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破除簡單、機械的整體「伊斯蘭維吾爾」觀念，對於自我和他族的相互認識、國家對維吾爾民族的更客觀準確的認識密切相關，而這又會直接影響所涉各方的行為選擇。 （編者按：此文系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二，系列之一見本刊第 51期） 近些年來新疆問題日益激化、暴力恐怖事件頻發，而這又常被或明或暗地解讀為中國政府與維吾爾人或漢族與維吾爾穆斯林社會的衝突。這種指認將複雜的新疆問題簡單地二元對立化了。在整體維吾爾民族感觀下，實際至少包含着 3種身分認同：突厥民族認同、伊斯蘭認同、綠洲認同。三者既相互差異，又互相交錯，圍繞着統一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認同的建構，發生着複雜的關係。 三種身分認同的形成，與維吾爾形成的歷史和新疆的地理條件有直接關係。維吾爾最初的形成所說不一，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公元 841年起，大批據說是操古突厥語的漠北回鶻人進入西域。其中一部分遷往今吉木薩爾和吐魯番地區，後建立起高昌回鶻王國；還有一部分遷往中亞草原，分佈在中亞至喀什一帶，與那裏的居民逐漸融合，建立起喀喇汗王朝——這是現代維吾爾突厥民族認同的基本根據之一。大約在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完成伊斯蘭化，並在其後的600多年間，經過數個王朝「聖戰」努力，基本完成了新疆全境的伊斯蘭化。 綠洲認同直接導因於新疆的綠洲地理條件，其明顯的一個文化標誌就是各綠洲居民的不同稱謂，如喀什噶爾人、吐魯番人、哈密人等。而這種稱謂差異甚至也反映在跨族群的範圍上：例如一般認為，「黑大衣」和「纏頭」是維漢兩族相互間的貶意稱呼，但其實烏茲別克族也稱維吾爾族為「黑大衣」，而維吾爾族也稱烏茲別克為「纏頭」。（參見Justin Jon Rudelson《沙中骨：為創造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奮鬥》，本文有關維吾爾多重認同的叙述，多來自此書）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這些概念可能要比維吾爾這一概念來得持續、穩固。因此在歷史上，綠洲的地域分隔所造成的地域認同，是共同的宗教、語言、文化所難以超越的。上世紀初，現代維吾爾民族建構的歷史拉開序幕，50年代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成立，國家一體化整合行為、整體維吾爾族的國家定位、交通的發達，都大大加速了整體維吾爾民族認同感形成的進程。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綠洲地方認同仍然有不小的影響。當代維吾爾著名詩人阿迪力·吐尼亞孜，深情地將喀什噶爾視為故園，世界的中心（見《喀什噶爾的地球》），但伊犁地區卻流傳着這樣的民謠： 喀什噶爾⼈，你個呆⽠ /春天已經到了 /扔掉你的爛⽪靴吧 /為你⾃⼰做⾯⿎吧 //喀什噶爾⼈，你個呆⽠ /撓撓我的背吧 /春天已經到了 /扔掉你的爛⽪靴吧 （美Jay Dautcher：《走過家窄窄的路——中國新疆維吾爾社區的認同和男性氣質》） 上世紀 80年代以來，借助中國社會環境的逐漸寬鬆和對外開放的條件，維吾爾傳統文化開始恢復，其集中表現於伊斯蘭文化的復興和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直觀而言，這兩方面似乎應該是關係密切、互為一體的。但情况並非如此。伊斯蘭文化復興，主要表現於普通維吾爾人那裏，而且主要是在維吾爾農民中。而多數維吾爾精英知識分子，則認為「宗教迷信」有礙維吾爾民族的覺醒與進步——人們將太多的錢與精力投入到宗教信仰上，去修建清真寺，而不是去建學校；而且泛伊斯蘭信仰，也可能有害於獨特、整體的維吾爾民族意識的形成。維吾爾知識精英，就更願意用突厥民族認同為旗幟來建構維吾爾認同。但是突厥民族認同不僅也潛藏着泛突厥認同與特殊的維吾爾認同的緊張，更重要的是，這一認同與伊斯蘭認同和綠洲地域認同之間存在「歷史合法性」的緊張關係。 因為「突厥族緣」說，來自於公元 841年從漠北遷入西域的回鶻人，要比喀喇汗王朝開始伊斯蘭化早了上百年，而喀喇汗王朝不僅是維吾爾人歷史上唯一得到公認的輝煌王朝，而且其主要文化標誌又是伊斯蘭教信仰。編制出所謂輝煌的八九千年維吾爾民族歷史的吐爾貢·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等 3部書，在維吾爾世俗知識人群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卻未能得到信教的維吾爾農民的青睞。另外，為了確定維吾爾人為新疆「最早土著」的身分，解决回鶻人進入西域遠晚於漢人在西漢就進入西域的歷史困擾，阿勒瑪斯不僅將突厥維吾爾的起源，推到距今八九千年前，而且將塔里木河流域作為突厥維吾爾人的文化搖籃。但這樣一來，又與吐魯番人認為自己是現代維吾爾人的最早直系祖先的歷史觀念發生了矛盾。 