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Henochowicz

Anne Henochowicz is an exectuive editor at the China Channel and the former translations editor at China Digital Times. Her work has appeared in ChinaFile, 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and Foreign Policy. She is an alumna of the Penn Kemble Democracy Forum Fellowship 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ne studied Inner Mongolian folk music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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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北京市“低端人口”大清理

11月18日北京大兴火灾之后,数字时代跟踪报道了北京当地以安全为名进行的大规模“低端人口”(官媒语)清理活动动态,23日,一段“大量外来打工者被迫离京”的实拍视频在社交网络上流传,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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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司机在高速上开倒车 被追尾发生惨剧

司机在高速上开倒车,被追尾发生惨剧,10多人当场飞出车外———司机开倒车固然是本次惨剧的主因,但如果在这司机准备开倒车时,乘客们大家站出来阻止,坚持不准他开倒车,那还会发生这次悲剧吗?更甭说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居然还有很多乘客怂恿支持司机开倒车,那你说,这次惨剧还能完全怪司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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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咨询:北京城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北京市当前处于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过去长期积累的城市空间问题、人口问题、交通问题等基础上,在国内外不利的经济大环境下,北京试图在强力行政推动下进行一场重大的城市空间调整、城市功能重构,这必将对北京的城市经济形成重大影响。第一,北京地方负债太高。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506.07亿元。与之相比,同期上海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5194.30亿元,广州市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1973亿元,深圳市截至2014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313.5亿元。北京市地方债务在一线城市中最高,在全国省级地区中排名第二,但同时面临限购、扩容等被动因素,等于绑起手脚硬挨危机。与其他城市不同,作为首都的北京要承担很多国家级的城市建设与服务职能,这也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第二,北京的城市空间的固有缺陷无可挽回地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陈功认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大,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需要覆盖的空间也大,财政负担极为严重。举个例子,上海修50公里道路就能搞定的事情,北京因为摊子铺的太大,要修150公里才够用。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新机场建设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虽然新的建设在面子上能拉动北京的GDP,但在“里子”上则给北京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和投资压力。陈功强调,很多经济因素都是空间决定,只是北京市的经济管理部门没有认识清楚。第三,土地空间余地太小。北京虽然城市空间很大,但现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可用城市土地空间实际上不足。陈功认为,现在的北京就别讨论什么土地财政、土地经济了,即使不限购,北京财政也濒临崩溃。在几个靠近山区的区,除非炸山开地,否则很快都接近最后的土地供应量了,至于老城区的几个区,更是完全没有土地了。陈功提醒,在财政依赖土地的模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地方很快都会成为财政补贴的对象,张口向市里的要饭吃,成为北京巨大的财政包袱。第四,养老以及社会开支接近爆发时期。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研究中国老龄化问题的陈功表示,老龄化在中国扑面而来,北京市尤为突出。截至2015年底,北京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15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3.4%,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全市常住老年人口340.5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5.7%。