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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内:人还在,钱没了

(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时许,宣传官员们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决定,称“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孕妇冯建梅被违规大月份引产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安康市政府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对相关人员严肃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 “深深道歉”——这句话显然不能平复那些正在指责基本国策的异议者,伴随着更多骇人听闻的计生故事在互联网论坛上的井喷,一些人开始宣布基层干部粗暴野蛮只是上级考核压力的必然结果,鉴于生命伦理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对中国3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将这些呼声移入专题,怒斥“错位政绩观让计生部门‘丧心病狂’”的同时,宣布“计划生育国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不过,即使没有对这个禁忌话题的安全顾虑,烟台媒体估计也不太会为引产悲剧投入太多,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继续与那些指责自己“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们论战,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消费者心理斗争。《烟台晚报》今天再出两个整版的调查报告,与烟台市委机关报一同宣布“烟台苹果质量过硬,放心吃”;今晨6点则转载来自环球时报的《“药袋苹果”拷问新闻真实性》,规劝“媒体新锐”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虽然“媒体新锐”已经停止了继续揭发“药袋苹果”,昨天甚至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烟台官员对话实录,但在今晨6点的执行总编辑赵先超看来,他还是恨不得代替家乡父老骂上一句脏话,“媒体人良心最重要,没有良心媒体越大危害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通稿,新京报与自家的解读完全不同。 在电稿库中,这篇“新华视点.焦点面对面”是《解读苹果“药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烟台农业局局长梁传松》。作为《烟台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今晨6点以摘录出的烟台苹果支持者评论助阵,将新华社原题改定为“即便‘药袋’苹果也未检出药残超标”。除了梁局长答疑,《烟台晚报》还加上市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学玲的称赞,“套袋,是出好苹果的最好选择”、“套袋成就了烟台苹果‘国货’辉煌”:“不使用套袋技术,无法生产无农药残留、表面光洁的苹果,而且烟台的苹果套袋技术在全国也是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使用掺杂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过,在那家北京报社的编辑手中,新华社电稿获得了新的小标题,即“生产使用‘药袋’肯定违法”、“2010年开始严打‘药袋’”和“具体数量尚在核查”——在赵总编看来,这些小标题中的文字虽然也确实能在电稿中找到,但无疑是一种“特意而为”的以偏概全,只有自己原样照登才叫做“职业操守”。 当然,《新京报》或许也可以以牙还牙地指责烟台媒体“选择性失明”,因为那篇同样由新华社在前晚发出的《“药袋苹果”背后的安全体系缺失》,同样没能出现在今晨6点和烟台晚报上。在这篇评论中,新华社记者对“生产和使用药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遗憾,声称虽然“政府旗帜鲜明地叫停”,“但果农违规并未杜绝,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短板。”于是,这家拥有比《新京报》和《烟台日报》都高得多的权威地位的通讯社表示,“要避免‘药袋苹果’之类的恶性事件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造成伤害,需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并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避免无知犯错,更要敢于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恶清理门户。” 所以,为了表示不肯驯服,这份北京报纸还干脆把那个“院士:果袋抹药不允许”的标题放在自家网站头条展示。只是,这并不会逃过那些紧盯不放的对手眼睛,一个名叫“栖霞网”的未认证微博账号早已贴出截图,根据前后对比,强调《新京报》网站的编辑们已经对“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进行了修改,变成了“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 《人民日报》今天的时评一定会让暗访烟台果园的记者们感到安慰,因为这篇文章正在强调官方本轮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必要性:“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想来,为苹果撑腰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对烟台果农来说,他们一定有些遗憾新华社在那篇《“谣言起农民伤”为何一再出现》并没有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而是选择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杨梅作为“躺着中枪”的事例。不过,想来烟台官员是认同那些道理的:“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农产品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如果凭空造出安全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将是致命的打击。‘转发即态度’,网络时代,谣言、传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鼠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子虚乌有的事情被传播几遍以后,大家就可能信以为真。部分网民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转发和评论微博,殊不知这小小的举动,可能导致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东流。”根据这篇新华社快评,“谣言起农民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关部门的调查、辟谣反而‘越帮越忙’,最终谣言、传言占得上风,造成社会恐慌、产业受损、农民遭殃。” “治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那么,对需要把今季红富士卖出去的烟台果农们来说,现在先要治标,又该怎么办?