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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校园安全保卫战

中国接连发生的几起校园惨剧,在人们心中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一场被中国央视称为“校园安全保卫战役”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这不仅是一种说法,而且各地也纷纷如此行动,校园里一派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景象。 这让人感到不安。既然是一场战役,它就不是生活的常态,集中火力打上一阵,总会停下来。到时候,校园日常安全谁来负责呢?再说,这场战役的敌人是谁,他们将被消灭还是将会投降呢? 更让人不安的是,本来是校园日常安保工作的查漏补阙,变成了暴力色彩浓厚的运动式治理。北京发生的一起劫持儿童案,劫持者被当场击毙,获得民众一阵阵的喝彩,并且立即得到官方的嘉奖,加重了这种氛围。重庆等地更是强调性地规定,校园恶性案件中,警察可当场击毙凶徒。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种阶级斗争哲学可谓深入人心。按照这种逻辑,“战斗”变得很简单,非敌即友,“革命的首要任务”甚至大部分任务就是划分敌友。只要贴上歹徒的标签,当场击毙十次都死有余辜。同理,只要界定为“非法”,无论是违章建筑也好,还是越级上访也罢,政府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施以暴力。哪怕你自焚了,逼出人命的人,只要穿上一件“执法者”的外衣,就可以不仅连一点歉意都没有,还振振有词地斥之为“法盲的悲剧”。 校园屠杀者、劫持儿童者当然罪不可恕,其发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如果大家认为还应该从更多的方面进行反思的话,那么我认为社会上弥漫的暴戾之气值得重视。尤其需要检讨的是,政府对暴力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暴力拆迁和拦截上访两种行为中,以赤裸裸的僭越法律的暴力对待普通民众,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对这种示范作用的后果,又以更多的暴力来阻止,短期固然可以震慑犯罪,长期效果则令人担忧。 暴力拆迁甚至直接发生在校园里。几天前,郑州四中好端端的大门,突然被推土机强行拆毁,部分学生举着“还我四中,还我高考,反对暴力拆迁”的标语到市委散步请愿。市政府和校方很快就对外发布消息,称此事已经和谐解决,“学校秩序井然,师生情绪稳定”。但是,一起粗暴蛮横的暴力事件已经发生,它对学生的影响真的解决了吗? 郑州四中的暴力拆迁,远远不是拆迁事件中最暴戾的一起。在别的一些地方,拆迁方雇佣流氓,对普通民众进行骚扰、威胁、劫持、关押,对其的房屋进行野蛮摧毁,甚而导致自焚、活埋、凶杀等恶性事件。在真正的法治社会,要对一个人采取如此暴力的行动,他得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才够资格?然而政府对这些暴力活动只需要一个“划界”性的解释——我在“执法”,你是“非法”;我是“公共利益”,你是“私人利益”。所以无论我多么粗野、凶暴和无赖,你都是“罪有应得”。 郑州四中拆迁事件中披露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话,是这种暴力哲学的典型代表。辖区拆迁办主任振振有词地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无条件服从国家的公益事业”。而此前区长讲话宣称,“这是一项不允许讲任何条件的政治任务”。区委书记的讲话题更是赤裸裸地“战争化”,题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誓死完成建设路精品街整治任务》,宣布“拆迁户组织非法上访三次就劳教”。无论这个“政治任务”多么重要,其间的杀人腾腾留给社会的都是负面影响。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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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扔五毛”与抗议的权利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到人民大学演讲,一名青年男子走上讲台,掏出一叠面值五角的人民币朝他扔去,并大喊:“伍皓,五毛!”随即扬长而去。此事成为推特和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除了伍皓的名声之外,大家热议此事,还因为它在中国比较少见。不少人甚至不知道怎样定义它,有人说是“突发事件”,有人谓之“扰乱秩序”,有人称为是“没有教养的举动”,还有人认为这是违法行为。伍皓本人倒是清醒,据报道,他在演讲过程中,还举着桌上一张五毛纸币说,这就是刚才网民的抗议。 这就是一起抗议行动。针对政治人物的抗议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家常便饭,可惜我们吃得太少,几乎不记得它的味道,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伍皓当天在微博中说:“我们要习惯在民主的氛围下各尽其责,要学会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包括各种的表达形式都应得到尊重。”这个说法是相当到位的,可惜他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强调这是“非理性”的行为,甚至认为抗议者“素质低”。我知道,人们对伍皓的抗议之一,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做一套说两套,具有欺骗性。他这些矛盾的说法又成了新的例证。 就其本质而言,抗议是一种言论表达。只要宪法承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就不能不保障抗议的权利。抗议有各种方式,或言语,或行动,甚至沉默。它可以很喜剧,比如近日广州大学生以“快闪”的形式,到几个地铁站抗议整形广告。它也可能成为悲剧,比如各地拆迁中出现的自焚现象,就是在绝望中的以死相争。由于很多人尤其是官员们习惯了没有抗议的政治生活,是一些“抗议盲”,所以才会认为抗议是“意外事件”,是“扰乱秩序”的行为,甚至说出自焚者是“法盲”这种荒唐的话来。 秩序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抗议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扰乱秩序,破坏稳定,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如果把秩序理解为寻找平衡,而不是死水一潭,那么也可以说,有抗议的社会,才有真正的秩序。看见民主社会里议员在议会中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拳脚,总是有人感慨说,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相比之下,我们的官场,的确要有秩序得多,要文雅得多。但是,这样的秩序和文雅,是什么换来的呢?