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3125

自由亚洲 | 青海藏人抗议者限期自首否则严惩 西藏寺庙过半僧侣被遣返严控

青海警方发布公告,对参与示威活动的藏人限期自首否则严惩。西藏昌都噶玛寺过半僧侣被遣返原籍务农并严控。留在寺院者被迫对党表忠心,反抗者遭毒打。 本周三是西藏3.14事件三周年。本台得到一份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公安局上周二发布的公告副本,汉文和藏文对照的告示写道,曾参与囊谦县2月8日的抗议示威者,应依照警方命令在2012年3月某日(此处日期被抹掉)前到公安局自首,否则严惩不贷。   本台记者就此周三分别致电囊谦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接听官员均一问三不知。 公安局官员:您是哪一位?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安局是不是上周二发了一个公告让2月8日参加抗议的人自首? 官员:我不知道。 记者:2月8日囊谦县是不是有藏人抗议示威? 官员:2月8日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昨天才轮的班。   本台藏语部得到消息,被指2月8日在囊谦县抗议示威的藏民有两批,一批是集结在县体育场的约1000名俗人。有消息说,他们身着传统服装,祈祷并高喊口号“西藏自由”、“达赖喇嘛万岁”,反对中国政府统治,要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另一批数百藏人聚集在囊谦县大寺庙,唱经并抛撒糌粑和大麦粉。   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告诉本台:“2月8日囊谦县众多民众举行一些佛事活动、祈祷活动,在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里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由于那天我们西藏流亡政府这边举办了一个纪念或悼念西藏境内自焚藏人的活动,由于牵涉到这一活动,当局把2月8日当地民众举行的一些佛事活动跟政治挂钩了,现在要让他们到公安局去自首。”   同时,西藏昌都噶玛寺被指无适当身份证明的104名僧侣被遣返原籍,被迫以非信徒身份务农,而寺庙共有200名僧人。据悉,原籍各村委会分别负责对这些遣返僧人实行再教育,未经村官批准不得离开本地。   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则对留下的僧侣实施政治再教育。僧人住宿区被迫悬挂中国领导人毛、邓、江、胡的照片。村民和留寺的僧侣被强迫谴责达赖喇嘛,并对中共表示效忠和感激,拒绝执行命令者被毒打。噶玛寺院管理委员会拍摄整个在台上的谴责过程。   本台记者周三致电昌都县政府询问相关情况。 接听官员:哪个电台?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 官员:有事吗? 记者:对。请问现在象噶玛寺这些寺庙的僧人如果没有适当的身份证明是否就要被遣返原籍? 官员: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忙。   格桑坚参说,所谓无“适当身份证明”是当局清理寺院的托辞:“他现在开始在清理整个寺院。其实他说那些被遣返的108名僧人没有什么身份证只是说辞而已,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跟当局关系不怎么好或不听话的僧人全部遣返回乡。”   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木浪接受本台访问时介绍西藏寺庙情况说:“他们加大了寺庙管理制度。特别是今年西藏自治区新的一个措施落实了,在寺庙里都建立了协管会。以前寺庙民管会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由住持等任职,但是现在改变做协管会,专门由政府的干部主管。”   当局还采用给予养老金等办法促使寺庙管理人员加强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主要他们要争取爱国先进僧人的称号,还有如果寺庙不出现任何问题,可以说是和谐模范。寺庙里都在落实这种。”   他说,三月当局对藏区实施严密控制:“藏区现在三月份都特别紧张,今天昨天全部是武警和公安,出入都要办身份证。”   此外,藏人自焚死亡者丹增彭措(音)的妻子被迫搬往邻近昌都县的古汝(音)镇,当地政府分配给她一份清洁工作,并让两个孩子在当地上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江沛的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刘少奇专案组”成员的特殊性

“刘少奇专案组”成员的特殊性 让初中生以下五代红的军级干部任“刘少奇专案组”成员居心何在? 作者:李逊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5 8:06:57 阅读量:0次 所有不朽的作家,都会吐露他们的心声。读了郑产英作家所写的一小段回忆录,终于又让我明白了“四人帮”当时对刘少奇下毒手的居心究竟是是什么了,而从另一个侧面去窥视他们,证实了这是毛一手策划的一桩政治阴谋。也由此可见,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由来,才会促使他一贯地敌视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脑袋里,确实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有思想,才不会轻易盲目跟从,也不太可能成为愚民。而当时要把刘少奇打成工贼、叛徒、内奸,唯一的手段就是无中生有地加以栽脏去陷害,而要策划这样的政治谋害只有他们几个核心人物,如果要骗取有文化知识的专案组成员那是存在风险的,最保险的就是让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充塞进去成为专案组成员,骗取他们才是最有把握的。 而这是当年郑产英所万万没想到的一个秘密,如果他今天不加以披露,恐怕再没有人会加以揭发的,类似的框框和内部的规定,当时一定还有不少,但都被组织纪律的规定而掩盖掉了。这难道还不是政治丑闻吗?又难道今天就完全没全没了吗?所谓的党内秘密恐怕就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的一些黑内幕,如果被曝光的话,一定也是臭不可闻的。 人民永远是愚民这才是权力者最理想的被统治者。