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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文/贝淡宁(Daniel A.Bell) 译/徐志跃 基于儒家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史上一直都是主流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事实,中国的改革者和批判型知识分子日益将之视为关键资源,用以在当代中国社会倡导社会责任,这种情形应该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却导致另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倡导这样一种传统社会伦理,它既意味着治疗过度的个人主义疾病,同时又不落入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具有政治头脑的儒家复兴人士把儒家视为国族身份的核心,而且区别于自由主义之类的“外来”传统,他们力辨以儒家作为核心意识形态。 但“儒家民族主义”是否会变成某种心智封闭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呢?在印度,1980年成立的人民党经常倡导一种排斥性、进攻性的集体感情,似乎与现代印度宽容和民主的气氛相异。在美国,政治化的基督教倾向于被联系于共和党鹰派,偏好强有力的军事,并对对外援助、移民和社会福利抱有敌意。因此,儒家在中国的复兴也许不应该让那些看重宽容、关怀弱势群体和全球正义的人道的进步人士忧虑——尽管忧虑也有理由:在一个非民主的语境里,“儒家”易于被一党国家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鹰派成员滥用。不过,笔者认为,有理由持乐观态度。 一、儒家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2010年1月,电影《孔子》高调亮相,在片尾,孔子回到故乡鲁国。导演试图告诉我们:孔子真正在意的是对故里的爱国主义式依附。但在《论语》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思想。相反,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追求德性生活,至于在何处达成这样的生活,并不重要。孔子本人周游列国的经历,也说明他会服务于最能实现德治的政治共同体。 对于孔子政治思想的此类扭曲在中国很常见。儒家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绝大多数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人们往往把“天下”等同于“国家”,并认为这句话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贫民百姓应该服务和关心国家的福祉。但是,顾炎武的原本表述却有着颠覆性的含义: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不同,贫民百姓的义务指向天下,确保国家或王朝政体则是君王需要关切的。 如何来理解这样的扭曲?许多人据此论证儒家与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一些批评家试图论证,儒家伦理不相容于对一个有着领土边界的国家之特殊承诺,即使该承诺由精英持有,而关注地方事务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毫无意识。一种观点是,儒家伦理捍卫的承诺,是指向家而不指向政治实体的,因此不相容于对国的特殊承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儒家伦理捍卫的天下理想是没有领地边界的政治秩序,因此不相容于只向着确定的民族国家之内人民的承诺。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看法。 1.“家与国”或“从家到国” 相比对国或政治共同体之类的“抽象”实体的承诺,儒家更看重亲属关系的呵护和承诺。但是,无需把“国”视为一个流行于时空之上的超越本质。国是社会建构,它把处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的人相系在一起,并且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产物,这一事实并不让儒家感到忧虑。孔子本人承诺于某种超越的善——道,并以此评价历史。但他认为,除了努力改善日常生活这一途径,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让“道”在这个世界实现或使之彰显。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儒家的“家庭论”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怀。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抱怨中国社会“一片散沙”,梁启超则更为直接地指责儒家注重家庭而缺乏对国族的承诺。不过,把承诺于家与承诺于国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儒家伦理很明确地指出,人的充分发展要求那些超出家的承诺。按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实践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发展出把爱和关心延及家外的动机和能力,但对君子却有更高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信奉等差之爱,因此,随着从家庭延伸到国族,义务也就减弱,倘若家庭义务和国族义务之间冲突,前者优先。孔子本人就有“子为父隐”之说。但民族主义并不要求对国家的承诺超过其他义务。如果按照下述两点来定义民族主义:一,服务于一个有着领地边界的国家的志向;二,对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特殊承诺,那么,它就相容于儒家的优先承诺家庭的观点。当承诺于家和承诺于国之间有冲突时,儒家认为前者优先的看法并非就是错的。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也承认家庭的神圣性而不论公共之善的代价有多高:比如,不能强迫夫妻在法庭上相互对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支持和鼓励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关心他人,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承诺。