他们能等到“微博造谣者流着泪向公众道歉”吗?所幸,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烟台宣传官员可以把“辟谣”的接力棒交给内蒙古同行了——经过四年以来的反复锤炼,他们已经很有经验。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经痛骂中国乳协理事长“孙子公关”的人们不需要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伊利副总裁与自己对质“奥运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内蒙古新闻网贴出那家中国乳业巨头的公告,承认“6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我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参照健康综合指标,产品汞含量有异常……于6月13日开始将2011年11月-2012年5月内生产的全优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对愤怒的网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骂词汇——刚对“中国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说过一声“呸”,现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失望透顶? 但或许也不全是“审丑疲劳”——根据一些媒体从业者的网络抱怨,来自宣传官员的禁令已经下发。而这也可以从今天的媒体报道方式中得到验证,虽然腾讯今晨仍可以将之置于头条,但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来自新华社、来自那份伊利公告,评论员们也没有提供什么声讨檄文。搜狐编辑们唯一可以展现技巧的就是推荐一条《官方称伊利很自觉》,在这篇答问中,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通过新华社赞扬,“这件事应该说是企业自觉负起了主体责任,对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出现异常的情况,尽管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企业能够主动召回并查验原因,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认为,通过伊利集团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信赖,对我区乳制品产业发展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像《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那样在头版用头条大标题展示“伊利召回汞异常奶粉”的是少数,除了公告内容外,记者们还向民众汇报本地商场下架进展。《京华时报》多写了一段,即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否认“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的说法,强调“像汞这样的毒素是本来就不允许存在于婴幼儿奶粉中的,根本没有必要规定限量”。 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南方系全体使用了新华社通稿,倒是第一财经日报决定从公司产业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组合报道,例如《伊利“明星类”产品惹麻烦,国产奶粉再遇信任危机》、《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产中污染》等。根据其一财网提供的标题,伊利这次拥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国标在1998年9月1日实施的新规章中被取消,从0.02mg/Kg变成了无标准。 虽然《人民日报》也在内版发了一条简讯,内蒙古新闻网也在首页贴出两份通稿,但区委机关报还是更需要向本地负责,替代召回公告出现在版面上的是《六部门增兵食品安全保卫战》,北方新报则鼓励自治区监管官员再接再厉,“两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惊喜’”。 三、人还在,钱没了 “单挑”全国媒体,不仅是那些需要维护地方利益的宣传官员们必须要做,对《北京日报》这样的“左派”媒体来说,也是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中国追随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谈”按例出版的这个星期五,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再度高举《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权发展之路》和《中国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的旗帜,并且,说上一句“理直气壮发现‘最美’歌颂‘最美’”。 “有人担心过头了,别让‘最美’变了味。然而,无论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还是各级部门的表彰与奖励,冲的都不仅是周冲这个人,更是他的行为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就社会而言,褒奖与弘扬善行美德,营造崇尚厚德、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形成好人好报的社会风尚,下多大气力也不为过”——这句话,应该是说给团中央机关报听的。不过,评论员曹林也没顾上这个,他今天的任务则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昨日之论商榷,《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机关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些看上去都拥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党报,却能够环环相扣公开论争。其实,在互联网媒体“鲶鱼作用”的刺激下,新闻管制者和具体从业者的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对冲使得中国媒体能够为更多意见冲突各自提供麦克风——当然,要排除那些超级禁忌的领域。 只不过,网络论战使得很多人还是更习惯于“贴标签”,所以,他们要惊叹于《北京日报》所辖《北京晚报》前天那个大标题,《人还在,钱没了。延迟退休,你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于是,这组直指“社会公平”的报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与效仿。《扬子晚报》引用“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的预测,自问一句“人还在,钱没了,我们会这样吗”;《广州日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最大的悲剧是‘人还在钱没了’”。 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意欲延迟退休年龄的民间抗争,在过去一周里从未在舆论场中退散。