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疫情已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受渔船鱼货输入的病毒牵连，海南三亚市自8月6日清晨6点起，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由于这一通告是当天凌晨3:52才发布的，很多人一觉醒来，即便紧急退房也都来不及逃离了，有的甚至都已登机仍被赶下来，8万游客困守在这个天涯海角。
但最近的大新闻并不是当地疫情之下的种种困苦，毕竟人们经历多了，也多多少少有点麻木了，昨天在网上引发热议的倒是“海南日报怒怼澎湃新闻”的雄文：《对三亚疫情防控带节奏，某媒体澎湃得太“离谱”！》。
可能部分是因为滞留三亚的不少游客是上海人，澎湃新闻此前接连两天的头条、此条都与三亚疫情有关，海南方面因此怒了：“请问，你们与三亚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这么无视疫情防控大局，这么竭力的带负面节奏？”
它委屈地反问，海南没做什么对不起上海的事，为什么上海的媒体要这样，“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抢夺了你们的地位、你们的前途、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光环？还是今年上半年海南超10%的GDP增速让你们脸上无光？”
在它看来，防疫大局之下，所有暴露问题的媒体、提出非分要求的游客，都是妖魔鬼怪：“疫情是面照妖镜，照出了千千万英雄榜样，也照出了万万千鬼魅魍魉，狮子大张口提无理要求的某些人是鬼魅，丧失新闻人道德带负面节奏的某些媒体是魍魉。”而这些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良心：“心中无美意，眼中无美景。也许，可能，有些人的心已经黑了，所以才只看到了黑的东西。”
我没关注过澎湃对三亚的相关报道，海南日报的“怒怼”也没有指出澎湃哪里失实，只是笼统地指责它不全面、不正面，言下之意，大概是需要鼓励、肯定。可能它想要的正面报道是像这样，“三亚市民暴雨中撑伞做核酸井然有序”，但愚钝如我，也分不清这算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
当然，我也看到有人写了《三亚不能批评吗？》，但也有人说：“受了批评，三亚不能回嘴吗？”从网易、凤凰网等平台的留言区来看，最高赞的评论基本两极分化：有人认为这样文风的“怒怼”，“从用词用语，到行文逻辑，都是不合适的，伤害的是包括海南日报自己在内的所有媒体的公信力”；但也不乏有人觉得“骂得好，上海总以为其它地方都是乡下”，特别是“自己封城搞成那样，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这恐怕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场景：人们关心的不是事实对错，而是质问对方的“资格”。这要求对方自己首先在道德上无可挑剔，又或是具备某种特殊的了解，例如“你不是东北人，不了解东北的情况，无权说三道四”，否则别说是批评，就连参与讨论的权利都没有。
哪怕你说的是事实，但在这样的语境底下，人们在意的不是你讲的对不对，而是质疑你别有用心。就像常有人开玩笑说的，“故乡和母校是只有自己才能批评的”，同样一番话，你是爱之深痛之切，但外人来说，就可能被看作是试图抹黑。在这种内外二分之下，双重道德标准是不可避免的。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三亚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但同样的话，上海的媒体没有资格说（它们因为碰巧坐落在上海，也就得分担上海的原罪），但换个地方（例如北京），或许就有资格了。也就是说，一句话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讲，要看是谁讲的。
这不需要什么大道理才能明白，每个人都可以无师自通。我家老二有些倔强，每次哥哥纠正他的行为，他就怒喝：“要你管？！”当我们告诉他，哥哥说得没错时，他仍悻悻然不服：“哥哥有什么资格说我？”然后就举出“上次他也如何如何”，扯到一些不相干的事上去，如果你跟他说“这一码归一码，现在这事就是你不对”，他继之而来的也仍然不是认错，而是质疑大人没能保持绝对公平：“为什么你们总是站在哥哥一边？”
这是昨天的截图，现在“澎湃新闻，你欠三亚一个道歉”已有近5000赞
因此，这远不只是三亚如此，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不承认存在是非对错的普适标准，一切都要看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不难看出，这又会导向一种对权威的崇拜，因为只有一个公平、道德无暇的权威，才能“以德服人”，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批评。然而，且不说这样的权威并不常有，就算是权威发话，很多人也不过是口服心不服。也就是说，这种人格实际上意味着拒绝接受任何对自己的批评。
这和中国的“面子文化”紧密相连，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早就曾发现这一点了，他说：“中国文化分子多带权威性格。……如有人纠正他的知识错误，他的自动反应就是觉得向他的声威挑战，打击他的声威，扫他的面子。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学问好讲呢？”
当然，确切地说，这也并不只有中国人这样。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控诉时就指出，这些人哪怕在表面上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真正做错了什么，也就没有相应的谦卑，因而他又“强烈地要求他人的关心和称誉，而且表现出明显的不愿接受任何微小的批评”。
我有一种感觉：威权人格在面对现代社会的众声喧哗时，可能更难调适。因为那明显不是一种一元、可控、有序的秩序，而难免出现各种让他们为之心烦的“杂音”。它的办法则是以攻击性回应，最好让人就此闭嘴，就像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权威要求服从”，“如果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根据这一事实，就可证明这个人有罪”。
尽管这看起来是攻击性的，但更深一层来看，它其实是防御性的——或者说，它将自己的反应看作是对他人攻击的适当回应。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曾道出这种微妙的心态：由于“神经症患者总是不断地防卫他人”，因此他们往往“将任何批评都解释为一种侮辱”。
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这每个人、每个地方肯定都有不同的处境，但我想首先一点，你至少大可不必那么在意。上海封城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点：很多地方都很在意脸面，不乏“护城宝”，但唯独上海人，看到别人骂上海，好的，我也加入进来一起骂。
后来和一位北方朋友笑谈起，他不以为然：“上海人那是真的差，自己也没法辩解，你还能怎么的？别人抹黑我老家，说得不对，我为什么不能回骂？”
好吧，这个逻辑好像也说得通。对于自信掌握了唯一正确判断标准的人来说，看来是可以自洽地应对任何问题，甚至搞不好，还会有人觉得我那么说，也是在微妙地表现上海人的优越感。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任何批评，都可能由此被消解掉，但也因此，它证明了在这个社会中，批评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