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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 国退民进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12月18日下午消息,《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今日在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会上表示,预计国有企业对GDP贡献的比重在未来30年会降到10%以内。 张维迎: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刚才大家讨论的国进民退都有点担心,我自己不是那么担心。我们说有批评国进民退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批评得非常理直气壮。   就在30年前,你敢说吗?不敢。我们说不存在国进民退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心虚,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国进民退,我想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一直说30年之后,国有控股企业在GDP当中的比重降低到三分之一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仍然要预测未来20到30年控股的比重在GDP当中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我是比较乐观的。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都不要太着急,我认为都是暂时性的现象,有两个推理,第一个是逻辑推理,第二个是历史推理。逻辑推理有几个方面的事情要讲一下。   这次在金融危机当中,政府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抢救它,包括信贷发放非常大,后果就是未来一大堆的坏账就会建立起来。这些坏账大部分都会建立在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拿到的钱最多,大家都始终记住一句话,越容易借到钱,破产的可能性越大。   未来市场会发生非常预测不到的变化,好比现在看一些赚钱多的行业,包括能源、电信,这些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家想一想,几年前煤炭都是不赚钱的,全行业亏损的,现在突然之间都赚钱了,你怎么保证它几年以后又不是全行业亏损呢?   从能源的历史价格来看,它波动非常大,像石油,现在石油已经170美元、140美元,现在是70多美元,好像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看一下过去100年里,石油的实际价格,现在比100年前还低,整个80年代、90年代,十几年的时间,石油价格在十几美元的水平。   随着新能源的出现,如果新能源真发生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的话,原来的化石能源的价格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未来的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认为能赚钱的行业,未来都可能面临亏损。回到90年代有解决国有企业不良资产重组的问题,政府对银行进行注资的可能性,都会存在的。   第二个,这几年,在建设和谐社会当中,我们的政府已经承诺了好多的社会福利,包括失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在过去几年,加紧了财政收税的力度,使得原来的浮财都堆积起来,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加在20%到30%,这个事情不可能继续的。   只要财政收入的增长回到到正规的状态,按照我的估计,目前政府所有程度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和正常的财政收储没有办法支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转让国有资产。通过转让国有资产,才能使我们维持社会福利制度的唯一办法,现在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当然以后怎么转让,这还是需要探索的问题,我在去年改革30周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基本解决,剩下是技术性的问题,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判断,我所说的技术问题,以后再解决国有企业这些问题,不需要讨论或者中央开全会,方向怎么定,就是转让的问题或者50%占到30%还是20%,谁家举手定一个价格。像这次的国进民退是悄悄的,以后的国退民进也是悄悄的,不会大张旗鼓的运动式的东西。回顾一下90年代为什么很多地方搞地方企业民营化,很简单,财政没法支持。在国家层面上,未来会越来越突出,财政的压力会变成国家转让国有企业很重要的压力。   第三个方面,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竞争越来越全球化,利润一定会越来越薄。国有企业是在国内资本是垄断的,到国际市场上,我们更开放以后,是没有办法垄断的。利润薄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够维持,历史上有过一些经验,好比在一百年前的时候,美国主要通过纵向一体化去完成这个问题。这次我们看来从新技术革命之后,网络化不是走产同的上下游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国有部门,包括整合的基本思路是100年前美国的企业整合的一体化的思路,这种思路是不是适用新技术的时代,我还是表示怀疑。不考虑私有制限制,最后这两种做法能不能够保持它的效率,我是有担心的。基于这三个方面,我还是比较乐观。   从历史的关系。1989年当时的国进民退的论调就比较厉害,干了三年没有干到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的亏损比盈利还高,就出现了92年、93年的国进民退。不是你主观想达到就达到。我的意思是放在更长的历史来看,目前中国发生的问题,只要我们警惕不应该悲观,再进一步讲,满族人入关之后,统治了汉族,最后的结果是汉族人消灭了满族,现在几乎找不到满族了,没有满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可能是这个结果。   我支持保老师讲的两点,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就这么简单。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取决于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这点必须认识到。   国有企业也与国家安全没有关系。世界上国家安全最脆弱的国家,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那么私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家安全搞得很好,而且不仅自己安全,还统治别人。所以中国,要认清楚这样两点看,看长远一点,乐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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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 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

演讲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出处|《英才》杂志2010年1月刊   过去30年中,中国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开拓国内市场更大。或者说,开拓国际市场的成功,对中国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数字为证。在过去30年里,假定我国每年GDp增长是10%,折算后,则我国的出口增长相当于增加了15%。2008年我们的出口额是1978年的554倍,2008年的G D p是1978年的83倍,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6.7倍。   另一个数字,到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到GDp的比重达到了37.5%。37.5%是什么概念呢?在全世界十大经济体里面,2007年中国排在第四。那一年,出口与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是25.8%。德国最高,是39.9%,中国是37.5%,很多国家都远远低于中国,比如美国,这一比重只有8.4%,日本是16.3%,英国为15.7%,法国21.2%,加拿大29.2%,巴西22.2%。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远远高于那些所谓的最为开放、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则提醒我们,这种状况可能很难继续了。要知道,中国的出口能与GDp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前中国出口贸易遇到的困难,绝对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整体调整。过去,我们经济的体外循环搞得很好,但是体内自身循环问题比较大,未来,中国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想方设法开发国内市场的资源。   如果把中国的单个省(自治区),视为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广东的GDp已经排到世界第18位,在土耳其之后。按照这样计算,中国GDp排在第一位的省份是广东,2008年其规模已经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阿拉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是上海和江苏,他们的经济规模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中国GDp排在最后的是西藏自治区,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西藏的GDp也大于蒙古。可见,如果把中国本身作为统一的经济体来看待,我们的潜力有多大。   另外可以看一下人口的变化。200年前,在英国崛起的时候,世界的总人口是10亿,英国人口2000万,占2%。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世界人口是16亿,美国大概9000万人,占全球的5.5%。今天,中国好多省份的人口规模已经远大于单个的发达国家。比如,排在人口总量前三位的广东、山东、河南的人口已经超过菲律宾、越南、德国,其中德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怎么发挥这个潜力,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要在国内市场开发饱和之后,才会把全球变成最需要开发的市场。但在中国,很多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远超过国际交易成本,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管理体制、政府的责任,包括地方保护主义等。