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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x――新型翻墙装备

来源: http://www.viful.com/index.php/telex-new-equipment-over-the-wall/.html telex 反互联网审查系统是一个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发的新一代反互联网审查的方式。 与以往代理和隧道方式不同,这种翻墙方式没有代理主机IP。以往的代理和隧道方式,必须在墙外有一个服务器代理。但该服务器IP容易被审查系统发现并屏蔽。而新的方式,根本没有代理IP。用户只需一个客户端。 当用户访问一个被屏蔽的网站,客户端会采用https的方式,访问一个合法没有被屏蔽的网站。审查系统看到的是访问合法网站。但协议头里面添加真正的 Telex工作站公钥加密的目标地址。另一头,需部署Telex 工作站,就是路由器。这种路由器看到由其公钥加密的协议后,用私钥解密出真正的目标地址,再用境外代理获取内容。 据它的官方网址: https://telex.cc/  介绍,这个 Telex,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电脑上的客户端,另一部分则是网络代理端。不过它的代理独特之处在于,这些路由器需部署在大的ISP的主干路由上,因此如果想干掉它,你就得把整个因特网一起干掉。 telex 是一个刚出道的软件,和当年的TOR 刚出世的时候一样,虽然只支持命令行。但是它可以在 Windows 7 下运行,当然,XP,Vista 更没有问题啦。我试用了一下打开网页很快啦,看 youtube 的视频时,下载速度超过200K/S。 现在介绍它的用法 一 直接使用 官方网址下载 Telex客户端  https://telex.cc/pub/telex-client-0.0.1_win32_public.zip  解压缩到硬盘根目录。 打开命令提示符进入 telex-client.exe 所在目录 运行命令 telex-client  NotBlocked.telex.cc 然后,设置你的浏览器代理地址 127.0.0.1 端口 8888 即可翻墙访问。 现在很多人不会使用命令行,这里教你一个办法,复制下面的字母 telex-client  NotBlocked.telex.cc 到记事本,保存为 telex.bat 文件(这里扩展名为 bat)。放这个文件到你下载的 telex 目录内,用的时候只要运行 telex.bat 文件,然后,设置你的浏览器代理地址 127.0.0.1 端口 8888 即可翻墙访问。 试试看吧,速度很快的哟,还是封不了的哟。 ————————————————————————————————————————— 需要翻墙利器? 请 安装Wuala ,查找和添加gfwblog为好友,就可高速下载翻墙软件,或访问 http://tinyurl.com/gfwblog 直接下载。 推特用户请点击 这里 免翻墙上推特 请点击 这里 下载翻墙软件 更多翻墙方法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email protected] 请阅读和关注 中国数字时代 、 翻墙技术博客 GFW BLOG (免翻墙) 请使用 Google Reader 订阅中国数字时代中文版 (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feed ),阅读最有价值的中文信息;以及 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http://feeds2.feedburner.com/chinagfwblog ,获取最新翻墙工具和翻墙技巧信息。 推特用户请点击 这里 免翻墙上推特 点击 这里 下载翻墙软件 更多翻墙方法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email protected] 翻墙技术博客 GFW BLOG (免翻墙) 阅读 中国数字时代 (免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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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季卫东:中国法治的悖论与重构

季卫东:中国法治的悖论与重构 标签: 法治 ● 季卫东 ( 进入专栏 ) 2011年的早春,全国人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表明改革开放时代的权力关系重组已经告一段落,新的结构定型了。从此以后,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运动,而是制度化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以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它不以普世性相标榜,既不接受也不挑战现存的普世价值体系,只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格局中占据一元而已。这个结构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并且强调作为整体的人民性,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主导权。这个结构表现为“法律体系”,所以必须具有一定的闭合特征,以保证规范效力等级的清晰和原理上一以贯之,但这样的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三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说这个体系形成了,并不等于结构的内在紧张已经消除,更不等于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中国政府强调完善法律体系是一项长期任务,既指立法作业依然重要,也意味着法制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深入进行到底。另外,还要把制度化的重点转移到法律实施方面,从法治国家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要求政府自身严格守法,并且防止政府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滥用裁量权。运用法律规则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也是与法制改革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日,便是深层次法制改革启动之时,建构与解构是互为表里的。 三十年法律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意识形态从纠纷模式转向共识模式。比如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这是纠纷模式,现在则强调共识。社会契约论展示了一种关于国家与法律理论的共识模式。和谐社会论的宗旨即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在向共识模式转变。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法律制度变化的方向却应该相反,即从共识模式转向纠纷模式。过去重视调解,限制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纠纷当事人互让、妥协。但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通过诉讼方式维护权利的倾向更加明显,最终转向纠纷模式。用耶林的话来说,也即“为权利而斗争”。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会提出诉求、提起诉讼,针对侵权等行为寻求司法救济的活动,反过来也促进法律制度的动员和有效运作。这就是中国法律体系有可能形成的动力机制。 