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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中国立场博客:中共垮台会带来混乱吗?不一定

核心提示:一国发生革命就一定会使之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正是独裁统治者希望人们相信的观点。下面的文章通过分析各国的历史经济数据,认为政治动荡并没会象人们想象那样具有毁灭性。 原文: Chaos after a CCP collapse? Not so much 时间:2011.8.22 星期一 作者: sinostand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天,随着利比亚反抗武装挺进的黎波里,似乎又有一个国家的独裁者将被茉莉花革命所推翻。自去年12月份这一运动爆发以来,政治预测家们就倾注了大量精力来预测中国的独裁政府是否会崩溃以及何时崩溃。  要明确一点的是(真理部的那谁谁,别搞错),我并不希望共产党崩溃或被推翻。渐进改革将形成真正的公共责任,这会比政权的突然瓦解要好得多,但是后者却是共产党目前的铁腕统治的必然结果。 如果共产党真是在自掘坟墓的话,褪去红色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 共产党 想让你相信 ,没有它的领导中国将陷入绝对的混乱;党就象是能把整个松散组织粘在一块的万能胶。没有了党人们会走上街头去进行抢劫、强奸,酷刑和杀戮等等。许多外国观察员也同意这种黑暗的前景。  但就在数周前,我与 Uri Dadush 交谈过,他是世界银行负责国际贸易的前主任,也是《新兴市场是如何重构全球化》一书的作者。他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40年预计每年增长5%左右。 他说:“即使发生政治危机,也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增长。”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革命并非看起来那样具有毁灭性,特别是在最近的历史上。此图显示了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50年的年均增长。这项指标显示在某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于上年相比增长了多少。它很好地展示了混乱事件的经济影响。 【图:埃及的年经济增长率】 显然,埃及一直是个相当动荡的国家,它具备了经受危机并迅速重振的恢复能力,其GDP增长率从来没有跌破到零以下。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个图表延展到今天。它会显示在今年六月结束的财年,其GDP增长下跌到了2%,而这个财年中就发生了“茉莉花革命“。在革命之前,埃及预计会在5%左右的增长率。推翻政府可能造成很短暂的增长放缓和一些机会成本,但国家并没有出现混乱。如今,埃及经济再次活跃起来,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现实增长5%。  这张图显示了中国在过去的50年的情况: 【图: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 两个最大的底部都是在政府搞运动期间,尤其是灾难性的大跃进。然后在1987-1988年间出现巨大的(超过20%)的人民币通胀,这也是导致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因素之一。对运动的镇压的确吓跑了一些投资。增长率在下滑少许后仍积极迅速的反弹。 判断一个国家的福祉的更好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因为这表明每个人的财富的平均增长情况,还是会停滞不前。图线如果平坦则情况不妙,这说明人们的财富没有任何增加。而向下倾斜则非常糟糕,因为人们的福利都变得更差了。如果你用这种指标来判断中国的话,其前景非常光明。  【图:中国的历年人均GDP】 在60到70年代末的权力斗争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示出微弱的负斜率,之后一直向上攀升。天安门事件甚至没有留下痕迹。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看看你能不能发现革命发生的时间:  人均净资产在1996年初急剧下降了33%,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政治动荡,再猜猜看。 【图:泰国的历年人均GDP,波峰转折点为Thai Baht的陨落,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的军事政变并未留下明显的经济转折点。】 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了泰国,但是十年之后,在经历一年之久的政治危机后军事政变推翻执政总理,这个政治事件在图表上连一个小波澜都没有出现。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达到了最高水平。  这些经济图表不会展示事件的全貌,但它们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危机中,市场仍然供需两旺。消费者和零售商背后的整个制造和投资网络仍继续在扩展。因此认为一场政治危机会引发国家暴力混乱的观点被夸大了。由于全球化因素,30年前可能造成了严重扰乱的事件,现在来看几乎难以察觉。  Dadush先生解释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从底层引发的。它们比大型政治运动植根更深。它们与已经发明的技术和思想息息相关。一旦创造发明产生出来,则很难阻止其蔓延。如果你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条件,并且受过教育,就可以吸收这些东西,从而获得经济增长。面向全世界的教育开放、对思想和技术的吸收是非常根本的力量。这些因素可以延缓但不能阻止政治灾难。“ 还存在大量的非政治事件会抑制经济,如住房泡沫、人口下降、外资崩溃、保护主义、环境灾难、自然灾害等,但与共产党的洗脑内容和外国人所持观点相反的是:政治动荡似乎并不会严重威胁经济或普通人的福祉。  不过这并不一定适用于发达国家。一旦政治动荡,很少会看到在某一年超过5%的增长,市场和政治波动变得更加脆弱,你可以在这个图表看到美国和日本的情况:  但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前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根据Dadush估计约为40年。因此相比这些国家,中国可以更容易从任何的政治危机中恢复。长期内战可能会使情况有所不同,但这不太可能。即使这样,内战也不会如人们想象那般具有破坏性,这都要要归功于基本的全球化商业。  【图:日本和美国的年GDP增长率,蓝线为美国,黄线为日本】 无论谁取代中共一定都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但权力转移的简单的行为(非暴力或以其他方式)很难影响增长及其背后支持它的制度。