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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4 10:51:09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标签: 重庆模式 ● 崔之元 ( 进入专栏 ) 等 2011年6月12号,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会议室,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的学者,以“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崔之元(清华大学)、苏伟(重庆市委党校)、赵磊(西南财经大学)、王贵明(西南政法大学)、邓斌(西南政法大学)、崔平(西南政法大学)、何跃(重庆大学)、吴怀连(重咨集团)、辛华(江津区委宣传部)、余显礼(第三军医大学)、郭春甫(西南政法大学)、黄斌(重庆大学)、刘荣军(西南大学)、胡刘(西南大学)、陈剑(重庆市委党校)、陈钢(重庆师范大学)、祝玉峰(重庆师范大学)、欧阳周财(中钢集团)、肖军(第三军医大学)、王力钢(第三军医大学)、彭健(重庆渝北党校)、曾凡跃(西南政法大学)、钟枢(西南政法大学)、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靳松(西南政法大学)。 参加会议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博士李节、黄莉伟、易淼、肖斌等,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李涛、吴臻、林地明、杨艳、李依霖、庄丽、陈曙光、石儒标、胡东梅、高培茂、范能能、庞婧等。会议由王贵明教授主持。 ● 王贵明: 首先,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邓斌教授致辞。 ● 邓 斌: 首先,我向各位专家表示欢迎,欢迎你们来西政渝北校区进行交流探讨。我们是一所政法大学,虽然看到“政法”我们会想到法律,但是“法”之前还有政治。这涉及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比如李庄案之后,我们就要求学生“又红又专”,也就是业务上要拿得准,政治上要靠得住。所以,政治方面的培养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相关任务落在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学院。目前我们这个学院有四个学科,有十个二级学科点。 其次,我想再次做个邀请,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今后怎么走,很多地方都做出了探索。重庆模式在大力地推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论坛,叫“中国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由我们学校和市委党校共同主办。这个活动初步定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两个学校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重庆的事。所以我们发出邀请,希望在座的学者们,帮我们做好这次活动的宣传,能够把相关的学术界的朋友邀请过来。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现在我们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学者们。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崔平教授致辞。 ● 崔 平: 首先,我代表我们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对到会的各位专家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近年来,我们重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实践活动,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成绩,引起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关注,以及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召开了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在我心中,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反思、总结、宣传。反思我们重庆的实践活动,总结重庆的实践经验,宣传我们的重庆模式。 我认为,实践应该是火红色的,我们的反思应该是海蓝色的。一个代表火热,一个代表冷静。只有火热的实践和冷静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才能保证我们的重庆模式有好的发展势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科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次活动。最近我家的一盆栀子花盛开了,沁人心脾,我也祝愿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像这盆栀子花一样,飘香重庆远播海内! ● 王贵明: 苏伟教授是研究重庆模式的专家,下面我们请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发言。 ● 苏 伟: 我抛砖引玉,谈谈重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大家知道,明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的第30年,而且正好是十八大。中国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它的具体落实,的确成效非常大,但是问题也真的不少。而最近成为热点,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破了产。最近西方提出了一个“后华盛顿共识”,企图扭转败局。那么,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又成为了热词。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100年校庆,第一个活动是胡锦涛来视察,第二个重要活动是举办了一个“百年清华暨中国模式”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一个清华的博士向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问了一个问题:“清华大学出了九个政治局常委,你能用政治学来解释一下吗?有没有什么‘基因’之类的?”的确,清华大学的政治敏感性比较高。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北京共识”最早是雷默提出,他是崔之元的师弟,但他还没有脱离“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考虑中国改革30年以后,理论应该如何完善和推进。 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有一个框框,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不是完善的,因为它的“邓论、三论和科论”,还在相互整合。但是科论它自身还没有整合完备,有人整理出了七八条。但是这七八条怎么样用科学发展观统一起来?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狭义的科学发展观是四大要素、四大原则,而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七八条战略思想。十八大会形成一个完备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还要和邓论、三论再次进行综合,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两大体系。 这从思想体系来讲,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是成立的。但是这就引起强烈的反应,比如在邮电大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我没有参加,前两届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声讨。今年我听说还是这个情形。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称谓上,如果我们将这个体系就以邓、江、胡来命名,那么这个争议就没有了。这是个名称的问题,所以哲学上的“名实”问题,是可以发挥一下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理论总要对实践进行指导,在十八大时,理论会有一个发展。 其实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地方都在纷纷探讨,改革30年以后,都有新招,比如广东及广东模式。汪洋去了广东以后,推进产业升级,向后工业化迈进,他在广东率先对地厅级搞党内民主。我们重庆也在改革我们的考核体系,可能是受到了广东的影响。这两项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很大一步,尤其是重庆的改革。我请大家关注一下,重庆这次考核政绩打分,官员之间其实都差不多,而关键的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这个实际上占的权重是非常大的。这次就搞了六个先进区县。 中国的民主道路怎么走呢?上个月我到中山大学,它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请了港澳台等一些专家。其中台湾来了个专家,是“总统府”“顾问”,他就大力批判选举民主,我感到比较吃惊。他的观点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华民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后来我在想,除了选举民主,我们怎么来表达民意呢?民主不在于选举还是其他的形式,而在于执政党是不是有民意基础。也就是党民能否达到一致,而这种一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感觉重庆的这种形式是新型民主的萌芽。如果广东进入了后工业化,而它的这种民主形式似乎更为先进。所以中山大学的肖斌发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重庆模式的近期效应要比广东模式要强,但远期效应要弱。他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重庆模式依靠的是强政府,而广东主要是靠市场经济推动。他这样的观点好像是认为强政府推动后面一定是个弱市场,而重庆的特点恰恰是一个“双强”甚至是一个“三强”,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市场是同时存在的。 另一个观点就是萧功秦的,他主张公民社会,他认为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所以他对重庆模式有疑虑。我也和他探讨过,我说为什么一定是弱政府才会有公民社会呢?其实,重庆好像在做的是,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强政府和强市场就可以表现在重庆的七大要素市场建设上。还有金融方面,以前我们认为金融中心在成都,那重庆是否也能弄一个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重庆市强政府弱市场是肯定站不住脚的。还有,我们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是矛盾的,而重庆在做的,是创造一种双进。这个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个特征呢?当然,其他地区如天津也是做得很好的,比如滨海新区短短几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浦东!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模式。