比起“国进民退”或者“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财经话题,还是“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更贴近那些“草根屌丝”的民生,愿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的市场化媒体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面,批评政府此举有违政治伦理、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底层民众不公,更斥公务员群体从中不当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报发表《养老金缺口不是劳动者的错》,质问“机关公务员及很多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前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退休后拿到的反而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得多。如果他们也必须缴费,如果他们也只拿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亏空还会那么大吗?”而后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缴费的人,反过来决定那些缴费的人要延迟几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异于慷民众之慨,这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那些很容易就能观察到网络不满声的门户网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立场了。早在上周五刚刚获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试探后,搜狐就已设计出养老金亏空图解,结语强调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费大概是9000亿,如果用这笔钱来填社保个人账户空账,只需要2年”;网易更制作专题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新华每日电讯》正在劝诫“摸清养老金‘家底’,别让数字乱飞”,但《成都商报》今天已允许作者推测那个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数据是专家学者们在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官方政策提供“证明”:“以这种数据来反证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反对”;《新京报》干脆提出“查账”,根据今天这篇见报社评的观点,“养老金政策调整当然可以,但对民众来说,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有利还是无利,养老金的账本首先应该让人看明白”;《重庆晨报》则是警告公权力“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别动不动打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主意”,文章强调,“如果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借新钱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不能保障劳动者养老,那么就应该进行及时修改完善。” 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在这个僵持时刻给出具体修改方案。《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昨向国企待遇宣战,指控延迟退休建议“有遮蔽真命题和舍本逐末之嫌”,强调“延迟退休是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社保体系的写真,不会根本上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压力”,“与期当前与其在延迟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决心补足国企对社保的历史欠库,并有效推动市场化制度变革,为私人部门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环境,同时矫枉失范的社保体系,政府基于城镇居民社保和农保等构建公共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以满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诉求。” 今日《南方都市报》上,编辑们除了转摘这篇《与其延迟养老,不如补足国企历史欠库》,更允许唐钧苦口婆心,劝告中国决策者“没必要为了200亿得罪2亿人”,“这笔账怎么算也是亏本生意———影响安定团结啊!”根据这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分析,参保农民工的“转移接续”问题更加紧迫,如果这2亿多人退休时因为缴费年限不够,领不到养老金,“又会发生什么呢!” 该报另一位专栏作者傅蔚冈,亦曾在昨天形容“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退休8年后就去世”的可能性“太过残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众的普遍预期和承受能力”,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提出的办法是,“减少统筹比例,提高个人账户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和统筹账户对半。在统筹部分的投资效率乏善可陈时,过高的统筹规模是对当下人的剥削。同时,个人账户的投资应当更加透明,同时,要允许个人参与对其账户的管理。” 比起个人比例,那个托名“胡释之”的凤凰网答问系列,就更进一步了。虽然也将推迟退休年龄比作政府“单方面毁约”、“一种赖账的考虑”,但他更劝告各位,“个人养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于国家养老,更多就是觉得政府会有个转移收入的过程,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它可能会有劫富济贫的效果。通过国家强制养老,我可能能从别人的收入里攫取到一些。会有这样一种“邪恶”的考虑。虽然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对人社部官员来说,可能还是《环球时报》更加能够体贴现实困境。这份报纸在周二发表《延迟退休,一个捂不住的现实难题》,承认“最近几天针对这一设想的网络投票结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对者据分析主要是两大人群,一种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后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二是担心晚退休者挤占优质工作岗位、从而影响自己前途的年轻人。应当说,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有道理。” 