家庭是最初、最重要的“育德学校”。孔子在《论语》第一章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反过来说,那些没有家庭纽带的人一般也发展不出关怀他者的伦理,并将因此缺乏公共精神(家庭四分五裂的社会常常犯罪率高、社会无序和公共精神缺乏)。在此意义上,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于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的作用可能过于悲观。理论上,儒家对于家庭义务的关切并非不相容于对国族的关切,而在实践中,承诺家庭常常对培育民族主义有益。 2.“国与天下”或“从国到天下”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个著名说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标志着中国士人的身份认同转型,即从对文化观念的认同(文化论)转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华帝国本质上是依儒家来定义的文化认同。皇帝统治天下的天命预设了君临整个世界——天下。中国的疆界并不被视为是永久划定的。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儒家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文化优势信心被粉碎了,中国开始视自己为万邦中的一邦:在竞争性的国际世界,弱国需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来增强。对国的关切也就取代了儒家的天下信仰。 早期儒家思想家细致区分了天下理想和承诺于特定领地之国的次佳现实。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为了领地优势而无情竞争,是根本不谈理想的政治世界,因此,早期儒者试图提供可实践的、具有道德用意的指引。“公羊三世说”有明确说法: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君和国。在乱世,周围族裔难以德治,就有必要确保国家力量并在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人民之间明确区分和划定边界。孟子也明确认为,若受到大国威胁,小国君王可以正当地使用武力并保卫领土边界。 尽管在乱世,天下理想可以放松到容忍民族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认同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论证,儒家伦理留有承诺特定领地、特定人群的民族主义提供道德支持的余地。牟宗三认为,“仁”这样的儒家价值观必须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得以实现,而且,若以为只用“天下”就能把人的生活和价值概念化,那将是错误的:“道德实践过程中,道德理性的实现,在可能扩展到天下之前,必须经由家、国的肯定。”像“天下”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单元,只有当其在与家、国这样的较低层次单元的互动中出现时,才有意义,如果跳过民族国家而简单地在天下层面运作,在政治上或许是错误的。 事实上,儒家伦理致力于更强有力的主张,即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时,承诺于国应该具有优先性。《大学》开篇即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如我们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家庭之外,我们也同样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国外,只是关切程度会弱一点。所以,儒家不必把民族主义视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是偏离理想世界的次佳选择。同样地,民族主义也不仅仅是通往“天下”政治的必要机制。至少,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承诺是差等之爱的逻辑所要求的,当然,这一承诺也应该(以减弱的程度)扩展到外人。 概括而言,儒家伦理确实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向着生活在有领地边界之国的人民的承诺。这样的承诺不是统领性的,家庭建制是个跳板,尽管家在家国冲突下具有优先性。而承诺天下并不能把对国的承诺搁置一旁,若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承诺国具有优先性。就此而言,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是可能的。那么,这种调和是不是可欲的呢? 二、论儒家民族主义之可欲性 民族主义吸引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似乎满足了人们对共同体归属的深层需要,而国家是满足这种归属感需要的关键机制。不过,存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有些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如20世纪30和40年代德国的纳粹主义。更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形式则试图在归属感的需要与自律、宽容这样的价值观之间作出调和。可以说,美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主流形式有着自由特色。儒家形式的民族主义——对儒家价值观的承诺和对体现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的志向——既不是基于种族的,也不是自由的,尽管它与自由的民族主义多有共同之处。 1.儒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 早期儒家认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存在各不相同的列国,但儒者基于文化发展水平来加以区分,这意味着,他们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种族或地域。“中国”一词指的是受制于儒家文化的文化实体,原则上向任何人敞开,不分种族,只要他们分享儒家的规范。那些不分享儒家文化的人们则被视为“蛮夷”,但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被“文”所“化”。 