在考虑共识与纠纷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一种分节社会,呈现于马克思所说的村落秩序与国家秩序的二元格局,各个村落之间自成体系,像老子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能把这样的分节社会统合在一起的,是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共识,是科举官僚机构,是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借用涂尔干的分类和术语,这样的社会结构以机械性团结为特征。现代化导致社会分工和相互依赖,因此形成和加强有机性团结,随之而来的是要确立系统信赖和普遍的规则体系。打破分节状态、打破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地域性共同体的作业是由强化的国家权力来实施的。正是国家按照普遍性原理对社会结构进行改编、重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法律共同体,它以市民社会的形成为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普遍性确立的过程在中国首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伸张,把个人从氏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这是共和国前30年的特征;接着再通过法治反过来限制这个巨大的国家权力,这是后30年的使命。国家权力的伸张势必压抑私权,所以改革开放的30年就要进行反思和矫正,把个人再次从单位体制中解放出来,承认和保护私权,重新确立新的市民社会的正当性。这个再解放过程也就是社会重构,目前还在继续进行。必须深思的是,法律制度将在多大程度上把私人从旧结构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以及采取什么方式重新建立一个“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这是尤根·哈贝马斯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在笔者看来,私权的本质是自由,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民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课题。 韦伯、官僚科层制与“中国问题” 在西欧和日本,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是从封建制到科层制或者说从官僚机构的变化过程中实现的。在这里,国家很容易被理解为权力的独占者以及“公民”集体行使权利进行政治决策和执行决策的机构。这是一种中立的、形式化的国家观。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框架里,形式合理化的行政程序就是法治国家运作的基本形态。当然,英美的思想状况和制度演变的路径有所不同。例如大卫·休谟更强调历史传承在国家正统性中的意义,埃德蒙·柏克甚至提倡善治的“世袭原理”。在制度层面,遵循先例机制起了主导作用,审判权成为法治国家运作的轴心。但是,从把握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大陆的科层制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 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科层制的视角来考察法治国家。他认为,官僚机构的运作离不开法律规则,所以官僚国家的法制化具有必然性。但是,在实质上和形式上,法律体系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影响到官僚国家的效率和正当性,也影响到产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韦伯是把形式合理性作为评价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早就存在官僚机构,但受到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始终停留在实质性的、非理性的阶段,未能发展出一套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和审判制度,也就无所谓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可言。但毕竟法制的现代化是从打破封建制的身份枷锁,建立具有阶层流动性的官僚机构开始的,中国特殊的问题状况仍然非常值得琢磨。 从生产关系来看,中国具备产生资本主义体制的温床,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为什么?这是韦伯之问。从社会结构上来看,中国具备树立法治国家的客观条件,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为什么?这是罗伯特·昂格尔之问。这都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中国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问题的最有趣之处是经验的自反性。例如中国的官僚机构看起来很强势,其实却很脆弱;看起来是等级森严的,其实却网络纵横;看起来以强制为特征,其实却建立在具体的交换或契约关系之上,而合意与强制的界线又是流动的、变异的,似乎一切总是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回到科层制上来,中国的确存在一个以皇帝为顶点的官僚机构,但在皇权至上的逻辑支配下,这个官僚机构并不是按照法律规则来运作的,也不断被任意打碎和重构。正如法国哲学家于连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治理重视“势”,强调“无形”的技艺。法家式的法治思想,充满了权术势的诡道和辩证法。所谓“无形”的势,就是不给一个定型的东西,不给一套明确的规则,一切委诸随机应变的裁量权。与按部就班、循名责实的行政逻辑不同,“无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结果就取决于博弈、妥协以及政策性判断。“无形”也意味着规则和标准是可变的,因此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法律应用,规范本身也往往呈现出多元的动态。在这样的状况下,靠什么来一锤定音,靠什么来维护秩序的统一性?回答只能是至高无上、天威难测的皇权。用卡尔·施密特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主权者的决断。通过“无形”这种不断政治化的过程,皇权可以排除科层制的阻碍,一竿子插到基层,以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志,同时也可以避免官僚机构的僵化。但是,如此一来,国家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形式化的,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势必充满了主观任意性。 韦伯虽然意识到官僚机构加强实质性判断的趋势,但依然希望用有形的、形式理性的规则来制约政府,防止裁量权被滥用。为此,他特别强调法治秩序担纲者,即职业法律家集团,特别是律师的作用。这表明,在西欧国家,不管官僚机构是否强大,在它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载体,确保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转。这就是律师以及整个职业法律家集团,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法律解释共同体;他们具有相对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但又通过解释共同体来确保法律应用的统一性、连贯性。职业法律家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共同体的论证性对话,是可以具有形式理性的。