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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Grantland:”我能签张支票吗?“――姚明的意义

核心提示:对于美国的亚裔移民及其子女来说,姚明是一位使者,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志。 原文: Can I Write Check? 时间:2011.7.12 星期二 作者:Jay Caspian Kan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D.Clarke Evans/NBAE/Getty Images】 几周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铃木一郎(Ichiro Suzuki)在新手赛季可能会给亚裔美国人带来特别意义的文章,尤其是对那些像我一样还不好定义的一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听说姚明计划从NBA退役以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选择了错误的偶像。从我在萨菲科运动场度过的那个夏天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当我再次回到那里的时候,我对于Mariners右外场手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译注:右外场手是于棒球比赛中防守右外野的选手)。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对于我们这些想借体育来做在美国社会生活的稳定纽带的这种愚钝和不成功的孩子来说,自己的象征性意义有多重要,也许他也不想了解。当然没有任何人要承担作为“你周围的标杆”的义务(尤其是当“人”这个变量是由跟你从来没有交集的群体定义的时候),当我在这个赛季观看铃木一郎对抗赛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伴随着一个英雄末路常常会出现的情绪低潮,铃木一郎的没落让我对姚明的自我掌控甚为欣赏。 对国家体育事业的巨大希望来自于12亿人,姚明是中国人,他的水准超出了我们以前的经验值。姚明如同喜马拉雅山雪人一样的大脚掌超过了中国的对手(那时,我们相信他真的存在吗?)。在采访中,当有人话外有音地问到为什么在Jay Williams之前起草未经确认的脑垂体事故时,那些通过翻译进行的被严格监控的媒体访谈是为了保护参加大学篮球赛的每一个人的最有利的辩护。而当他第一次出现在NBA赛场时,公众齐刷刷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姚太高大了。 最初赢得美国粉丝支持的是他的身高和中国面孔。不管你是谁,都不大可能被视为一个七到六英尺的外国人。但至少在亚裔美国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怀疑,那就是仅仅在铃木一郎将美国联盟MVP杯收入囊中的十一个月以后,姚明参加了NBA的首场比赛。 黄皮肤所扮演的角色被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此外,更详细地对比一下可知,铃木一郎被打造成了一个更好的英雄。在姚还处在笨拙地起步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酷了。当姚还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神秘感。他们的英语都说得不是特别好,两人在交流时都需要借助翻译,但是铃木一郎有时候表现得是因为他太酷了所以不怎么说英语,而姚的新闻发布会感觉有一些照本宣科和不了解美国。别的不多说,铃木一郎通过拍摄时尚杂志照片和在公众场合亮相为自己打造品牌。但姚明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是一副皱着眉的样子。两个人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但是铃木一郎至少让我们感觉的确是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而早期的姚明看起来好像仅仅为他自己的国家而战——-一棵为了显示中国能够制造出多么优秀的天才而被送到展示台上的摇钱树。 每一位移民美国的孩子都能体会那种看到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自在的打心底里的害怕,比如家长会,或者买车,甚至和杂货店店员交流。那会让你肌肉紧张,呼吸困难。每一个灾难性的场景都如期而至——你的母亲讲英文时忽然卡住,她可能会说出一些愚蠢无知的话,然后你每次都抱有的幻想,或者说每次希望的那些幻想,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对于姚明,我也一直有类似的担忧。过去九年里,我在电视上看着他就如同在看着我的父母一样,这很荒诞可笑,但就是那么重要。我担心他某个单词会发音错误,会闹出笑话,或在谈到他的黑人队友时会说出不得体的话。是的,我也许不应该把一个7.6英尺高的中国篮球运动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挑选措辞和移民父母为了打消身边人的质疑被这个残酷现实的国家所接受而谨言慎行的情况相提并论,但当成龙、李连杰、李小龙、铃木一郎、姚明,还有烹饪节目具有可参考的文化范围时,有时候你不由自主会夸大,会模糊界限,甚至去制造你潜意识里所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认同不过是建立在对传奇人物模仿的基础之上的时代,当我们照镜子时,会发现我们是由那样的模仿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而成的。我们还能从其他哪些地方找到相似例子?玛格丽特.周?虎妈?还是喜福会? 移民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我们熟知的故事,都是很大程度上经过讲述者加工后的,并曾被遮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思乡情切的一群人,他们早已失去了与故乡相连的根。剩下的那些是由移民地下一代写成的,那些故事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作为尴尬父母的孩子的怪异感受。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来到美国时不具备任何工作所需的语言或文化背景的人的经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任何资料、小说或电影比姚明在过去九年中上演的《真人秀》更好地反映出文化适应性的问题。至少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如此多的人所关注。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还有哪儿比在运动场上能立刻成为一个国家中公众皆知的熟脸呢?姚明在美国职业生涯中从一个板凳队员成长为一个职业联盟中最受欢迎的运动员的一点一滴都广为人知,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质疑他的诚实和认真。我们喜欢Dirk,也喜欢姚明——这两个人起初都置身于美国人的质疑和怀疑中。两人都承担着美国人的情感价值。和铃木一郎不同,前者追求的杰出风格是孤独和迷人(我始终认为一郎不管去到哪个国家,参加哪个球队,和多大规模的团队合作,他的职业发展也会跟现在的没什么两样),而姚明把自己与美国相连。对于在未被定义的一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姚明真正的胜利在于他认真而忠实地扮演了一个移民的角色。如果他们所说,姚明用比赛说明了一切。而且他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外交大使和激励的榜样,不仅仅对于他的祖国中国来讲如此,对于亚裔美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讲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Jay Caspian Kang是Grantland的一名作家。他的第一本小说《死亡不会改善》(Dead Do Not Improve )将由兰登书屋在明年夏季出版。可在推特@maxpower51上关注他的情况。 译注:文章的标题来自于姚明所拍摄的VISA信用卡的广告,广告中姚明作为一名外国人在和美国本地的杂货店店员及其他顾客的交流中略显不适,他问道:“我能签张支票吗?”而杂货店老板说:“没看到牌子?”(牌子上写这“不收支票”),但姚明把对方的俚语回答当成了“Yao”的发音,于是一再纠正他自己姓姚。这则广告可以在 这里 看到。 相关阅读: 《洛杉矶时报》从生化专家到脱口秀演员——黄西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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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恩怨情长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恩怨情长 作者:余伯流 来源: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 来源日期:2011-7-5 本站发布时间:2011-7-5 9:47:10 阅读量:139次 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他们两个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又有类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他们既有过患难,亲密无间,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他们既有伟人高风惊世之举,又有令人扼腕而叹之事。他们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奇特而又微妙的传奇色彩,闪耀着传统而又亮丽的真理之光。 毛泽东年长邓小平11岁。 从1927年毛、邓相识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整整七十年。让我们以简短的文字,勾勒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七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人生轨迹吧。 