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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作者:席佳琳,吉密欧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1-7-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8 15:05:13 阅读量:86次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一座巨大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在他去世35年后,仍躺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 每年有数十万游客前来参观,目睹他腊色的面容。人们赞誉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摆脱了外敌压迫的枷锁,建立了现代中国,但也正是他曾经一再发起政治运动和清洗,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失生命。 在天安门广场北端,通往故宫的天安门上,仍然悬挂着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中国的每张纸币上也都印着他的肖像。 然而,毛泽东并不只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君主。2012年10月,中共最高层将向新一代领导人交棒。在那到来之前,毛泽东的遗产和形象在角逐高位的政坛精英手中,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今年,在中共庆祝7月1日建党90周年之际,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逐渐明显:不同派系之间争夺着影响力,试图决定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外国使节和商界领袖正密切关注着这场角逐,试图从各种迹象中判断:中国会否淡化、甚至全面逆转使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市场化改革。 由9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塔尖。作为政治局常委的角逐者之一,薄熙来最先为毛泽东招魂。他在西部直辖市重庆担任市委书记,用一整套毛式口号和宣传手法管治着这座城市。每逢特别的日子,重庆市民会收到“红段子”,即发送到手机上的毛泽东语录。当地一个官方电视台将所有商业广告都替换成了“红色节目”,即讲述革命历史的肥皂剧。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和学生被组织起来唱“红歌”,即歌颂开国领袖和党的赞歌,其中一首唱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由于薄熙来将这场运动和几项很受欢迎的政策——更有礼貌且不那么腐败的警察;在市内种更多的树;更便宜的房价——相结合,市民们极少抱怨。26岁的重庆设计师伊莎贝拉•罗(Isabelle Luo)说:“人们不应把这些‘红色’玩意儿太当真,它并没有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事实上,像罗小姐这样的人并不是薄熙来的目标受众。当这名61岁的政治人物在讲话中大量提到毛泽东时,他其实是在向党内其他领导——至少是其中某些领导——喊话。 薄熙来是已故中共革命元老薄一波之子,这让他与看上去将成为中共最高职位继任者的习近平一样,跻身极有影响力的“太子党”行列。习近平现任国家副主席,其父习仲勋曾在握有大权的中宣部担任部长。习近平几乎肯定将在明年的党代会上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虽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两个最高职务的人选已经基本确定(现任副总理李克强估计将出任总理),但政治局常委会的另外7个席位仍有待确定,它们已成为竞争者们激烈政治角力的焦点。 毛泽东祖籍地湖南省一家官方报纸的编辑、历史学家萧建生指出:“对那些自称传承了党的根脉的人来说,重提毛泽东无非是一种符号。” 改革的倡导者们作出了反击。以“喋喋不休”为笔名撰写博客的一名教授提出,不妨用“浙江模式”来取代薄熙来的“危险宣传”。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浙江模式”就是以该省为蓝本的一种发展模式。他预测,这将带来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崛起。 习近平已发出信号表明,他明白薄熙来的意思。去年12月,他在备受关注的一次重庆调研期间,曾评价薄熙来的做法“深入人心,值得称赞”。资深中国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最近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习近平与薄熙来亲近,显示出这位副主席可能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盟友)队伍。” 太子党的另一名代表人物也因为重提毛泽东而引起波澜。毛泽东早期战友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在为一位保守派作者的新著撰写的序言中,晦涩而又挑衅性地呼吁回归“新民主主义”。这是一个比铁杆共产主义理论稍稍自由化一些的概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宣扬过它,但后来它被毛泽东摒弃。 刘源在他高深莫测的文章中还呼吁,加强军事建设要比文化发展更重要。他将战争誉为立国基础,还对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表示同情。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预计将进入对军队具有最终控制权的中央军委。 对于薄熙来和刘源这样的人来说,以毛泽东语录来为他们追逐权力鼓劲,看上去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由于毛泽东曾经迫害了几乎所有当年的战友,大多数太子党政治人物,包括薄熙来、刘源和习近平,都曾目睹父母在他们现在寻求荫蔽的意识形态下饱受折磨。观察人士因此相信,他们的这种“借用”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只是试图重树毛泽东主义的表象,利用民众中的怀旧情绪,而并非要重启毛泽东时代的任何一种灾难性政策。 湖南的萧建生表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出现了某种回潮,不过那都是在一些从未经历过那个恐怖年代的年轻人当中。”毛泽东故乡——湖南韶山的地方政府官员称,前去参观的游客数量有大幅提高,包括许多上香的年轻人。 但萧建生补充说,就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寻求的是党最强大的那个符号,只有毛泽东能够符合这个要求”。他认为,太子党们对政治权力抱有一种“王朝式”的看法,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关心,仅仅以后者帮助自己获取和保持权力为限。 然而,毛泽东主义回潮引发的争论,已经产生了更广泛的回响。对30多年经济改革带来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保守阵营,已经对“重庆模式”表达了认同。 在毛泽东主义阵营的主要网站“乌有之乡”上,近期一篇署名宁云华的文章写道:“这些饱含革命先烈鲜血的红歌,正是人们精神上排毒解毒(西方资产阶级精神鸦片之毒)的特效良药。” 知名学者的加入,让这场辩论份量更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文章中,要求将毛泽东搬下神坛,“还原成人”。 茅于轼呼吁结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再度个人崇拜,这让毛泽东主义者们怒不可遏。在乌有之乡和其他保守派论坛上,茅于轼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还被骂作“牛鬼蛇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期,这个词被用来羞辱和咒骂斗争对象,这些人最后往往会遭到折磨,甚至被毒打致死。一个团体收集了一万个签名,要求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和诽谤罪名逮捕茅于轼。 公众层面的这些激烈争执,反应了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不同派系为了推进自己的议程,或拥毛或否毛。北京一直有传言称,最高领导层中较为自由派的成员曾经建议,在未来的官方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将是一个打破数十年传统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举动。 这种意识形态之争,甚至蔓延到了受到严密控制的官方媒体。最近,被用来让干部们跟上形势、与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五篇似乎在呼吁政治改革的社评,令公众吃惊。 就在官员们告诉外国使节和记者们被关押的艺术家艾未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值得关注之际,《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却警告说,需要包容“异质思维”。这一系列社评的最后一篇指出,中国要实现稳定,就必须允许人们说话、发声,而不是去压制他们。 