但是,“中国问题”却似乎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化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张力 审视中国这30年间建构起来的法律体系,的确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上中华帝国以“天下”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华夷秩序,与现代西欧各国以“主权”概念为基础建立的民族国家体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中国,法律体系是平面展开,具有同心圆的结构,没有确立明显的效力等级。由于情理和各地风俗习惯的交织,规范本身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强求统一。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中国的制度设计已经数次大变,但法律体系的多元构成并没有什么改观,近30年来甚至还因“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及在功能性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法规制定的设想而有所增进。 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以国家权力结构的一元化为目标的,似乎与多元结构无缘。但是,正由于一元化的国家权力可以发挥强制的整合作用,也可以随机应变,从而可以为规范的多元化预留更充分的空间。不难想象,这样做的结果难免将或多或少使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界限相对化、流动化,进而促进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原理,司法与立法必须严格加以区隔。立法根据目的和政策行事,而司法则根据既定的制度条件行事,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立法过程是变动的,反映社会的多数人意见,受政治势力的影响。而司法是相对保守的,是尽量不受外界干扰的,从而可以保护少数派,可以保护制度逻辑的一贯性。这样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才能切实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日益复杂化、动态化的当代社会,法院造法的现象其实越来越显著,判例和司法解释已经具有创制规范、权利以及政策的强大功能。但中国的现状与此大相径庭。 法律体系变革的两种动力 大概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社会更加多元化了。因为市场化的改革导致社会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包括朱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强势群体、弱势群体)。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开始具备多元结构,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变化。当一个社会又重新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如何协调这些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公正和谐,就变成相当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执政党提出改变国家意识形态,由过去的阶级斗争口号转向和谐社会口号,由过去的阶级统治转向强调国家的社会性超越于不同利益群体之上的客观公正的地位。这个转向表现在法律制度层面就是强调法治,强调国家的中立化,强调大家共同追寻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则。当然,实际上做得怎么样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在理念上,中国的确已经开始变化了。而且,中国政府在1999年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实施举措,比如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强调法治政府等等。这些都表明,理念变化在制度层面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下而上的变化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可以看到趋势。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开始变化,政府逐步减弱它对企业的控制,撤离出某些市场,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而在政府撤离之后,公共服务,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无从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些民间组织的活跃,第三领域或者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张,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但也可以看到,在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连与政府有着亲和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也遭到压制,连对中国渐进式社会转型很有助益的新生事物也遭到摧残。法制改革的软着陆需要预先准备缓冲装置,需要提供各种功能替代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准备,甚至把这类缓冲装置、替代物都见一个砸一个,那么社会变革就将缺乏回旋空间,社会矛盾只能采取极端化的方式处理,改革和发展就会演变成硬着陆的局面。 此外,司法审判机关也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影响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渠道。如果说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为多数派而存在的,那么审判机关则是为少数派、个人以及弱者而存在的。个人或少数派通过独立审判机制有可能把自己的诉求反映到国家规范里去,从而对整体或多数派主导的立法以及行政举措进行制衡、修改以及补充。在这个意义上,司法程序构成自下而上的变革的杠杆,司法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近公布的《侵权责任法》,为个人动员法律、实施法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会促进诉讼活动,会通过个人提出侵权之诉的方式落实法律规定,进而限制滥用权力的行为。 当然,自上而下的变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往往是在内外压力之下由上层启动的,或者下层运动因上层的介入而成功。由此可见,上层接受法治国家这样的改革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判断。从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到逐步强调集体领导的趋势,意味着按照规则进行博弈的潮流已经难以阻挡。这样的背景,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更有条件进行。