西方有一句谚语:无知是罪恶的根源,中国有一句名言,卑溅者最伟大;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不虚伪,中国文化却最忽悠人。 但愚弄人民的人,最终一定要被受愚弄的人所抛弃。 荐文 “刘少奇专案组”成员必须是初中三年级以下 作者:郑彦英 来源:今晚网-今晚报 [导读]当时中央是按着框框来选择刘少奇专案组成员,框框就是: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我在广州空军政治部任创作员,奉命到福建漳州机场,采访广空在漳州机场值班的一个航空兵团。就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听说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坐专机来了,代表广空领导,看望慰问值班的航空兵团。 我在机关时就知道,刘副主任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所以,听说他来,我的心中自然少不了好奇,当然也有敬畏。虽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但他是军级干部,我是连级,中间距离太大,从来没有机会接触。 见到他的时候是去食堂吃饭,反倒是飞行团的领导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握握手,点了点头,脸上似乎没有表情,但我还是发现了淡淡的和悦。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和他一起吃饭,住在一个招待所,并且一起散步。我一直想问刘少奇专案组的事情,那时候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但我不敢贸然开口。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我说我一直想上大学,但是要部队推荐才行。他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我大惊,想说前两条都可以理解,最后一条怎么这样定,但我张开口却没有说出来,心里头的想法,至今也没说给任何人。 既然说开了,刘副主任一边散步一边接着说:我去北京是周总理跟我谈的话,说这个专案是江青最关心的一个专案,包括我来,都是江青圈定的。周总理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各省刘少奇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选择条件,和中央专案组一样。之后他讲了一些省份的专案组情况。我听着,心里边翻江倒海的。 第二天吃完晚饭,我依然紧紧跟着刘副主任,想听听关于刘少奇专案组的情况,但是飞行团领导也跟着,刘副主任就没说这个话题。第三天我们散步时,刘副主任才说了一个事件,说当时领导要求,这个专案,要办成全国样本专案,所以所有事情都不能马虎。比如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 其实我还想知道很多,但是刘副主任离开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93年,河南省拟拍摄《毛泽东在河南》,让我担任制片人,派我去北京找刘少奇之子刘源,让他找中央领导题片名,省领导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将刘源办公室的电话和家里的电话都给我了。刘源担任过我省副省长,我就跑到北京去找了。我到了武警水电指挥部门口,将省委的介绍信给门卫看了,门卫说刘政委没来单位,我就想那可能在家,就在门卫值班室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我就说明了来意,她说刘源上午在外面开会,让我下午到刘源办公室找。我说了声谢谢,然后说:“您是……” 她温和地回答,“我是她妈妈。” 噢,这就是王光美!这就是当年为了抄家把她拉出去批斗的王光美,共和国主席夫人!我想到了,但没想到她会这么坦率地告诉我。 下午我在武警水电指挥部见到了刘源政委,他看了信后说他想办法办,并让我向写信的省领导转达问候。我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心想,当年办刘少奇专案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 这些事情我原本不想写出来,在肚子里窝到另一个世界。但看到网上一些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帖子,觉得应该把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义务。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 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 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 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 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 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 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 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 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 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 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 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 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 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 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 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 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 