我调整，并试图赶上民间的自学速度。 绝对的威权主义做底色，一定的文学素养做基础，点缀上绵绵不绝的吐槽热情，隐喻的流水线上永远不缺新产品。人类是多么喜欢以小见大的生物，一场大水袭来了，一场抗争兴起了，一个政权倒下了，我们的想象力就开始裸奔了。遗憾的是，事实上我们的胜算没有任何变化。       （采编：楼杭丹；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北斗电子书推荐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一贯伟大，而又一贯平庸的独裁者 ＜摇光＞信息、理性与心灵——从信息量角度出发浅谈影响个人思想观念的因素 ＜天权＞性爱小说：消失的鬼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宗教离我们有多远？ 无觅

性工作者的大体资料： 1•访谈的地点：   笔者曾经涉足中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漫步了40多个大、中、小城市，深入了解了性工作者的现状，对中国目前的性工作者的现状有一个较为整体性的了解。为了资料的可靠、可信，笔者多次直接、间接的进入“红灯区”，通过仔细、认真地观察和深入的访谈，掌握了一手资料。   笔者曾经在四川、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内蒙古、青海、新疆、湖北、湖南、陕西、西藏拉萨等许多地区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调查和访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对性工作者的态度。   2•个案资料来源地背景：   西藏•拉萨——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中国边疆城市，巍巍的布达拉宫曾经招引了不计其数的善男信女来顶礼膜拜，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让多少外来客人肃然起敬，皑皑的白雪让茫茫的骚人开怀畅饮留下无尽的赞扬，空旷辽原的藏域风水造就了多少名歌名谣，巍峨的雪山曾经吸引了多少世界的英雄儿女留下了青春与热血…………   改革，开放——一个现代化的名词从天而降，其来之于中国，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咳者，鸡狗不得宁焉。   2002年、2003年、2004年，笔者曾三次奔赴西藏拉萨，和拉萨各阶层人士接触，在和他们的交谈中，笔者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的巨星，无论贫下中农，还是城乡畸形人，他们都对性工作者有一种鄙视和不齿的态度，但是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笔者也发现他们很多人曾经“造访”过西藏拉萨的“红灯区”。   在西藏拉萨，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没钱的逛二环路，中产阶级进天海夜市，高产阶级拜太阳岛”，在拉萨的二环路，三环路和四环路上散布着无数的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妇，甚至包括许多中年妇女，在整个拉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也打破了神秘布达拉宫的安宁，冲击了虔诚教徒的希望和曙光，销毁了西藏巍峨雪山的雄姿，使得皑皑的白雪再也难以与蓝天相映，一切都在喧嚣中变得暗淡和灰色，一切都被“黄金文化”冲得支离破碎、千沟万壑。   目前的中西部比起东部来说，可能会落后将近二十年。但是从西藏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性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是“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在西藏拉萨，性工作者的数目是难以估计的，她们不仅仅流动性大，不稳定因素多，还有就是在西藏现在已经存在男性性工作者（在西藏叫他们为“穿红袜子的人”）。这个群体，笔者没有机会对他们进行调查和访谈。所以有人由此而大发感慨“中国的性工作者比劳动人民还要多”，或许是有道理的吧。   •个案访谈资料：   访谈地点：西藏拉萨某酒店   访谈时间：2003年6月   张某某，女，自称19岁，看上去很成熟，一幅淡妆下面隐含着丝丝的寒意。重庆农村人，初中文化。交谈之中知道：父母皆是农民，为哥哥结婚修楼房而其家债壁高筑。为了还债，小张十六岁完成了初中学业就外出务工。   她告诉笔者：其曾经在重庆餐饮业工作，但是工资甚低、工作量极大、受不了，但是苦于无事可做，勉强坚持做了半年，其间和一个同行业的小伙子（重庆人）开始谈恋爱，在一次朋友生日晚餐后，由于喝酒，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小张在和笔者交谈中反复强调，说自己当时很喜欢那个小伙子）。   后来转到一个正规的理发店开始拜师学理发，多次受到客人的性骚扰，开始觉得特别受不乐，于是反抗，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她在交谈中连续说了两次），而且还有小费，开始也就局限于抚摸，后来就可以直接摸乳房，再后来也就可以周身抚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个性工作者的朋友（笔者觉得是他自己去找的），介绍到一个“美容美发店”（在中西部地区，很多中低层次性工作区都是打着这个幌子），开始了性工作。由于看不惯原来男朋友那种穷酸样，于是自己分手了（虽然在她说完这句话后，也补了一句话，说她怕男朋友知道自己在干这个行业后甩她，所以干脆她先提出）。在重庆干了一年不到，没有挣多少钱，因为自己很容易就花掉了。   在一次和客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知道西藏的性工作行业很有前途，于是2002年就来到了西藏。干了一年多了，收入还是蛮乐观的（因为这里比那种发廊好多了，发廊的客人一般是那些中下阶层，但是酒店里一般都是中等阶层的，所以收入很高的），（她没有告诉笔者它的具体每一次收入，因为笔者知道在这种酒店里面，每个性工作者的每一次收入是不一样的）但是她们也要向酒店的老板缴纳很高一部分提成资金（由于酒店的老板和笔者有一定的关系，也就不便透露）。   最后她又主动告诉笔者，他在西藏挣了近三万元了，但是自己又不敢给家里邮寄那么多钱回家，怕家里人怀疑，所以只能每个月固定邮寄一千元，其余的都是自己存着。笔者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她想都没有想，就告诉笔者：再干几年，等到年老力衰的时候，就回重庆，买一套房子享受人生，能够嫁人就嫁人，嫁不了人就独居一辈子算了。   为了知道其真实想法，笔者推心置腹的问她：“在你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看来很白痴，但是可以看出这次访谈是否成功），她居然笑着告诉笔者：“你想试一下么？哈哈哈”，然后她较为严肃地说：“其实有人说，干我们这行的全是看着钱，的确我们很大部分看到了钱，但是当我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到一种快感，同时也有一种支配感。反正也不好怎么说，还是很舒服的那种哈。”但是她强调的是：“除了那些及其变态的男人要求我们做很恶心的姿势和动作，还有就是那些60多岁的老色狼，他们很变态的。”   在最后，我和她谈及了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她很有些共鸣，记得最清晰的就是，我们在谈及腐败问题的时候，她很激动地说：“其实我以前多么想当一个大官，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杀了”（我当时很能够体会到热血青年的豪言壮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场合说出了这样的言语，让我当时很吃了一惊）。最后她一再要求和我一起出去谈心，说她请客，但是笔者的身份和在西藏的处境不容许笔者这样做的。所以我只能很委婉的告诉她，我不能把它带出去。   看见我这样严肃的说话，她脸上的寒意又泛起了，那种寒意让我一直都不安宁。困扰了我许久、许久……至今想起，还是复杂的感情。 东方社工论坛 http://www.qingl.net/thread-73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