一家官方报纸的高级编辑透露,这一系列社评是编辑人员在高层默许支持下策划的。然而反击之声几乎接踵而至。5月底,《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社评,要求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并批评某些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说三道四”。 除了对最高权力的角逐,围绕毛泽东遗产的斗争还象征着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的一边是主张向更为自由化的、参与式的政治体制迈进的领导层成员,一边是全盘否定西方式民主的更为强硬的一派。 更为自由化的一派领导层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温家宝。他经常隐晦地谈到需要增强民主和包容性,一些人认为这说明他支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虽然有分析人士相信,温家宝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某种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反对自由化的派系的势力正在明显增强。“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网络评论员、大学讲师万钧(音)说。“激烈的观念冲突暴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 这是对毛泽东继任者邓小平所发起的改革的一种直接批评。邓小平试图逆转毛泽东的很多独裁做法。在30多年时间里,邓小平的模式是管用的。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人民富裕了很多,使得他们在缺乏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也大体满意。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西方精英国家威信受损的背景下,一些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一套能够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 但在内部,许多参与党内意识形态之争的人承认,邓小平模式带来的红利即将消失。他们指出很多问题,包括腐败加剧、社会不安定和收入不平等,还有严重的经济失衡、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及党的权威受到侵蚀。 对于今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无论谁能在新领导层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将面对以上这些棘手的问题。对薄熙来和其他竞争者而言,毛泽东的幽灵能提供的帮助,终究是有限的。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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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邓小平: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一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 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第三,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由此可见,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 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 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 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 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最近虽有不少转变,但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 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也不小,主要表现为: 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首先是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三 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 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指导与监督政策的具体运用是: 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第二,今天在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基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优势,党的政策一般能够保证贯彻于政府的法令中,这个特点,必须认识。因此各级党部必须研究上级政府,特别是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政府(如本区的联办)的法令指示,并根据这些法令指示去指导同级政府党团的工作。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如果发现上级政令有不妥处,或有不适合于本区本县之处,也只能经过党团提到政府讨论,由政府向上级呈报理由,党也应该把这些问题迅速反映到上级党部,设法改正。但党没有任何权力去命令政权工作同志不执行上级政令,或者自己来一套。过去某些地区,政府法令没有党的同等内容的通知,等于具文;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根本不愿意研究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甚至把上级政令故意置之高阁,单凭自己的聪明去指导同级政府工作,这等于胡行乱为!这等于叫政权工作同志犯法!必须切实纠正。上级政令中既然贯彻了党的政策,所以研究政府法令就是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不应该再等待上级党部的指示。不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指示,就没有资格去指导同级政权。 第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自流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在村选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尤须注意及此,且应切实保证村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 第四,既然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他们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五,既然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有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各个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也就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所以,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 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全体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都应采取绝对拥护的态度。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地方党、群众团体和军队的责任,是要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权力,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也有这样的情形,个别地区的某些政府,不能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违背统战原则的事情。现在有些区村政权就是这样。在实行民选之后,这种现象还有可能发生。在这样情形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这个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反对它的某一项错误的法令,反对某一个坏的行政人员。而且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也要适当。有的可采取政权内部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在群众中作公开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局部改组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公民罢免重新选举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总以能教育群众、纠正错误、保证党的领导为原则。