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 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 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 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 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 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 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 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 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 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 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 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 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 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 “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 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 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 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 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 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 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 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 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 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 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 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 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 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 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阅读更多

译者 | 亚洲时报在线英文版 对新任西藏流亡总理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

核心提示:在洛桑森格正式宣誓就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之前,他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的采访,讨论他的目标,政策和对西藏未来的憧憬。 原文: Test begins for new Tibetan PM in exile 译文:对新任西藏流亡总理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 作者: Saransh Sehgal 日期:2011年8月6日 印度达兰萨拉 —— 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总理洛桑森格即将于8月8日正式就任,流亡社区对他寄予厚望 —— 在达赖喇嘛3月政治退休以来,森格是第一位上任的总理。 42岁的森格,将在印度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所在地宣誓就任 噶伦赤巴 ,或总理一职。 这位 前哈佛大学法学学者在3月举行的选举中大胜。 在美国居住16年后,森格返回印度。 他出生于印度东北部大吉岭的一个流亡藏人定居点 ,后来到首都新德里求学。 在移居美国之前,森格是激进的藏青会(TYC)的一名的积极成员,参与过许多抗议活动,反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中国指称藏青会为恐怖组织。 虽然北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森格的指控,拒绝承认他作为流亡藏人的代表进行会谈。然而,森格坚持,他将遵循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以和平手段寻求有限自治。 森格是一名研究西藏和人权法律的专家,自称”学者活动家”。 他正在迅​​速成为藏人的国际标志。 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前,森格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的采访,讨论他的目标,政策和对西藏未来的憧憬。 记者: 洛桑先生,您即将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新任总理,感觉如何? 洛桑森格: 我感到兴奋,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研究西藏;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为藏人奋斗成为我的中心工作。我将谦卑地承担这份职责。我得到佛祖和西藏守护神的护佑,西藏将向前进。   记者: 自达赖喇嘛政治退休以来,您的当选备受瞩目。 然而,许多人仍然热衷于知道,您过去16年间在美国做了些什么? 森格: 我在印度长大,然后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我在2004年完成博士学位。 当时, 我获聘为哈佛大学研究员,后来晋升为高级研究员 —— 多数时间过着学术研究生活。 