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变化与自下而上的变化结合起来,让两者互动。这不是某一方的片面要求,而是一个双方或多方互动的过程,如何激活这种互动过程是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 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含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尤其值得讨论。顾名思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要强调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们当年是在人的解放以及国家消亡的视野里提倡社会主义之路的。法治国家毕竟是以规范的普遍性、客观性、中立性、技术性、形式性等为特征,只有推行阶级统治的地方才会特别注重政治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如果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含义,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设想其实就很接近德国著名法学家赫曼·黑勒所设想的“社会法治国家”的概念。笔者相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社会法治国家”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结合点的,当然,这需要解释性旋转。 中国的问题是往往把非常事态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断碰到例外和危机。何况,现代化导致社会风险性增大,也会增加例外和危机的发生频率,改变人们的观念。在考虑“好的法制”与“坏的法制”时,日常与例外、可预测性与随机应变的能力等不同状况的梳理和重新认识都应该提出来探讨。目前法治建设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但无论如何,围绕法治的共识的破裂以及新的二元格局开始呈现,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执行者以及审判者的裁量权以及规范创制功能其实是很容易膨胀的,如何适当加以调控是今后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考察目前的实践,还可以发现一种趋势,这就是用民意或者舆论监督来限制法律实施中的裁量权。毫无疑问,把民意反映到法律体系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去,以民意来约束权力的主张是正确的。然而问题是民意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才能适当地得到反映?如果直接反映到司法过程中去,会使法官作出来的判决受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不可能有统一的法律适用,从而破坏法律体系的整合性;如果法律的执行也完全基于各种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法治就丧失原则,公民的权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承认和保障,社会就会出现混乱,法律体系也会变得支离破碎,毫无连贯性和权威性可言。 特别是,当民意与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缺乏法理含量的“司法群众路线”或“大调解”混为一谈时,作为法律体系基础的强制与合意之间的关系就会纠结不清,可以借助合意的名义来任意动员强制力,法律适用者的裁量权实际上反倒大幅度扩张了,结果,这将可能导致对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含着悖论以及解构的契机。 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技术重构 众所周知,以1979年7月同时公布七部基本法律为标志,中国迈进了“立法者的时代”。据统计,在1979~1989年期间制定的大约580部法律和行政法规里,有250余部属于涉外经济法规;加上对内的法规,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法规总数达到320部,超过55%。诸如此类的简单数值表明,当时推动法律体系建构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需要,并且形成了内外有别的规范二重结构,使制度变迁的法理普遍性和语境特殊性这两个侧面以可视化的方式凸显出来。这种复合化的格局为在各种异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地、有选择性地进行法律的混合继受提供了回旋空间,也给制度的因果关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作为个人权利宪章的民法的制定采取了单行法各个突破、规范群分别进化的起草方式,造成了学说汇纂式(Pandekten,潘德克顿)私法系统在中国发生异变,建构与解构并行,形式合理性被相对化。即使在1998年开始编纂统一民法典之后,这样的特征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多样化制度设计的并存和互动以及规范结构的柔性化、随机化。另外,迄今为止的立法工作是行政主导的。1980年代前期,全国人大广泛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以暂行规定和条例的形式制定法律规范,导致“行政立法权”的膨胀。尽管1990年代后期开始强调全国人大自身的立法功能,2000年《立法法》开始以明确等级效力的方式阻遏行政法规的逾越,但各种法案的起草却仍然由行政部门掌控。 现在来考虑另一方面,即如何使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能有效实施。现实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裁量权的有效监控,关键是围绕审判独立原则的机制设计和技术操作是否妥当。一般而言,立法的民主化是要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便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做出适当的决定。审判的独立化则是要确保反映民意的法律不至于在适用过程中被扭曲,也避免法律随着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今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不妨归结为技术重构,即立法技术、解释技术、行政技术以及法庭技术的实实在在的改良。即使在那些没有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就无法进展的地方,有关操作手段上的成熟度也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结局,决定胜负。技术和手段具有可比性和可流通性,很难对它们简单地贴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标签。归根结底,国际的制度较量或体系比赛不外乎一场全面而具体的法律技术格斗,日复一日用具体案件处理的结果和效果来检验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文化纵横》2011年6月刊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7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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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艾未未在威尼斯双年展:bye bye ai weiwei 是什么意思?