不过,根据胡锡进总编的分析,“这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上下必须直面的,人保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供全社会充分讨论,承受各种愤怒情绪,我们认为,这样做比捂着问题,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的竞争力来讨好公众,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表现。”文章就此寄语中国人,不要以“欧美最好的福利标准”作为自身参照坐标,“一定要扎根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中国弹性延迟退休的计划能够设计得更缜密,也能最终推行得更顺利些,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伴随大量非理性抗争。中国的体制应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扩大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一旦推行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也应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人社部再次强调“延迟退休暂无时间表,最快下半年启动调研”。除了引述学者们“尽早决策,小步渐进,逐步到位”的谋略外,记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万参与者的人民网调查,针对“94.5%的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反对”的数据,官员们的态度是:“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 相关日志 2011/02/21 -- 西西河:从民工荒说起 2010/07/27 -- 折耳猫: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各行业的影响 2010/01/08 -- 保险、社会保障与人口调控 2012/06/15 -- 伊利“奥运牛奶”被指造假 北京奥运期间未达标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5 -- 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 政府道歉局长停职 2012/06/15 -- 人社部:延长退休年龄方向已定 下半年启动调研 2012/06/15 -- 被引产的7个月胎儿从天堂的来信 2012/06/15 -- “延迟退休”引爆全民抵制 人社部强硬称势在必行 2012/06/14 -- 中国乳制品处在“历史最好”阶段——因汞含量异常,伊利召回问题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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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1)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然而,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其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10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英語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6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既有中國合法、非法移民,也有流亡美國的人士——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10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 李翊雲(Ye Rin Mok攝,李翊雲提供明鏡) 2. 哈金(Ha Jin)(英語,美國)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1999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美國第50屆國家圖書獎,為至今唯一獲此獎項的華人,令美國出版業與讀者更加重視以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雖然高行健獲得文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但高是以中文翻譯作品獲獎,而哈金則以英文小說榮獲美國國家級的肯定。《等待》將一名醫生的故事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內心衝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 哈金語言簡練,創造一種新移民英語寫作風格,除國家圖書獎外,哈金也拿過海明威獎、福克納獎等各式獎項,被稱為“獲獎專業戶”。哈金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大都講述小人物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89年的民運為哈金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決定以英語寫作的開端,《瘋狂》(The Crazed)便關注了“六四”人物;哈金也將歷史題材以小說形式展現,《戰廢品》(War Trash)講述朝鮮戰爭,《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描寫南京大屠殺;近年,哈金將注意力放到移民身上,以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短篇集《落地》(A Good Fall)為代表。 哈金的作品讓西方讀者重新認識中國,今日英語界提及華裔作家時,幾乎不會漏了哈金的名字,哈金的成就,為往後的華人作家開闢一條更寬廣的創作之路。 哈金(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3. 戴思杰(Dai Sijie)(法語,法國)用電影技巧說故事 在美國,由於同名電影的成功,譚恩美的英語小說《喜福會》(Joy Luck Club)廣為人知,讓中國文化深入西方家庭;而在法國,戴思杰的法語小說《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同樣憑藉電影的力量在全球大放異彩。曾是戛納電影節注目單元開幕電影、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戴思杰自編自導的。 1971年至1974年被下放到四川接受“再教育”的戴思杰,作品多有“文革”的影子,《巴爾札克與小裁縫》講述兩名遭下放的知青友誼和農村姑娘的浪漫愛情故事,《某夜,月未升……》(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訴說文革中相戀的法國女子和中法混血男子追尋藝術、歷史和愛情的故事。戴思杰的《釋夢人》則是另一種風味,用詼諧、荒謬的情節講述中國精神分析師在中西文化間尋找“處女”的冒險之旅。 1984年戴思杰至法國留學,繼續在電影上深造,開始以法語寫作前拍過三部電影,因此讀戴思杰的小說,就像看電影,每一個章節就像一個電影場景,其優美、幽默的筆調與故事,屢獲法國文學獎評審和讀者的青睞,是高行健之外,最重要的旅法華裔作家。 戴思杰 4. 裘小龍(Qiu Xiaolong)(英語,美國)華人也能寫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西方是個相當受歡迎的文學類別,除了裘小龍外,幾乎沒有華人作品成功打進這個市場,更別說以英語寫作。