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各地区可能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百花齐放,它们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影响。 重庆提出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路子,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民生导向是什么意思?我记得薄熙来提出一个观点: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与此对应,他公开批评了“不择手段去发展”。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是决不允许假冒伪造,以及这么严重的经济秩序混乱。这种经济秩序混乱的治理,我们谈了很多年,其实,这不是什么市场监管不严,或者什么伦理道德水平不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问题。有人说,这种秩序混乱,发达国家都有,台湾也在闹塑化剂。那言下之意就是推断出,中国也是一样的,要经过这个阶段,后来就会自然而然消失了。现在看来,重庆的认识是超越了这种认识的,提出了要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想起了现在重庆正在像打黑一样在打击那些“流氓经济”。 所以,不问姓资姓社,那么什么食品安全以及其他问题,所作出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毛主席的文稿是原汁原味的,它上面有这样的意思表达,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但会让老百姓受到更多的苦,道路更曲折。看当前,也是一样,你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而社会却要遭受一些苦难。就像马克思说的,喝的是美酒,却不人道,因为酒杯是人的头盖骨做的。 再一个问题是“民生动力论”,这也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而它怎么和社会矛盾是动力,改革开放是动力等等联系起来,我看薄熙来有一些论证,他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的。其意思就是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当然,在这里可以请教赵磊教授,我也看了一点相关的书,其中有一个观点,说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人开的天大玩笑。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全球看成一个经济体,就没有进出口,那又怎么拉动呢? 我觉得拉动经济的应该是科技进步等等,好像投资、出口和消费是不是GDP形成以后装的三口箱子?我觉得按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主体是人,人有两重属性,一重是生产者,改革解放了生产者,这是动力。但是人民群众又是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又被我们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所束缚了。那么,重庆模式是不是对这种束缚的解放呢,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民生动力论和改革动力论似乎能到达一致,而且会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第二阶段是解放作为消费者的人。这一解放对人民群众的意义可能更大。 最后一点,是缩小三大差别创造历史的观点。这好像是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形成了一个上限和下限。邓小平讲过,不争论,先发展再说。所以污染一点环境,浪费一点资源都是硬道理,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脱贫啊。而三个代表,第一个代表就是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硬道理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后来,比如先进生产力在沿海,在城市,那么区域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就有了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区域。但是,它还是讲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呢?发展以后的阶段是什么阶段?我觉得,重庆正在进行着这个阶段。但重庆是毕其功于一役,把发展阶段和发展以后的阶段合在一起,在发展的同时缩小差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发言。 ● 赵 磊: 感谢重庆的东道主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关于重庆模式,我们成都的学者先后座谈了三次。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座谈的背景:第一次座谈,出于对“定性”的关注,我提出了“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命题,大家讨论了重庆模式发展的几种可能。第二次座谈,从“基础”、“性质”和“灵魂”三个角度,我提出了“不要低估重庆模式”这个命题,力求更准确地把握重庆模式。第三次座谈,围绕“民生”问题,我们讨论了重庆模式的“当务之急”,希望从建设性的层面来给力重庆模式。 如果说,前两次讨论都集中在重庆模式如何“定性”这样的理论问题上,那么,第三次讨论就开始关注重庆模式的实践问题了。 讨论主题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走多远”,到“不可低估”,再到关注现实层面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其实,我们的这几次讨论,并不是一个“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的过程,相反,是一个“越来越本质”,“越来越理性”的过程。正是居于理性的思考,最近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倡议:向重庆模式学习!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重庆模式与特色理论”,围绕这个主题,我谈一下“力挺重庆模式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重庆模式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当然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会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科学的,是必须坚持的。这个立场,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而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个方法,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而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 遗憾的是,今天有些人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发展为名,行阉割之实,抛弃之实。我不知道各位教授在公开场合,能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坦率地说,我在公开场合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的时候,阻力很大,压力很大!所以,如何“坚持与捍卫”,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庆模式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人们的看法可能有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多讨论。我只说一点:“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红色卫视”等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体现。 左和右都有人质疑重庆模式的做法,我倒要问一下:放任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天上人间”保驾护航,鼓吹“精英至上”的“民主”,倡导“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寡廉鲜耻地嘲笑劳动,肆无忌惮地讴歌无耻——这些货色坚持和捍卫的,又是哪家的立场和方法呢? 在这物欲横流的喧嚣世界,薄熙来书记说,要理直气壮地讲“为人民服务”,理直气壮地“唱红打黑”;刚才听苏伟教授介绍,薄熙来还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又是什么呢? 最近,薄书记在与重庆区县党政负责人座谈时,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 把“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我估计有人一定会跳将出来,说“虚得很”、“假得很”。在他们看来,只有金银别墅,香车美女才“实得很”、“真的很”。可是我说,把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不仅“好得很”,而且抓到了要害! 现在学术界也在热中于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什么“可持续力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分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通胀指标”等等,还有权重计算,量化分析,其实,很多就是在做数字游戏,在扯淡。虽然这些指标也强调不要只看“鸡的屁”,但就是抓不到点子上,就是不能落实。为什么呢? 别看这些考核指标有华丽的“学术”包装,可是,与“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相比,境界差别高下立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的指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视野,你的那些考核指标再“科学”,最终也落不到实处,只能是做秀。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之所以是“必须的”,就在于它关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用薄熙来的话说,“直接影响到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是否真正认同,也直接关乎各级党组织在中国大地上能否站稳脚跟。” 所以,薄熙来要反复强调理想信念,他说:“现在我们那么多党员干部,到底都在想什么,信仰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将要追求什么?值得高度重视。” 第二个理由,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从毛泽东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会有分歧;说特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间有分歧,不过官方定了性。那么,重庆模式姓不姓“马”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实践正在检验。 重庆模式是“经验”,还是“现象”,有没有资格称“模式”?有争议。但不论怎么定义它,我认为,重庆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探索。何以见得? 我们都说,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主流给出的证明是:否则,我们怎么能大胆解放思想,怎么会有改革开放呢?