即使在一个众所周知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  我敢肯定,经济学家们(我不是)和其他人可以找到这一理论的漏洞。突尼斯就没有象埃及那样重新振作起来,不过从一开始,突尼斯的增长就不高。利比亚仍然是处于内战之中(重申一下这在中国极不可能),它的复苏仍有待观察。但这些国家都不具备象中国那样的商业组织和分销网络,而这二者都会减少“混乱”的影响。  然而这些经济图表中不能说明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们在革命期间以及之后的幸福,这显然不等同于经济的稳定。经济增长仍然允许未经查处的腐败、贫富不均、践踏人权、妨碍司法公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滥用暴力和大量阻止传播重要信息。如果中国民众曾遭受上述的痛苦,这的确是一种耻辱。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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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答记者问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3:33:56 阅读量:92次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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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二)

相关链接: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一)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9〕,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10〕。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11〕。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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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中国人每一条路都有一个难解的局.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择校费最近被热议,好像这个话题去年议过、前年也议过,明年可能还会被好事的媒体在同一时期准时议及。据广州一位政协委员说,他十年前就关注此事,并忧心如焚上书当局,只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十年之后,择校费依然活得好好的,身价还看涨,而热议择校费的人最后都只能选择乖乖把钱交,再也找不到热议的温柔。路人皆知择校费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其根源在于教育局们对于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历来嗤之以鼻,长期热心制造各类重点,把一堆学校当成白菜一样弄成三六九等所致。有了三六九等的学校顺理成章就有三六九等的择校费。有了择校费的好处,教育局们就能活得肥头大耳,所以必须维持这个三六九等的局面以方便继续择校费的非法收入,一、继续向重点学校倾斜教育资源;二、不让你民间自主办学,并用公共财政聚集教育资源打压民间办学力量,限制学校的供给。总而言之,挤压市场,让大家只能往三六九等的陷阱里面钻。 除了择校费,教育局们坐等发财的机会简直多如牛毛,小到教材、大到学校建设,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局们制造了一座大山压得国民喘不过气来。在中国,岂止是教育局制造一堆让国民头痛不已的问题,几乎中国人每一条可以自由选择、发财致富的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假李逵”挡路,等着不劳而获摘果子。我们看看其他局是怎么捞钱的。 环保局 常规收取费用:环境影响评估费;污染治理资金;排污费。 捞钱手段 一:利用负责审批、发放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便利收受企事业单位贿赂; 二:以单位名义向被监管单位索要好处费; 三:在主管一些环保建设项目时利用工程发包、设备采购的权力收受承包单位贿赂; 四:利用发放、减免环保治理资金贷款的权力收受下级环保部门的贿赂; 五:用假发票套取现金、贪污公款、环保资金,甚至用于贿赂,私设“小金库”。 工商局 收费项目:企业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工商管理费和会费、企业年检及各种检查费用。 捞钱手段 一、许多小商小贩每年所缴纳的空有其名的管理费以至于工商管理费、物业管理费和房屋摊位租赁等乱七八糟的费用,竟然比税收要高出很多。 二、只要你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或年检,你就必得毫无选择的被迫缴纳有去无回的所谓会费,首先要满足于这些登记监管特权部门以权谋私和中饱私囊的欲望; 三、年检之际,巧设名目,以收取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 工商局实为名副其实的收费局,其乱收费是中国目前企业各种乱收费中最为严重的;工商局在乱执法方面的主要表现是有油水的地方抢着执法、没有油水的地方躲着执法。 城管局 前身为“城管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事业单位。后来,城管部门逐渐纳入各地方的行政编制,成为行政机构“城管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 城管局一般情况下不是捞钱,而是赤裸裸的抢钱。 城管对城市市容市貌、占道摆摊、乱搭乱建等影响市容的现象进行整顿治理,因此收费、罚款范围很广,凡是让他们看不顺眼的皆可扑上去咬,此外没收物品,处分被没收物品,暴力执法,便衣执法,打砸抢等也是家常便饭,但是基本上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所以,城管普遍存在执法违法现象。 城管的汉语拼音“chengguan”,英文“liveried dog”,意指穿着特殊仆人制服的狗。网友归纳:中国城管是我国秘密发展的准军事化组织,平时管理城市,锻炼游击战术;战时可编入正规军。是一支可冲锋,可侦察,可游击,能吃苦,能忍耐,能奋战的优秀后备军。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称:中国城管队伍是一支具有强大潜力,能单靠一辆破面包车或皮卡就能全天候作战的可怕准军事组织,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 国税局,地税局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具体内容包括:将税种统一划分成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建起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体制,并分设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收机构进行这个纳税。