尽管如此,我仍然承担着其他方面的职责。起初,我在哈佛大学和附近的大学组织了许多抗议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访问期间。 然后,我主要从事非官方外交工作,组织汉族和藏族学生、中国和西藏学者之间的研讨会,其中包括为尊者达赖喇嘛两次访美而组织的会议。 最近我一直在周游世界,就西藏问题召开讲座和演讲。 我就象一名学者活动家。 记者: 您将领导一个不受承认的政府。 这有多难? 您将如何寻求世界各地的支持与合作? 森格: 挑战很多。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政府的任何正式承认,但不是本届政府的主要目的 —— 我们的目的,是为西藏人争取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但作为一名藏人,我别无选择。我将竭尽全力,为之奋斗。 记者: 成千上万的寻求独立的境内外藏人,对您寄望甚高,您个人有什么感想? 森格: 从宗教方面来说,这是我的”业力”。这是好是坏,还有待观察。我将为西藏和西藏人民全力以赴。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在其位谋其政,无须为此多虑。当然,人民当然对我有期望值, 我会务实前行。 我将鞠躬尽瘁,不辜负这些期望。 如果预期得以实现,或者不是部分依赖与环境因素和地缘政治,而是依赖于我的运气和辛勤工作,只要是需要我个人努力的方面,我绝不保留。 记者: 您将从哪起步?作为一名旅美藏人,带着领导流亡社区的愿景,您将如何与流亡政府展开互动? 森格: 我是作为一名非常严肃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的;达兰萨拉和西藏社会的传统智慧认为,我在进行一场大赌。仅仅一年以前,我所知不多;但是我总是说,作为议会议员选举的总理候选人,我必须到人民中去,和人民直接交流。我正是这样做的,人民积极回应,因为他们想要改变。 我最近在世界各地旅行,无论我到哪儿,无论在澳大利亚、亚洲、欧洲,还是北美,我总是多呆一两天,与当地流亡藏人互动。他们与我个人相知,或许比其他候选人要多一点点。 当我拜访印度藏人,我与公众的关系变得更加个性化,更加亲近,这能从我得到的透明度和可及性中反映出来。 这些交流告诉我,西藏人民寻求改变的愿景是什么。于是,我来到了这儿。 记者: 您在管理流亡政府方面,有什么重大的政策原则? 森格: 在选举期间,我提出三个原则。 首先,团结是最重要的。 没有团结,任何流亡运动都不可能获得动力,发展成功。 其他非暴力运动往往也在最团结的时候获得成功。 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可能影响团结,甚至导致潜在危险的观点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倒退,我们应该团结一心,继续前进。 第二个原则是创新。 我们已是21世纪,新的技术和方法日新月异;我们可以检视政策,方法和项目,使用创新的机制和技术手段,使这些议题和政策更加有效。 Facebook,电子邮件和媒体都非常有效。 第三,藏人流亡已经50年了,现在是我们自立,并自我主导西藏运动的时刻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说, 我们不了解西方的、国际的或者印度的制度。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所知,打造最好的西藏运动。 记者: 请问在重大事务上,您须要(have to)咨询达赖喇嘛吗? 森格: 当然如此。尽管达赖喇嘛将政治权力让渡给民选产生的领导人,尤其是我作为噶伦赤巴; 尊者达赖喇嘛是经验丰富、智慧超群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就重大国是问题, 我要向他请教。 记者: 您会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方针吗? 森格: 是的,我坚持”中间道路”平台,我以中间道路的主张赢得选举;未来五年,我将坚持该政策。 记者: 您将如何弥合汉藏人民之间的鸿沟? 森格: 在哈佛大学,我有16年的经验,去接触中国学生和学者,我研究过对话的原则。 我自愿与众多中国学者交谈,一些相当开放的,也有些人无知愚昧。因此,我将继续这种宽容的态度,并鼓励世界各地的汉藏对话。 有时候, 一些中国人甚至根本就不想谈,但你可以接触那些愿意了解的人,促进对话。 有许多人开始不理解我们的事业,但随着更多交流,他们开始逐渐尝试了解。 记者: 请问您的政府将继续上届政府的政策吗,还是会尝试竞选中提出的变革呢? 森格: 肯定会有些变化,前总理桑东仁波切教授个性完全不同,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 他是一位僧人,喇嘛,而我不是;我们在处理具体事务上会有些变化。 也许我会有更多的旅行和演讲,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议题和时间。 在我就职当天的讲话中,我会推出一些政策。 记者: 您将如何与北京打交道?北京根本不承认您,甚至把您与一个标为恐怖分子的组织联系在一起。 LS: 北京是否承认我,这是次要的,因为西藏人民承认我。 我只不过是一位通过富有活力竞争激烈的选举上台的西藏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也没有任何一位在西藏的藏族领导人在这样的民主选举中赢得他们的职位。藏族人认可我 ,这是最重要的的事情。 他们对我贴上这些标签,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在过去16年间,我与中国学生,学者和朋友们有很多互动。 我邀请学者从北京来到哈佛,我甚至2005年访问北京。 他们当时没有说我是一名恐怖分子;但现在,我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选举后,一夜之间,他们大大地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希望他们能够解释,这是为什么。 记者: 告诉我,您怎么看待西藏境内现在的情况? 您支持西藏境内的抗议和示威吗? 森格: 西藏境内的情况非常悲剧。 中国领导人最近前往拉萨,以庆祝他们所说的解放60周年,但我们称之为占领。 他们召开庆祝大会,因为西藏目前处于未经宣布的戒严状态。 这就是在西藏的藏人在中国体制下,出生,长大,受中国教育和宣传的60周年。 这个所谓的周年庆祝在秘而不宣的戒严状态中进行,这显示中国的统治无法正常工作。一场庆祝会需要把军队带到 拉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政治压迫,文化屈辱和环境破坏的影响。 