苏区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竞出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哪里?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两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从大山中走出来了!他们审时度势,殊途同归,径自都来到了他们共同的祖籍地——江西,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他们从汉口初识到苏区重聚,共同战斗在火热的中央苏区。岂料,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于1933年5月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难。”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历经种种坎坷和曲折,他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终于走出了困境,直到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抗战时期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毛泽东说:“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偕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多次推举邓小平担任重职,七大后又亲自致电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解放战争时期 邓小平曾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睿智,确定“出击中原”的决策,刘邓大军衔命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决定中国革命最后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以他过人的胆识启用了三员四川虎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构建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核心领导班子(三常委)。刘、邓、陈偕同粟裕、谭震林一道,指挥中野、华野千军万马,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精锐主力,随即挥师渡江,直捣南京蒋家王朝。“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毛泽东称赞“淮海战役打得好”。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建国前夕,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入川”,刘邓大军千里进军大西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十余年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相知相亲,铁马情深。 建国后十七年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们是核心与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工作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谓“日理万机”。毛泽东1951年就对人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党的“八大”前夕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1957年在莫斯科称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透露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我们党有五好”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然而,在这以后纠“左”的进程中,毛泽东同邓子恢、邓小平等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悖。邓小平的“猫论”更是令毛不快。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种下了邓小平“文革”厄运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前期 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已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于是,晚年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惊世大字报,演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大悲剧。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刘少奇含冤去世,邓小平也落难了。由于毛、邓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加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敢于负责、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觉得邓小平不大听话,很少请示报告,以致产生不满。“文革”前夕,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忿懑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邓小平终于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毛抛弃了邓,却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拆开来”。于是,邓小平被放逐江西,羁居三年。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林彪事件后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认“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被毛选定为“接班人”。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过,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被打成“毛派”头子,是毛泽东启用邓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请求“做点事”后仅10天,毛即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的批示,是邓的福音。随后,在周恩来的运作下,邓小平入京。毛、邓“文革”分离近7年后重聚首。为了国家利益,毛泽东毅然请出“军师”邓小平,治国理政,支撑危局。 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还寒,喜中有忧。其时,中央高层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时,面临两难:他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革”声誉。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预演。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但一触及对“文革”的评价,又疑虑重重。这时,“四人帮”一伙奸佞小人大进谗言,动摇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围绕着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邓发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邓小平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批邓反右”期间 1976年是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由于此前邓小平婉拒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冲决了政治上“毛邓合作”的最后底线,毛泽东不能容忍,始下决心“倒邓”,并提议华国锋为“接班人”。毛、邓终于最后分手了,令世人扼腕而叹!然而,“天安门事件”后,毛又手下留情,再次保留了邓的党籍。其中原委及其历史作用,耐人寻味。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在邓小平危难之际,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将邓的住地从宽街转移到东交民巷予以保护,免遭不测。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人民的呼唤和党内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又奇迹般地“东山再起”,重返政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论界十分活跃。可是,就在这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一股“非毛”思潮。邓小平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以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精心指导起草《决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他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矗立起两座丰碑。