另外，阿勒瑪斯强調塔里木流域的重要性，也與其是喀什人有關。雖然當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精英，大都生活在烏魯木齊，也在努力建構跨地域的維吾爾認同，但綠洲認同的文化積澱、家鄉情感，以及綠洲親緣關係向烏魯木齊的延伸，都使得他們往往本能地强化自己出生的綠洲文化的重要性。例如伊犁籍的精英，喜歡强調「三區事件」（1944年在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爆發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回族人、柯爾克孜人分離運動）的重要性，而吐魯番籍的，則喜歡推舉阿不都哈里克·維吾爾（1901-1933，維吾爾族詩人，維吾爾近代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為了塑造阿不都哈里克這一民族英雄，有人不僅為他寫傳記，而且還不惜冒犯伊斯蘭教反偶像崇拜的傳統，開棺較驗他的頭顱，以畫出逼真的肖像。 維吾爾社會中不同認同之間的緊張、矛盾關係，就是在某一認同族群內部也可能存在。例如原來絕大多數的維吾爾人信仰者屬遜尼派，但 80年代中期之後，受國際因素影響，瓦哈比教派的勢力迅速擴大，與傳統教派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和矛盾性關係。 再將維吾爾人的多重文化認同與中國認同聯繫在一起來觀察，問題就更複雜了。中央民族大學的楊聖敏教授曾做過一個調查，結論是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比新疆漢人高十個百分點，這在民間傳為笑話。但是 2008年之前中外多個嚴肅的調查都表明，維吾爾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的確相當高，例如美國華裔學者唐文方的調查，就得出了約 90%的國家認同度。不過這可能是對於擁有中國國籍身分的承認，而並非民族文化的親緣性的認同。一個伊斯蘭教的信徒，可能會認為自己是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中國人；反之若是一個知識分子，卻會認為自己是突厥民族的維吾爾中國人。如果再將諸多認同取向與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某人的職業身分聯繫在一起，情况就更複雜了。比如同為吐魯番地區的農民國家認同度一般會高於和田地區的農民，不僅因為吐魯番與內地的歷史淵源更深厚，種植加工葡萄的吐魯番農民的經濟，普遍要比和田種地的農民富裕，且也與政府、內地的關係更為緊密；但是一個從事內地玉石貿易的和田商人，卻很可能比一個虔誠的伊斯蘭吐魯番農民，有更高的中國認同度…… 總之，多種身分認同的取向，既對整體維吾爾族認同形成困擾，也對中國國家認同構成挑戰。雖然如此，但維吾爾民族基本已經達成了血肉親緣性的民族認同；而維吾爾與國家的關係，則可能應該定位於「自主但忠誠」的關係。即「在少數民族中高度的民族認同和高度的國家認同並存」；政府和少數民族達成了某種默契，「如果少數民族忠誠於民族國家——中國，那麽政府就將承認他們的自主與自治。」（參見唐文方《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自主但忠誠》） 破除簡單、機械的整體「伊斯蘭維吾爾」觀念，對於自我和他族的相互認識、國家對維吾爾民族的更客觀準確的認識密切相關，而這又會直接影響所涉各方的行為選擇。例如對於任何國家來說，利用國家機器培育、强化國家認同、克服異質性認同的偏離性都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新疆當地政府通過開展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活動以謀求文化整合、提高各族群的國家認同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具體的宗教事務管理來說，新疆政府的高壓措施，也並非完全事出無因。新疆 80年代中後期以來，恐怖主義活動日漸嚴重，這與境外瓦哈比教派勢力的迅速增長直接相關。據調查，「新疆重大的騷亂、暴亂和重大惡性事件都有持『瓦哈比』觀點的塔里甫參與或作為骨幹。凡是『瓦哈比』活動頻繁的地方，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猖獗的地方，『瓦哈比派』已成為 80年代以來新疆動亂的主要根源、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重要理論武器、影響新疆長久穩定的重要隱患。」（李曉霞：《新疆 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近日在巴楚發生的暴力事件，很可能也有極端宗教勢力的因素。但是 90年代之前，地方政府出於宗教事務不宜干涉的顧慮，並未對瓦哈比勢力的迅速擴大以及其他教派活動的活躍多加干涉。90年代之後，政府開始加强對宗教活動的管控，且管控的力度也隨恐怖活動的增强而不斷加碼，乃至於升級為某些地方對留長鬍鬚、戴頭巾的管控水平。