我们不支持西藏境内的任何抗议,因为我们知道其后果;许多抗议者被捕,受到折磨,有些甚至被害。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藏族兄弟姐妹们面对这些。 尽管如此,对他们的勇敢,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团结,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所以如果他们抗议,我们会为他们发言,我们将与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的受难和痛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被武力分裂,而不是自由选择。 记者: 西藏境内有藏人曾经试图和您联系吗? 您从西藏境内得到 什么样的政治讯息? 森格: 噢,是的,很多,一些人给我发送电子邮件,Facebook消息。我在印度遇到很多来自西藏的藏人,他们向我敬献哈达,和我合影。西藏的一些艺术家们撰写歌曲,并放到YouTube上,赞美选举,民主和我的胜利。 许多藏人去寺庙,为西藏运动的成功和达赖喇嘛的长寿而祈祷。 西藏境内的藏人在我背后支持我的领导。 最近在格尔登寺的抗议活动和顶礼尊者达赖喇嘛的法相,这就是明证。 记者: 您曾经于2005年访问中国,想去拉萨,并访问西藏,但您被拒绝,为什么? 森格: 这相当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强硬派本质上无法信任西藏人民。 我以哈佛大学学者的身份访问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我希望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从北京到拉萨;但他们说,不行! 就在同一时间,他们总是说,欢迎外界到西藏参观,亲身看看西藏安定繁荣的局面。我就在那,而他们不让我去。中国强硬派对藏人非常不信任,这似乎就是问题本身。 中国政府根本不信任藏人。 记者: 您对当前达赖喇嘛代表和北京之间的西藏会谈有何看法? 森格: 目前对话处于僵局,我们的代表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未去中国。我们这边愿意继续对话;但是只有中国政府才能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继续。只要他们点头,我们可以去,和他们进行对话。 记者: 您会在未来的对话中发挥作用吗? 森格: 我会,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如果它有助于西藏问题,为什么不呢? 记者: 您对中国以及中国的西藏政策有何看法? 森格: 中国的西藏政策,在过去的50年一直被强硬派把持,其目的是在西藏领土上歧视藏人,消灭藏人身份认同。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自由派中国领导人执政时,曾经执行比较开放的政策,西藏的局势有所改观。但是这些并未发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强硬的西藏政策。 记者: 北京和西藏流亡社区之间,对西藏有什么共同观点吗? 森格: 应该有,但差距更大;他们说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同意,是的,公路正在修建,架设了电力线,并在西藏修建建筑物,但是这些发展是为了谁?谁使用得更多?我们之间有不同看法。 从我们这方来看,很显然,每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当然有一些藏人也受益了,但是主要的使用者和受益方是中国人;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不同观点。 记者: 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逝世后的情况? 森格: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未来路还很长。 在本届任期内,我相信尊者达赖喇嘛身体健康,他将继续把西藏和西藏人民置于其中心,并继续推动这一议题。 尊者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世俗的民主社会,并实现自我领导,我们将会这样做。 尊者会非常非常长寿 —— 所以目前我们并不担心。 记者: 您怎么看中国人? 您旅居美国时,曾经遇到过很多中国人。 森格: 一些很不错,我有几个旅美的中国朋友。 他们都是中国学者,我们可以坦率、开放地对话。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文明和财富。 我对中国人民的态度非常开放;身为一名佛教徒,人类中的一员,你不会对任何人有恶念。 我们的问题是强硬派 —— 无论是以政府或个人形式,我们都无法接受一个强硬派的态度。 我们不会接受西藏被占领,而西藏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们需要的是,希望中国人民承认和尊重我们的自由,尊严和身份。 记者: 您得到了许多流亡藏族青年的支持。 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森格: 藏族青年应该记住,在我们这一生中,西藏运动可能获得正义,也可能失败,所以,我们的努力将决定它将如何向前推进。 我们应该有信心,信念和勇气大声说,我们是藏族,我们能够成功。 我们都必须记住,如果我们藏族人不干,没有人会干。 我希望我能够不辜负西藏内外藏人的期望。 记者: 您呼吁印度,让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理由是什么? 森格: 我认为这对印度来说很自然。 在西藏被占领之前,中国还不知道在哪;而在西藏被占领之后,印度在边境地区面临着很多问题。印度媒体和专家的很多报道认为,不管以哪种方式,西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如果印度解决西藏问题,它可能以某种方式解决了印度的安全问题。 因此,我谦虚地呼吁,印度应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使西藏问题成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 记者: 有人认为,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18大)之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上台,怀柔派会占上风;您怎么看? 