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否则有害无益。 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有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党对党团的指导也应放在政治原则上,给党团以灵活运用的余地,不可涉及细微,这样才能培养党团的能力。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注意培养这些同志的威信。 四 党团的运用 为了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为了统一党员在政府中的步调,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七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执行下列任务: 第一,受领党给予的训令、命令和指示,把党的政策,党的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同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主张,并使之见诸实行。 第二,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 第三,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解释与阐明党的主张;高度地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提高其威信,真正做到政民一致,以加强反对日寇汉奸政权的斗争。同时,不放松一切机会反对一切破坏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行为。 第四,指导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统一党的行动。定期向同级党部报告党团的工作,并将自己在政权工作中的经验,发生的问题,党的政策主张在群众中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反应等等,迅速反映到党的指导机关,帮助党加强对政权的指导。 为着实现上述任务,党团同志的工作方式,必须注意下列问题: 甲、要民主。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比如当县长的同志,切不可大权在握,一切武断独断,要多找一些人商量,各科的事要经过各科去办,大胆地信任非党干部去做各种工作,而加以必要的指导和检查。 乙、要能团结人。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特别对于中间分子士绅名流,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同志对进步分子都团结不好,对他们更差了。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 丙、要坚持政治立场。遇到违反统战原则的意见或反对我党的行为,我们绝不能随声附和,也不应取缄默态度,而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而反对。这里在方式上要讲究,一般采取诚恳的解释方法,只有对方是顽固分子或另有阴谋的人,才应加以有力的反对,并且要吸收非党干部一齐去反对。如果只是党员说话,非党员旁观,那也无异于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在我们提出一个意见或者一个提案时,应征求一些非党员,不仅进步分子而且中间分子,同我们联名提出。这种方法不单可以密切与非党员的关系,而且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策法令研究,也可以请他们起草文件,但在起草前,一定要好好讨论,确定原则后再起草,否则起草后要不得,加以全部否决,也会影响到非党干部的情绪。再者所谓坚持政治立场,并非遇事固执己见。须知我们要坚持的是政治原则,不是一切细小的技术问题,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而且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常有考虑不周之处,非党干部常有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们应倾听和虚心地接受他们的意见。 丁、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尤其不能够每个党员都代表党。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提案,或与其他党派接头。党的代表的一切言论行动更要特别慎重,他所发表的文章、演说、提案等都必须经过党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即使来不及也应经过党团的正式讨论,事后还要报告党委员会追认。一般同志,如果他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一个党员的面貌进行活动;如果他是一个秘密党员,可以进步分子的面貌进行活动。 戊、为了保证党的行动一致,党团内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首先,对同级党委负完全责任,并接受党委的严格监督。其次,党团内部要有民主的讨论,但一经决定必须一致行动,不能有个人的自由。党团对其他负责党员(如参议会中党团对所有参议员中的党员)有指导之责,党团的决议应通知他们,他们亦必须服从党团的决议。为了求得意志统一起见,党团可召集专门会议传达党团决定(或党委决定),进行讨论,这样更能保证行动的一致。党团对于普通党员则不必发生关系,如有意见可经过政府机关支部去解决。 己、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 庚、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 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 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政府机关支部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要通过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的读书会、研究会、救亡室(民革室、救国堂)、座谈会、学术演讲会等方式,来实现这个任务。 第二,党员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与推动非党员积极负责地工作。对于不接近群众,喜欢出风头,自逞英雄,“因党而骄”等现象,必须在支部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进行批评斗争。 第三,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如果发生党员有犯法舞弊等行为,除了行政上应依法惩治外,党内还应给以处分。 第四,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但支部要在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和舆论,以及党员非党员的表现,及时通知党团和报告党委注意。支部有权检查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部门的工作。 第五,支部直属于由党委指定的部门管理,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党团的决议凡涉及应动员全支部党员执行时,应通知支部,支部亦必须执行。同时支部对党团、党团对支部均有互相建议之权。为工作上的便利,党团应有一同志与支部发生经常关系,以求密切地配合一致。 第六,支部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不得以支部名义进行活动。 第七,支部定期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接受其指示。 六 加强民主教育 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 实际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我们除在学校中、民革室中、训练班中,应注意民主政治的教育外,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不可丝毫草率,要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来参加,动员起全党来领导。如此,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 最近北方局向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已经联办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运动。今年的村选,明年的县选,全边区大选,都一步步地临到我们面前。而在我们各种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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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杂志:博物館應否抵制中國展覽來抗議艾未未的被拘留?

