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的声音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焦点之一。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操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些声音虽然渺小，却精准地道出了时代的病症，而“发声”背后的勇气和良知，也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中国数字时代在“每日一语”栏目中以字卡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些声音，同时在“网语馆”、“公民馆”中对这些不服从的声音进行存档。同时，在每月的“CDT 网语”栏目中，梳理当月舆论焦点，并精选这些事件中值得关注的观点和讨论。
本月热词：农管
近期，中国各地陆续曝出了“农管”毁坏庄稼作物、抢夺牲口、强拆猪舍等事件。“农管来了，农民慌了”、“农管下乡，地动山摇”。
4月23日，一位湖南郴州的农民发现，自家种植的生姜被当地“农管”强制铲除了。并且，“农管”还告诉他，生姜不属于粮食安全保障范围内的作物，必须要改种水稻，否则就是违规占用耕地，还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5月8日下午，在福建省的南平市延平区芒荡镇宝珠村，60多名执法人员下乡准备强拆农户卢贵友的猪场，结果遭到卢贵友的抵抗，最后执法人员遭到他的枪击（目前细节描述不一致，有报道说霰弹枪，有说射钉枪，还有说组装器械），造成一名民警和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伤者中有“农管”。
“农管”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民间统称，通常设立在市（地区）级或者区（县）级别的农业农村局内，以区农业农村局名义依法行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职责。一般认为，自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起，“农管”算是正式出台了。而在今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出台后，“农管”才真正有了执法权全国农，并开始统一着装，采购装备，配置防刺背心等防御性武器，在春耕时期深入农村进行执法。
关于“农管”的职责范围，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该指导目录共251项，其中包括行政处罚事项230项，行政强制事项21项。农业农村部法规司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职责使命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等侵农害农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网上有的帖子提到的‘禁止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等，并不属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范围。”
然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各地执行的标准并不一致，时常有走形越界的事件发生。浙江义乌一草莓采摘园老板何正告诉《财经》记者，他家种植草莓11年，每年都有行政执法人员来园里检测是否使用违禁农药、农药是否超标，通不过检验的就要关停；而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张家务村，村民亦表示种植农作物自由，甚至没有见过行政执法人员。“一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照相的宋师傅分析，“农管”的扩权进程犹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说明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些未经证实的截图显示了农管的装备采购清单，甚至包括夜视镜等，从中可以看到它在准备阶段已经预设了矛盾冲突的烈度，所以比照高级别的准警用装备来强化防卫力量。一种整顿农村秩序的权力思维正以激进的铁腕试水，但最后即便成功，只怕也不能扭转被恶评的恒久命运。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则评论，从专制权力的角度看，中国人都是这个政权的潜在敌人。“农管”的出现，好像在告诉人们：中共感到对它有威胁的敌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人们、包括农民们因此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人民”而其实是被中共看作敌人的，那将会是中国的莫大进步。
微信公众号作者杭子牙则评论，这么重大的一项社会管治措施，这么庞大的一支行政执法队伍，它成立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体现了更积极的还是更消极的程序法治规范意义？人们对“农管”的普遍担忧，有着复杂深刻的成因，它是中国城乡社会对当下仍相当严重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朝令夕改、底层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问题的集体心理反应。