“不要教条化”成了“中国化”的基本标准,很好!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个逻辑,也必然包含着“不要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命题。也就是说,特色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此不需要发展了。不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不都是对特色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吗? 不论道路有多么曲折,历史总是要螺旋式上升发展的。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辨证过程: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不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特色理论;不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重庆模式。如果说,特色理论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重庆模式为什么就不是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 第三个理由,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发展是通过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的。所以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任和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从娃娃抓起”。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青年人当中去。 有人质疑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质疑好象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质疑者若是老师,是“误人子弟”;若是中共党员,是自废武功。 过去的思想教育确实存在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而是在于:(1)我们究竟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客观把握现实的发展和变化的?(2)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说教”的人,用心究竟何在?答案不言自明。 不要轻视宣传舆论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的“说教”。重庆模式正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用薄熙来的话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唱红”正在中国大地响起,正气正在上升,这难道不是“说教”的结果吗?有人讥讽这是搞“形式”,“走过场”。我说,可别小看了“形式”和“过场”,法学界的精英——比如那个贺卫方不是嚷嚷着要“程序正义”吗?这种嚷嚷还被赋予了一个很学术,也很恰当的名称:“法律形式主义”。这些人如此看重“形式”和“过场”,说明什么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连“形式”和“过场”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者都噤若寒蝉,那还侈谈什么“实质上”、“内容上”的理想信念呢?当然,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年轻人,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庆模式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王贵明: 赵磊教授的发言很精彩。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中,真的,大家现在都感到很艰难。我们有一门课叫《毛泽东思想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门课目前是最难讲的,而对于这些专业课老师也是最麻烦的。原因很多,其中很可能是与我们社会目前的偏好有关。这个课的课时多,但效果不好。所以,赵教授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现在,像赵教授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少了。 下面,我们请重庆大学行政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何跃教授发言。 ● 何 跃: 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有几个背景:第一,黄奇帆市长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在和我们交流时,希望我们能够为重庆的一些创新活动作出贡献;第二,四月份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会议,见到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在会议上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是,因为我是会上唯一的重庆人,所以每个参会者见到我后,都会问,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对重庆红色卫视以及唱红歌,都是一片质疑之声。这件事促使我对重庆的变化作出一些思考。第三个背景,是我最近在申报一个课题,叫“重庆模式——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我是希望通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理论,来解释社会现实中新形势。所以,我尝试用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评价重庆模式。 我们梳理了这样几个模式:第一,英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依托,强调企业自主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目标。这个模式最大优点是发挥了市场经济的固有优势,调动了积极性。第二,莱茵模式,也就是欧洲大陆模式。它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进行不断地调整,经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模式一方面推崇私有经济,调动了经济积极性;另一方面用高税收和高福利来调整因为市场竞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三,东亚模式,它创造经济优先原则,实施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国家管理和干预,高投资的增长刺激等等。第四,拉美模式,它曾经与“华盛顿共识”有紧密联系,不过现在也有国家主义的形成。中国改革开发30年,也形成了一些模式,比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 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给予了重庆一些重要的支持,比如“314指示”、09年的国务院3号文件等。重庆也作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比如08年的“五个重庆”的提出,“三进三同”、“大下访”等等。我对重庆模式的看法有这样两点:第一,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过程,所以,重庆模式要以自身为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比如唱红歌,别人觉得左,于是我跟他讲,这个是符合重庆实际的,因为重庆有唱红歌的传统。重庆大学的“红五月”活动,是举行了很多年的。而且,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过程的根本动力。所以,有效地保证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对经济社会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满足人们群众的正当需求,是自组织发展的根本目的。第二,经济社会的民生导向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导向。所以,重庆的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第三,重庆模式,就是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体现。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咨询集团吴怀连副总裁发言。 ● 吴怀连: 我受前面几位教授精彩发言的启发,在这里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其实,就像何院长说的,全世界这么多模式,那么重庆弄个模式有何不可呢?我想说,随着研究的深入,重庆模式或者重庆经验一定会给其他与重庆相类似的地区以启示和借鉴。由于时间关系,我具体想谈一谈国企的问题。 重庆经济中,国企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位置?在重庆,自从薄书记和黄市长主政以后,重庆的国企有了快速发展,引起的理论界的讨论,比如“国进民退”等。经济学界总希望国退民进,觉得国企进了,市场经济就搞不成了,说“这不是倒退吗”?我说几个观点: 第一,重庆的国企发展,不是政府有意为之,是被动的,就是没办法,只有搞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不愿干的,国企担当了任务,比如路桥、烂尾楼的运作等,国企只有硬着头皮做。 第二,我们的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又好又不好。好是在于修了几十座大桥,几千公里路,高速公路就有 两千公里 了,马上还要修一千多公里。不好的地方在于,负债累累,平均负债达到60%。包袱有点重。不过现实是,很多事情国企不得不干。所以国资委讲,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一个互补经济。重庆国有经济的奥秘在于,我们在很早的时期,就将国有土地储备了不少。多少呢?数据可能不准确,大概有50多万亩。那么按照现在土地的升值,就有一个盈利空间。 国有企业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之所以能开展民生工程,都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其他地方,这部分土地的升值,基本是让民营企业获取了。这样,重庆方面能够让重庆的国企在一些民生建设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国企肯定存在有问题,不过相较它的作用,问题只是很小部分。我认为,随着以后的发展,比如上市、重组,这些问题都会在以后自然得到解决。 我有一本书准备出版,其中对国企提到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大主体是长期共存的,而我觉得以后在重庆,国有经济的比重会将会上升。另外,我认为会出现新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这个概念不一定正确,但这是我的体会。新国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江津区委宣传部辛华部长发言。 ● 辛 华: 今天的座谈会我感受到的,是重庆经验的生动体现。我下车就有同学来领我,我感到非常的亲切。来到会场后,感觉氛围也很好,身边的老师很热情,还听到了高水平的讲解。我个人读了苏教授的书,也看了他在电视上的一些讲解,他的很多观点我感同身受,体现了一种重庆的“精气神”。重庆的文化充满了生机也很有活力,这是我从基层来的一个真实感受。这种“精气神”,我走进会场都感觉到有强烈的气场,我们生活在其中,说大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氛围。