那就是节节攀升的维稳成本,比比皆是的官场腐败,居高不下的公款吃喝,千奇百怪的派出所死亡方式,和拆迁现场的自焚及活埋惨剧。 有人说,伍皓无论作为一个“六品大员”,还是一位演讲嘉宾,朝他抛纸币都是对他的不尊敬。抗议中尽量尊重被抗议者的人格,这的确是一种文明行为。但是,假如为了尊重,干脆不允许抗议了,这又是对现代政治文明和公民权利的不尊重了。最近英国有一个判例,让一些因为扔鞋抗议而卷入官司的人有望解脱。法院认定,“扔鞋”只是抗议示威中的一个例行的作为,并不属于暴利犯罪的范畴。一位法官表示,“扔鞋”不应该成为指控实施暴力行为的证据,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姿态。 对于“扔五毛”的另一种批评认为,针对伍皓的抗议没有太大的风险,“有本事你去抗议更高级别的官员啊”。本来这种批评不值一驳,但是它在话语市场中还相当畅销。事实上,任何抗议对象都不可能是最大的“恶”,甚至根本不是“恶”,只是意见不同而已。假如只能对最大的“恶”抗议才有意义,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抗议活动了。抗议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并不附带这样的条件,只要有人感到不满,他就可以表达相应的抗议。同时,任何抗议活动,都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不是什么投机,而是一种基本的理智。在进行了风险评估之后,仍然为了心中的正义选择冒险抗议的人,自然受人敬仰;但是,那些在抗议中进行自我保护的人,也不应该受到谴责。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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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国需要网络特区吗?

Google撤离中国大陆的烽烟仍在弥漫,国内IT业又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在深圳举行的IT领袖峰会的一个热身活动上,马化腾、王志东、丁健、王维嘉等四位业界高管都对政府的网络监管表达了不满,王志东、丁健还建议将深圳设成互联网监管特区。 将这几位先生的意见和Google事件稍加对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Google是抗议,他们是抱怨;Google是抗争,他们是进谏;Google宣示自由,他们寻求市场。按照近年来中国舆论的流行说法,他们更具有“理性、建设性”。这到底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意图呢,还是渐进改良的中国式道路? 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很难想象Google会提出建立信息特区的构想。依仗行政权力分而治之,给予不同地区或者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政策或物质资源,这在本质上是等级制度,与Google的信息自由宣言背道而驰。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特区,必然形成对于权力的依赖。政策的倾斜固然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难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深圳特区三十年来的发展证明,在这个楼价最高的城市里,并没有产生更加独立的媒体、更具活力的艺术、更加繁荣的创意产业和更加自由的网络空间。尽管这个城市的民间社会也有了不可小视的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它的出产取决于权力的需求。权力需要经济,就让它经济发达;权力需要腐败,就让它腐败成风。 但是,我并不因此无视特区的价值。在整体上窒息的情况下,建立特区具有透风和试验的性质。从统治者的立场说,对互联网的严厉打压并不是为了追求信息窒息,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这里面存在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及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问题,显然不是这几位IT大佬想要讨论的东西,因此丁健先生给出了在此范围内最大胆的建议:“互联网在深圳可以完全放开,不要防火墙过滤,应该看看再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是更乱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才可能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方式。” 这个呼吁透露出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容易被人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信息严控对于IT产业前景的扼杀。尽管中国政府谴责Google把商业问题政治化,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谈论此事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语言和政治逻辑。这也难怪,信息自由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不过,在这个讨论中,产业发展反而被搁置了。王维嘉先生指出,在此次网络严打中,“十几万家网站被关闭,这里面可能会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的巨头被扼杀了”。 长期的集权政治下,中国社会流行这样的观念:政治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来打酱油的。毋宁说,中国政府试图寻求这样的道路:政治上严管,经济上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社会的创造力是一个整体,只要其中一块木板短缺了,这只大桶就会漏水。我们的经济都是复制,我们的文化都很“山寨”,就是这个原因。 这几位先生的抱怨更让人们看到,Google事件并不像国内主流媒体普遍误导的那样,它仅仅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公司、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甚至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就是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权力管制和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度管制下的受害者,主要是国内的企业。Google可以抽身而去,国内的企业只能祈望特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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