森格: 尽管会有新的领导人,但我不认为中国政府的强硬派政策会发生大的改变。 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当你改变头部,身体并不简单地改变;这不是民主社会,所以他们不得不改变身体部位。 所以,当2012年后,中国胡锦涛主席辞去党总书记职务,2013-15年,胡锦涛预计将分别卸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书记,到时候会发生什么还有待观察。 人们总是希望更好的东西和变化,但是如果强硬派政策不改变,未来并不乐观。 记者: 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目前流亡藏人社区所面临的挑战? 森格: 从我这边来说,其中一个重点是教育,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这一挑战,我们将保证,流亡藏人的一些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另一个是在尼泊尔的藏人所面临的挑战。尼泊尔发生了 很多政治变化,特别是由于北京对尼泊尔政府施加的压力。 因为这一压力, 在尼泊尔的 流亡藏人处境窘迫。   记者: 您如何看待西藏的未来之路? 森格: 西藏运动发展强劲,因为年轻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他们可能比我要有效得多。我认为只要需要,西藏运动可以继续50年,并发展壮大,因为未来的领导人会更好。目前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任期,尽力解决西藏问题。 但即使它确实还需要50年,我们会更强,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记者: 您将于8月8日举行就职典礼,您在Facebook上发帖透露,当天适逢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ya]的诞辰 —— 这个日期有多特别? 达赖喇嘛尊者将会莅临典礼,祝福您就任 —— 当天,您有什么特殊的信息要传递给藏人和全世界吗? 森格: 其实我觉得我的当选,甚至就职日如此特别,纯属巧合。 如果我们看一下佛历,莲花生大师出生在这一天,这使得这一天非常特别;就职典礼将在上午9时9分9秒举行 —— 九个是藏人的吉祥数字,中国人也同样。 仪式是为了繁荣和长寿。 此外,尊者将亲临现场,祝福就职仪式,所以有很多宗教祈福。就职仪式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大概是我的业缘。我要告诉大家的信息是,尊者希望全体藏人自立,独立推动西藏运动,而无需他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天赋的道路,团结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我们自由的一天将会来到,达赖喇嘛尊者将会返回西藏 。 Saransh Sehgal是亚洲时报在线驻印度达兰萨拉记者,email: [email protected]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阅读更多

中国报道周刊 | 再谈中共的和平演进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5月25日刊发了中纪委名义(署名中纪闻)发表的文章《坚决维护黨的政治纪律》,呼吁中共黨员遵守黨的“政治纪律”,并称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发外界对中共内部政治路线分歧的揣测。文章再次强调了胡錦濤提出的关于“政治纪律”的 “六个决不允许”。即中共黨员,“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黨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黨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黨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今年来,中國社会上关于中共历史、纲领、以及中國向何处去的争论愈发激烈。黨内,中共常委、总理溫家寶几次提出推动政治改革,不但高层无人回应,中共掌握暴力机器的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却说“公民社会”是西方“陷阱”,似有针锋相对之意。 《坚决维护黨的政治纪律》令我想起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軍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同时发表的文章,告诫中共全黨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赫鲁晓夫是谁?毛澤東为什么恨他? 1958年,中國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候,赫鲁晓夫进行讥哄嘲笑;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社會主義国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围攻中國共產黨,说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苏联专家。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一切职务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机会。在这一年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在11月7日晚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当晚,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在这个招待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多喝了几杯,他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澤東搞下台去。这样,我们两个国家就可以和好了。”贺龙听了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说:“他是喝醉了,说的是醉话。”