重庆市委搞了一届专题会专门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很少见的。 我来自有3200平方公里和150万人口的江津。这样一个地方,她的气场,“精气神”,是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上班实行的是“5+1”,一般是星期六都投进去了,白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个小时。在“精气神”起来之后,我们的目标是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建设、千亿工业强区、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千亿工业强区,明年就能达到重庆刚直辖的时候的工业产值,预计在2015年时能达到1500-2000亿。要实现这种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是少不了的,老百姓也蜂拥而动。 我多次参加薄书记讲话的会议。说实话,我们基层干部很有感慨:一个六十多岁的领导,在省区的领导中很少有像薄书记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亲自指导“唱读讲传”,连我们卫视的一些栏目,薄书记也是要亲自修改的。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书记在上面有这么强的“精气神”,下面真的不敢怠慢。 我是从上面下去的,这两年搞重庆文化的发展是把很多年欠的帐给补回来了,一年干的活远远超过前面很多年的。拿江津来讲,我个人觉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原来提到江津,大家都觉得远,不愿去。现在到江津一个小时,有三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有一些红色资源。根据我们的资源,提出了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前段时间参加重庆研讨会的一个《经济时报》的老总来看陈独秀的故居,之后有些感慨,作了一首小诗赞陈独秀江津旧居。这其实是外界人对重庆文化发展、重庆经验和模式的感受。现在的重庆充满了生机活力,我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光明。贵州有一个同志到江津来参加我们中学的“唱读讲传”,他说:你们重庆搞得起来吗?我就跟他说:“唱读讲传”这些活动很符合我们群众的需要。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爱唱爱跳,就是符合他们的特点。这位同志参加了我们江津中学七千人由学生自编自演的唱红活动。 我们主城区的老师曾经来江津看,说主城区某些学校搞活动有时候是“搞怪”的娱乐节目,要靠怎么把大家逗笑来取胜。比较一下,我们江津的学生确实充满了“精气神”,效果还不错。那个贵州来的同志还是很感慨,说确实搞得还可以,把这些学生动起来还真的有效。从基层来看,我的个人体会是,“精气神”发展起来对经济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发言,是这次讨论会的重量级。下面请崔教授发言。 ● 崔之元: 很高兴上午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我是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是去年五月份开始到我们重庆国资委挂职锻炼,所以来了重庆已经一年多了。虽然一直对重庆比较关心,但是和在重庆工作生活这么多年的在座各位相比,我不敢谈什么经验,我觉得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来之前苏老师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个最近写的关于李庄案撤诉的文章,这个争议比较大。特别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贺卫方教授是有很多批评的。另外中国法学界著名的学者,比如说两任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陈光中,都是李庄顾问团的成员。顺便说一句,李庄昨天已经出狱回到北京家中了。 前一段时间我也初步的把重庆经验概括成四个方面,但是对最近李庄案的思考,使我给它加上了第五个方面,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关系的。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个人对重庆经验四个方面的理解,然后重点谈一下如何从学术上分析李庄案撤诉。 刚才在那边我听吴总讲到的关于“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并进”,既不是“国退民进”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我觉得有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15%的税策,就我的初步了解,在重庆是执行的最彻底和最广泛的。 举个例子,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 2010年9月28日晚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他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经验我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土地制度上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孙中山先生一直提倡的“涨价归公”。今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义成功。 10月13日 ,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  辛亥革命后政局纷乱,袁世凯复辟,孙中山为保卫共和,于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民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但他认为,以重庆为中心,联合云南与贵州,是比广州更有利的反击北洋军阀的革命根据地。在1920年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期间,孙中山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该年9月16日,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议员70余人抵达重庆。但因四川军阀刘湘占领合川,直逼重庆,非常国会不得不于 10月14日 离开重庆。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上升到10亿元。 除了“涨价归公”,第二点是土地交易所,重庆是全国唯一拥有地票交易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发展权的市场。新的物权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也是一种物权,但是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土地发展权这一概念。地票隐含了承认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是独立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要改变土地的用途性质就是使用了土地发展权。在全世界城市规划趋势来说,土地所有者不见得有土地发展权,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规定修建房屋的高度。 我们在征地当中抱怨对农民的补偿太低了,我个人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太赞成媒体流行的观点,只要征地就是剥削农民。比如,征地10块,经过土地交易之后卖了100块,就认为90块都是剥削农民来的。因为,土地增值确实经过七通一平。但是我觉得农民补偿确实低了点是因为,现在给农民补偿的基础是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三十年所得收入。这无视了农民的一部分土地发展权,农民不见得一辈子都从事农业,比如说,他也可以集中农业生产或者开个小旅馆什么的,也可以把发展的权利卖给商人等。地票隐含的承认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并对其补偿,我觉得这是重庆敢于进行大规模户籍改革的基础和制度保证。 重庆第三方面经验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沿海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内陆开放高地模式不同,重庆并不是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因为,简单加工的两头在外模式对我们扩大内需并不利,但如果一头在外,我们拥有生产基地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就要大得多。黄市长正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宣传和推广重庆的云端计划,就是要把重庆打造成全国的云计算结算中心,其最大的特色是离岸云计算中心,有13条海底光缆直通重庆。各国大公司需要结算的可以直接离岸在重庆结算。比如说,中经数据中心已经正式在两江新区中心选定了厂房。 第四方面的经验,我概括为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最近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学弟”雷默来重庆。他现在是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帮助已经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经营业务。但他在中国更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北京共识”一词。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三个构成要素是“改革创新”,“注重公平”和“非对称国防战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是美国唯一获得转播权的NBC电视台的解说兼评论员。 在重庆见到雷默格外亲切。因为芝加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桥头堡作用,美国媒体常把重庆比喻为“长江上游的芝加哥”。芝加哥市市长刚刚来访重庆。位于重庆解放碑的农畜产品交易所的生猪远期交易和芝加哥的活牛期货交易,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牲畜活体远期市场。在重庆的短短一天半中,雷默拜访了有关市领导和重庆金融界的实干家,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三峡博物馆”和刚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但一度使我略感惊奇的是,重庆令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他多次对我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到农民家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说一度“略感惊奇”,是因为我早已了解他和相当多的西方政界学界人士不同:他极为真诚地想了解中国人的所为所想,而不是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想当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在他的已被译成中文的新书《不可思议的世界》第8章中,他详细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管理秘诀”:以色列每炸毁黎巴嫩南部一座民宅,真主党就帮助老百姓盖一座新的。正是通过帮助老百姓盖房,修马桶,重建被炸的学校,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能够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我问他,“到真主党人中去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多年前在黎巴嫩当记者时认识了值得信任的真主党人朋友。