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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卫报》王克勤和中国调查报道的革命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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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卫报》领导埃及抗议的年轻人

核心提示: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 注意:本文并非新闻,而是1月的新闻分析。) 原文: It's Egypt's young who are leading the protests 作者:Ahdaf Soueif 发表:2011年1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埃及开罗广场的人们。图片为"译者"志愿编辑所加】 耐心是一种美德――也许在埃及大众价值观念中它至高无上的美德,但是耐心也是有限度的。而现在,终于,似乎我们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现在领导我们的是埃及的年轻人,这很合适。他们已经受够了失业,质量不断下降的教育、腐败、警察暴力和政治无能带来的痛苦。 现在很清楚了,是他们通过脸书,在虚拟和现实中举行封闭会议,以此组织起了周二的抗议。来谈谈草根吧!"他们"是在过去五年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多个群体。关于他们何时,如何联合起来一直是个疑问。他们在周二通过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受到突尼斯运动的启发,这些群体相互融合,与无数的埃及的男女老少团结在一起。 从南部的Assiut,到西奈半岛的Zuwayyid,再到亚历山大,苏伊士和其它埃及境内的城市,他们组织起各种抗议活动。在开罗,他们选择了三个聚集地点:Shubra,Matariyya和阿拉伯联盟大街。这些是很有策略的选择:它们临近人口稠密区,主干道沿线延伸出许多小街道。年轻的活动家们在这些地区附近开始游行,不断聚集人群,等他们到达,比如说阿拉伯联盟大街,游行队伍就达到了20,000人。 中央安全部队方寸大乱;他们设立起警戒线,但是人们径直冲破了它。他们举起防暴盾牌和警棍,但是年轻人举起手,高喊"Silmiyyah(和平)!Silmiyyah(和平)!"朝他们走去。 周二晚上,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埃及重新找到了,并庆祝它所拥有的多种色彩。活动人士在人群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解放广场的就是人民。 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各种背景的年轻人一起游行,歌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拿着食物和毯子四处走动。在大街上,穿着牛仔裤,抽着香烟的妇女同她们戴着面纱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参加过1970年代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们数十年后重新会合。年轻人到处收拾垃圾。呆在家里的人给附近的餐馆打电话,为示威者们订餐。听不到任何有关某个宗教或教派的口号。这里团结的氛围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这些描述听起来很浪漫,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之前和现在都这样。 接着,在凌晨一点,中央安全部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到五分钟,40多罐催泪瓦斯被扔进了人群中。人群没有散开,特种部队用警棍,高压水枪,最后使用橡皮子弹向人群攻击。数百人被抓起来,扔进警用卡车,带到警察局和拘留中心。私家汽车跟着警用卡车以知道他们把人带到了哪里。 法律援助组织和人道组织设立的电话也开始响起来。随时待命的律师直奔拘留中心。政府开始屏蔽紧急电话,干扰互联网,阻断通讯。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有时候,感觉埃及好像被外国占领了一样。今天,开罗市区处于封锁之中。很明显,法律界和媒体界最让当局担忧,这毫不意外。拉美西斯大街上,二十辆运兵车一字排开,律师团,法官俱乐部和记者团深陷安全部队的包围。 大约100名示威者带着横幅,站在记者团外的台阶上。一个带着麦克风的的年轻妇女向士兵们喊话:"放松点!放松点!我们不是敌人!" 26号开始的起义的策略是迅速聚集起来但在受到攻击后很快便消散的宛如昙花一现的示威。他们的目的是让安全部队保持警觉,不能休息――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周五的祈祷结束后的时间是最佳的抗议时间,每个人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在首都开罗周围的各种中心里,年轻的活动人士们正在分配电话,记录伤亡情况,设立临时的诊所。 在西沙姆 穆巴拉克(跟总统无关)法律中心,那里的人已经有48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们已经记录了自1月25日以来8人被杀,24人受伤,800多人逮捕的情况。他们把热线电话公布在网站上,但是那些网站现在都被屏蔽了,很少有电话打进来。但是各种消息仍不断地传到这里:政府在苏伊士逮捕了一位90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1956年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现在,他又开始抗议了。 阿达芙 苏埃夫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著有《爱情地图》和许多其它著作。她在开罗和伦敦居住。 相关阅读: 外交事务: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真的来临了吗?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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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27】中国新闻周刊:传统建筑破产(2006)