這實際上將擁有多維認同取向的維吾爾人簡單性地整體化，並愈來愈緊密地與所謂的「三股勢力」（民族分裂、宗教極端和暴力恐怖勢力）聯繫在一起，從而將帶有相當程度的國家內部的文化意識形態性的競爭，上升為單一性的國家與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之間的分裂與統一的鬥爭。這正是新疆反分裂鬥爭日益擴大化、普通民眾合法的宗教信仰、文化習俗日益遭受打壓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相關的片面認識，不僅為國家所獨有，也為不少漢族民眾所持有，這自然就更加劇了維漢民眾之間的偏見、矛盾與衝突。其實如果漢族能够更全面地認識維吾爾族，那麽就可能會更客觀、將心比心地去理解對方、尊敬對方，體會對方作為新疆地區曾經的主要民族，迅速邊緣化、離散化的情感與困境。這樣，一些原本似乎是荒誕不經的說辭，實際上也可能不再是那樣荒謬而無邏輯了。比如上述阿勒瑪斯的維吾爾史，雖然的確像是天方夜譚，但它與中華民族炎黃起源說並無本質差異，都屬於民族起源的歷史神話。另外即便是危險的瓦哈比教派，可能也不純然就是簡單的暴力、恐怖的象徵。它之所以在新疆地區迅速崛起，就與該教派善於走「群眾路線」、傳統教派的官方化、政府官僚體系的僵化與利益的自身化都有直接的關係。其實在以地下講經活動為基本形式的瓦哈比教派迅速在新疆擴展之時，基督教地下講經活動在新疆也發展較快；內地所發生的官方基督教「三自教會」，在與境外背景的「地下」天主教派的競爭中節節敗退的情况，在新疆也同樣出現。比如說，政府一方面，對於宗教活動的過分管控，大大縮小了正常的宗教活動所需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又一刀切式地嚴查、嚴控「非法」地下講經活動，其結果恰恰刺激了地下講經活動的活躍。所以，對於與信仰相關的衝突性問題，絕不是僅僅靠嚴打、嚴控能够解决的。 認識到這些，我們或許能够更好地明白這一道理：他者的謬誤或偏激，可能正好是自己的偏激與荒謬；他者的進取或咄咄逼人，恰是自我肌體已入沉屙之態的表徵。例如此次巴楚事件發生以後，世維會一方面抨擊新疆當局對相關案件通報的不透明，但又以更語焉不詳的所謂當地消息將事件定性為「中國政府的鎮壓政策導致了新疆最新的暴力活動」。也有一些網友則質疑所謂「家訪」的正當性。譬如世維會就傳出消息說是「社區幹部和警察因掀開了一位維吾爾女性的面紗，導致警民發生衝突」。這些消息的可信度暫且不論，但其實質是本能地站在維漢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無視此次事件導致了維、漢、蒙多族人員傷亡的事實。另外，一概而論地質疑「家訪」的合法性，其實也是罔顧極端勢力在南疆一些農村地區秘密活動相當活躍的現實。現實中，新疆地方政府的監管行為，的確存在擴大化問題，但這並不應該成為籠統反對相關監控並將暴力恐怖活動合理化的理由。在特定時段、特定區域，利用傳統的「國家力量兼群眾協助的方式」並非不可以。只要目的是監控隱蔽、潛在的暴力危險，維護超族群的普遍性的社會安定，而不是諸如像在藏區發生的搜繳達賴像，或查看有無在家裏做乃瑪孜、讀經書之類的活動。2009年「7·5」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當地政府就組織各種工作隊進住烏魯木齊的各個社區宣傳維穩：排查隱患、組織座談、走訪住戶、安定人心、解决困難，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另外，拋開此次具體事件不論，我們經常聽到維吾爾人對「大漢族主義」的批評，對中國情結中所包含的殖民、帝國心態的批評，這自然不無道理。但是一些批評者本身的心態，卻可能包括着比大漢族主義更嚴重的「大維吾主義」。請看： 「維吾爾人的祖先在其歷史上，曾建立了統治達 5000年的大匈奴單于國、歐洲匈奴帝國、大約統治了200年的藍突厥汗國、鄂爾渾回紇汗國等强大的國家，在中世紀使西方為之震驚。維吾爾人和他們的同胞從9世紀後半葉起至13世紀初葉，又在中亞及與其毗連的地區建立起維吾爾喀喇汗國、伽色尼蘇丹國，大塞爾柱帝國等國家。在突厥、波斯、印度人民的歷史上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時期，維吾爾和塔吉克人民的文化得以繁榮，為世界文化寶庫做出了輝煌的貢獻……」（吐爾貢·阿勒瑪斯：《維吾爾人》） 這種大維吾爾主義的帝國心態的覆蓋面，遠遠超過了大中國情結的範圍，都快擴展到了整個亞歐大陸。如果它得了勢，恐怕不僅會成為內部不同文化的壓制者，而且也可能成為外部新的國家戰爭的觀念策源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無分兩岸，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目前的各種問題——無論是貪腐、污染、各種不公乃至民憤，不少人持有的看法是「發展中的必然」。鑒於過去在台灣乃至其他世界各國都曾經發生過類似的問題，於是許多人認為中國在若干年後，自然會跨越這些困境，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曾經無數次與台灣友人討論到中國大陸的光怪陸離，往往會獲得「台灣以前也這樣」的總結。