听到他的回答,我对他想参加“三进三同”的热情的惊奇豁然消逝了。我答应他,下次带他去重庆合川参加“三进三同”。 提到合川,是因为我上周刚好去合川调研,了解到今年春节刚过后合川干部集中两周时间开展“三进三同”春季行动。他们的做法是:全体区级领导率30个镇街工作队,3531名干部组成387个工作组,同时成立整修农村公路、解决饮水困难、帮助就业、村(居)务公开、医疗卫生免费体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曾任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书记的现任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的“三进三同”体会是极为生动的排比句:“真下去,老百姓真欢迎。真下去,真管用。真下去,真受教育”。 为了使雷默更好理解“三进三同”,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试图用1938年死在法西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理论加以阐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政治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致意大利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很晚(拿波里长期是西班牙殖民地)?他的部分答案是:文艺复兴尽管辉煌,但局限于上层精英,而宗教改革才是深入普通人民的“民族-大众”意志。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应领导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同龄人葛兰西有许多惊人相似的思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葛兰西的意大利南部农民问题的论述,都重视统一战线而为此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批判。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强调令人心服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简单的统治权。雷默对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比较极为兴奋,在飞离重庆的飞机上,他可能会用毛泽东及葛兰西的视角琢磨“三进三同”吧?这只有下次他再来重庆时问他了。 第五方面的经验,是关于李庄撤诉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的讨论: 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 不论人们对李庄案第一季的判决看法如何分歧,恐怕没有人会否定李庄案第一季将引发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深刻反思。在讨论李庄案第一季时,有人指出:“李庄案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律师能不能把有关的共犯的情况告诉自己受委托的被告人,让他在出庭时有所准备。对这个问题目前的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是有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规定,但《刑法》第306条却没有串供构成犯罪的规定”。这里的潜台词是:只要不明确违法,律师就有权为委托人用一切手段服务。这个潜台词触及了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根本问题。 有趣的是,我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关于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书,其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一本是蒙罗·弗里德曼的《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另一本是戴维·鲁本的《律师与正义》。弗里德曼论述的观点是:“一个辩护人,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其当事人。对辩护人而言,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职责就是使用一切方式挽救其当事人,为其谋利,并把危险和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辩护人履行上述职责的时候,他必须无视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惊慌,痛苦以及破坏”。而戴维·鲁本恰恰认为蒙罗·弗里德曼的论点荒唐之极。他指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如果一个被起诉犯下强奸罪的被告辩称得到了受害人的同意,为其辩护的律师就应当设法交叉询问强奸受害人的性生活,以证明她在性生活方面是如此放纵以至于可以随便勾搭陌生人——即使他的当事人私下里已经告诉该律师,他确实强奸过受害人。” 弗里德曼并不否定在戴维·鲁本描述的状况下律师为委托人“尽职辩护”(zealous advocacy)会给自身带来道德上的困扰。但他认为,如果律师考虑其他人(如受害人)的利益,而不是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将使英美的对抗式审判制失去意义,而“对抗制”审判从长期看是比欧洲大陆的“纠问制”审判更符合正义的要求的。我在下面第二个深层问题的讨论中,要谈到“对抗制”和“纠问制”的利弊,这里我只想指出,即便在英国这个“对抗制”的发源地,也有一系列对律师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限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等车顺序原则”。 目前网上对李庄案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我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建议去读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张明楷的两篇文章。我想强调的是,李庄案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的启示可能更值得关注。 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 在我国著名刑法学 家樊崇义 教授70华诞纪念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瑞华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一种“怪异局面”,即“制度引自英美法”,而“理论来自大陆法”:“1996年,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实行的带有大陆法倾向的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被一种带有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所取代”。他虽然没有使用不同法律体系“杂交”的说法,但意思是相近的。我们都熟悉一句常言:“杂交优势”。但不是所有杂交都必定有优势。实际上,早在1995年对抗式审判制刚刚被引进中国时,北京大学法学院 朱苏力 教授就警告说“杂交可能产生劣势”。他借鉴“法律与经济”学派波斯纳的观点,认为“在采用对抗制的普通法系中,对抗制增加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节约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在采用讯问制的大陆法系中,讯问制似乎节省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要求并且也实际上增加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因为中国在立法制度上是大陆法系类型的,而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即使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这就将两种制度的‘高消费’结合在一起了……结合了这两种制度的毛病”。 如今看来,我们远远不是“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而是在刑事诉讼中也引入了“对抗制”。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对英美“对抗制”和大陆“纠问制”的利弊有深刻地了解,力争杂交优势,避免杂交劣势。实际上,李庄案中辩方律师提出的开庭前在法院查阅控方证据难的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国普遍性的“杂交劣势”:因为“对抗制”的实质是让控辩双方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法官开庭前对案情知道越少越好,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案件限制在主要证据上面,且主要证据的范围完全要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这就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和研读大量的控方证据”。而我前面建议的借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进行控辩双方对称性的证据展示,可以理解为变“杂交劣势”为“杂交优势”的探索。 我在此想特别指出,由于“对抗式审判制”的巨大成本,英美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真正“对抗审判”。在美国,竟然有高达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结案的。 “辩诉交易”,指的是被告人以自己认罪(guilty plea),放弃被审判权,来换取减刑的“交易”。虽然这种“辩诉交易”在美国已于实践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美国最高法院却是在1970年的“Brady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使之合法化的。中国在1996年引进“对抗式审判制”后,如果不相应借鉴“辩诉交易”,将使我们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帕杰特(John Padgett)的研究,美国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辩诉交易”:(1)隐性辩诉交易;(2)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3)法官从轻定罪辩诉交易;(4)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按此分类,上面的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属于“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及“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而我个人认为,李庄案第一季的二审,则属于“隐性辩诉交易”:李庄以认罪,换取从一审的两年半刑期减刑到一年零六个月。之所以说是“隐性辩诉交易”,是因为在这一类型的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不能得到法官或检察官的明确减刑承诺,而只能希望自己的认罪能在概率论的意义上带来减刑结果。帕杰特根据对美国实行禁酒令的1920年代的辩诉交易的经验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法院当时更多实行“隐性辩诉交易”,而地方法院则更多实行“显性辩诉交易”(第2,3,4类型都是显性辩诉交易)。我认为,李庄案可能提供一个我国法学界深入研究“隐性辩诉交易”的契机。 