艾未未在威尼斯双年展 The China Beat By Jon Wiener 在今年夏天世界最大的艺术事件,威尼斯双年展上,世界最著名的、被囚禁的艺术家艾未未并未被忽略——但是还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关于他的状况的正式确认。 每两年,意大利将邀请几十个国家来展览他们最领先的艺术家作品。今年有88个国家正式参加双年展,并且有37个“合作项目”,还有一个官方没有参与的项目:沿着Giudecca运河,用六英尺高的白色霓虹灯拼成的一行字母“Bye Bye Ai Weiwei”(再见艾未未),所有经过的vapporetti (水上巴士)都能看得见。 但这是什么意思?卫报评论家认为:“这看起来象一种侮辱,好像说这个艺术家快滚蛋”;一些人则认为这看起来象告别艾未未的招标活动,接受他被拘禁这一事实。还有些人认为这是“hello艾未未”的误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用“记住艾未未”或更简单点的“释放艾未未”会更好。 但是艺术家Giuseppe Tampone坚持认为,“再见艾未未”并没有被误译,但是被误解了。他用很拗口的英语解释说:再见艾未未是写给那些所有不以任何方式喊出“我不接受再见” 的人。(“Bye Bye Ai Weiwei for all those that will not shout by any means ‘I don’t accept the bye bye.” ) ...... (本片作者 Jon Wiener 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Irvine 历史系教授) 附原文: Ai Weiwei at the Venice BiennaleJune 15, 2011 in Uncategorized by The China BeatBy Jon Wiener*At the world’s biggest art event this summer, the Venice Biennale, the world’s most famous imprisoned artist, Ai Weiwei, was not exactly neglected—but his case received virtually no official acknowledgment.Every two years the Italians invite dozens of nations to exhibit their leading artists, and this year the Biennale had 88 official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plus an additional 37 “collateral events.” And then there was an unofficial contribution, “Bye Bye Ai Weiwei,” written in six-foot tall white neon letters along the Giudecca canal, visible to all the passing vapporetti (water buses).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But what did it mean? “This looks insulting,” the Guardian reviewer wrote, “like telling the artist to fuck off.” To some it seemed like bidding him farewell, accepting his imprisonment. Others thought “bye bye” was a mistranslation of “ciao,” which in this context should have been rendered as “Hello Ai Weiwei.” Still others though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o say “Remember Ai Weiwei”—or simply “Free Ai Weiwei!”But the artist, Giuseppe Tampone , insisted that “Bye Bye” was not mistranslation, that he had been misunderstood. At the website www.byebyeaiweiwei.com, his explanation was presented in hard-to-understand English: “Bye Bye Ai Weiwei for all those that will not shout by any means ‘I don’t accept the bye bye.’”The rest of his statement needs translation into comprehensible English: Stampione argued that “Hello Ai WeiWei” was “too easy,” because it seemed to offer hope, while hope in his view implied a passive stance. What was required, he argued, was “to realize the terrible situation in which Ai WeiWei is living today,” and then to take action to free him—political action, pressuring government leaders to take a stand and make demands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One more meaning he said he wanted to convey: “Bye Bye Ai Weiwei for all those who think that it could never happen to them.” Fair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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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颜昌海:你知道你身上的税赋有多重吗?

