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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档案卡
标题:学生为何举报老师?
作者:维舟
来源:微信公众号“无声无光”
发表日期:2023.3.18
主题归类:维舟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从我记事起,在学校里通常都是学生怕老师,但近些年来似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老师正变得越来越怕学生。

日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陈赛彬因其课堂教学言论被学生举报,再度激起了这一恐惧感。虽然最终处理结果尚未出来,但校方已明确表态高度重视,并暂停当事教师一切教学工作。从以往同类事件的结果来看,涉事教师重则丢掉工作,轻则调岗,即便涉险过关,也自此噤若寒蝉。

既然后果如此严重,那自然人人自危,为防被学生举报,据说网上早就在流传一份上课指南:

卸载QQ、微信等聊天工具,若不卸载,也不建学习群;
不要参与学生的公开活动;
如果有学生学业水平不够,尽量降低考试标准,从源头上杜绝学生举报动机;
课堂上不要讲有争议的内容,一定要保护好学生情绪;
课堂上不要讲关于思想、思维、方法等内容,以免引起学生情绪低落;
数学老师讲微积分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割圆术是微积分的源头;
计算机老师一定要强调计算机的二进制脱胎于易经;
化学老师一定要强调炼丹术是化学和物理的祖宗;
通讯工程的老师一定要强调“烽火戏诸侯”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讯工程;
机械专业的老师一定要讲“木牛流马”是现代机械的鼻祖。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这位老师。王明远在一篇《《被举报的老师也并不完全是无可指摘的》的文中说,他“极其不赞成举报”,但也注意到那些被举报的老师“明显有很多知识上的硬伤”,在一一辩驳了那位南航教师的观点之后,他认定其在学术和教育上是“不合格的”:

我们不仅要尊重老师的学术自由,也要对他们的提出很高的专业水准要求,这是他们职业的重要社会责任使然。如果在言论自由大旗下,就可以对他们的知识浅薄、不学无术视而不见,一切以一个“尊重言论自由”了之,显然这样的知识界也没有希望。

这是一种威权倾向的教学伦理观:老师肩负极高的社会责任,差不多就是一个圣人,因此他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自己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以免误导未成年,对其身心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他做不到,那就别怪学生对他不客气。

底下的最高赞明确反对他这一看法:

我绝对不赞成这些所谓老师的观点,按传统观点,其中很多人根本不配当老师。但观点如果正确才能发表,那世上也许根本不该有观点。
“学术自由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看您也是知书达理之人,怎会乐于说这种正确的废话?随便选个近代或当代史题材,您倒真去捍卫一下试试看。

确实,王明远没有意识到自己观点的内在矛盾:他实际上是主张“学术自由是以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为前提的”,但如果只有正确的观点才能得到容许,那么就根本不会存在什么“学术自由”。别忘了,按照当初教会的信条,哥白尼的日心说也是错误的、乃至大逆不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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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说,那些学生举报老师,难道是因为学术观点的错误吗?至少,如果老师在台上只是讲“其实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恐怕学生也最多就是觉得这是一些蠢话,而不至于要在黑板上写下“张口好似乏走狗”,校方大概也未必会那么高度重视——不是外宾都知道,其言论所引发的争议是政治性的,哪里是学术性的?

如果只是学术争鸣,那就公开辩论好了,又何必通过举报这种方式?你讲“木牛流马是现代机械的鼻祖”,或许雷人,但肯定安全。更有甚者,有时正是学术上的正确性才被噤声。苏联时期,李森科的遗传学在学术上是错误的,但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谁倒是敢公开讲西方的孟德尔遗传学试试?

这倒也不是说简单颠倒过来就完事了,那样就仍然是“学术自由以观点的正确为前提”,只是谁才正确而已。真正的学术自由,首先应当是允许自由探索的,因而在规则上就不应侧重判定对错,而是确保争鸣、互动、辩驳本身健康有序(例如不得人身攻击、用各种不正当方式阻止对方发言)。就此而言,当下我们所见到的完全与之背道而驰。

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在此值得较真的一点是:那些举报的学生真的在意老师观点在学术上正确与否吗?

举报陈赛彬言论的一位学生在列举其“暴论”之后,有这么一句话:“我是来水学分的,不是来看《读者》和《意林》的。”言下之意,这位老师讲的只是一些美化西方的过时鸡汤,令人生厌。但问题是,既然你是来“水学分的”,为什么还要管老师讲什么?

在这看似玩世不恭的语调背后,隐藏着一种自视为消费者的心态:“我”原本就没打算在课堂上获取新知,而只想知道已知,老师也别想着传道授业解惑、改变年轻一代想法了,照本宣科让大家拿到学分就完了。这样一个“作为消费者的学生”根本就不想听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遑论什么挑战自我认知、深入反思,别开玩笑了,那还不如爽文有娱乐性。

和一些年轻人交流过后我就发现,像这么想的决非个案。课堂早已不是学生汲取知识的唯一渠道,不少学生甚至对于老师宣讲“必考”之外的东西很不耐烦,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在课堂上学什么真知,老师越是认真讲课,他们还越觉得老师在东拉西扯,浪费自己精力,不如机械地授课+考试,拿分走人。

那他们为何要举报老师?是“小粉红”真心认同那些反西方的观点吗?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对老师在台上讲的那些非主流观点油盐不进,觉得那不过是过时的说教,一旦嗅出“公知”的气味,就不想再听了。

这是一种直觉式的反应,老师所讲的甚至都未能进入意识层面就已经被拒斥了,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既蔑视权威(在此是老师),实际上又对其它隐蔽的权威全然缺乏反思,因为默认的前提本能地抗拒反思。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却也因此提前丧失了这个年纪本应有的好奇心。

很多人在下意识中都把“学生举报老师”看作是一种返祖现象,忧心于不久之前的历史又将重现,这印证了历史学者杨念群的论断:“在当代社会中,民众更容易看到过去事情的印记,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正在变化中的事情,而是正在重复发生的事情。”但历史不会只是简单重复,即便有时会押韵。

因此,好消息是:当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再现历史;但坏消息是:老师可能面临政治正确和“作为消费者的学生”,陷入更难措手的逼仄处境,至于像王明远主张的那种“逼人作圣”,则恐怕更是离题万里,因为前提就已不复存在——你还能指望一个自视为消费者的学生,在意什么师道尊严?

那接下来还会怎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师生都受困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教学体制,两败俱伤。乍看起来,学生们似乎手握着举报老师这一核武器,但这么做的结果,最终受损的仍将会是学生,意味着他们更无法在课堂上学到新知了,所有老师出于安全起见,会愈发照本宣科,学校加速成为文凭工厂,到头来,学生提前成为拿文凭的工具人。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本应该通过教育获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让许多不同的个体能自由地互动,由此在开放中通往一个新的未来。现在的悲哀是,很多人的“自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固化了,不可化约的个体年纪轻轻就老于世故,也不接受异己的观点,相比起以往,这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封闭,并且老师对此无能为力。虽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学生们造成的,但这一危机迟早将让我们都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