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有没有责任呢?我想也有一些。   我问过一些企业家,为什么主要集中做出口,不做国内市场?企业家的回答很简单:我做国内市场,货款可能收不回来,签了合同可能也没法履约,所以我宁愿价格便宜一点做出口,而不愿意在国内卖高价。因为算下来,出口的收入比在国内做划算。   中国的国内市场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企业家要从自身寻找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把市场文化、商业文化建得更好一点,相互之间信任度更高,那国内市场的潜力就会更好的发挥。   企业家天生是干什么的?就是发现和开拓市场的,我们始终不应该忘了这一点。中国企业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发中国本身的市场。   最后,我想引用233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放在一起的市场规模”。233年过去了,现在怎么真正的开发这个市场,是我们所有中国企业家的重要责任。(本文为本刊记者根据现场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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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 未来30年主要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下为张维迎发言。   张维迎: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不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族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族。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这种情况下,比较穷的人是没有责任心的,当他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贿选,很容易被人操作。富人也不受操纵,他可以宣传雇佣黑社会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对社会也不会是负责任的群体。中产阶级足够富有,使得他一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两个极端中间的中产阶级是公民责任、公民意识最强的社会阶层。如果整个国家这个阶层不够大的话,民主化就可能变成暴力政治,被少数人操纵。只有中产阶级足够大的话,才能主导民主化,变成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英国的民主化开展得很早,但一定是渐进的过程。英国最初在选举的时候是有土地的,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是不能投票的。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现在搞民主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用的,我们要思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现在我们搞民主化或者是有一个合理的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我们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能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当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表现为责任心,能为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能承担责任这时候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出问题。   刚才讲到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有大量的赤贫阶级,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民主化的过程就变成了被少数人挟持,操纵大众的过程。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画了一张图我,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有各国的记者、政治家和学者。大家都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的苏联刚崩溃,叶利钦刚刚上台,东欧都出问题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非常不被大家看好,而且西方认为我们失败了。我当时就说不对劲,我跟会议的主持人提出说我要进行讨论。当时有一个加拿大的记者,他说,你今天讲的我都记下来了,20年之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我要专门地写一篇文章。我今天回想正好是20年了,所以我今年还要找一下他,跟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图是画的太极图,我讲的不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是说前30面是一个大的面积,后面变成了一个尾巴。那么那30年是整个的60年中的比较小的尾巴,后30年就比较大。最后成功的时候就收官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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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 所有制结构不合理 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以下是张维迎演讲实录 张维迎:一年前这个时候,我们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知所措,我们很着急,着急的上火。今天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里面GDP能包括8%以上的增长,所以说欢欣鼓舞,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到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乐极生悲。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一场虚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过去,刚才在上台之前收到一个短信,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跟猪八戒讲:“八戒,别以为你站在路灯下就是夜明珠”。所以我要讲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个我想不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说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危机的原因,但是没有中国的话,这次危机可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世界之后,势必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成本、经济结构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本身充分的认识到,打一个比方,就像火车上又增加了一个火车头,所以速度由原来的120公里变成300公里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号系统,我们所有司机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个火车仍然是按照100公里的速度在跑,这样的话,我们想像一下它就会出问题。具体来讲,比如我们看到全世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格林斯潘认为这次经济可能要萧条,所以他就放松信贷,降低利率,而事实上这一切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进入,成本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应该在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甚至是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的。 再看一下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全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恰恰是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不仅是低利率,而且好多国家变成了零利率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我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我们进行了世界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实验。我们看一下30多年的情况(PPT),蓝色代表固定资产的增长,紫色的代表货币的增长。30多年里面,货币的增长除了1989年之外没有任何一年信贷的增长超过2009年,而且大家知道89年之后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过去10几年里面,信贷的增长速度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我们去年到11月份增加了33%。如果我们看投资的话,除了1994年的投资高增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的投资高增长,没有任何一年的投资增长超过今年的增长,今年是30%多。前面都是在经济相对疲软之后的增长,而这次的高增长连续多年之后仍再继续增长。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70年代后期只有26%左右,之后我们在上升,但是从2004年上升到40%之后,2009年达到了71%,这也是没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么快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如果我们看一下信贷对GDP的比例,在过去30多年里面,大致都在0.8到1.2之间,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17,但是我们在2009年1到9月份突然之间上升到1.79,最后翘起了一个尾巴。所以我说我们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货币规模最为巨大的一次货币政策的实验。 这些政策有什么长远后果?