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一场“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的学术争论。在李庄案中,我们看到很多“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例如,关于李庄的委托人龚刚模究竟是不是保利夜总会实际控制人的争论。辩方律师认为,由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上不是龚刚模的名字,因此龚在法律上就不是“老板”。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隐名出资人”后来要求明确其股东身份的案例。相关法院并没有“形式主义”地根据工商登记来否定其股东资格,而是依据“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力来判定,除非隐名出资的原因是违背国家法规的(如干部隐名入股小煤窑)。 在此,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是对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而不是脱离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否定“形式”本身,法律条文总是要有一定形式的,而是批判“法律形式主义”忽略法律条文的实质精神。  “法律现实主义”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年的院长庞德等人。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代表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精神。目前“法律现实主义”的继承发展者是“批判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和他的同事肯尼迪教授。我前面提到的研究布兰戴斯“人民律师”伦理观的西蒙(周至柔将军的女婿)就是昂格尔和肯尼迪的学生。“批判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 “批判法学运动”在1970年代最为活跃,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度三分之一教授都属于“批判法学”学派。但1980年里根上台后的保守政治氛围使“批判法学”运动相对衰落。但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巴肯(Jack Balkin)教授的说法,美国最高法院2000年对“布什诉戈尔”一案的判决,使“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点深入人心。 大家一定还记得2000年美国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因计票机器故障而争持不下。为了阻止戈尔一派重新计票(当时佛罗里达州法院已经宣布重新计票),布什上诉戈尔到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先是判定佛罗里达州法院无权要求重新计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章,州议会而不是州法院才有权决定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自己也感到这样判决太牵强,故最后他们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否定重新计票的依据,因为“平等保护”是第14修正案的核心精神,而如果只对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选区重新计票,而不对全美其他也有机器故障的地方重新计票,就违背了“平等保护”。而众所周知,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判决公民权运动的关键案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的依据。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了使布什当上总统,不惜使用自己对手的论据,这就在广大人群面前显示了“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 这就涉及对“法治”的较精致而非天真的解释了。“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和演绎性可以给每一个案例唯一正确的判决,但“法律现实主义”认为,可能适用或经过解释后适用于的一个具体案例的法律规则常常不只一个,法官最后用哪个法律规则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潜意识的)。如上述“布什诉戈尔”一案,美国最高法院5位保守主义大法官权衡选定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为判决布什胜诉的依据。不难想象,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是自由派的话,他们也可以找到宪法依据判定布什败诉。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违背“法治”。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法治是政治斗争的特殊领域,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那样故作天真地认为法治就是逻辑演绎。这次李庄案第二季中,控辩双方对管辖权的争议,从“法律现实主义”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最后,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说“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并不是不要“法治”,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法律领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则是羞羞答答地回避这一事实。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应该“有机统一”。但如何真正做到这个“三结合”,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如果说重庆打黑和李庄案对我国法学,政治学理论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三结合”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改革和创新的地方。 那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人民陪审团”。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1982年宪法并没有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再次强调人民陪审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决定中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我对这点很反感。我赞同托克维尔对美国陪审团的评价:“陪审团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它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曾撰文称赞重庆“民生十条”,我希望重庆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上也有所创新,这可能在人民的主导性上开创我国改革的新局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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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信力建:县委书记已成中国诸侯

在今天,中国行政单位中最为普及而又权力最大,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无疑是县一级。而此一行政级别的最高领导县委书记则无疑是这一最普遍而又权力最大单位的龙头老大——清代所谓“灭门的知县”这一说法在今天就体现在了县委书记头上。据行政区划网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2,860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63个县、369个县级市、117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56个市辖区。鉴于县域的人口和地域规模,执政党只要控制了县级政权,总体上就把握住了中国,因此,对执政党而言,县级政权在执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县委书记作为县级政权的“班长”,处于各种县级地方组织的权力金字塔的塔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首先,县委书记离群众最近,既明白“上头”,又了解“下头”,在国家政权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县委书记应是中央实现对地方管理和控制的推动者。 清代学者汪辉祖曾明确指出:“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其次,县委书记置身于中国社会矛盾的最前沿,当前日益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集中于县级政权,6·28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甘肃陇南事件等就是例证。因此,县委书记应是实现社会稳定的责任人。最后,县委书记集县级地方大权于一身,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决定公民命运的国家机器——对此,县委书记自己也心知肚明: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陈忠红曾在《人民日报》上这样描述:县委书记居于县级政权的权力中心位置,能够统筹运用广泛而全面的权利,除了国防和外交,什么事都管。”有的县委书记不无得意地说:“我的责任重大啊,要负责一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还有的县委书记故作姿态说什么“我的压力大啊,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得管。”这样的县委书记简直是把自己看成是“一县之主”和“老百姓的再生父母”了。 事实上,今天县委书记的地位和作用几乎等同于东周时期的所谓“八百诸侯”了所谓“诸侯”乃是指在其统辖区域内,世代掌握军政大权,但按礼要服从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西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天子将大量土地分封给宗室,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以屏藩周王室。在西周前期由于天子实力强大,故诸侯国十分臣服,这些土地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还属于周天子所有。但西周中后期以及东周时期,天子王权衰落,中央武力在控制各个诸侯国,有时候周天子还不得不依靠强大的诸侯即我们所熟知的所谓“霸主”。这些土地也就只是在名义上还属于周天子,但事实上归各个诸侯国君所有。周天子实际管辖的只有“王畿之地”即京城周围方圆一千里的土地,到了东周以后王畿之地连八百里都不到了。这段历史从平王迁都洛邑以后,也就是“东周”开始了。周天子已基本是傀儡了。各路大诸侯均“兴师不请天子”,不再听从天子命令,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觐,述职。完全就是傀儡,前606年楚庄王甚至率军至洛邑郊外,周定王只能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以大小”就表明了他灭周的野心。各路诸侯的会盟,每次周天子都是以傀儡代表的身份走走过场。