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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志永:中国红十字会的倒掉

这是人民对官办实体不信任的一次爆发。是对领导群体的一次否定。因为它是中国权力的外围,所以人民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去爆发。 权力的内围仍然是不允许否定和爆发的。然而这种事件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向内的侵蚀力。最少是一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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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特稿>吴恒——一个过路人的故事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现状吧。让大家了解到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很严峻的,我所想要达到的一个期望就是,将来想要去表达自己的不满的话,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援引资料,就是说,你看,那个资料库上那么多的东西都出了问题,你们是怎么管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相当于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感情集中的爆发点吧。”当笔者问及吴恒对“掷出窗外”的目标时,吴恒如是说。     吴恒——一个过路人的故事   文/孙微阳(辽宁大学)       2009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学生吴恒离开繁华的上海,前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三合村三合中学支教。有生以来第一次,他由学生变成老师,教的科目是语文。像很多青年支教者一样,吴恒对于自己的支教生活也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随着支教的进行,吴恒发现当地的孩子们没有条件使用正版字典。这让他很忧虑。 “孩子们所犯的错误恰恰是因为他们认真查阅了字典,”吴恒说起“首末倒置”和“未来的未”。“字典作为工具书,如果连工具书都出了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黑色幽默的事情,这个比其他的那些读物啊那些,会更有戏剧效果,会更讽刺一些吧。”吴恒回忆道。 于是吴恒开始想办法筹款,目的是让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能用上正版字典。在他正在发愁如何筹款的时候,和老罗的相遇,给了吴恒继续下去的动力。 “如果没有他,我也就不会做这个项目了。因为我是计划出国读书,所以要考GRE,,所以就去报了老罗的班。然后到班上就认识他了,开始还没有想到,后来课上到一半了我突然想起。当时就想到他钱多,而且以前也做过公益,我就打算直接向他要钱,就要了几千块钱,就可以给我的学生买词典了。然后他说这个事情直接上网络上去做,这样影响能大一点。我一想觉得有道理,他能够去帮忙去宣传的话就比较靠谱。我就开始着手去准备这个东西了。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还是会去做,但是不会做这么大,也不会把计划列得这么详细。”     之后,老罗将“一本正经”计划转发布到了牛博网上,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短短五天的时间,求助信以惊人的速度传递着,网友们强大的爱心让吴恒提前实现了他的计划。 而“一本正经”也让吴恒的名字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看到,并记住。 在此之后,吴恒又发起了“天使的翅膀”一对一帮扶计划,同样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吴恒在联系好了几个一对一帮扶的家庭和学生之后,悄然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直到2011年6月17日,吴恒的网站“掷出窗外”上线,《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出炉。 这是一个专门搜集整理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有关新闻的网站,他用一个月时间,和34名志同道合者一起,做了一个“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并做好了详细的数据统计工作。网站上线的第一天,浏览量就已经突破了9000,并且迅速成为一大新闻,引来各路媒体采访。 “其实食品安全的问题离你一点儿也不遥远啊,你应该是对所有人都抱有一个同情之心,更需要要感同身受,就是尽量去理解别人的苦难,其实也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这种情怀会更强烈一点吧。”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现状吧。让大家了解到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很严峻的,我所想要达到的一个期望就是,将来想要去表达自己的不满的话,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援引资料,就是说,你看,那个资料库上那么多的东西都出了问题,你们是怎么管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相当于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感情集中的爆发点吧。”当笔者问及吴恒对“掷出窗外”的目标时,吴恒如是说。 有媒体说吴恒是文化人物。“啊?!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没有听说”,吴恒听到笔者谈及这个说法的时候,相当惊讶。惊讶之余,吴恒还表示“更要低调了”。 “并不是说我苦心积虑想了好几年,才想到要做这个,只是正好我路过这里,我发现了问题,然后我琢磨了一下我自己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有所作为。” 说起这一系列的事情,吴恒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过路人。   从小生长地很自由 1985年11月29日,吴恒出生在湖北荆门的一个农村家庭。