周恩来才是真正明白人:“这哪里是酒后失言,这是酒后吐真言!” 睡在毛澤東身边的赫鲁晓夫,至少有刘少奇和林彪,现在中共高层也有睡在他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中共高层想身边没有赫鲁晓夫,就得和平演进。德国社会民主黨从一个馬克思政黨演变成民主政黨,是中共和平演进的一个好榜样。 德国社会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写为SPD)是一个“人民”政黨,因为它始终代表平民百姓的利益。 社民黨放弃暴力革命,值得中共借鉴学习 一般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德语: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建立于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为德国社民黨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黨于1869年合并成德国社会工人黨。由于1890年秋天开始实施的反社會主義法,德国社会工人黨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黨(SPD)。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由考茨基撰写的黨纲拒绝了改革主义,并且向馬克思主义倾斜。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是一位具备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他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72年,那年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黨的一员。从1878年起,伯恩斯坦就作为社会民主机构的私人秘书在苏黎世工作。1888年,由于来自普鲁士的压力,他被驱逐出瑞士来到伦敦,并且和恩格斯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 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伯恩斯坦出版“社会民主”的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社會主義的问题” 的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黨中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伯恩斯坦还在1899年写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该书与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的观点有强烈的冲突。 伯恩斯坦坚持认为,社會主義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的(工人会逐渐争取到权利,因此他们痛苦的根源就会消失,同样革命的基础也会消失)。伯恩斯坦明确提出放弃暴力革命 . 社民黨代表底层平民利益,值得中共借鉴学习 社民黨来源于工人运动,起初更加明确社會主義性质 (现在依然是社会黨国际的成员黨)。社民黨把社会正义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政见。经济应该发展,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因此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福利。同时,社民黨认为一个强大而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一个充分满足下一代需要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了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利,社民黨历来不断提出改革议题,比如富人税收政策的改革。在社会政治上,社民黨致力于民法,开放式社会和公民参政上,它们是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基石。社民黨始终代表平民百姓的利益。 社民黨是德国第一大黨,中共可以放心借鉴 社民黨现有黨员502.062,是德国第一大黨,早期的SPD经常站在工人一边。传统的工人阶层过去一直是社民黨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社民黨的力量来源也变化,除了工人以外,还包括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中小业主。这三者中第二者最为重要,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部分人的数量越来越大。 二战以后社民黨重建。在西德,社民黨起初处于在野位置,但是德国总理布兰特和施密特从1969年直到1982年领导了联邦政府。在苏军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东德,社民黨与德国共產黨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黨。两德统一后,与西德的社民黨合并 . 任何一个政黨的命运都是它自己选择的。德国社民黨为什么能够保持最大黨,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保障公正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为此,需要一种目标明确的收入政策和财产政策。社民黨努力创造一种生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如何从日益增加的收入中形成自己的财产。为此,社民黨采取相应的措施,从不断增长的大企业财产中取出适当部分,作为财产进行广泛的分配,或者使它们能够为公共目标服务。 写于2011年5月26日,德国班贝格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再谈中共的和平演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无相关日志

阅读更多
  • 1
  • 2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