在帝国创立后,把“仁”传播到整个世界的理想,受到更为严肃的对待。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服从官方钦定的儒教。为了克服不一定赞同的现实,即化外之民并不特别倾向于被同化或放弃自身的文化,朝贡体制才得以建立。在朝贡体制下,分封国君或其代表必须到中国向宗主国献贡,拜倒在皇帝面前,仪式性地承认帝王的宗主地位。中国则确保其安全,提供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又运用“道德力”来传播儒家规范,并允许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实践得以存续。毋庸置疑,这种做法常常偏离理想。比如,明朝对抗蒙古人的策略就是运用纯粹暴力来解决冲突,安全价值被置于较高地位。在元清两代,汉人对外部入侵者的妖魔化几乎难以遏制。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相比欧洲人的帝国主义,朝贡体系较少公然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再者,韩国、日本和越南最终都被“儒化”,部分原因是儒家规范的“道德力”,就连满族清朝的征服者本身也被儒家规范所同化。 到了19世纪后期,朝贡体制被打破,中国本身也被西方列强侵略,中央王国之幻象被粉碎,中国思想家终于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只不过是万邦中的一员,事实上比西方和日本都要弱。作为回应,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政治关切的单元。如今,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再使用种族范畴。梅约翰观察到,“文化民族主义”——与国族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文化构成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儒家话语中获得不同取向的参与者的支持。但是,中国的(重新)儒家化——意味着以承诺于儒家价值观为中心的国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非中国人(不是汉族或不是中国公民)就不能是儒家信奉者。梅约翰还注意到,杜维明走得更远。杜维明认为,儒家在中国获得成功提倡之前,必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扎根:“儒家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是否具有活力,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通过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充分地返回中国。儒家必须面对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的挑战,并进而在这些文化中播撒种子和扎根”。蒋庆则认为,儒家价值观不能与核心西方价值观相容,但他也拒绝种族主义的和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被接纳入“儒家之国”的唯一相关准则是承诺儒家价值观。 总之,儒家民族主义——承诺于儒家价值观并立志建立一个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是与种族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尽管实践常常偏离理想,但可以把理想作为批判视界去考量实践。 2.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 自由民族主义是这样的观念:承诺于特殊的国族共同体可以与自由价值观相结合。归属于特定的国并感觉到与其他国民有着特殊联结,这无疑是好事,但是,政治共同体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选择政治领袖等平等权利。 儒家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即使不同,但也经常导致同样的政治意义,以至于承诺儒家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会更像承诺于自由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也许,最广泛引用的句子来自《论语》中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和”与“同”的对比源出《左传》,指的是这样的思想:君王应该以开放心胸面对其幕僚中的不同政治观点。(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本人为政治言论辩护的理由是,指出错误政策是必要的(“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孟子则更是认为,批评君王之错是卿之义务(“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建言的权利通过御史台或督察院而制度化,士大夫负有批评政府错误政策的重任。当代中国的社会批评家也援引“和”“同”之异来要求政府宽容不同观点,不希望看到一种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民众。而某些政治儒学家虽说拒绝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也明确要求言论自由。 当代自由派也许会回应说,像言论自由这样的公民权利,不仅具有工具性效力,而且还表达了“个体”之道德地位的观念。相比之下,儒家的道德自律指向追求善——我没有从事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权利,比如不孝敬父母。不过,正如陈祖为所认为的,儒家关于不道德行为的观点并不导致这样的结论:不道德行为应该在法律上禁止:“儒家并不主张施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培育美德或防止人们沉溺于道德败坏的生活。孔子思考过,法律惩罚并不能改变人心或灵魂……美德之养成,乃是通过教育和礼仪”。换句话说,即便自由派和儒家为言论自由提供不同层面的辩护,但他们在实践意义上还是会达成一致。 另一个关键的自由价值是宗教宽容。可以证明,对此价值的不同辩护也不导致实质上不同的政治结论。认真的儒者试图引导由儒家价值观启发的人生,我们生来具有同等的道德潜能(据孟子),但符合儒家价值观生活的人就比其他人在道德上优越。也因此,儒家肯定了相比其他伦理和宗教传统的一种优越感,这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个问题。 