與大陸友人也經常在一堆抱怨後來上一句「中國共產黨整體是好的，只有少數人是害群之馬」。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總看不透為什麼兩岸的人在這部分似乎達成了某些默契與共識？又為什麼他們總是抱持着樂觀的心態？ 台灣在發展過程中，曾經歷白色恐怖與一黨獨大威權體制，無論是黨庫通國庫還是特權，從字面上來看，確實與今之大陸有不少雷同，差別僅在於「程度」。至少蔣經國先生本身恪守清廉，但其接班人李登輝乃至陳水扁，或多或少都有貪腐疑慮纏身，陳水扁還為此身陷囹圄。特權乃至國民黨黨產的來源都類似今天的中共。 最近北京的霧霾，有不少人提出英國倫敦曾經大霧造成人員死傷。大陸的山寨現象，就有人提醒過去的日本乃至台灣，也都曾是世界知名的「海盜王國」（指仿冒名牌惟妙惟肖）。就連今天為人詬病的中國製造的品質問題，在 20多年前好萊塢電影中也曾諷刺過台灣製造的劣質。從這些過往來看，今天中國大陸的問題貌似是發展中的必然，然而這些問題是否有可能得到改善，恐怕不能忽視「制度」乃至核心思想與價值觀的差異。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將普世價值定性為「西方的」，認為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自有其特色。但人類世界有些共性並不存在「差異」，例如貪腐問題就需要在野黨與自由媒體的監督以及制度的糾錯；例如山寨乃至低勞力成本的製造業想要提升品質，就需要自由市場的競爭以及道德良知與羞耻心；例如想要發展民主就必須按步就班地開放媒體、民間社團乃至自由組黨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從革命思想過渡到多元價值、共存共榮的思想教育。如果這一切都沒有，那麽依存於體制而生的問題不可能獲得解决。 我認為，如果制度與思想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問題很難隨着時間而有所改善，反而只會更加惡化。 中國的教育思想核心仍然是革命的，對歷史的認知仍是敵對的、鬥爭的，加上為服務一黨專政而形成的體制，思想是定於一尊的、死板的，而多年以來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哲學也並未改變，對於社會競爭與生存的概念就是你死我活、贏者全拿。而民主社會的思想核心卻是多元的、共存共榮、妥協的。如果思想體系不改變，人們服膺於目前這套體制規則的狀態就不可能改變。贏者全拿、你死我活的思想體系根本不可能產生民主人格，而這套黨國思想體系恰恰為所有問題提供了一個保護、辯解的溫床。 再者就是制度。一個社會的思想猶如人的思想體系，制度則是一個人的行為模式。思想與制度不改變，人的命運就不可能改變，由於中共體制特權的盤根錯節，本身的糾錯機制也已崩潰，加上目前中共一心維繫統治，自我改良基本就是緣木求魚。在此情况下，權錢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國營企業的壟斷，阻礙了經濟市場的健康發展。事實是，隨着時間的進展，只會使問題惡化、深化，看不到朝向正面發展的契機。 不少較為年長的大陸友人跟我說，「這一切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話從 80年代聽到今天，中國的問題只是愈來愈大、愈來愈嚴重。我相信各國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有種種問題，但關鍵是要有正能量投入。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黨外勢力早在經國先生開放黨禁前即已存在，市場經濟自由化使得民間企業必須精益求精與世界同步，教育與司法不斷改革試圖與世界接軌，媒體自由開放使得錯誤得以糾正，這些都源於制度的運作。時間並不是解决問題的依據，而是解决問題的過程，關鍵仍在於面對問題是否對症下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仲春之季，一系列充氣的巨型公共藝術作品到達香港。先是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 創作的《黃色巨鴨》，經海港城贊助而堂堂進入維港，萬人注目；再來是「M+進行：充氣！」展覽於西九海濱長廊的荒地上進行，因為Paul Mccarthy 的作品《複雜物堆》（Complex Pile）狀似排洩物而在網上引起劇烈爭議。 筆者無意再花唇舌重申「藝術之標準不是由美醜等直觀感覺定義」、「傳統、現代與後現代藝術均可同時並存」、「跨國而來的藝術作品亦可與當下在地狀況對話」等藝術欣賞的基本常識。但希望提起一個外在而庸俗的角度：這一起藝術事件之爭議極大，是在於香港的藝術事業出現規模的膨脹／飛躍／跨越。 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受空間上的阻礙（極狹小的工作室、展覽場地與規模的不足、戶外公共藝術稀少），傾向小型、輕巧、精緻的製作，細節與概念的展開很仔細，規模則偏小，主題亦偏向私人性或對材質的個人思考，挑釁性或舞動沉重理論的創作主題較為少見。