“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这个时期早已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东周的存在时期称为“春秋”呢,就是因为这段时期太能搞了,东周只是因为还有个傀儡天子。 这种王纲解纽诸侯横行的形势,一些边远地方的“县委书记”最会利用。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今天的“诸侯”(县委书记一级)虽然还没有能量闹出他们祖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动静,但其折腾出的场面也够小老百姓瞧的了。6月29日《南方都市报》“大肆卖警衔36名行贿警员获提拔”一文就告诉我们,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原局长杨强在2007-2009年,他任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局长期间,几乎将茂港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及分局内等要职,均明码标价“出售”,共有36名民警花重金购买,此项获利345万多元。茂港境内的大小赌场,均由杨强同意才能开设,并按期缴纳“保护费”。面积仅420平方公里的茂港,纪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曾先后出现39个赌场,遍布全区7个街镇,共上缴100多万元的“保护费”。杨强还利用手中权力,在办案过程中接受案件当事人以及嫌疑人家属的贿赂,违法帮疑犯办理取保候审。仅在茂名黑帮李振刚一案中,杨强就受贿43万元。身家过千万的杨强,在茂名、广州、佛山等地,炒房买楼;与人合股,从事钢材运输、煤炭贩卖;向人放高利贷等。事发后,纪委查获杨强的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其“为官一任,诸侯一方”的神态,可谓俨然——也就因为手中还没有“军权”和“外交”权,不然,楚庄王“问鼎以大小”把戏,他应该也会玩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政府不是“有限政府”,而是在党“一元化”领导下的“无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指:宪政有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本质,它是对政府(党)的法律限制。因此,宪政的要义就是“限政”,即控制国家,限制政府(党),约束官员。简言之,宪政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来为政府(党)套上一个紧箍咒。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依据有限政府原则,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必须依法执政,可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乃至各级地方书记)却是手握重权的一方“诸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一方“霸主”,县委书记成为权力腐败的高发群体,与其权力难受约束有关。 西方思想家对分权制衡原则早有论述。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就不免使他们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在洛克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学说,他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决私人犯罪或讼争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可惜,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日益“诸侯化”的国家中都无从谈起,于是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过去,我们是面临一个毛泽东;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临2800多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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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作者:仲之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7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18:39:01 阅读量:1033次 我有一次到一个补鞋摊去补鞋。我坐在那里等的当儿,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后和补鞋师傅打起了招呼。看样子他们俩已经很熟悉了,一见面就很随便地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师傅忙着手中的活,除了不时地插进一句话,基本上都在听。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他的阅历相当丰富,对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一向喜欢听这样的人讲讲过去的“老皇历”,便十分在意地听着。 他说现在城市一下子盖了这么多房子,农村的人都跑到城市来了,可他们在农村还照样要盖房子。我说乡下的房子都空在那里,人们是不会回去住的。他说那也未必。要是战争起来,城里的人跑都来不及,纷纷都躲到乡下去了,那时候城里的房子还有什么用处?像现在这样几十年都没有发生战事的年代是很少有的。他又说,我们这个社会什么都得靠关系,只要谁有什么人当个官儿,谁在社会上就吃得开。我有一次出门,车经过一个地方时遇到向司机乱收费的。于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就气愤地说道,要是我当局长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我问他在三种情况下你还抓不抓人?第一,这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抓不抓?第二,这人如果是你的亲戚,你抓不抓?第三,这人如果是你的朋友,你抓不抓?他被我问得无言以对。我在心里说,看来你也只是个孬瓜而不是什么好瓜!他还说,要是在毛主席时代,时不时给你来个运动,当官的就不敢这样乱来了。我说你觉得毛主席怎样?他说毛泽东也有好的,国家领导人当中像他这样在银行里没有存款的没有几个。我无意和他展开一场辩论,刚好我的鞋也补好了,就起身离去了。 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和平的一丝隐忧,我相信不少人也是这样的,我也认为这是必要的。但这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觉和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经过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当今世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范围以及形式也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作旧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了。他对社会上随处存在的“裙带关系”的分析,病灶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政治的社会,历来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只有通过建立法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毛泽东频频发动各种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未必不是为了整肃官僚主义,避免各级干部褪变为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但这会严重破坏法制、随意侵犯人权、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说,就是对实现其初衷来说,也是南辕北辙的。只要专制社会的基础没有改变,官僚主义就必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温床。而且,在那个时代,“极左”路线总是得到推行,百姓的愿望总是受到压制,不同的观点总是被打成异端,这不也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官僚主义吗?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难道还小吗?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认为那时候很少有各种的贪污腐败现象,广大干部都很廉洁奉公。我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由于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还被封存着,人们无从全面深入地了解那时候干部的真实状况。就以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一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我听长辈说过,那时候生产队干部掌握着评工记分的权力,并且生产队的仓库也由他们保管着,他们可以随意地给自己评工记分,可以随意地把粮食从仓库里拿出来打平伙。社员们对这些都看在眼里却又无可奈何。我们从各种资料中还可以发现,那时候社会上招工、招干、招生的活动中出现的走后门、凭特权等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毫不稀奇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各级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动辄就是多少多少,而把过去也同样存在着的这类现象给忽视了。毕竟时代不同了,贪污受贿的形式和数额也不同了,但不管怎么不同,性质都是一样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须知一担谷子对于那时候饭都吃不饱的人们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官僚主义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贪污现象在我国可谓是“历史悠久”,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渊源。就是在号称由最先进的阶级和实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阵营内,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也是始终存在的。原因无他,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它就必然会发生异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权力滥用和特权现象,这与由什么阶级领导和实行什么意识形态无关。早在紧张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共建立政权的地方就普遍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1947年,刘少奇就说,“党内和干部内严重不纯洁(地富成分、出身占多数——原文)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的干部强迫压制群众,脱离群众,已达到惊人的程度”。①1949年,中共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当初打江山的人开始坐江山了。但建国后不久,在干部队伍中就出现了各种的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为了纯洁广大干部的队伍,保持干部队伍优良的作风,中央于1951年底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不久批准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但发动这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事物的发展趋势,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仍然日益严重起来,后来上层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也是与这密切相关的。