传统建筑破产 2006年10月25日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何晓鹏   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     艺术家艾未未是诗人艾青之子,每个月,他都会回一趟位于北京市二环以里的家。那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位于东城区的旧城保护区。   房子已经残破了,但院里的龙爪槐和玉兰仍显得很精神。艾未未说,父亲在时,视力不好,常常去数树上的花蕾,一遍又一遍。   但这次回家时,他发现工人正在用水泥抹墙,每家每户,胡同里所有的墙都抹上了水泥,又在上面刷上了青灰色的涂料,在涂料上刻出了假的砖缝,和假的造型。   就在他家对面的胡同口,正在修建一个月亮门,但胡同里经年的杂乱——糟糕的上下水、乱拉的电线、诸多的安全隐患却没人理会。   在艾未未的记忆中,这是北京第三次大规模的胡同翻新。前两次分别是尼克松访华和克林顿访华时,同样是把墙刷成灰色。艾未未风趣地感慨着,“克林顿一定没有注意到,他来到了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除了刷墙,还是刷墙。”   而这一次,可能是为了迎接奥运。“用一种颜色,一律抹平刷灰,画出砖印,去真存伪,去古还新。”艾未未担心,到了2008年,真正的北京古都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   几乎与此同时,8月31日,在全球地标联盟于中国举办的“2006地标峰会”上,北京财富中心、北京银泰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入选 “中国10大新地标综合体”。   这样,在北京长安街的东延线上又多了三个地标性建筑,其中高度最低的银泰中心,高249.9米,最高的国贸三期则达到约330米,建成后将成为北京第一高建筑。   对于这“三高”汇聚的国贸区域,有媒体称之为“新北京城市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并称赞其建筑风格“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建筑思想,标志着古都历史文化的承继与发展”。   把这两件事关联起来,似乎在宣告一种文化的消亡和更替。   迷失长安街   作为北京甚至中国的代表——长安街,其两侧的建筑风格则集中体现了这种变化。   从各部委大楼到豪华商业大厦、从皇家宫殿到现代商务中心,还有众多的高级寓所、酒店、广场……长安街上汇聚了北京市大多数代表性建筑。自矜“洋泾浜”式文化身份的恒基大厦,体现当代西方文化的西单文化广场,炫耀资本的东方新天地广场,前卫怪异的国家大剧院,以及不断刷新北京城市高度的中央商务区……长安街在用全部空间来压缩历史,更新记忆。   在美国城市规划师苏解放的眼中,长安街到处充斥着洋建筑师那种青春期时的设计幻想。每一个建筑都是偶像般的“签名”建筑,它们争着标新立异。这些体量庞大、充斥着玻璃幕墙的“怪物”没有统一协调的风格,让城市显得毫无章法,古都的历史身份和特征被削弱得无以维系。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德·培根曾评价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在这个伟大作品中,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构成这个城市的主要性格,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特点。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建筑开始竞相攀高。从北京国际饭店突破古都城市轮廓线特征,成为长安街上高层建筑的始作俑者,到236米高的北京电视中心,再到现在330米的国贸三期,古都的天际线和景观完全被破坏。   新的建筑开始挤压北京城内的传统建筑,一些新建筑本身就是在胡同和古建的废墟之上建成的。   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这个被戏称为“安德鲁的蛋”的建筑,以其现代的前卫姿态一扫紫禁城的历史厚重。在古城的制高点景山上向南望,视线中,除了红墙黄瓦,就是这个巨大的金属半球。有人说,通过这个建筑,法国人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这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美国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的名言。毫无疑问,北京曾经是盛纳中华文化最丰厚的“容器”之一。然而,容器破了,残留的味道还能闻多久?   600城市古风依稀   长安街建筑的建设过程,也是传统建筑式微,西方现代风格建筑开始彰显的过程。   在“北京建筑学国外,全国建筑学北京”的风气中,长安街的这种迷失已经成为全国各个城市建设过程的一个缩影。   福州三坊七巷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是我国东南现存最大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这里汇集了包括林则徐、严复、邓拓、冰心等众多名人的故居,但从90年代开始,商业开发开始光顾这里,一些古民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十余层高的商住建筑;   估衣巷被称为津门第一街,但这条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仍然难逃改造命运,尽管有众多人士在拆迁前为保卫老街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但它再也不能恢复从前的模样。   在古城西安,除了城墙还保留得比较完整,城内的建筑与格局早已经完全改变,即便在城北化觉寺古城保护区内,传统民居也是数量寥寥。   ……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介绍,在世界建城史上,中国城市与欧洲不同,欧洲的城市从中世纪出现时,就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目的自然形成的,而中国的城市都是先有规划后有城市的,这使得中国城市成为世界城市史上单独一个类型。   而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中式建筑像敝屣一般被遗弃掉了。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众多的城市开始新的建设,除极少数古城外,大多数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风貌。包括当时北京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就已经开始出现中西合璧的风格(像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   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一些文物古迹因此被保护,在“文革”期间也相对较少受到破坏。但到了80年代以后,城市建设的高潮使房地产业开发蓬勃兴起,大量的古建和民居被推倒重来,旧城区被改造,在这过程中,许多传统历史地段遭到了灭顶之灾,众多的古城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进入21世纪,这种城市改造的速度和深入程度更趋剧烈,使整个中国看起来就像一个混乱而嘈杂的大工地,与50年代不同,中西合璧的风格也完全为洋建筑师的设计让步,而城市中的传统元素已被破坏殆尽。   对此,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评价,“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得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   权力与资本的底色   “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说这话的,是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   作为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已有十余年之久,接触了中国众多官员和专家的他,在2005年4月又来到北京。他沿着长安街,从市中心徒步走到东五环的城市边缘。