原文标题:Should Museums Protest Ai Weiwei’s Detention By Boycotting Chinese Exhibitions? 原文地址:http://goo.gl/bZKiz 译者:@kRiZcPEc 博物館應否抵制中國展覽來抗議艾未未的被拘留? “藝術,文物,從故宮來的裝飾珍寶被組織成一個巡迴藝術展覽,題為“皇帝的私人天堂。”它是那種巡迴“重頭戲”展覽,可能意味著為美國博物館帶來龐大的參觀人數,可能就是決定博物館這一年是大收旺場還是門可羅雀的關鍵。但是,在預期這個巡迴展覽來到它美國的最後一站密爾沃基藝術博物館的同時,瑪麗露易絲舒馬赫想知道藝術世界應否坐言起行,抵制展覽作為對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被拘押的抗議。先向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人說明一下,艾未未的被關押是中國政府最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的一部分。舒馬赫接著做了個回顧: “但是,他最重要的異議行為,是他對2008年四川省地震中成千上萬的兒童死於建築不良的學校的回應。他在創造了一個記錄死者名字的在線藝術項目之後被警察毆打,他昂貴的上海工作室被推土機推平,他有大量尖刻文章的博客從中國的互聯網被洗擦掉。 “艾的回應?他慶祝他的工作室被拆除,稱之為他最佳的一個表現,又通過推特向世界發送自己和他被打傷,包紮著的頭部的照片。他全無退縮地繼續收集地震死者姓名,創作藝術。” 接著,舒馬赫向博物館提出所有棘手的問題: “博物館應否參加很多世界其他文化機構簽署的請願書和公開發言?中國會中止展覽嗎?如果他們這麼做,藝博館會不會失去可能有幾百萬之數的展覽收益? “如果密爾沃基藝術博物館是媽媽,它會不會冒被視為姑息的風險?博物館是否有責任在其“中國的夏天”展覽中向觀眾講解艾未未遭受的壓迫? “這場展覽能否促成對話,又或是外交談判?以及向所有藝術博物館問一個問題:公開的抗議會不會比幕後促成釋放艾未未的努力來的更有效?” ==== 以下是原文: “Art, artifacts, and decorativ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have been organized into a touring art exhibition entitled,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It is the kind of touring “blockbuster” show that can mean big time visitor numbers for American museums, possib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ed or a black year. But in anticipation of the exhibit’s final US stop at the Milwaukee Art Museum, Mary Louise Schumacher wonders if the art world should put its money where its mouth is and boycott the exhibition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arres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Ai Weiwei, for those catching up, was incarcerated as part of a recent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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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庆典

自诩头衔:全球华人 公共知识分子 、诗人、书法家、管理顾问、健康顾问(待到凤凰涅磐时,只需分别在它们前面再加上“著名”字样而已). 工作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1989年4月—1993年6月、2003年12月—现在)。 ... 诗歌 创作:自2010年3月在《中国投稿在线》建博客后,先后在《博国中国网》、《新浪网》、《光明网》、《新华网》、《人民网》、《搜狐网》等开通博客与 微博 ,即年4月起开始创作诗歌,截止目前已创作诗歌1316首,近一个时期以来每日5至15首,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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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谈到当今中國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國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國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國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國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權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權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國,集權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國的集權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國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權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獨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國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國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國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國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國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國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國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國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國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國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國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國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專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國式垄断资本家   專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國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國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國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專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專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國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國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國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國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國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过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權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國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國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國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國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國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國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國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國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國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國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國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國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國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國工人和控制中國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國人本身的愚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國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國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國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 郎咸平 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國。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國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國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國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國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國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國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國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國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國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 郎咸平 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國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國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國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的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國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國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國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國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國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國的企业的命运,中國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门,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國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國工人和操纵中國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國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國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國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國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國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國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國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國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2011年4月10日,纪艾未未失踪一周   巴黎   作者:何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WTO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 (2) 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0) 进一步改革歧视农民的税费政策 (0)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2)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央集权制 (0) 行动起来搬掉新“三座大山” (8) 联合国改革给中国出了两道难题 (0) 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0) 破除体制性障碍,打开就业大门 (0) 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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