裘小龍的所創造的刑警隊長陳超,年輕帥氣、一口標準英語、喜愛吟詩朗誦,大大扭轉了西方讀者對中國人的印象。裘小龍的小說已悄然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紮下根,擁有一批忠實追隨者。 “文革”時因故避免了去農村插隊命運的裘小龍,因緣際會下開始學習英文,打下往後英語創作的基礎。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以一種新鮮的中國偵探小說形式征服西方讀者,讓裘小龍成為首位獲獎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華人,之後的《外灘花園》(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石庫門驪歌》(When Red Is Black)、《雙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 )等作品也相繼被翻成各國語言,廣受青睞。 來自上海的裘小龍,其小說不僅娛樂讀者,也將上海乃至全中國的文化、歷史,鮮活細緻地展現在給西方民眾的眼前。許多美國學校都將裘小龍的小說作為教材,裘小龍的作品是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窗口。 裘小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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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成都基地一员工跳楼自杀

富士康成都基地一员工跳楼自杀 富士康成都基地一员工跳楼自杀 富士康公司6月14日发表的声明说,目前,当地警方对这位员工的死亡原因展开调查。 路透社14日的有关报道说,这是富士康开始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协议后发生的首例员工自杀事件。 富士康在声明中说,这位姓谢的员工23岁,上月才加入富士康公司。 在2010年和2011年期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基地曾接连发生了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不但引起客户企业的关注,还引发了劳工权益组织对富士康工厂的工作条件和员工薪水问题的调查。 前不久, 苹果电脑公司和富士康达成一项关于改善其iPhone和iPad生产线的120万名员工的工作条件的合作协议。 富士康在协议中承诺,将减少工人加班工作时间、提高安全状况、改善住宿和其他生活设施条件等。 海外网络杂志《中国事务》的主编伍凡就中国全国总工会在为中国工人权益方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认为:“总工会根本就不介入,总工会不是工人的组织,是共产党监视工人的组织。工人也不希望他们来,来了也不起作用,他们也代表不了工人,它能替工人争权利吗?它是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维护政府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中国的工人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和厂方资方谈判逐渐逐渐地高涨,现在工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逐渐逐渐地高涨,这是一个趋向。” 今年二月中旬,富士康曾宣布,将其员工薪水上调16% - 25%。 前世界银行住中国办事处主任、劳工问题专家皮特-波特利尔就此表示,他对最近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不知详情,但过去发生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导致中国政府比较注重劳工问题。而且在中国如今劳动力日趋短缺的状况下,公司企业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劳工报酬。 “我对这件事还不知晓,但这可能说明富士康又在犯错误。据我所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总的来说对公司企业的雇员有利,因为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老化,这样年轻力壮的中青年劳力正在变得短缺,迫使公司企业近年来提升了雇员的薪水;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从2008年以来开始允许劳工与资方集体讨价,这使工人有可能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中国政府仍不允许工人自由组织工会,因为它怕工人们会变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富士康的工厂基地近来仍事件不断。去年六月,在富士康的成都基地发生的一次爆炸事件中,有三名工人死亡;今年4月底,中国湖北武汉富士康厂区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加班及工资低举行抗议示威和罢工,有工人爬上楼顶威胁要跳楼抗议。 参加示威的工人都表示,他们由深圳和山东烟台转移到当地工作之后,工时变长乐、工资减少了,他们多次向厂方反映都没有结果。 6月初,富士康成都制造基地又发生一起骚乱事件:因个别员工在餐馆与老板发生争执,导致100多名富士康员工情绪失控,引发骚乱。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郑竹园就此表示,中国目前需要改变以廉价劳工为基础的出口型经济,而转向以发展较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 “应该加工资,过去是太低了。如果工人的工资提高,他的购买力就提高,薪水太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购买东西,要提高内销的能力,这个现在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现在外销很困难,像欧洲本来是中国最大的市场,可是现在它都要破产了,没有能力购买你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加工资。过去是靠出口来提高GDP,这个恐怕以后很难,要靠内销。” 总部在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大约雇佣了120万名工人,它是苹果、索尼、诺基亚和戴尔等国际大型跨国电子公司的主要产品供应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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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实力的内忧外患——从孔子学院风波谈起