但儒家也有使得它与其他传统相区别的自由特点。如前面已提及的,普世主义的儒家向所有种族敞开大门,这点类似于基督教和佛教。另外,儒家对其他形式的宗教相对宽容,并不要求儒家信奉者弃绝其他信仰。对一个华人或韩国人来说,像“儒—道—释”或“基督徒—儒者”这样的串联宗教身份并不少见。这并不否认,一旦有冲突,儒者会声张他们的文化优越性,但从历史上看,儒教对其他信仰一直是相对宽容的(这并不否认,历史上也有不宽容的低潮时期,比如,唐朝时对佛教的迫害,以及明朝对其他宗教的逼迫)。 概而言之,如果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得以实现,所导向的社会也许会更像自由民族主义者所喜欢的开放社会。除了这些共同点,也有一些关键差异,这些差异将影响到儒教国家的内外政策。 选举制民主明显的缺点就是,民主选举的政治领袖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民众:他们要服务的,是选民的共同体,而不是生活在该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外国人。再者,那些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外国人的利益。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人代表受政府影响的子孙后代的利益,民主选举的政客首先要忠于选民。在新加坡那样的小国,我们没必要忧虑。但在中国、印度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政治领袖所作的决定常常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与其子孙后代,他们需要考虑被他们的政策所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 一战后,梁启超就认为,政治统治者不应该只是强大和繁荣自己的国家;他们还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命运。梁启超明确批评西方民族主义过于狭隘,他认为西方应该学习传统中国的天下思想,把关切扩展到国家之外。当代儒家也已提出实现此理想的提案。对于确保当前一代国民的利益来说,民主机制或许是重要的,因此,儒家一般也支持某种形式的民主。但是,仅仅民主还不够。 为了实现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非选民之代表的理想,儒家倡导政治上的任人唯贤的价值:在教育和行政上的机会平等,把政府职位分配给共同体中最有德性和最有资格的成员。人人皆能成圣贤,但在实际生活中,作出称职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而政治体制的重要任务是识别出那些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因此,一些儒家学者提出贤士院的提议:部分通过现代化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择贤士。贤士可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去商议并服务于一般被民主选举的议会所忽视的利益(外国人、子孙后代、古人和少数族群)。 儒家或许也准备考虑平等公民权的其他修正措施,只要这些修正更可能实现蕴含儒家理想的国家。一个观点是给年长者增加额外的选票:儒家假定,当人生历练老道,越老就越有智慧。因此,如果年长者继续努力于自我改善和保持人际网络,他们也许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政治权力。 按照儒家理想,其他有所区别的公民资格也可以得到辩护。从自由民主的视界来看,户口制度在功能上等同于种姓制度,标志出二等公民群体——仅仅因为他们不幸生为农民。这在根本上是不公正的。但该体制的捍卫者则认为,这一体制防止了棚户区和贫民窟的出现,这终究使得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受益,因为这样更容易留住人才。另一个论点是,相对富裕城市稳定有序的发展,最终能够有利于对发展贫穷地区的再分配。有很多理由来质疑这种主张的经验基础,即使它们都是正确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会要求取消户口制度,因为在当代自由理论中,平等公民权是所有价值之母。而如果它们事实上有助于消除贫困,儒家民族主义则会容忍这样的安排。 正如儒家民族主义者在有关国内的平等公民权的问题上不太固执一样,他们还愿意尝试有别于国际间平等主权这一自由理想的取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阎学通就援引先秦思想家(包括儒家但不限于儒家)来论证层级性国际体系,这既是更为现实的,在道德上也是更可欲的。他以此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出教训,“中国不应该采纳美国当前的行动方式,口头上说所有国家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上总是看到一个主导性国际地位”。相反,中国应该公开承认,在一个层级性世界,美国是个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还意味着,它有额外的责任。通过强调与弱国的互惠,中国应该尝试赢得这些弱国的支持,允许在他们的赞同下应用有区别的国际规范。例如,在东盟和中国的10+1合作上,“中国被要求在东盟国家实施农业贸易零关税规范之前先行实施该规范。这一不平等规范使得10+1经济合作比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发展得更快。日本提出的与东盟间平等关税的要求使得它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展放缓,落后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展”。从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视界来看,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只要受这类政策影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都获得益处。 总之,自由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都捍卫确保基本人身自由的开放社会理想,但对公民间平等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间平等权利的重要性,两者存有差异。