网语焦点
5月，最受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事件分别是笑果事件、国泰航空歧视风波。
我们将选取这两起事件中值得关注的观点和讨论。
笑果事件
长平：他说得很清楚，这些野狗“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你们想想，那些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追逐松鼠的“志愿兵”，那些成年累月上访的“越战”老兵，他们处于食物链的哪里？他们中间有些人会问：什么叫顶端？有些人会问：什么叫食物链？有些人会问：什么叫食物？有些人会问：怎么才能做野狗？——那就得拼爹了。当时最拽的话就是：“我爸是野狗！” 次一点儿的，得是个“战狼”。
一些连一个段子都讲不出来的人，却能通过别人讲段子，瞬间挣了1467万元。这些人的捕食能力如此之强，那得全家都是野狗啊！——以我父亲所受的教育，谈论个人是不礼貌的，所以他一般都不谈论个人。但是，这些所谓执法者，他们就不是个人。（选自《长平观察：“人民子弟兵”替谁背了“野狗”这口黑锅？》）
沈度：一个可怕的信号是，在相当规模的网民对于军队、对于民族国家概念、对于绝对秩序和绝对服从的条件反射式的捍卫中，在那些可以即刻触发煽情机制的语言习惯中，在捍卫解放军不可亵渎时仿佛与体制合而为一的时刻里，我们能清晰看到声势越来越浩大、无从质疑甚至无从不配合的，对于作为一套压迫系统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暴力尤其军事暴力的无条件认同。
它可以在任何涉及军人、警察、政务机关、外交机构等国家象征等的社会事件与公共政策中，被轻易调用直至吞噬任何批评；它甚至可以投射出，当下中国的战争舆论动员。反过来，这样一场群情激愤的网络战争动员，也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这套系统的认同与贡献其中的成就感。某程度上它甚至成为一种公共参与的代餐。
（选自《脱口秀行业风暴：“中式”冒犯，国家暴力认同，与“审查外包”》）
愚懸：在我看来，这个行业需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时间精力去应付审查，是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对人的青春也是一种空耗——完全没有趣味也没有价值可言……现在，内部审查加部门审查，都觉得没问题，放上场了反而出了乱子，结果也只处罚一个主办公司。那么我就很好奇，这个通过演出审核的相关部门，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选自《脱口秀行业要用80％的精力创作内容，再花500％的精力去应付审查》）
民企挣扎录：一次次的事件，让民营企业像是在结一颗“可笑之果”——高处的声音一直在呼喊着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呼喊着民营企业是自家人，呼喊着要保护好民营企业，落到地面，遇到困难，我们看到的是谁都上去踩上一脚，而没有人会拉它一把。
比如笑果，它已经设置了内容审查机制，已经将内容提前报审，艺人在表演过程中自由发挥了几句，机构没有及时发现纠偏，的确有责任，但为什么就不能以帮一帮这家企业的视角来处理这件事呢？
说到底，终究没有人在意一家民营企业的生死。（选自《终究没有人在意一家民营企业的生死》）
运起时王维：一个人，因为自己看不惯一个东西，就说别人创造这个东西是居心叵测，是文化犯罪，是卖国辱华，一定要把人往政治犯的耻辱柱上钉。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纯种的坏。
而不但自己钉别人，还在网上集结所谓的爱国流量，用恶意编造或断章取义的信息，用煽动的语言，信誓旦旦地一口咬定，人主创团队就是刻意辱华、卖国求荣，这人除了坏，还用心险恶。他在做这个时代最下三滥的生意。
正常人，不会这么“上纲上线”。正常社会的表达，不是这样的。（选自《说几句，“笑果被罚1335万”》）
慕峰：就笑果文化事件，我的观点是，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去处理，处置结果应当让理智的民众能够普遍接受，而不是满足少部分极端网络情绪诉求。尤其是，通过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明确李昊石的创作意图，这个调查的关键过程和结论，最好向民众公开。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一个违法事件，就让整个行业停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典型的懒政不作为。（选自《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处置笑果文化事件》）
脱口秀演员 Oliver：审查这事没有太影响我的工作，可能习惯了。也有演员很受审查影响的。有好几个演员被举报了，就不能在上海讲了，可以去外地演出。在线下演出被举报的，有的是被观众，也有被竞争对手举报的。如果一个演员举报太多，俱乐部会觉得很麻烦。因为要举报的话，可能就会一口气举报到公安、消防、文旅⋯⋯所有能举报的地方都举报了。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举报的，现在举报很容易吧。
不是所有人把脱口秀当全职的工作。审查让很多人投入更多精力回去做本职工作了。我记得有个演员是做公关的，以前还会吐槽关于支援贫困山区、农民工、户籍制度这种比较敏感的话题。自从开始审核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了。（选自《“脱口秀找到了不属于它的观众”：中国脱口秀演员、观众如何看审查和举报》）