「充氣」展中，本土藝術家譚偉平的作品《墜入塵土》是新作，細節最為精緻（蟲足與蟲腹經得起近觀凝視），主題最為日常（放大生活中的慾望與瑣碎污穢的侵擾），但夾在一片喧囂之中，無人留意。 老實說，一團屎，如果是小小的桌面擺設，都可以很可愛；然而大型充氣藝術，則會把事物放大到無法忽略、擠壓心靈的程度，引來強烈的好惡。黃色巨鴨由玩具演變而來，把整個維港水域變成嬉戲的浴缸，巿民紛紛分享其充氣「成長」的過程，彷彿分享自己的嬰孩成長照片般心花怒放。而明擺着是一堆屎的《複雜物堆》的挑釁性令一些人「惡之欲其死」，甚至要否定當代藝術。是次充氣展作品的「巨大」特徵，也許是香港藝術的一次規模上的跨越——可悲地，是明顯表現出對規模跨越之未能承受。 公共藝術的效果並非存在於紙面，正如Michael Crimmin 展覽特刊中〈開放的誘餌：公共場所的藝術〉一文中所言，當代藝術在公共場所，必須面對與即時語境聯繫的急切與挑戰性。國際性的當代藝術作品來到西九，充氣藝術又因其短暫性而更傾向冒險與挑釁，效果是馬上折射出社會的問題、巿民的日常感受。面對《複雜物堆》，除了直觀的美醜感受、嚴肅與污穢等價值受到顛覆挑釁之外，亦自然有人說「西九就是一坨屎」；一個基層巿民，看到「Infl ation!」，首先想到的恐怕是物價上升（通貨膨脹由樓巿帶動，而西九為樓價龍頭）；「甚至有網民把《複雜物堆》剪接改圖，與新立會影像並置，不失為發洩對香港政治受到操控之不滿的諷刺妙作。這就是對話了。 不過那些批評充氣展的人，或者都沒去真正看過。這是個陰晴不定的春天，黑色的巨大蓮花在風中搖擺，即使被拍照的人圍繞，都召喚出心底的悲傷。Tobias 在策展前言中將這塊地聯想到中國園林、自然美景：他形容崔正化的《色即是空》為「『自然美景』的想像被一朵黑色的花挑戰」，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哪裏有園林和自然美景？泥塵不可止，四周圍繞冷漠的車流，這明明是荒蕪的廢墟，人類建造工程的阻滯失誤。只要垂頭一看土地，就明白蓮花必須是黑色的，才能配合這風塵撲撲的場地；而它背後是西九巨廈，徹底格格不入，它選擇了對峙。 有負面新聞於是更多人湊熱鬧，這就是香港人。親子家庭們都紛紛衝向充氣巨石群發狂彈跳尖叫，樂此不疲，這是一種釋放麼，誰能說不是。出於奇觀效應而聚集的人群，他們仍然會享受到藝術最基本的美意：一個鬆弛的假日。 很少去一個藝術的場地而一個認識的人都看不見。從聳動效應到公共理解的路，到底還有多遠？當日天色灰藍蕭瑟如一首哀歌，無以名狀的風寒，暮色之中，人群散去了，乳豬（系曹斐作品《珠玉滿堂》）的眼睛還是一閃一閃，詭異，瘋狂，奇觀。通過多重荒誕，藝術還給我們的，就是廢墟的實相。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假如說薄王的傾覆是奠定本届最高權力的黨內權力基礎的話，那麽現在打壓社會政治反對人士則是其必然的社會政策。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因為當時台灣島內政治反對力量在高雄組織示威活動，而國民黨政府進行鎮壓，引發自「二二八」以來台島最大規模官民衝突。被捕的組織和領導抗議活動的人士多為《美麗島》雜誌社人員，故史稱「美麗島事件」。當美麗島事件被捕者交付軍法審判時，為他們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呂秀蓮等人。如此，政治反對運動、社會精英和大眾互動起來，形成大規模政治動員，整合了島內政治反對力量，從而成為台灣走向民主化轉型的標誌性事件。2013年4月，因在北京公開展示橫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袁冬，侯欣，張寶成，馬新立，孫含會，王永紅，趙常青，丁家喜等八人相繼被北京市警方拘捕，罪名是所謂「非法集會」。在舉國關心四川雅安地震災害的熱切中，這一事件引發的網絡關注度很小，但此事意義堪比當年台灣美麗島事件引發的政治效應，值得討論。 在北京「財產公示八君子」拘捕事件中，人們很自然會聯想到的基本意象是：在當代中國政治高壓的專政怒海中，這幾位以人性的大勇展現公民精神的行為，是混沌洋流中的精神島嶼。已有遲夙生、張雪忠、浦志强、周澤等律師出面，為被拘捕者提供法律服務。而在一片官媒推波助瀾的虛假抗震抒情調門中，還是有相當多的普通公民關心被捕者的命運。人們意識到，發生在北京的這起毫無依據的赤裸裸政治司法，其代表的對社會與人心的破壞力量遠大於雅安地震。如果因救災就忘掉這一嚴重事件，則導致包括救災不力在內的中國當代政治人禍，勢必升級到更嚴重的程度。 有評論者把這一抓捕事件與因《08憲章》對劉曉波的拘捕和判刑相提並論。誠然，就規模和性質而言，這兩起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本次事件尤為嚴峻。《08憲章》聯絡了遍佈全國乃至海外的簽名，其內含的政治訴求至為明顯，是站在社會與基本人權的立場對當局進言。而且當時執政者不僅有 2008年北京奧運的需求，猶有花甲慶典的需要。本次習李接班，大局甫定，國內外並無迫切的政治挑戰與壓力。而要求官員申報財產，既不涉及當局政治安全原則，更無廣泛的組織行動，僅只是個別公民的合理合法舉動。如此打開專政機器，實出乎國內外意料，必有新團隊政策痕迹。 