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国税负责征收的税种:1.增值税;2.消费税;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直接对台贸易调节税(委托海关代征);4.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5.出口产品退税;6.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所得税;2002年1月1日以后新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许可证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缴纳的企业所得税;7.地方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8.证券交易税(未开征前先征收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印花税);9.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10.个体工商户和集贸市场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11.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12.车辆购置税;13.燃油税(暂未开征);14.中央税、共享税的滞、补、罚收入;15.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的其他有关税费。 地税负责征收的税种:(不包括已明确由国家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地方税部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屠宰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筵席税,城市集体服务事业费、文化事业建设费、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 结果很明显,中国成为税收成本最高的国家,也是税负负担世界第二的国家。一般来说,实行分税制度需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作为支撑。如果民众没有对立法、执法的有效建设和监督权力,实行彻底分税制只会带来官本位下的腐化和短期行为,使地方经济受到损害。因此,在法制建设不太完善的国家和时期,设想实行彻底分税制,是行不通的。中国有特色,纯属例外。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局,下面的这些局在堵路捞钱方面也不是省油的灯:招商局,经济局,商务局,建设局,审计局,统计局,会计局,财政局,民政局,公安局,国安局,林业局,农业局,畜牧局,水产局,劳动局,就业局,社保局,医保局,银监局,技术监督局,土地局,卫生局,药监局,粮食局,移民局,海事局,水务局,水利局,房产局,城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老干局,物资局,文体局,计生局,发改局,经管局,交通局,物价局,教育局,司法局,规划局,园林局,公用局(原来还有工业局,防治工业局,冶金工业局,煤炭工业局,轻工业局等等)大大小小130多个。捞钱的手段基本上大同小异,先堵路,然后逼人留下买路财,每过一次需另外交钱。各局秉持三个理念:不为人民服务,只为人民币服务;不依法办事,只搞突击检查和抽风运动;平时养猪,长肥之后宰掉分赃。 据一个调查机构对200个“贪官样本”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腐败分子有5种最常见的敛财方式,分别是批项目、要贷款、提官职、个人事务(如婚丧嫁娶)、做假账。方式很老土就是管用。只要你跟这些局、这些官打交道,保证能让你患上难言之隐。中国人虽有360条路,但条条道路都有“城堡式”的难解之局。 (来源:凯迪网·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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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书记的“挥手之间”

@石扉客 :我敢说,薄书记这个POSE八成是仿照主席他老人家的照片认真演练过三天的。【场灯已亮的观众迟迟不愿离开剧场,很多人向舞台上的熙来书记大喊:“薄书记!谢谢你!”身材伟岸的薄熙来同志真诚的向大家挥手致意。】  http://t.cn/hDfjfI 挥手之间(经典时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命运又一次走到了抉择的关头。     出于策略和时间的需要,蒋介石“技术性”地摇起橄榄枝,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对和平有着真诚渴望的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出乎意料地接受了邀请。     1945年8月28日上午,延安东门外机场,人们带着复杂的心情依依惜别“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领袖毛泽东。     “主席伟岸的身形,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的举起,举起,然后有力地一挥,停止在空中……”     这是作家方纪为我们记下的无比鲜明的经典时刻的历史纪录;摄影师也为我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见上图)。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晤了大革命时期的老友柳亚子,并应柳的要求,在一张“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抄录了自己1936年所作的词《沁园春·雪》相赠(见下图)。该词一经传出,山城震动,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     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一首不经意间挥洒的大气磅礴的词,这两个“细节”堪称毛泽东在重庆谈判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记,一代伟人的伟大性格和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      《人民日报》 (2001年06月27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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