到2030年,北京市将达到重度老龄化,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到2050年,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将超过630万,每3个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迈入超老龄化社会,而且这种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将持续50年。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北京市的老龄化引发的问题难有“解药”,这是老龄化被长期忽视的必然后果,不是什么社会化养老等简单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化养老方面,北京未在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在资源上更没有做好准备)。举个例子,北京现在实际连死亡都死不起了,死个人买墓地都要5万到10万,而且要远至远郊甚至河北等地。第五,新城建设加重了财政压力。针对北京目前在“迁府”之下正在进行的新城建设问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北京市的新城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投资需求量,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财政压力,水暖电气热路桥,摊子铺得越大,运营成本越高,越往后越要花大钱,这实际上是一个死循环。比如通州区全域906平方公里全部被纳入北京市副中心的范围,有人说这是重大利好,因为政府对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投入将会加大,覆盖整个通州区域。但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通州新城区建设也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土地收入虽然能带来一笔钱,但城市运营的成本则是永无止尽的。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解除,而北京市又面临上述特别的困难,北京城市经济的未来十分堪忧,甚至不排除濒临崩溃的危险!如果说过去应对问题是未雨绸缪,现在的北京面临的则是在大雨中的绸缪,应对起来“急就章”不说,弄不好很快就面临暴风雨了。遵循智库学者的研究范式,陈功一如既往地给出了建议:北京短期面临的城市经济问题主要来自财政压力,应该建议中央提供一定的财政安排或者政策许可,比如发行城市债券,同时考虑结合绿色环境改造,争取让合作企业能够尽快上市集资,利用市场来解决未来发展的问题。至于中长期的策略,则需要在系统研究北京面临的多种问题——城市空间调整、人口战略、产业发展等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到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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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现党费危机 中纪委批国企党员拖欠党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赴寺庙朝拜(Public Domain)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星期一罕有的点名山西、天津两地八十多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拖欠党费近三亿元人民币,并指一些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烧香拜佛、求仙问卦看风水。此事引发网民热议,人们要求党库与国库分家,全职党务工作的领导退还领取政府部门的工资。有评论认为,当局向党员追讨党费,似乎是为了要求党员对党忠诚。中共中纪委罕有的点名国企领导干部拿高薪却不足额交党费,引发网民热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5月9日报道,现在有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党员干部,拿着高薪却不及时、足额交党费。山西20多家国企的党员干部补交了8900多万元党费,天津60多家国企补交了2亿多元党费。报道还称,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烧香拜佛、求仙问卦看风水,把佛龛神像都供到了办公室,哪还有一点党员领导干部的样子。有的党组织居然把预备党员甚至是非党员任命为党的干部,可见党章意识淡漠到何等地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党的观念一旦淡漠,组织必然涣散、纪律必然松弛,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可能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负责人刘飞跃5月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目前很多共产党员不信马列主义,更多的是信奉权力与金钱:“他们信的更多的是权力和金钱,首先要取得权力,有了权力后再捞钱。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现在的领导人上台后,要对党员管理,收党费只是一个方面,也想加强他们的凝聚力,他们那一套东西的信仰。但是能不能达到目的,我看未必。因为这点钱对他们干部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交了党费,并不见得信仰党章上说的那一套”。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任期内,曾多次参观寺庙,烧香拜佛,曾有人拍到江泽民亲自进香的照片。江泽民在就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曾多次去陕西的法门寺朝拜。1991年2月4日,江到河南白马寺朝拜;1993年,他先是去了陕西法门寺朝拜,然后又去了青海西宁塔尔寺,接受藏族活佛敬献哈达;2001年11月,江泽民又到河北赵县柏林禅寺,大赞佛教文化博大精深。