有一个亲哥哥。“当时父母对哥哥的管教是很严的,就把精力主要放在对哥哥的管教上,对我的管教就稍微比较宽松一点。也就基本上没怎么管我。”吴恒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哥哥的存在,自己可以“自由地生长”。 “小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些书,就是一些很传统的书。我印象比较深得是一个是看上下五千年看的比较多,另一个就是《童话大王》的这个期刊。”甚至《童话大王》对吴恒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保留自己的想象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童话大王的文章当中会有一种善恶分明的,好人有好报这样的一种观念,这种价值观在我的小时候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是影响到了现在。” “不过总体来讲也没有看过什么特别有深度的那种书,都是非常普通的那种作品。” 自小成绩优秀的吴恒考入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就读。因为那所高中聚集了来自各个其他学校的尖子生,到了这里,吴恒的优势显得不是那么明显了。“有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强的被遗忘的那种感觉吧。” 这种“被遗忘的感觉”在吴恒被调到高中的“实验班”上的时候更加明显了。“因为班上有很多成绩很好的学生就会很招老师的喜欢嘛,老师就会动不动就去问他复习地怎么样了这样子,然后就感觉这方面,不知道是我太敏感还是怎么回事,就感觉自己不太招老湿的喜欢。后来我也就干脆放弃招老湿喜欢了。” 所幸吴恒有一个很好的同桌,证明了吴恒并不是“被遗忘的”。“整个高三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同桌,我是有不懂的就会向他请教,他不会觉得教我是浪费时间这样子,就很耐心地讲解,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更倾向于把目光投向我的同辈人吧。” 说起他所在的实验班,吴恒很有自己的看法。“实验班这个东西,我觉得决策者他可能是对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比较领会贯通吧,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歼灭敌人的这种思路吧,我站在他的角度上市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讲这样子是非常不公平的,在实验班上都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剩下的学生更需要老师的指点,可是还得不到好的指点。我是因为自己在实验班所以没有很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差异,但是如果我当时没有进到实验班里,那估计可能结局就会不一样了。” 面对高考,吴恒依然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上课都不听老师讲了,一方面是听不懂,另一方面觉得我已经落下他们很多了,在这条路上已经很难赶上他们了,那我不如自己再找一条路,说不定能跑在他们前面嘛。不一定非得和人家抢一条路嘛。” 最终,吴恒的成绩让所有的同学都惊讶了一把。他考上了武汉大学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   第一次接触启蒙的大学 大学本科阶段的专业是吴恒的表哥给他建议的。“因为表哥是早几年读的大学,所以他对形势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吧,他可能觉得男生做技术还是比较靠谱一点吧,然后他就跟家里推荐了这个专业,我一看也不会觉得太讨厌吧,然后就报了。” 说起吴恒的思想变化,他说“我是进入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传说中的启蒙阶段的(笑)。”在混了一年的社区之后,吴恒彻底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有一段时间有学长就介绍我去猫眼看人,凯迪社区。就是在那个地方狂看了一年的帖子,就是纯看的那种,看完了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其实现在想起来,中间也有一些帖子非常偏激,但是当时也就不管这么多了,就全部都读进去了,然后就觉得很可悲,然后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就是,之前的20年被洗脑了一次,然后那个时候又被洗脑了一次,而且那段时间走得比较极端,就是之前觉得电视上,书上讲的都是真的,觉得不可能事假的,但是在凯迪上混了一年之后就发现,书上讲的全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就是产生了那时候的一些非常极端的虚无主义的想法。” 崇尚魏晋风骨的他,研究生阶段则选择了历史地理作为自己的专业。“当时最初打算就是研究的是魏晋,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牛逼一点,就是很拉风的感觉,魏晋风骨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想,既然书上都是假的,那要不我自己去看一些世界是怎么个样子的,就是产生了想读历史这样的一个念头。” 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本科阶段的专业训练,则让他最终决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我本科阶段学的是空间信息嘛,通过那个时候的学习我发现,现在的高科技会很容易地让我们知道现在的样子,但是我更好奇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会更容易地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又的确是和这个相关,我就觉得,哎,要不就考这个吧。”   感谢父母并没有刻意地要影响我 面对山区孩子们期盼的眼睛和近在咫尺的食品安全威胁,吴恒总是无法保持淡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凭什么呀?都生活在同一块国土上,同一片蓝天下,都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都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和城里的孩子相比,凭什么他们就容易 受伤害的多。是因为他们家境贫寒,没有更多的购物选择?