  2012年5月17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罗宾·雷诺签署了一份指令,称中国“孔子学院教师以教授和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部分教师教授的对象却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违反了J-1签证的有关规定。因此,这些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月底之前离开美国,若需返美,须重新申请正确的签证。”这份公告旋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很快发表文章,批评“单方‘喊停’令人困惑”:“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   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指责美国方面“发难”。与官方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的舆论,市场化的媒体《新周刊》官方微博甚至这样评述:“此事‘激活’了公众对两年前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费3520万元一事的记忆”,这指的是媒体曾经质疑孔子学院网站经费明细却被叫停的经历。   网上的知识分子还翻出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批评“孔子学院”是赚钱项目的文章,甚至连一些亲儒家的学人也开始公开表态,声明孔子学院与儒家文化无甚关系,只是汉语和中餐“培训班”。   眼看着舆论正在发酵,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妥协和调整。   5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首次对上述指令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她表示,5月17日的指令“很草率而且不完整”,对此表示歉意。纽兰重申,美方将尽力确保没有一人因签证问题不得不离开美国。   这看起来像是一次技术故障而非中美关系的摩擦。除了个别人的政治过敏,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倒是很乐意占占这些中方贴钱教育项目的便宜。 “孔子学院”经费疑云   美国方面的“快速纠错”和“欣然接受”并未化解中国民间舆论对孔子学院的疑窦。这说起来有点吊诡,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有复兴的势头,另一方面则是任何社会思潮一旦被钦定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民间又不信任且加以抵制。   “孔子学院”由一个叫做“国家汉办”的机构所创办。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这也确认“汉办”是个官方机构而非民间组织,由教育部直管。   国家汉办的“业绩”斐然: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不到10年间,孔子学院已在全世界104(另一说是106)个国家扎根,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人称“海外大跃进”。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分布在104个国家(地区)。目前美国48个州已设立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其中更将学习汉语的桥梁搭建到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批一流名校。官方媒体新华网则将美国孔子学院及课堂的扩张称为“井喷式”发展。   在遍地开花的大扩张背后,民间舆论持续质疑产业化的官方项目背后的利益链。早在2010年1月,便有媒体报道,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一则中直机构的中标公告引得网友一片哗然:“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元”,媒体称为“天价网站”。这轮风波以国家汉办的简单回应不了了之,媒体的拷问没能持续下去。   这只是冰山一角。舆论对办每一个孔子学院的启动资金、派驻教师的补贴、提供海外学生“中国之旅”的经费等等,都存在疑问,而官方资料则语焉不详,政务信息公开在中国也并没有真正制度化,因此,民间对官办机构会否成了“私肥”的不信任和疑云从未消散。   从“天价网站”事件到如今的“签证风波”,让中国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因此被摊开来看。   一方面是国内教育投入的长期不足饱受诟病,早在1993年就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一再被延迟,迄今未实现;另一方面却是教育部名下的机构在海外大搞文化外宣,“花钱买吆喝”,这是中国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薛涌曾经尖锐地批评:“当中国的孩子连三百元的年教育经费还拿不到时,纳税人的钱被挪到每年享受着将近七万人民币(一万美元)教育经费的美国人那里,补充人家的开支。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教育每况愈下,中国将越来越没有文化。” “软实力”靠“硬实力”打造?   当然,会有人说,这是花钱打造中国的“软实力”,这笔钱省不得,不能与国内的教育经费类比。   “软实力”(Soft Power )是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展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呈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掀起了世界范围内“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在中国的官方文件及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也多次提及国家应“提升软实力”。   的确,“软实力”概念具有普世价值,并非仅只西方适用。《论语》季氏篇夫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谓“文德”也可理解为“软实力”。   应当承认,官方提及“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与民间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点。这与1989年以后启蒙思潮的衰落也有很大关系。   90年代以来,源自西方语境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官方意识形态对自由思潮的警惕,导致自由主义生存空间暧昧,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在日益扩大,从自由主义又分化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其对应的思潮正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与八、九十年代民间淳朴简单的改革愿望相去甚远的是,在当下,民间社会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对贪腐的嫉恨,更有20年权力与市场媾和的资本经济浪潮狂袭之后,酝酿起拜金主义产生的焦灼情绪:毒奶粉、地沟油、空气污染等等生存环境的恶化,让民间社会陷入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之中,有学者甚至形容这是一个“互害社会”。   于是,既有新左派的兴起,指控市场经济罔顾公平;也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拯救当下社会溃败的形势寄望于儒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它们共同的不满,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堕落效应”。   