Shared by Lee 了解下我們的錢都去什麼地方了。 原文地址: 颜昌海:你知道你身上的税赋有多重吗? 作者: 凝香的歌声 博主按:请每位公民认真学习这篇文章,了解你每月大致交纳了多少税,了解你的劳动成果是怎样被苛税这只无形的手剥夺的。我们辛苦养着的“人民公仆”不但没有能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却肆无忌惮地侵犯着我们各种应有的权益,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公民们,请关注你的权益并争取你的权益吧!                     颜昌海:你知道你身上的税赋有多重?   南都周刊报道, Chanel 女士香水 100ml Chanel CoCo 的市场售价为 1480 元。这个价格中实际上包含了 17% 的增值税 251.6 元, 30% 的消费税 444 元,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 48.7 元。一款 1480 元的 Chanel 香水,所缴纳税款就达到 744.3 元,已超过了商品的半价。   在西方, “ 纳税人 ” 的概念就等同于 “ 公民 ” ,突出的是纳税人对政府的义务和权利。而在中国,很多 “ 税 ” 被隐蔽在了商品的价格之中。和大多数人一样, A 先生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 “ 纳税 ” ,只是在 2010 年 5 月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A 先生的儿子希望再过几个月,能够直接送上校学儿子去美国念书。留学顾问让他准备一些材料,包括个人职业证明、银行存款……还有税单。 “ 为什么要税单? ”A 先生很费解。但这样一件小事,突然打动了 A 先生,他打算了解一些有关税收的知识,弥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掉以轻心。   A 先生发现,在税收立法权、税种开征权等权限高度集中于国家层面的中国税制下,对于 “ 我们现在究竟有多少个税种 ” 的问题,竟然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财政部网站这样表述: “ 目前,中国大陆共有 19 个税种,其中 16 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关税和船舶税由海关征收…… ” 之后,并一一列举这 19 个税种的名目。而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在 “ 税收宣传 ” 栏目里这样介绍: “ 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 20 个税种,其中, 17 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共有多少个税种,财政部说是 19 个,而税务总局说是 20 个。而在包括北京地税局在内的更多的网站却介绍: “ 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 25 种税,按照其性质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八类…… ” 。   2010 年 7 月,国内一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曝光,据该报道所述: “ 负责税收征管的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有的说有 30 多种,有的说 20 多种;有的拿出有关资料想一一列举 ” ; “ 税种这么大的问题,主管部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那下面的征税岂不是乱套了? ” 。媒体曝光后,国家税务总局与其它税局网站上的税制信息随即进行了变更,与财政部的 19 个税种的说法相统一。 据悉, 2010 年 1 至 9 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 55957.37 亿元,同比增长 24.2% 。 A 先生决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搞清楚自己到底交了哪些税。但非常艰难。   费了好大的周折, A 先生终于从自己单位所在区主管地税局领到了个税税单。他目前的税前月薪为 1 万 8 千元,扣除社会基本保险后,税单显示他 每月的纳税额为 2337.64 元,全年共缴纳个税 28051.68 元。假设自己以此收入水平为标准,工作 35 年,上交的个人所得税,已经近 100 万元。 A 先生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我是单身贵族,每月 18000 元的收入,扣除个税后,应付生活十分宽裕;而如果我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并且还有年迈的父母久病在床,那要我同样缴纳近 2500 元每月的个税!   在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的申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家庭实际支付能力,而不是总收入征税,更能体现量能征税的原则。中国大陆现行的税收制度,只要是月收入过了起征点的居民,不论家庭负担轻重,都要纳一样的税,即 “ 一刀切 ” 地以个人为单位征收所得税。国税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坚表示: “ 家庭联合申报必须具备很高的条件:第一是全社会纳税意识法制环境非常好;第二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非常高;第三是这个国家的税制要实行综合税制。 ” 所谓的综合税制模式,就是个人要就全部所得算一个总账,然后找一个总的适应税率。 A 先生从他的美国亲戚处了解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与身份证相应的税号,个人的各种收入缴税,都会记入这个税号中。上到奥巴马,下到钟点工,无一例外。但这并不是正式的纳税。每年的元旦之后,雇员都会收到一张来自雇主的 W-2 表,上面列明了各种收入和扣税额。