还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识,不知如何表达不满?那些无良商人就敢这样肆无忌惮把毒手伸向他们,就敢往牛 奶里加三聚氰胺,就敢往字典里掺错别字。”     “起初他们在婴儿奶粉里掺三聚氰胺,我还没有养孩子,我不说话;接着他们在火腿肠里掺瘦肉精,我不怎么吃火腿肠,我仍不说话;此后他们使用地沟油,我很少在外吃饭,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使用牛肉膏,我决定不吃牛肉了,但还是不说话;最后,我依然被毒死了,但没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因为,后来大家都被毒死了。” 他坚持认为,大学阶段,学生应该保有自己的梦想,并且在能力范围之内,勇于承担责任。当笔者问及这一系列的项目时,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我一直是相信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的”。“我没有做过我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都是在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时候才去做尝试的。” 他相信每个人都天降大任。“我觉得每个人在历史当中都多少会承担一点责任,所以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历史责任要承担,那我现在就是要做好准备去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的改变历史。” 当笔者问及吴恒为什么会从小时候相信电视,相信书本,一路走来,到现在开始怀疑,开始思考,开始行动的时候,吴恒说,“因为我总是在自己去成长和判断,再加上后来的一些事情的证实,我发现自己走的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就更坚定了。” 对于父母给的影响,吴恒这样说道,“我现在想来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没有试图对我施加影响。这样就会让我的自我意识更强一点。” “我觉得我最大的特质就是同情心吧,会乐观地相信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说到这,吴恒很自豪。   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     (采编:刘一舟;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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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从南非看中国(中篇-4)

    中国的“新农村”会重蹈南非“黑人家园”的覆辙吗?   中国与南非有相似的“流动工人”制度、“有序城市化”政策与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强制圈地拆迁,同样也带来了类似的后果,即在靠“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取得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农村危机日益严重。而“流动工人”家居化又威胁到“有序城市化”的未来。于是,中国为了排斥所谓的“西方城市化模式”,南非为了拒绝“无序城市化”,都在国家投资下实行了某种乡村复兴计划、以图继续把农民(黑人)留在农村,或者至少维持那种让他们进城打工但不安家的模式。 南非为此从1956年起动了“班图斯坦”发展计划,后来改称“黑人家园”建设,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这一计划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 汤姆林森,是南非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比勒陀利亚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1950年代,马兰政府委派他组织考察团,经过几年调研、出版了多达17卷的考察资料后,于1956年提出“班图斯坦”发展计划的报告,即后来被认为是种族隔离制度最重要理论依据的《汤姆林森报告》。(图:汤姆林森报告) 汤姆林森提出:黑人乡村(所谓的“班图地区”)的现状十分糟糕,使得黑人纷纷进城打工。“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黑人涌入城市,至本世纪末城市黑人人口将达1500万”。 [86] 这将造成美国式的黑白混居和“可怕的贫民窟”。但他认为徒言禁止是无济于事的,为此他说了许多关心黑人发展的话。曼德拉后来评论说:汤姆林森“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此报告建议在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提供在自己居住区的发展机会的班图管理体制注定要失败”。 [87] 然而,尽管曼德拉也承认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话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对这个主旨在于阻止黑人进城定居的计划,他在总体上的谴责十分严厉。他痛斥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政府的政策仍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 汤姆林森的办法总的来讲一是加强管制,二是增加投资,企图经过一系列措施使“班图斯坦”能够“自立”,不要与白人城市搅在一起。在经济上,他首先强调要改革土地制度。他指出南非要求黑人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有弊端,但他提出的改进不是要把地权给农民,而是相反,他要求国家更严格地管制黑人部落的土地。“汤姆林森报告” 承认班图地区的农地只能维持五分之一黑人的正常生活,其余黑人要从非农就业中找出路。但是为了防止黑人“无序地”流入城市,打搅白人的安宁,必须给黑人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办法是: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使一部分黑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地在班图区域内的小城镇与“地方工业”(local industries)中谋生,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土地管制保证那些仍然务农的黑人每户使用8英亩左右的“经济规模的份地”( economic plots),对这些土地实行规定用途、每户一份,禁止流转,把黑人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中出现自由分化并产生无地流民。 [88] (组图:抵制黑人市民化的“黑人家园”计划) 农业以外,汤姆林森建议大力实施“工业分散化”计划。在后来的实践中它包括“边境工业”和“增长点”两项内容。“边境工业”设在“黑人家园”旁边,黑人劳工每天或最多每星期往返一次。1960年代以来这一安排大体上以每年增加7000-8000个就业机会的速度发展。1970年代起南非又开始在黑人家园内部发展工业“增长点”,以财政资助与各种优惠鼓励内外资企业到“黑人家园”投资设厂,就地利用“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动力。在“资助班图斯坦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南非先后成立了“班图投资公司”和“科萨开发公司”专门为黑人家园招商引资,到1974年6月,南非的116家公司和外资11家公司已经在黑人家园建立了工厂。这些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工工资很低,据说要比他们在“白人地区”打工的工资低64%,因为那时“白人地区”已经有了黑人合法最低工资的规定,可是在“自治”的“黑人家园”这些规定可以不生效。 [89] 同时,报告还建议国家大量投资改善班图地区的交通、水电、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以便能够留住黑人。汤姆林森指出这需要很大的预算开支,但与让黑人“无序城市化”对白人社会的冲击相比,这些钱应该花。 在政治上,南非政府宣称“黑人家园”应该保留他们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统治,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为此南非不但在过去的布尔人征服区保留土王,还在过去英国人治理的开普地区黑人区废除了议会 [90] ,恢复了土王,这种“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得到不少黑人传统酋长的支持,却受到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曼德拉指出:“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 [91] 在文化上,南非在“对土著人的语言、传统、历史和他们与之共同发展的部落集团的尊重” [92] 的旗号下对“黑人家园”实行文化隔离,防止黑人接受所谓“英国殖民者宣传的”人权、民主思想,并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家园”“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 南非当局的最终目标是使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没有中国那样的“农村户口”,要想让黑人在城里为白人打工又不给予定居权和国民待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成为“外籍劳工”。为此南非不但于1970-80年代先后炮制了特兰斯凯、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文达4个黑人家园“国家”,(组图:黑人家园“独立”)还要求进城打工的黑人保持与“家园”的联系;黑人家园当局则向大城市派驻主管本部族黑人劳工事务的代表机构。 [93] 白人国家把占黑人半数以上的城镇黑人,即在“白人地区”打工的黑人都划归10个黑人家园,这些家园“独立”后他们就成了外籍劳工。1970年,各黑人家园共有1503万人,其中在“白人地区”打工者及其家属为800.3万,占法律规定的黑人家园总人口的53.6%。黑人劳工占“白人经济”使用的劳动力的79%。 [94] 黑人家园制度与流动劳工制度二位一体,使“家园”成了黑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耗尽青春的黑人劳工的最终归宿。 然而,汤姆林森计划在实行中困难重重。首先是黑人抵制。如前所述,汤姆林森要求强化土地管制的“土改”受到强烈反对,“收地拆房盖新村”式的“重新分配”被视为强制拆迁,多次导致黑人农民的群体性抗争。在工业方面,尽管有种种优惠,可以转移污染,可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工业分散化”与黑人家园工业化计划总体上还是收效甚微。南非在“家园”扶植的酋长专制制度腐朽低效,大量财政支持被他们用来给自己发工资和兴建各种华而不实的政府建筑、公共建筑和“路边村”之类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效率很低。同时黑人劳工对这种收入低、待遇差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不感兴趣。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市黑人斗争的成果,在“白人地区”尽管仍受歧视,他们还可以组织工会,有最低工资和一些保障,但在“自己的”酋长统治区他们连这些都没有。因此他们不但仍然愿意进城打工,也仍然希望把家庭迁入城市。他们强烈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当局把他们遣返回“家园”的任何企图。 [95] 南非在建设“黑人家园”方面开支巨大,而且开支的增长十分迅速。1988-1989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当时合34亿美元。 [96] 实际价值相当于2006年的59亿美元。按各“黑人家园”的总人口计, [97] 人均达到356美元。与之相对比: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为“三农问题”据说投入了3397亿元人民币,“三农”投入的概念要比“新农村建设”投入宽泛,就算两者是一回事,这笔钱合416亿美元,按农村人口计人均46美元。可见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的投入要比中国国家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大得多。 