在看过路两旁的建筑后,苏解放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苏解放认为,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结果,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和专家,由于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以致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   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坛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批评,在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历史传统文脉(历史文化街区和古建筑)遭到破坏,大拆大建后造成“千城一面”。仇保兴认为,这与不少领导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干部管理体制有关。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绩观,而考核的指标是城市的面貌变化,个别城市,甚至还组建城市“大变”“小变”办公室。   权力与资本在城市的建设中充任了主角。在这种强大的力量下,即便持有异议的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仍无法与之角力。   最能反映这种状况的莫过于位于王府井路口的东方广场的建设。就是这个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如无物的庞然大物,在经过众多学者和专家的多年集体抵制后,仍然最终落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贵祥教授如此形容这个超大的建筑组群,“建筑用地占满了两条重要街区(东单大街与王府井大街)之间的地块,建筑形体宏大、密集,犹如一艘航空母舰驶进了一个古老幽静的港湾……是财富的炫耀。”   中式基因游丝尚存   变化是近几年发生的。   从去年开始,福州市启动实施了“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复工程,计划投入30亿元在三年内对三坊七巷进行全面的修复和保护。目前,已经对该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并编制完成保护规则和办法。   于“十一五”期间开展的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将目光放在了散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乡土历史建筑上,并探讨制定关于这类建筑的保护标准。   在经历了诸多的“古建劫难”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传统建筑的保护,但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误区和急功近利仍然存在,在为数众多的官员眼中,保护传统建筑等于发展旅游经济,而不是为城市留下记忆。也因此,一些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1986年北京拆毁琉璃厂老街,建起一条不伦不类的琉璃厂文化街就属此类,在那条街上竟然可以看到红柱子、大玻璃这种前所未见的房子。在清代,民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样式的房屋存在的。但从那以后,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一些生搬硬凑的仿古建筑。   就在这种假古建充斥着全国每一个城市的角落的同时,一些人也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来重温旧日的记忆。   在长安街东延长线,东五环外的管庄,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就坐落在路边。医院的大院里堆满了石墩、柱础、砖雕和石刻。   9月26日,院长李松堂和工人们一起忙着建造新病房。新病房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特异的是,上面的建筑构件都有着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历史,无论是脊檐上精美的玉兰砖雕,还是墙上古朴的石楹联,或是飞檐下繁复的斗拱,廊柱下的柱础和廊柱上的雀替,这些都是李松堂多年来收集的藏品,是他在城市改造拆迁时,一家一户收集来的。在 四合院里出生和长大的他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感情很深。看着这些老宅院被拆毁了、砸碎了,然后再用大量的资金,盖起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他认为很荒诞。   尽管这个身处城市繁华之外的古建筑显得有些单薄,但在中国,李松堂并不孤独,像他一样的古建保卫者们一直都存在着,华新民、陈志华、冯骥才、舒乙、阮仪三、王军、张金起、丁艾、陈平原……他们中有学者、有官员,也有民间自愿者,还有众多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一些古城被从“推土机”下挽救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建筑与人、城市与文化的关系。★ 来源: http://news.sina.com.cn/c/2006-10-25/1751113317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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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道欢迎某领导,答辩实验全拉倒

@ 刘若晴 #清华园# 刚才收到班长飞信通知:明天在大礼堂有夹道欢送中央某领导的任务,校方要求咱们系大四全员参加,并已和系里打过招呼,明天毕设中期答辩和实验等科研活动一律停止,为欢送领导的活动让路 4月19日 19:27   来自 清华大学 | 这个让我想起自己一篇旧文来—— 说出来你们肯定不相信,不说出来又实在憋得难受。我太兴奋了,简直是喜不自禁:昨天晚上,我梦见了敬爱的h同志! h同志这次是专程回母校清华大学给我们做学术报告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听众并不是很多,只有四五十个人。 h同志是用英文做演讲的,刚开始我还不大习惯:都是中国人,讲什么英文啊?仔细一听,就不由得暗自佩服:不愧是清华的高材生,英文讲的就是好啊!再往下听,可就五体投地了:这样的内容,必须用英文讲才过瘾啊! h同志讲的什么呢?就是《a片(大概是ai国主义宣传教育片的简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h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侃侃而谈,声情并茂,讲到高兴处,为我们示范起a片中的动作来,在地上来回乱滚(应该是模仿邱少云同志被火烧着的样子)。我看得手舞足蹈,禁不住指着h同志身边的几位领导同志大喊道:“Roll together!  ”(咱也是懂得一点英文滴!) 然而,不幸的是,我这一喊把自己弄醒了。如此美妙的一个梦就这样破灭了。 不过,我还是很幸福的!从前,孔子说过:“吾老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还能梦见h同志,说明我现在还没有老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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