因此，相比歷來當局對政治反對人士的迫害，北京八君子抓捕事件性質特別嚴重——可以想見，即使是强力部門建議，倘若沒有最高政法領導者的許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情形又是如此勉强。按照現行「非法集會」的罪名，八個默默舉標語拍照的人，並無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同時，也不存在所謂審批機關明令不許集會的要求。在貪腐橫行的今天，這樣的抓捕與基本民意違背，成了公然為貪腐公權背書的行動，這很難說符合執政者利益。那麽，他們為什麽非要進行如此蠻橫的行動？只能理解為，背後必有他們認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只能是：最高執政者要求如此！那他們為什麽會如此要求呢？ 回顧 30餘年來，自魏京生始的各種後文革時期政治迫害，雖然鎮反和文革式的反革命罪逐步廢棄，但其實質從未改變，只是因為道德成本的理由改稱為「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秩序」或「危害公共安全」之類而已。這些似是而非的罪名變化並沒有改變直指任何政治反對或公共表達的專政利刃。歷數微博興起以來包括艾未未案等政治打壓事件，人們對此不應有懷疑。最諷刺的是，在當前全面為雅安震區災民祈福和勸募的感人場面下，當年調查汶川地震災後重建貪腐問題的譚作人就在雅安服刑！譚及其同伴對災區建築豆腐渣工程以及災後善款使用等問題的調查，被冠以「顛覆政權」的虛假罪名，執政者以此安撫了公信危機時期蠻力維穩的基層政權。這一次北京八君子抓捕事件，從原理上說，與對譚等人的懲罰是一樣的。 問題在於，對於現行法統框架內的反貪腐訴求，從理論上說，這與執政黨的最高利益並不矛盾，而且正是新領導團隊向社會釋放變革善意的大好機會。他們為何也要如此嚴厲打壓呢？這只能說明一個簡單的事實：不管執政黨自我吹噓的歷史叙述多麽輝煌，執政黨的各級權力機構早已全面貪腐，有權力背景的貴公子們竊取了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因此，他們只有以損害執政黨的道德利益和公共權威為代價，在第一時間彈壓任何反貪腐的行動，而以事後選擇性的家法作為修補權力籬笆的補充措施。這也是各級中低層黨政官員敢於放手大貪，任意胡來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為這種結構性原因，新政變革的泡沫迅速被更嚴厲的社會打壓浪潮所刺破。與此同時，一系列悄悄而持續的極左意識形態乘空氣球陸續升空。源自延安大清洗的整風及整黨之類歷史詞彙被精心包裝出街。而在領導人公共形象方面，也與薄王在重慶使用過的手法如出一轍：新的無聲造神運動與數字化的新媒體平台迅速結合，那些不久前還在為薄王唱讚歌的人，立即齊聲高唱「習大大」的高瞻遠矚和英明神武。同時，網絡紅衛兵迅速嗅到了新執政者的需求，開始以新領導團隊的名義攻擊任何具有政治反對色彩的聲音或人士。 歷史已經見證，在那些高唱入雲的為人民服務高調背後，是血淋淋的無情清洗，對社會的極度壓制。因此，在新的領袖夢想和塑造新克里斯瑪 (Charisma) 雕塑的過程中，彈壓反對者的步驟也是絕對不能少的。這就是北京八君子必須被抓捕和嚴懲的現實政治邏輯。其實，從中共的權力轉換歷史看，每一任新領導者的就位，在其鞏固和維護權力基礎的階段，幾乎都伴隨着殘酷的社會鬥爭。這種鬥爭不僅在權力殿堂內部進行，也會首先觸及社會的層面。1949年所謂「反匪」、「反霸」，以及緊接氣候的全社會性「鎮壓反革命」，67年奪權鬥爭，以及 76年的「粉碎四人幫」等等，每一次權力更迭都不只是局限於黨內的事。作為無孔不入的全能型政黨，中共的權力事務本質上牽涉社會整體的利益，因此，社會每每為之支付慘痛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悲劇。 30餘年來，由於社會的發育和信息傳播方式的革命，執政黨專政的機器壓力未變，刀鋒卻早已遲鈍，特別是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存亡意識下，其內部鬥爭的激烈程度大减。與此同時，社會的覺醒和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成了新執政者政治安全焦慮的首要原因。因此，新領導團隊鞏固權力的鬥爭措施從黨內更多地轉向社會，也是自然而然了。假如說薄王的傾覆是奠定本届最高權力的黨內權力基礎的話，那麽現在打壓社會政治反對人士則是其必然的社會政 策。這也是新領導團隊關於「空談誤國」說法的真實注腳，是「中國夢」這種官方最高目標表述要求的配套政策——最高領導者以全民族名義宣布的夢想目標，同時也意味着對任何政治上不同聲音的鎮壓之權。最起碼，即使顧及到國際社會與一般國民的觀感，你也必須對於公開的表達者採取殺雞儆猴似的果决措施。不幸的是，本次北京八君子就成了受害者。 然而，社會和時代場景已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對和平理性抗議者的赤裸裸迫害，社會已不可能再保持沉默。