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大陆为何对台湾是否葆有中华传统文化之正宗那么感兴趣,对马英九的尊孔之礼那么热切。 两岸能否“软硬结合”?   巧合的是,就在大陆“孔子学院”争议余波未了之际,6月6日,台湾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指出,两岸的交流发动机若全是政治,将非常不可靠。拟未来在大陆设文化据点,推进“台湾书院”的发展。   姑且不论龙应台的构想能否实现,龙提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概念,她表示,台湾是软实力、大陆是硬实力,软实力包括创意源头、文化底蕴、开放社会公民素养、总体民众素质;硬实力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的资金、相对之下权力集中的社会。   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对大陆是比较了解的,这番评价也应当说是中肯的。   以我对台湾有限的了解,至少应当承认,台湾创意文化产业的百花齐放远在大陆之上。从来没有一次旅行,像到台湾这般,如此不辞劳苦地带回了那么多文案资料,诸如公私部门合作制作的“文化护照”、画册、旅行指南等。而台湾错落于民间宅院之间的咖啡馆文化,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这一切,在大陆有点难以想象,一是政府与民间文化的合作没有这么积极,二是追求大拆大建的城市规划思维,难以给民间宅院里的文化产业自由呼吸的空间。   就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软实力还微弱的原因,便在于公民社会遭受限制,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奥运文化等大型项目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他指出:“软实力的增长不必是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发现另一个国家的魅力时有所得。但是如果中国要成功,就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   约瑟夫的话不难理解,作为“文化官员”的龙应台的愿望也不难了解。正如我在品尝台北精致美食时会想到的,大陆餐馆那么多,却长得太相似,除了金碧辉煌还是金碧辉煌,若能以大陆的资金,引入台湾饮食文化的精致面,那的确是“软硬结合”的完美组合。   而大陆所能输出的,也不应该仅是官方主办的“孔子学院”,如何以创意思维挖掘在地文化、民间文化,这是未来很值得期待也完全可能从台湾汲取经验的课题。   彭晓芸,台湾《新新闻》第1319期,201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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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部“间谍门”事件危及中国在美间谍安全

2012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可谓是敏感的一年。现在又爆出中国国安部副部长助理涉嫌向美国提供重要情报一事。对此,中美两方的态度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路透社6月15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一名中国国家安全官员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已经被正式逮捕。而这也激怒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此举也将危害在中国为美国政府提供信息的间谍群。 路透社援引两名直接知情人士称,就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了自己的一名向美国提供情报的官员后,胡锦涛亲自介入,安排专项组展开调查。这两位知情人士还透露,涉嫌官员是一位副部长的助理,已经于今年1月至3月期间被捕。中国安全部因去年有多名驻美情报人员一度陷入危险而提高了警惕。 北京华盛顿集体收声 路透社报道显示,经过调查,中国国安部门发现这位官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已有数年之久,向其泄漏了中国在海外间谍网的信息。消息人士称,这是中国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门。他们的表态显示,中国安全部门的这一漏洞已经对其海外的间谍活动造成损害。路透社于6月1日首次就此发表报道,北京和华盛顿方面目前为止对此默不作声。 这位助手的真实身份至今尚没有被透露,据悉他曾是安全部副部长陆忠伟的助手。消息人士拒绝透露这位助手都向美国提供了哪些信息,也不愿意说明这对中国的情报人员会带来怎样的威胁。但他们表示整个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 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安全漏洞,陆忠伟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正式处罚,并证实胡锦涛主席下令展开的调查工作已经排除了陆忠伟也为美国人做事的可能。不过北京政府还是认为陆忠伟在聘用助手之前没有彻底了解其背景。当局停止了对这位副部长的纪律检查,希望尽快息事宁人。因为今年中美在政治以及外交上的尴尬事件已经够多。 一位知情人士称:"陆忠伟的问题是在用人之前没有充分调查。但中央政府不希望在这一政治敏感的年度制造更多的麻烦。"中国执政层将迎来十年一次的换届,希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政权更迭这一通常是编排好的过程已经受到了薄熙来事件以及其妻涉嫌谋杀的影响。 Ein Ohr aus Gibs kommt aus der Wand. Symbolbild für das Thema lauschen, spionieren. Fotolia, 2011 间谍战:墙外有耳,防不胜防 陆忠伟退休在即 中国外交部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国家安全部是中国最不透明的政府机构之一,没有公共网站或发言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只是说两国仍然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现年59岁的陆忠伟反正也将要退休,指出没有人怀疑这位副部长为美国人做事。他说,陆忠伟"没有变色。" 陆忠伟是上海人,曾主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据两位对这家智囊机构比较了解的研究者指出,该所最近减少了和国外研究人员的接触并降低了在境外出席会议活动的频率。而该所的后台正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知情人士补充说,陆忠伟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委员。 此事件是继1985年中国情报官员俞强生出逃美国后,最严重的一次间谍丑闻。他的出逃导致当时正被关押的一位美国中情局分析家于1986年在美国狱中自杀,这发生在他被宣判的几天前,普遍认为他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来源:路透社        综合报道: 任琛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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