然后在 4 月 15 日前,纳税人把正式的报税表提交国税局。表中信息包括纳税人身份,被赡养的人口数,全年境内外总收入等。应纳税与预扣税对照,多退少补。   A 先生想到一个很直观的例子,他的弟弟正在上大学,弟弟暑期给一家日报社打工一个月,赚到了 3 千元的工资,并缴纳了 440 元的个人所得税。但是在其它月份,弟弟并没有收入。也就是说分摊到全年,弟弟月 均收入低于 300 元,但按照中国现行的个税制度,也就是月收入 300 元以下也要纳所得税。又如 A 先生的大学硕士论文已经出版成书,他当时得到稿酬 2 万元,需缴税 2240 元。其实这本书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的,分摊到每个月,月收入则低于 1000 元。而 从事建筑、装潢、销售等行业的劳动者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每月都能得到固定劳务报酬,而把一次性劳务报酬按一个月所得计税。   这种税制设计,形同对穷人的抢劫。   但 是, 2010 年 1 至 9 月的个人所得税数额,仅占了中国税收总收入的 6.6% 。大都分个人承担的 “ 间接税 ” ,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经济行为之中。比如 A 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是喜欢看书的人,也经常会给孩子买一些课外书。两人每个月几乎都会去一趟书店,就在几天之前,他俩又搬回了十几本书,花了近 500 元。 A 先生还另外挑了三张 CD ,总价 200 多元。在这笔总计 700 元人民币的消费中, A 先生已贡献了约 100 元的增值税。 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 17% , A 先生每月的购物支出在 4000 元左右,他每月的增值税支出就超过了 600 元。 A 先生喜欢吃日式料理,他的妻子则喜欢必胜客的比萨。每次餐饮消费一般在 200 元左右,其中又包含了 5% 的营业税 10 元钱。 “ 在交了增值税之后,还要再交营业税? ”A 先生对这些名目感到头晕脑胀。且看制定税法的人如何区分这两个税种,营业税适用的典型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等。也即,购物时缴纳增值税,看电影、吃饭、休闲活动中缴纳营业税。虽然营业税的直接征收对象是企业,但最终还是会转化成售价,转嫁给消费者。 A 先生每月花在这些方面的钱将近 3000 元,他每月缴纳的营业税为 150 元。   个人出售不动产也要征收营业税,税率为 5% 。 A 先生在去年曾以 150 万的价格卖出一套当初以 100 万元买入的房产,要缴纳 7.5 万元营业税和 4.5 万元的个人所得税。   除此以外,中国还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加征消费税。目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商品包括烟、酒、鞭炮、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摩托车、小汽车等。共有 13 个档次的税率,最低 3% ,最高 56% 。   在中国这个以流转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 “ 税 ” 被隐蔽在商品的价格之中,所以大多数人只知道自己几乎每天 “ 买东西 ” ,不知道买东西时实际也在 “ 纳税 ” 。   2010 年 1 至 9 月,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 15325.63 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27.4% ;营业税收入 8356.61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4.9% ;消费税实现收入 4693.8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8.4% 。事实上,在这三个税种的基础上,民众每一次消费行为,还需缴纳 1 % -7%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而关税是个非常特殊的税种。由于行业关系。 A 先生在 2008 年购买一辆斯巴鲁森林人时,却着着实实缴纳了一笔高昂的关税。 A 先生购买的 2.0 排量森林人到岸价为 20 万元,按照 25% 的关税税率,需缴纳关税 5 万元。此外,还要加上消费税 1 万元,在此基础上,再征收 17% 的增值税 4.42 万元,此时,这辆车的售价已经超过了 30 万。再把这笔钱交给经销商之后, A 先生还面临着另外一项特别的税种 —10% 的车辆购置税,也就是 3 万元。 A 先生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已经缴纳了汽车消费税,还要再征收自己的车辆购置税?按照财政部的说法,汽车购置税是对买方征税,而消费税是对卖方征税。不过这个税最终将包含于汽车售价之中,成为价内税,间接由消费者埋单。提车回家之后还没完,每年还要继续缴纳 450 元的车船税。   2010 年 10 月的车船税新规,也让 A 先生寝食难安。 中国大陆车船税新政策将分为 7 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按照新规, A 先生的 2.0 排量汽车年车船税可能为 900 元;也可能高达 1500 元。 A 先生特别欣赏乘联会秘书长饶达的一句话, “ 目前汽车的税费政策之所以不合理,不是制定政策的人是外行,而是制定政策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的结果。 ” ……   人们注意到,盛世的崛起的中国大陆,不断在赠税,但腐朽的衰败的美国,却在不断地减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最近,美国又宣布减税,根据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计划, 2011 年税收中的 80% ,将由年收入逾 100 万美元的家庭承担。由此,低收入民众赋税锐减。美国的税收政策是:占美国总人口约 2% 的,年收入逾 100 万美元的百万富翁们纳税,包括中产在内的 98% 的中低收入者免税。目的,是缩小美国的贫富差别。   