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便宜的,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性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不良的投资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积累,由此由于金融部门引起的一些经济危机,这是两种可能的情况。 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经济GDP的增长不是8%而是6%,那么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可能更好过一些? 另外看我们的出口导向,我们对出口的依赖也是太大,如果要继续维持比较难,过去30年来,平均我们投资的增长是GDP的1.5%,现在看到2007年在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特别是39.9%,其他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外汇储备情况,这是30多个国家外汇储备,日本和德国实行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是90年到2009年,日本和德国外汇储备在高增长期占美国GDP的比重,德国平均不超过5%,日本是0.5%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情况,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相当于美国GDP的12%,德国和日本都从来没有超过2%,我们现在占到了12%。看一下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都没有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国和日本高增长期的50倍。过去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政策,现在我们的出路何在?很简单,就是开拓中国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潜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下中国31各省市自治区,如果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算,广东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相当于土耳其的三分之二,大于波兰、印尼、比利时和印度。第三位的山东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麦和阿根廷。第四位的大于委内瑞拉。第五内的河南大于芬兰、泰国和葡萄牙。我们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是它还大于蒙古国。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233年前亚当斯密就讲到,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发这个市场。我想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金融危机?或者使下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就是能够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现在的一个问题,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些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由于时间关系,只给大家点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就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五是人民币汇率。居民主要靠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当中居民收入的避重就比较低,既然供给了就不能变为可持续的需求,本来是供给创造需求,不是需求创造供给,但是我们现在的供给,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保护起来都在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部门。好多人都说中国人不消费,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储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印度还要低,而我们看一下过去10几年里面我们的储蓄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在2007年的时候和1993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真正变化的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马局长刚才讲到了消费,政府还有一个问题,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在1989年的时候居民消费占到了80%,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开发国内市场的麻烦就可能比较大。 产权保护太弱,开发国内市场不是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产权,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个行政权就大于产权,国内投资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没有心思来开发。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一点,山西煤炭的整合,写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概念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国外市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中国的政策应该正确的认识到不按照法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这个国家,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这种积极性。还有城乡风格,城乡和制度性风格是中国的特色,我想特别是土地的流转,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转化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还有我们应该彻底的废除城乡的户口制度,但是速度还不够,如果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时候,没有城市户口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就会更快的实现,我们的国内市场,我们前面讲的占世界20%人口的市场才能真正有效的开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所以这个很不利于统治者的职权,不利于区域优势的发挥,所以下一步怎么真正实现行政部门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所以企业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市场更赚钱。因为人民币升值的话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了也可能创造财富效应,使大家更多的消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突然之间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 如果由于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了20%,但是换来了我们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我想就等于用废纸换了有用的东西,是值得的。这个如果我们中国现在不解决,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跟美国的矛盾,而且跟日本、欧洲和所有的国家都矛盾,因为你挂着美元,跟美元挂钩,意味着美元贬值你就要贬,这些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不会轻易的认同你。 总结一下。唯有开拓国内市场才有希望缓解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唯有国进民退,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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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 2040年前国企比重会降到10%以内

刚才高主任和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讲三点,第一是对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济改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第三还是第三分权,第四还是开放国际化。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内解决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人有误解说经济改革结构还很长。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总谈方向性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大家判断新的现象民进国退逆转了过去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我想再过20、30年,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降到10%以内。现在按GDP算是35%,未来应该降到10%以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应有国有企业的数量。 其实这次在危机当中采取的措施在几年后会引起一些新的不良债务的出现。所以下一轮的债务重组会像90年代一样有改革的压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支付了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庞大的。靠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比较可性的办法是股份的变卖,当然还包括社保基金等来提供资金。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乐观,未来30年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或者是正规的讨论,就可以即时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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