2004年6月,江到安徽九华山朝拜地藏王菩萨,点香求佛,寺庙住持特别为江点燃三炷香,然后由江插进香炉。武汉归元寺的人对记者称,江泽民曾多次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上香。众多网民发帖热议中共党员不交党费。网民“冲动丶惩罚”写道,只有党内职务的,请自觉退还政府所发工资,到党组织去领工资。“牧炎言”称,“不是我看不起有些人,他们甚至连党章都不清楚,别说会背诵,哪怕是做成选择题,看看能不能选及格”。另一位天津网民不满的说,“天津医药集团的领导拿高薪的不交党费,现在却让普通党员补缴党费3000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云云任2012”写道,“我在天津外企工作,为什么也需要补交2200 元党费。怎么没有听说公务员要补交呀?”广东一网民称,这些党员干部能积极发扬“铁公鸡”精神,自觉戳穿了其“先进性”的面具!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9号对记者说,当前国企高管的薪水很高,除了多赚钱,他们早已没有理想:“这些高官他们要讲什么理念,都没有,就是怎么捞钱,怎么样把自己的钱转移到国外什么离岸公司,把妻子、子女送到国外。他们不会讲什么理念,因为现在党管干部,各级官员由党委任命”。孙文广对中纪委提出党员欠党费的问题,感到奇怪。他说,共产党的经费应该自己筹集:“以前是没有这样强调要交党费的,党委系统的经费数量相当高的,(政府)拨给他们的款是相当高的,但大家对此都有非议,你共产党的经费应该自筹。但是现在他们有很多是从国库里拿的,你国库和党库是相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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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 杨恒均: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未来

五一节日抽出24小时旋风赶回随州参加侄子婚礼。这也是难得一见各路亲戚朋友的机会,热热闹闹,好不开心。但无论是同熟人还是亲戚朋友,我最害怕聊的话题是国外生活,而这也是人家见到远道而来的我最想聊的。 我之所以不愿意聊,是真不想有太多解释,例如,仅仅两顿饭,就有好几位亲戚朋友对我所在西方国家的混乱与治安表达了深切的关心,有一位特别提醒我,最近中国人在国外不停地死(一位留学生被杀),还有不少中国人烧掉自己的中国护照(澳洲一位华人烧护照),另外一位亲戚说到我儿子可能找外国媳妇时,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找日本媳妇,她们实在太坏了…… 亲戚朋友所说的外国的事不是没有发生,但一些事情从他们口里说出来,总给人一种怪异的扭曲感。按说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让世界各地发生的事近在“手指”,但我却发现和很多国内朋友的信息隔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有一道防火墙。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我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从国内获得的。 问题出现在你电脑上的新闻网页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新闻,你的手机给你推送什么样的信息。当我们自认为信息时代很方便,我们几乎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们其实只不过知道了人家想让我们知道的。渐渐地,我们已经被一些新闻网站长年累月的推送信息给彻底改变,甚至彻底控制了。这和十几年前互联网进入中国时人们对信息公开的乐观预估背道而驰。 海口拆迁事件,发生了有如日军侵华电影里才有的残忍殴打妇女和儿童镜头,这样的信息只是某个人躲在窗户后面偷拍的,你的新闻网页与各种推送就绝对不会有。海口曾经是我工作的地方,但这个新闻出来后,近似麻木的我只关心一点:如果没有当时冒着被打甚至被打死的那位躲在窗户后面偷拍,那些妇女和孩子们会怎样?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殴打在没有被偷拍的情况下发生?而如果我们的法律允许这样的信息可以公开拍摄和传播,还有掌权者敢在如此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妇孺吗? 最近百度出的魏则西事件,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在信息上是如何的贫瘠,连救命的信息,都被人通过中国一家独大的搜索引擎歪曲。魏则西事件只是因为人命关天,我们才受不了,纷纷出来口诛笔伐。而垄断与歪曲信息造成的谋财害命,恐怕绝对不只是这一两起吧? 2012年在美国凤凰城,我曾经亲自问谷歌创始人,你什么时候回到中国?他说,明年就可以回去。我说,还是希望你们尽快回来,要不然,做一些妥协不就行了?我的意思很明白,不让你做的就不做呗,又没人强迫你去作恶?回到中国最重要。我们不能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没有其他选择。 但直到今天谷歌还没能回来,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也很纠结。回去可能会违背谷歌“不作恶”的信条。谷歌在这个时候说的“不作恶”指的只不过是不能有选择性的屏蔽——我本来该看到的,你却不让我看到,这就是作恶。那么,百度推送虚假信息误导搜索者,最终甚至达到了谋财害命,那岂不是“作恶多端”? 奥威尔在《1984》里有一句经典的话:“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其实这句话若要与时俱进的话,不如简化为: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现在、过去和未来。 而如果任凭百度控制了信息,你可能就没有未来了。 杨恒均 2016 年 5 月 2 日 随州 老杨头的海外微店为你提供货真价实的澳洲奶粉、保健品,韩妆,美国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包等等。加微信询问相关信息: Abbyhenry , ymhz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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