抓捕發生後，立即有數位公共信用良好和影響廣大的法律人士站出來表示提供法律支持，而更多的人則保持關注，並準備為受迫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必要的援救。殺雞不可能儆猴，因為意識到自身權利，並决心正大光明來行使的公民，並不是任人宰割的雞群和猴子。相反，每一次倒行逆施的政治迫害都會讓社會再次痛感政權合法性與道德基礎的缺失，也使更大規模社會覺醒及其爆發更進一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習的「合鞋（和諧）論」是他的政治化妝師繼推出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後為他提供的一個高招。而後面的策劃者正是習近平的智囊王滬寧。 習近平全面接班不到一個月，就在决策風格和方式顯出新特徵。在他首次外訪和近來的外事活動中，王滬寧、栗戰書和朱國峰不僅出場頻率高，而且地位顯赫。他們的頭銜分別是「中央政策硏究室主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習近平主席秘書」。儘管他們的位置傳統上都比較低調，現在卻已變得權高位重。三人以「智囊」、「管家」和「筆杆」組成習近平的核心幕僚，讓習成為第一個有類似白宮總統「顧問班子」輔佐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全面接班後的第一次外訪中，面對國際上對專制中國的批評和壓力，提出了他的「鞋論」。習近平聲稱：「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言下之意，中國的事，只有中國人有發言權；西方國家無權對中國的理論、制度和道路指手畫腳。他以此來為中國特色的「維穩體制」辯解。 仔細琢磨就不難發現，習近平套用了西方民主理論中著名的「鞋夾腳」比喻，來捍衛他的「中國模式」，推銷他的「中國夢」。習的「合鞋（和諧）論」是他的政治化妝師繼推出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後為他提供的一個高招。而後面的策劃者正是王滬寧。 據我所知，最早提出「鞋夾腳」比喻的是美國民主理論家杜威。在1946年出版的《人的問題》一書中，杜威寫道：「底層大眾中的每一個個體也許並非很有智慧。但在有一點上，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有智慧，那就是他們知道鞋哪裏夾腳，他們遭遇的痛苦在那裏。」3年前，為了紀念「四五運動」，我在為香港《自由寫作》雜誌寫的《莫把百姓當阿斗》一文中寫到：「民主哲學家杜威曾說過，每個人最能準確地感受到自己鞋子哪個地方夾腳。民主體制就是承認每個公民最能準確地感受自己在何種體制下生活幸福或經受痛苦。民主體制同時也承認每個公民都有選擇公共政策和參與歷史創造的平等機會。」據我的親身經歷和觀察，我可以推定，中共最高智囊、「江 -胡 -習」的三朝幕僚王滬寧在杜威和習近平的「鞋夾不夾腳」理論之間構架了橋梁。 我與王滬寧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有十年相處：我作本科生時，他是硏究生，後來還曾教授我「西方政治思想史」一課。我讀硏究生，他是青年教師。我做了助教，他又做了系主任。再後來我們先後離開復旦燕園：我留美追求學術進步，他赴京踏上權力階梯。記得在我讀硏究生期間，他的得意門生們與我相處甚密。王滬寧給硏究生開設了「西方經典名著導讀」一課，所以我們的小圈子形成了觀念的互動和發酵。王滬寧涉獵的西方書籍很多，有一段時間，美國的政治思想家杜威激發起了他的想像力。尤其在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西方學術譯叢」翻譯出版了杜威的《人的問題》一書，該書自然成為「經典名著」討論的重點。在 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節，王滬寧的著述也樂於引用杜威。 儘管王滬寧飽讀西方社科作品，但是，他的思想從未完成從國家威權主義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變。他對西學的理解和吸收始終是由西方文明的偏門馬克思主義來引領和整合的。在王滬寧的政治思維中，他始終在苦苦地尋求阿基米德的「Eureka！」（我發現了！）瞬間，從而可以向世人宣布：不僅歷史自始至終貫穿着「一條紅線」，而且這條「紅線」還可以被發現、被掌握，從而用來組織和指導歷史。最能全面反映王滬寧思維特徵和思想內容的莫過於他在上世紀 90年代為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當代中國政府理論硏究叢書」作的「總序」。由於他當時已調入京城，在中南海紅牆內服務江澤民，所以叢書省略掉了王滬寧的主編頭銜，「總序」也未署名。 書中王滬寧的幾個觀點值得注意：第一，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不容抗拒的規律」，是人類社會不能超越的「定理」。第二，「世界上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化政府體系的坐標。」