美国减税,但中国却是增税。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报告称, 2010 年,中国政府税收增加了 30% 。预计 2011 年将继续保持这个增长速度。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已经成为工薪族的人头税。中国纳税的主力军,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而百姓所吁请的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减税计划,不被接受的原因是“培养全民纳税意识”。还说,这一思想是从西方引进的。统治阶级为了抢劫人民,为自己抢劫行为的解释说辞,总是说“从西方引进”,以此来抵挡民主势力的责难;但美国减税以缩小美国的贫富差别,就绝不引进,也不宣传。   权贵暴政总是如此,当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说这是国际惯例,需要向世界接轨;如果不符合自己利益,就说是中国国情特殊。 2010 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宣布调高 2011 年的通胀宽容度,从 3% 调高至 4% 。而中国银行却放任公众在银行的存款贬值缩水,损害公众利益。于是,中国经济继续在负利率时代运行。 正常国家里,当公民财富在缩水,储蓄贬值的同时,国家若因大量增发纸币而获利,作为一种对冲,国家有义务向受到损害的公众让利。但这是正常国家的情况,而中国不是正常国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国民遇到通胀的时候,政府如果不愿意动用利率杠杆,就应该减税,而最重要的惠及全民的财政政策,便是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公众却迟迟听不到关于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消息。在 2009 年 的全国两会上,便有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求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 3000 元,然而会后便没了下文。 2010 年的两会上,又有代表和委员再次强烈 要求 , 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 5000 元,可会后又没了下 文。至今,仍在以 2000 元为起点征收。   2010 年中国与美国的差别是,美国的减税计划,是在财政赤字巨大,政府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提出的。而 2010 年中国的国家财税收入增幅惊人,其总额 达到 达到 10 万亿元的历史新高,增速达到 30% 以上。在福布斯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社会福利完善的法国。而中国百姓还要面对高通胀的压力,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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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为什么蛇类正在灭绝?

如果将顶端的猎食者拿走,将会对其捕食对象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没有猎食者之后,有害物种的数量就会增加”。一些害虫,比如以谷物和小麦为食的鼠类,早已成为亚非两大洲农作物的主要危害。 蛇类数量下降的原因并不十分明确,雷丁表示。或许是因为食物供应的减少,又或许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数量受到影响的种类分处在受保护环境和不受保护的环境。此外,该项研究的地域非常广阔,从雾气弥漫的英伦海峡直到尼日利亚的茫茫大漠,因此或许从中可以展示全球规模的变化。 因为气候改变?也许 “气候或许多少与此有些关系”,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数量考察的都是卵胎生种类(另外一些种类,比如蟒蛇,则是卵生)以及静候捕猎的种类,这会让他们更容易受到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不过,气候变化应该不是其主要原因,雷丁认为。比如,自1989年之后,蛙类及另外一些两栖动物正在大规模灭绝,其原因在于一种被称为壶菌(chytridiomycosis)的致命真菌。另外,石油泄漏、油气开发,以及气候改变,也曾导致美国总计八百种鸟类中的三分之一濒临灭绝,或至少数量大幅减少。 雷丁希望这项发表于6月9日《生物快报》上的研究会督促各国科学家也开始关注身边的蛇类数量。 “这项研究只是指出了我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表示。“或许会有一些偏差,但我不这样认为。在我们身边,我想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全球总共大约有三千种蛇类。它正在加入一份数量衰减的物种清单,其中包括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以及哺乳动物。 “我们正在目击自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这颗行星上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危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声称。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地球大观]云和全球变暖    [卫报]富裕国家因寻找“滥伐漏洞”而在波恩会议上遭受谴责    [地球大观]GEOS-5:高分辨率全球气候模型    [卫报图说]蛇——日渐衰落的家族    主要科学家说:“气候骰子”现在严重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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