如果有区别的或层级性政治安排能更好地确保“天下”这样的儒家价值观,那么,在那些有志于表达儒家价值观的国家的儒者眼里,这类非民主的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3.儒家民族主义与法家民族主义 儒家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可予以辩护的,但流行的民族主义形式则是更为思想封闭的和怨恨性的。从知识上说,与其把流行的民族主义归咎于儒家,不如把它归咎于中国式法家——一种准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强调思想和行动的统一,靠严厉惩罚来统治,国家权力的建立根本不顾道德。流行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乃是基于深植的受害感,源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入侵。北京大学也有教授认为,现代历史上中国遭受羞辱的经历,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强国富国的力量源泉。可以认为,政治统治者相当程度上应该对这种怨恨性民族主义的成长负有责任,该种教育几乎太成功了,现在,精英的道德主义的儒家修辞和大众层面的狭隘民族主义之间已经呈现很大裂缝。《中国可以说“不”》的法家民族主义者,根本不顾道德上的岌岌可危,出版此类图书,销量高达数百万册。在中国,倡导“法家民族主义”的市场驱动型媒体在商业上最为成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外交政策上的儒家修辞,尽管享有广义的学术支撑,却依然只是精英话语,有待普罗大众认同。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能希望,儒家民族主义赢得中国人民的心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因篇幅所限,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在文化纵横网:www..21bcr.com刊发。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文化纵横杂志的最新更新: 从“朝贡和平”到决战决胜 / 2011-07-18 16:50 / 评论数( 2 ) “中国特色”的法治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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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印度时报》尼泊尔新任藏人难民协调员呼吁在尼藏人保持克制

核心提示:本月尼泊尔一位新的志愿协调员上任,慈列喇嘛负责这个喜马拉雅小国藏人难民的福利。达兰萨拉正敦促藏人们保持克制,停止可能骚扰中国的活动。 原文: New Tibetan refugee coordinator urges restraint in Nepa l 时间:2011.6.24 出处:印度时报 The Time of India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九攸翻译 加德满都——随着8月份西藏流亡政府新任领导人就职,本月尼泊尔一位新的志愿协调员上任,他负责这个喜马拉雅小国藏人难民的福利。达兰萨拉正敦促藏人们保持克制,停止可能骚扰中国的活动。 上周五,在尼泊尔藏人社区迎来了接替廷列嘉措(Thinley Gyatso)的新任协调员,55岁的慈列喇嘛(Thiley Lama)。慈列喇嘛是中央西藏管理局(CTA)委任的负责藏人难民福利的首位尼泊尔籍协调员。 慈列喇嘛说,他有两大重要任务。 "达兰萨拉已经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喇嘛告诉时报新闻网(TNN)。 "我们正在敦促所有在尼藏人不发表任何反华言论,也不在加德满都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 慈列喇嘛说,尼泊尔藏人社区被部分人渗透,在背后发表反对中国的长篇大论,这引发了尼泊尔​​政府的报复行动,给当地藏族难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喇嘛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目前在尼藏人面临的困难,尤其是那些没有获得难民证的藏人;尼泊尔政府向其承认的合法难民颁发难民证,并允许他们留在尼泊尔。而没有难民证的藏人无法登记婚姻,生育子女,开立银行账户,运营企业或取得旅行证件。 一旦评估完成后,流亡社区将向尼政府提交备忘录,在这些事务上寻求帮助,同时不影响尼泊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最基本的需求包括食物,衣服,住所,人权和文化权利,"慈列喇嘛说, "我们不进行任何政治诉求。" 流亡社区也将开展一项调查,以确定没有难民证的藏人数量。 2009年,据中央西藏管理局调查,在加德满都有超过13,000名藏人,其中半数以上没有难民证。 慈列喇嘛从上周五起履新,这一天被藏人认为是个吉日;而新任总理洛桑森格将于8月8日在达兰萨拉上任。 相关阅读: 法新社: 达赖喇嘛正式放弃政治角色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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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法”失畏严,官无宁日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法”失畏严,民无宁日》的文章,文中以培根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和歌德的一句名言:带来安定的两种力量是法律和礼貌来开篇论述,强调民间需要法律的重要性。今天,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官间也同样需要法律的重要性。 今天,当我们去审视中國几千年社会秩序时,维系在它身边就是整个“奴才文化”,是围绕一个当“主子”的历史循环。人民的幸福和安定如否,就只能寄托在上帝施给这位“主子”如何。这个“主子”的思想和理念,也就决定他的地位。当古代人民去思念“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时,其实,那一切只能去意淫,因为“人治”是不可以复制。今天,已走入现在文明的中國,不去寻找着“法治”的理念,有人却去抱着“毛澤東思想”不放,这种奴才意识,真是我们中國无法前行的绊脚石。 当我们再去审视中國“人治”的轨迹时,它其实是一个威权退减的过程,当“主子”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期,然后在杀人立威过程中再重新确立“主子”的地位,中國历史就这样循环着。 