邓小平没有走到21世纪,却为中国打开了通向21世纪的大门,实践了毛泽东的夙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两座雄伟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光辉的形象,永远的旗帜!斯人已去,伟绩长存! 七十多年来,邓小平同毛泽东确实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战争年代,铁马谊笃;建设时期,恩怨情长。论年龄,毛泽东比邓小平大11岁,邓小平视毛为领袖、兄长。论情分,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打成“毛派”头子,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刻骨铭心。论友谊,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挺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到进军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取得大胜、立下大功的,这种战火、硝烟中结下的战友深情是极为坚笃、牢不可破的。论恩怨,毛泽东有恩于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多次提携、荐举邓出任要职,甚至一度确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毛又抱怨邓不大听话,“耳朵聋,听不见”,对自己“敬鬼神而远之”,而同刘少奇却走得很近,尤其让毛不满的是,邓小平再度复出主政时,怎么也不肯顺从他老人家的最后一个心愿,维护“毛邓合作”的最后一道底线,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不得不将邓罢黜。因为他不允许在他在世时或身后对“文革”存有非议,更不允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泽东在两次将邓“打倒”的同时,又顾念旧谊,留有余地,两次刻意保留了邓的党籍。 邓小平历来对毛泽东极为尊重、佩服,忠诚不二,竭诚拥戴,但他又是一个同毛一样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肯让步的人。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靠边了六七年,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对毛泽东有看法,觉得毛过于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当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迹般地复出主政时,又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恩怨情长”!这就是伟人风范!这就是实事求是!恩也罢,怨也罢,在伟人眼中,都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一切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 最后,再说几句话。 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伟人是伟大的,但也会有失误;伟人很高尚,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伟人的心难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伟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们党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研究和探索伟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和情感,应该不再是什么“禁区”,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兴味的话题。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伯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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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从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中所传出的信息也显示,政府的某种矫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内推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让我们判断,将有哪些手段会被用来矫正收入差距,因此对未来的方案也无从评估,不过,仅从把收入差距本身视为症结所在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摸清脉象,更未摸到门道。 当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异常严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说这是一种危险,那也是导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即便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贫富差距,也同样危险,或者,其导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强行扭转了,危险也会同样存在,相反,若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威胁,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通常认为,通过赋予个人以满足各种需要所需的购买力,财富可以带给人适意、快乐和幸福,这是没错的,但是财富给人幸福的方式,是动态和相对的,即,满足感并非来自你拥有某种东西这一事实,而是来自你从不拥有到拥有这一变化,或你意识到身边其他人不拥有而你却拥有这一事实:一个刚刚做砸一笔生意的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挣到50块工钱的搬运工更快乐。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更高的财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让一个社会更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或许减少了穷困者的痛苦和焦虑,但也降低了较富裕者的快乐和适意;我们只能知道,财富增长的过程可以带来更多快乐;而且,即便我们能够消除由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是否值得这么做呢? 如同快乐和满足感一样,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我们以生存和繁衍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焦虑机制被设计得很灵活,其阈值会随条件的改变而升降,要消除它们,需要抹除一切细微的差距和波动,到那时,或许每个人都会过得像唐氏综合征患者那样无欲无求、天真快乐了,但这果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吗?那时候,支撑我们每日劳作、求知、逐利、争胜、探索、创造的动力还存在吗?整个文明还能维续吗? 作为个人,喜欢宁静淡泊,讨厌紧张、焦虑和富于挑战性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社会整体,任何人是否有权主张它该变得更紧张或者更宁静?谈论总体的幸福水平是无意义的,因为快乐属于个人,不可加总和平均;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焦虑会导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竞争,而何种焦虑将导致破坏性甚至反社会的行为? 显然,如果引起我焦虑的种种差距,多数是由个性、天赋、机遇、努力和声誉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将更可能激励我去挖掘天赋、培养能力、寻找机遇、努力工作和建立声誉,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种种差距,多半来自特权、舞弊、欺诈、暴力侵占、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和政治谋略,那么,我当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法治良好、权利有保障、机会开放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危及社会秩序;在个人消费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远不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投资和社会性消费(比如慈善和学术赞助)上,而这些活动多少都能惠及穷人;即便从福利均等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来控制这笔投资,除非再分配的程度达到能削减资本家个人消费的程度;实际上,从诺贝尔、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到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只有很小部分变成了其个人和家族的消费。 相反,在一个缺乏法治、机会依赖于特权、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富人们要么及时行乐,在失去权势之前尽快享用财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块资源,去保护财产免受侵夺,去谋求和维持其特权地位,去到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合纵连横中争得有利位置,而从所有这些开销中,善良的穷人是分不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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