但是,由于“黑人家园”建设的思路是:“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家园’虽‘独立’,黑人失人权”,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为了借助黑人中的“传统”势力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资格,强化“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的状态,甚至企图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受到黑人欢迎,在“家园”建设中政府倒确实是“主导”,但黑人不可能成为这种建设的“主体”。“黑人家园”建设前后持续了30多年,尽管也搞了不少工厂,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水库、政府建筑、医院、中小学,乃至大学,(组图:“黑人家园”建设)但“黑人家园”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仍然日益成为“留守人口”构成的衰败社区,黑人仍然涌向城市,并且把家庭也带进来,而“黑人国家”的“独立”在国际社会的抵制下更无人理睬。 正是由于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被不少白人纳税者视为负担,成为他们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法有久远的历史,在改革前的“学大寨”运动中就有过这个口号,但是在2005年重新高调地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其内在动因其实有两个:一是由于此前(尤其在“非典”事件中)暴露出农村教育与医疗危机严重,社会上出现要求国家财政承担责任、为农民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呼声,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只取不予、竭泽而渔的做法,其原则是“多予少取”,其性质是弥补“欠账”而不是建什么“新村”,是实现普世公认的基本社会保障,而不是展现什么“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内容主要是以教育、医疗为主的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建设。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笔者过去也一直提倡,近年来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当时也有很强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与所谓“西方式”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相区别的“中国式道路”。当时一些“三农”专家著文极言“西方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贫民窟”等问题如何如何恐怖,断言这条路我们走不得,并对如今“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的现象极表忧虑。他们这方面的说法与当年南非的“三农专家”汤姆林森对黑人进城的担忧十分相似,汤姆林森正是因此提出建设“黑人家园”,而他们也因此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且两者都自命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些人甚至走向对此前农村改革给农民“退出权”的质疑,提出所谓“小岗要学南街”和“重新集体化”的命题。对于“圈地、招商、建大城”现象中滥用公权力造成的弊端,他们不是强调维护农民的权利不受权力的侵害,而是像汤姆林森那样,主张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用强大权力来“收地、拆房、盖新村”。他们与汤姆林森一样持有“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的思路,希望以国家财政投入来取代人权的改善。在推行“工业分散化”、农民就地消化,改业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发扬“传统”、抵制“西化”、遏止农民外流,严禁农民私有土地,鼓吹“回乡创业“与“农民工回流工程”等方面,他们与汤姆林森的设想也很相似。而这些措施与城里的“梳理行动”相呼应,其实还是要维护那种排斥性体制。 唯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像南非那样追求“黑人家园独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新农村”“独立”,因为通过那些在南非已逐渐失效、而在中国仍然行之有效的排斥性政策,中国的“农民工”本来就难以得到“国民待遇”,用不着在形式上把他们贬为“外籍劳工”。 按照这样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就会在“政府主导,但农民非主体”的状态下变成大手笔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然,如果财政投入足够大,在追求“形象”之余也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南非在“黑人家园”也做得不少。但如前所述,尽管南非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们更大,“黑人家园”计划总的来说还是彻底失败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南非“黑人家园”那些设施不管是不是黑人所需要,基本还是国家投资建的,而我们的一些“波将金村庄”却是官家决定、农民掏钱,财政补贴比例只有10%甚至更少,官家掏农民的钱制造“形象”,漂亮的房子却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农民照样在城里打工——(图:新农村建设)就像“黑人家园”的最终结果一样,这种做法能持续吗?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黑人)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也不能说想左右农民命运的人就居心不良。其实连曼德拉都对汤姆林森关心“黑人发展”表示某种程度的肯定:汤姆林森至少懂得一味驱逐黑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以主人的姿态说:我多给你点钱,打发你回乡呆着,不许来这里给我添乱!有自尊心的人能就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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