脱口秀大会多年观众 Quinee：如果温水煮蛙，笑果就这么自我审查下去了，靠这种妥协生存下去了，变成中国式的、没有观点的脱口秀，也未必不是好事。现在铁拳下来，告诉你这样也是不行了，你以为可以游走在边界，把所有幻想打碎了，把所有空间挤压了。就是告诉你，妥协成这个样子，都没法讲脱口秀。那不如放弃吧，我们一起来说真正的脱口秀。（选自《“脱口秀找到了不属于它的观众”：中国脱口秀演员、观众如何看审查和举报》）
陈佩斯：在三十年前演一场喜剧，观众甚至不会笑，因为他不知道乐是对还是不对，不知道笑是否是对演员的不尊重。戏剧离他们都很远了，喜剧离他们更远了，几十年都没有过的东西……永远不要回到那个不会笑的年代。
匿名微博网友：性骚扰——无法搜集有效证据；
扮青蛙卖崽的老人——已落网；
虐杀动物发布血腥视频——多年来从法理上执法上都很难管制；
线下百人场脱口秀不当表述——当天立案调查。
匿名微博网友：当年他爹因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被整肃。50多年后，他开始用“利用脱口秀反党，是一大发明”来整别人。
画家岳敏君：傻笑人不是某一个时期短暂的片段，好像我们这个民族长期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基于这是我们的现状，所以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创作这个东西。
知乎用户睡前消息：在2023年的中国，能完美避开每一个文化领域“地雷”的人，必然对每一个“地雷”本身，以及“地雷”的敏感原因了如指掌。换句话说，能做到“看上去忠诚”的人，必须是最不忠诚的人。猜猜哪些人最擅长？
二大爷：历史的诡异就在这里，习仲勋作为一个因为文字狱失去自由16年的惨痛受害者，却生出了一个一心要复辟文革，再次大兴文字狱的混蛋儿子。反过来说，自己的老爸深受文字狱之害，习包不仅毫无感悟，依然如此钟爱文字狱，正常人恐怕想不出这是什么脑回路。（选自《老爸深受文字狱之害，儿子依然如此钟爱文字狱》）
微博网友诨名唤作巴布尔：其实我长期以来都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有脱口秀？你要冒犯什么？你能冒犯什么？
网友 Nai53685394：中国脱口秀两不说。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
网友 RayderRobert：脱口秀不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国泰航空歧视风波
照相的宋师傅：将个案中的不愉快放大为族群之争，将私人抵牾代入对群体的打量中，其后果从来都是双向的。当这种认知凭借怒气与怨恨在陆客与港人中传递，在两下共处的时间与空间中，纷争导致心结越打越紧，异文化共生先是丧失理解力，然后失去耐心。
而现实却是，克制陆客与港人在舆论场中的抵触与对立越来越难，陆客心态中的桀骜不驯对撞港人心理中的柔弱部分，必然会影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舆论规训港人只会适得其反，偏激观点横行，港人心思晦明难见，陆客心态则在敏感与狂放中崩解，不是好事。（选自《谨防国泰事件输出偏激观点》）
微博网友带小猪猪的活猪猪：国泰、航空最后把那三个嘲笑内地乘客的空姐开了。天通苑四个居委会小千部威胁要动人软肋，啥处理都没有。所以哪这么容易被冒犯哦，真天天冒犯你的可以选择性遗忘。
刘远举：上海人歧视外地人的事，连社交媒体上都已经很少了。一方面，这得益于民众权利意识的上升，但更关键的原因是，外地人大量的进入。上海常住人口在2500万-3000万人之间，其中户籍人口1500万。所以，融入、共生、在市场中结成纽带，相互理解，才是克服歧视的最根本办法。（选自《怎样才能消除“国泰航空”式的歧视？》）
蔡慎坤：囯泰航空的毛毯风波在党媒和李特首的主导下，迅速上升到一场全网参与的口诛笔伐，国泰航空对乘客的冷漠态度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值得讨论，动輒贴上歧视标签挑起仇恨肯定是不怀好意。要说歧视，当年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低端人口”才真是歧视，只是媒体提都不敢提，网民喧哗一阵也就过去了，几百万人被赶出北京，决策者和执行者不仅没有受到谴责，还纷纷封官晋爵。
贾葭：国泰作为服务企业，国内航线自然应该安排讲普通话的员工。但就是这个小问题，经过各方不同目标的推波助澜，滚动成当下的一个大事。在我看来，这是累积已久的香港问题和巨婴症患者眼中“普遍歧视”的双重叠加，既和中港间的民间情绪有关，也和过去多年中国内部的舆论环境有关。
一个内地青年，再也不必像他的上两代人那样仰望香港了。香港在过去一百多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管道，如今正在慢慢退缩到中国的母体之内。可以想见，因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不同”而给中国带来的发展优势，以后会慢慢消失。国泰歧视事件，不过是大江东逝中的一朵浪花而已。（选自《国泰歧视事件是长期中港矛盾和中国“巨婴症”的结合体》）
J（空中服务员，在国泰工作超过5年）：公司的官方语言是英文。有些资深的香港同事，小时候学校没有教普通话，并不一定懂普通话。这个问题发生了很久，不只是大陆的问题，飞大陆的时候，就会被客人问为什么不懂得说普通话，有时如果我们飞日本的时候，又会被说为什么不懂得说日文。日本或韩国的航班，一定会有一至两个人会说当地语言；台北、大陆，一班机里面有三个人会说普通话，但他不一定在你坐的位置工作。而且公司也不会把懂普通话的一批员工，全放去飞台北和大陆的航班，因为要平均分配航班。其实我们不可能会懂得这么多地方的语言，很多小红书、facebook的帖文和留言，说大家都觉得飞大陆的空服员懂得说普通话很合理，这是不对的。（选自《舆论漩涡中的国泰空服员，如何看待歧视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