今天,当我们去沿着毛、邓、江、胡去看时,今天的中國实际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社会动荡期。一个国家如果是把法律当作“人治”辅助工具时,社会将会随着“主子”的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作为辅助工具的法律也就基本失灵了。因此,当姜女士说出:不要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时,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在食物链下层的我们,在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的时,这标致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每一个标致着的事件,都给下一个事件提供榜样。当中央以莫须有的名义在抓捕某人,以达到某种手段时,地方就会以几何级速度做同样的事。在处理一个公共事件时,实际上,已经向社会发出某种信息。当社会目光都在关注“安鼎园”、“李庄案”、“徐武事件”、“夏俊峰案”时,人们可以从这些处理事件中,会捕捉到很多信息。比如:李庄案,当全国最好的一批律师去阻击“李庄二季案”时,展现给世人一个整的感觉:公、检、法利用所掌握一切公权力,想让李庄入罪。在这里谁能感觉到“公正”二字?有人说,这次能阻击成功,是法治的胜利,我却认为这恰恰是法治的失败。大家想想:这件事,如果再发生我们普通人身上,谁有这方面人力资源发动全国最好律师团去为你服务,这从又要耗费多少社会资源,谁能承受得起?我不想去举大多的例,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神经病,弦到处绷得紧紧,这里不能触,那也不能碰。我不能他们证明什么,我只能说明活在公权力的他们,也是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中國人是最容易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生活在农村的我,听说政府不但减免农民的农业税,种田反而有国家补贴,这件事执行后,所有农民都一个劲说共產黨的好,说这是几千历史是头一次,那种感激心里真是溢于言表。中國领导者,应该为拥有我们这样国民感到幸运,他们不是一味拿着法律当着挡箭牌给国家惹麻烦。如今,当中國国民还在有大批上访者去寻找政府解决问题时,政府应该感到欣慰,说明他们这部分人还是相信政府,始终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被下面某些官员破坏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赶快调整,整治下面这些官员。当某一天,下面百姓不相信政府,连上访的动力失去的时侯,那么,江西抚州爆炸的声会成为蔓延之势。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中,人民终于捕捉到这种信息:事情解决,如果靠法律途径来解决,一是繁琐,二是效果不大;如果闹起事来反而解决起来快得多,并且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害头痛的原因。发生我家乡的土地赔偿官司中,三年了,通过三级政府裁决都是一个调,无法让村民满意。我父亲最后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三级政府,当时法院不愿立案,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只好自己写诉状,法院最终熬不过才接手这个案件。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父亲对法院持乐观态度;我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在今天中國,他们本是蛇鼠一家,你不要抱大多希望。前不久,父亲果然打电话过来,一审判决已经败诉,现在在二审。他让我能不能通过媒体来关注这个事,给法院施加点压力。我说我们这个案件,放在全国案情,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件,媒体也无暇顾及这么多,除非闹出一点大动静来,但这是我们无法承受之痛。最后,我说,你就当作输官司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留下案底,看能否等到翻案这一天。 作为个体的我们,都有着生活底线,即时受到一定公权力的侵犯时,如果生存没遭到威胁,大多人都忍一忍就算了。但如果生存已受到威胁,已生活在痛苦与屈辱的层面时,一旦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袭上心头,并且在法律手段被堵死之后,通过报复所产生心理平衡将会大面积产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你再用法律作挡箭牌来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时,一切都起不到什么任用作用。 当一个社会发生针对政府频繁发生暴力事件时;当国民在这种事件所产生恶劣后果带来快意心理时;坐在庙堂之上官老爷们,你们屁股下面是否感受到深深的寒意。我劝你们,别过分迷恋你手中的权力,在一个不是“法律”至上的国度里,你我都是没有安全感。 写于2011年11月29日 作者: 佘开晓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6-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法”失畏严,官无宁日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法律纵横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面对媒体揭丑,官方要有雅量 (1) 重刑主义者的立法幻象 (8) 谁在制造“捐巨款可免死”恶劣法治印象 (0) 计划生育与法治 (0) 西丰警方进京抓记者考验中国法治水平 (3) 社会平等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桥梁 (1) 狗说人话的时候 (2) 浅论中国古代法的特点和我国法治的现代化 (0) 法治流行年代 (0) 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 (0) 法治可以取代民主 (3) 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0) 法治、德治与德教的思考 (0) 法官被枪击泼硫酸——法治的问题? (0) 我国法治的致命软肋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1) 征“小姐税”已无资格称执法 (3) 