從「政治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政府體系依據一定的「歷史 社會 -文化條件」產生。第三，從「殖民奴役」的「帶血的暴力」到「新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兩百多年發展形成了「西方中心論邏輯」。第四，他相信，「21世紀的曙光已經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我們體認一種截然不同於西方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理想選擇的發展道路。」可以看到，前兩點製造了「馬克思主義絕對真理」和「政治生態學的相對主義」的邏輯思維矛盾，後兩點勾畫出「西方中心論」和「中國發展道路」的矛盾衝突。王滬寧用構建馬克思主義定理來否定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而後再來論述中國特色的合理性。 以此為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美國最偉大的民主理論思想家的譬喻會成為專制政治的障眼法。在杜威那裏，民主的核心是要落實到每一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尤其包括教育和日常生活）。「鞋子夾不夾腳」，表達的是公民個人情感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否定的是中國流行的「被代表」，也就是主權代替公民權、國家代替民眾、共產黨代替民主制的現實政治。但中共的智囊卻只把杜威的邏輯局限在國際層面。正如中共在國際上鼓吹「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來對抗「國內關係（統治者和民眾）的民主化」，它又在用「國際關係上的合鞋論」來否定國內人民爭取的表達權、申訴權、參與權和自治權。通過渲染「暴力的西方中心論」來激發偏激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在中、西方對抗的話語體系下，把對人民的鎮壓合理化，而且還給它賦予了一個宏大的帝國目標：「中國夢」。 王滬寧對西方的最終衰敗和東方（先是日本，後是中國）的必然崛起充滿了信心。儘管他曾在美國遊學半年，但他對美國的不理解和排斥始終未能克服。在他的《美國反對美國》（1991年出版）一書中，他過早樂觀地估計美國體制遭遇日本體制挑戰後會瀕臨破產。在他看來，「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而後面這種體制也正是王滬寧鍾情的。他似乎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體認的這種集體權威體制將戰勝美國民主體制。 王滬寧的思維定勢根植於大陸歐洲思想體系，是他承襲了某些特定的思想家的必然結果。他的高等教育以學法文為開始。法國思想家似乎對他的影響很大。孟德斯鳩的「環境、氣候和地緣决定論」和王滬寧後來信奉 的政治生態學一脈相承；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成為他硏究的對象，也塑造了他的主權觀；孔德的「秩序和進步」也為他的新權威主義背書。後來他師從復旦國政系最頑固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陳其人，皈依了一套正統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批判理論，堅信歷史唯物論可以幫助理論家找到貫穿歷史的「紅線」。 如果我們仔細評價歐洲大陸思想體系，並將它與英、美思想體系比較，不難分出孰優孰劣。近代以來，法國與英國在歐洲爭雄，人口、地理和資源更優越的法國不敵英國，後者在19世紀成為世界霸主。德國試圖在一戰中挑戰英、法，結果敗北。二戰中，德國、意大利和承襲了大陸傳統的日本結成軸心，再次試圖改變國際格局，還是被英、美聯手挫敗。「冷戰」又是一場以蘇聯為中心的歐洲大陸馬、列體系試圖埋葬以美國為領袖的西方集團，歷史的結果世人皆知。在歐洲，共產主義無論是作為政治理論，還是制度實踐，都被歷史宣告破產。就是以這樣的歷史記錄，中共的智囊們仍似飛蛾撲燈，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殉葬。有王滬寧提出「三個代表」和「合鞋理論」，有俞可平提出「三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和依法治國），又有衣俊卿提出「三個自信」，來替共產黨補破褂子、修破鞋子，鼓勵它在邪路和老路上執迷不悟。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中共智囊的智慧貧乏和囊中空空；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中共「不搞指導思想多元」的狂囂。中國决策層邏輯的混亂和中共意識形態的獨斷，預示着中國大難將至！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