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机会平等 (0) 尊重,并绝对服从警察的执法权 (1) 宪政、法治与民主 (0) 嫖宿幼女罪让人有切齿之恨 (3) 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 (0) 向你强征小姐税,你也只能洗洗睡 (0) 县政就是宪政 (0) 县委书记要封中央政法委的喉 (1) 区分法治与法律,《宪法》与宪政 (1) 公民精神与民主法治 (1) 从水门事件中解读美国的法制与民主文化优势 (0) 乌龙案件为何总陷于洗冤的泥沼 (2)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1) 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0) 中国法治倒退引发司法界焦虑 (2) 中国城市的一些绑匪般的执法者 (0) 中国不能实行有效法治原因 (0) “解散义工组织”中对法治的道德拷问 (0) “法治”的尴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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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VPS上开通VPN服务,实现代理翻墙

来源: http://www.souhosting.com/html/267.html VPS主机 (”Virtual Private Server”,或简称 “VPS”)是利用虚拟服务器软件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创建多个相互隔离的小服务器,每个VPS都有自己独立的操作系统、独立的空间、独立的内存、独立的 CPU资源,能够独立执行程序和独立系统配置,它的运行和管理与独立服务器完全相同。目前网络上比较流行,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虚拟化技术主要有两 种:Openvz和Xen。今天主要针对基于这两种虚拟技术的VPS如何开通VPN服务进行介绍。 一、在基于Xen虚拟技术的VPS上安装PPTPD VPN: 我们这里介绍给大家一个已经编译好的一键安装包:(已经成功在 EmsVps 、 思悦创新 、 28Vps 上成功编译,并通过) 适用系统: CentOS 5 32bits/64bits 适用主机类型: 基于Xen虚拟技术的VPS或者Linux服务器 一键安装包:(直接复制下面的命令,运行) 安装命令:   wget http://down.vpsma.com/vpn/pptpd.sh;sh ./pptpd.sh; 安装成功后, 会自动生成vpn账号和密码,如下: VPN service is installed, your VPN username is vpn, VPN password is xssww2w 复制好vpn和密码就可以在电脑上开启vpn上网了! 如何修改vpn密码或者添加vpn账号: 编辑文件/etc/ppp/chap-secrets,按照格式改成你自己的就行了: 编辑命令:vi /etc/ppp/chap-secrets    输入字母 i  , 按照格式修改用户名和密码。如需添加用户只需按照格式在下一行添加用户名、密码即可。 保存设置:输入Ctrl+c,退出编辑状态,连续输出两次 C(注意大写),保存设置。 二、在基于Openvz虚拟技术的VPS上安装PPTPD VPN: 适用系统: CentOS 5 32bits/64bits 适用主机类型: 基于Openvz虚拟技术的VPS或者Linux服务器 基于Openvz虚拟技术的VPS由于不存在sit0网卡,开通PPTPD VPN上和基于Xen虚拟技术的VPS稍有不同。 本方法已经在著名的砖头机 HostRail 上成功编译通过, HostRail 的VPS默认是不开通TUN-TAP的,需要发ticket要求开通,下面有相应介绍。 安装方法: 1.首先检查你的vps主机的 TUN-TAP/PPP 有没有启用 cat /dev/net/tun           #直接输出命令 启用的话输出可能5花八门,反正不止一种,比如下面算正常 cat: /dev/net/tun: File descriptor in bad state 没启用的话显示权限不够,被拒绝,没启用显示如下 cat: /dev/net/tun: Permission denied ppp用下面命令看 cat /dev/ppp    #直接输出命令 有下面输出就是可以! cat: /dev/ppp: No such device or address 如果没有启用请向你的主机商提交一个ticket要求开通这两个服务,如下: Hello Could you enabled TUN-TAP and PPP for me? I want run pptp-vpn on my VPS. Thank you. 开启后确认下可以开始正式安装 2.升级系统包 yum update -y    #直接输出命令 3.检查是否安装ppp iptables,没有的话进行安装(CentOS是默认安装并开启防火墙的,第2行大可不必执行!) yum install -y ppp yum install -y iptables 在hostrail上安装ppp时,经常会因为内存不足,而出现安装错误,这时我们就可以采用下面的命令进行安装 yum –disableplugin=fastestmirror install ppp 4.安装pptpd 推荐下面的安装包,安装请直接复制、运行 rpm -ivh http://poptop.sourceforge.net/yum/stable/packages/pptpd-1.3.4-2.rhel5.i386.rpm 5.配置pptp 首先我们要编辑/etc/pptpd.conf文件: vim /etc/pptpd.conf 把下面字段前面的#去掉即可: localip 192.168.0.1 remoteip 192.168.0.234-238,192.168.0.245 接下来再编辑/etc/ppp/options.pptpd: vim /etc/ppp/options.pptpd 去掉ms-dns前面的#,并修改成如下字段: ms-dns 8.8.8.8 ms-dns 8.8.4.4 找到require-mppe-128这行在前面加#,这点很重要。 6.设置VPN帐号 编辑/etc/ppp/chap-secrets这个文件: vim /etc/ppp/chap-secrets 直接输入如下字段,username,password可以换成其他字段: username pptpd password * 7.修改内核设置,支持转发 编辑/etc/sysctl.conf文件: vim /etc/sysctl.conf 将”net.ipv4.ip_forward”改为1: net.ipv4.ip_forward=1 同时在”net.ipv4.tcp_syncookies = 1″前面加# : # net.ipv4.tcp_syncookies = 1 保存退出,并执行下面的命令来生效它: sysctl -p 8.添加iptables防火墙转发(to-source前面的是两个半角减号!)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s 192.168.0.0/16 -j SNAT –to-source 你的VPS主机ip 保存iptables转发规则: /etc/init.d/iptables save 重启iptables: /etc/init.d/iptables restart 9.重启pptp并设置自启动 /etc/init.d/pptpd start chkconfig pptpd on chkconfig iptables on 10.客户端数据加密选择无/可选加密,请两种都试一下。 11.发现619错误,解决如下 (1)如果执行cat /dev/ppp没有不存在,就执行下面,否则不执行 rm -r /dev/ppp (2)执行 mknod /dev/ppp c 108 0 修改用户名、密码或者添加用户的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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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 五四感言

2011年5月4日,伟大的日子。祝愿中国青年以及青年教育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们节日快乐,但愿你们的过去是辉煌的,今天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 在上一篇“ 我的北大体验 ”中,我提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后来,我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大人的抗议信。预料之内,情理之中,说明他们是认同我观点的。若他们真正反对我观点,就不可能那样赤裸裸给我发出抗议信,恰恰表明了他们缺乏自信心。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说明一下那样写北大的背景。 我深知,那样写至少会间接得罪北大,这样以后许多事情恐怕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不例外。得罪似乎是最不应该犯的,低级的错误。但既然我要对北大说点什么,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它就不是理性的声音与行为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明规则或潜规则。不过,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宁愿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越走越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围绕什么是精英,我提供了两个指标:一个是“潜能”;另一个是“公共意识”。 北大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我上学期间,时时刻刻发现,我周围的所有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远远超过我这个小人物。 问题是,他们能称为精英吗? 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很不幸,在我眼里,北大大多数学子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借助5月4日的历史时刻,继续写下去。 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人的“潜能”不成问题。当今,北大清华无疑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有人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北大不该变成哈佛的预科,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人中精华,中国青年不要盲目自卑。 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和读硕士的两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大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 令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很有市场。但他们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我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 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 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对我说,他们上学的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 我深知,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迄今为止,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缺乏思想,缺乏理念,只关心个人利益、个人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被技术化了的方面。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这是真相。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北大“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今天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学生“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却很难。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呢。 北大精神,已经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我深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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