2006年2月25日,丁学良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文革’兴起时候的那些口号在当时都是很受拥护的,因为它们针对的就是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里,老百姓不能够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对社会的不公平进行批评,找不到方式来补偿、来扭转,于是这些不公平现象累积到1966年,上面最高层终于发动了全面造反。上面发动‘文革’的用意和下面是不一样的,但口号却是完全符合下面激愤的情绪的。”毛泽东对建国后人们革命热情的逐渐衰退,对官僚主义现象的不断增长日益不满这不假,但由于他不是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途径,而是通过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达到目的,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终其一身,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来都没有销声匿迹过,相反还愈演愈烈,人们不但要受官僚主义之害,还要遭社会陷入长期动乱之苦。 毛泽东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也是一向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他厌恶钱,生活过得很简单,一件睡衣打了无数的补丁还在穿,最大的爱好是吃红烧肉……两相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干部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我们更要提倡他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人们对毛的这种印象符合历史的真实吗?毛的身上有着各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嗜好,而这些嗜好又往往是与所谓的“俭朴”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他喜欢用木筷吃饭,视金银、象牙筷为仇雠。他从小喜欢吃马齿苋,并且终生按照家乡的叫法,称之为“马屎苋”,却不喜好山珍海味。然而,为了满足他的这些嗜好,国家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这种他的这种“俭朴”的生活方式,政府却耗费了大量的国帑。②王彬彬教授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只用竹木筷吃饭,那也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与‘艰苦朴素’实在扯不到一起。”“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所以仍然常常要吃‘马屎苋’,仅仅是喜欢吃‘马屎苋’;他之所以不吃‘山珍海味’,仅仅因为他不喜欢‘山珍海味’。这与‘艰苦朴素一点也不搭界。’”③三年困难时期,他看到全国那么多人都没有粮食吃,得了水肿病,于是连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不吃了。这也是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的,成了他与民同忧、关于人民疾苦的最好证明。明明是他发动的“大跃进”使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没想到他的这种生活小事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却成为他的一大“亮点”。但也正是在这一困难时期,湖南省却在他的家乡韶山为他耗费巨资修建了滴水洞别墅。滴水洞别墅一、二、三号主体工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这处按毛泽东要求修建的别墅,毛泽东仅仅使用过11天。④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不应该发动“大跃进”,或者问题开始暴露后就应该及时地掉头;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应该用这些修建别墅的钱从国外进口粮食,以解民于倒悬,而不是在一盘红烧肉上做文章。然而,这些却都没有发生。 我还有一次回乡一段时间,晚上有时出去跟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大家谈到了毛泽东,一个说毛主席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声誉搞坏掉的,当时的运动把多少的科学家都搞得家破人亡。他没说的又一层意思就是除此之外,毛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个说他当时实行“极左”,其实大跃进时他就实行“极左”了,因此而饿死了不少人。他好歹又往前推进了一层,但也仅限于如此而已。还有一次闲聊时,有一个说当时实行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全是在瞎折腾。开始时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但没过多久就没东西吃了。他说当时他所在的食堂的那个负责掌勺的人,给别人打饭时就尽舀上面稀的部分,而他的亲属来打时,他就把底下稠的舀上来。他还说他的一个同龄人每次吃完后就把吃饭用的陶罐扔进茅坑里。从他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大二公”和公共食堂还能有不失败的道理吗?人只要掌握权力,就必须会有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倾向,只要制约权力的制度跟不上,这种发展趋势就无法遏止。只要是实行分不表到底谁所有的公有制,就必然会伴随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损公肥私和浪费的现象,对于公家的东西人们能挪的就挪,能多吃多占的就多吃多占,使用起来丝毫不加珍惜,反正“崽卖爷田心不疼”。到此为止他说的这一番话都还不失为“经验之谈”,但他接着又说,当时我们饿肚子这也不怪毛主席,是你们下面的干部虚报产量,说亩产几千斤。既然这样,毛主席就说粮食吃不完了,就办公共食堂吧。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却不知道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其实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始作俑者无一不是上面的中央,无一不是毛主席老人家本人。 三年困难时期,张广友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山东省惠民县与社队干部的接触中了解到,把出现困难的原因都归结为下面各级干部刮“五风”是不公平的。“各级干部虽然都为刮‘五风’犯错误作了检讨,但是相当多干部,特别是一些社队基层干部思想不通,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都刮‘五风’?‘五风’是从哪里刮起的?风源在哪里?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他们有的说,‘五风’中的一些问题,大都是上级领导叫搞的,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问题,都是中央文件规定的。翻开两年来的中央文件有关政策规定,不是一清二楚吗。”“党章上明确规定的组织原则最后一句话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立场问题。谁敢顶,谁敢反对?不要说反对,就是执行不积极的,不是成了‘右派’就是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成了‘阶级敌人’而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⑤既然如此,为什么直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当年问题是出在下面呢?这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对的,但到了基层就走样了,是如出一辙的。其实现在不是许多政策在基层走样了,而是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回乡,中途要倒车。在等车的当儿,我听见几个摩的司机在说农村土地征用的事。他们说政府从农民那里用一亩两万多的钱征收上来,然后又一亩卖几十上百万的价格卖出去。其中一个说这都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下来,他们就把它拿去擦屁股。我本不想说,但还是忍不住说道,不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土地是国家的,地方政府就可以随意征用,补偿费用的标准也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出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百姓主动为中央开脱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是舆论的导向所致。舆论的主导权由政府他们控制着,因此他们总是往好的说,而不利的总是有选择地说,甚至干脆就遮蔽起来。就是有一些披露真相的资料,也已经淹没于这种铺天盖地的主流舆论之中。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一方面是源于不了解过去或者不愿意了解过去(虽然现在还有大量的档案没有开放,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但就以目前境内所能够看到的来说,也足以解构毛泽东身上的神话,问题在于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往往会受到既有的情感和立场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未必就会睁开眼睛去看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政府的权力的运作仍然不受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使改革处处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垄断了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的财富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而普遍大众却没有难以得到这些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和既得利益集团和差距越拉越大,沦为了弱势群体。他们不但没能分享到应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他们的许多利益还被剥夺了。譬如,城市中的拆迁和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中的征地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权力和资本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好处,而广大的弱势群体却丧失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下,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领域却被推向了市场。譬如,医疗、住房、教育等这些领域,过去虽然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高,但更多地是由政府的财政承担着,因此人们在这方面的负担相对不重。1990年代后这些领域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政府财政的投入减少了,更多地把这方面的负担转移到个人和家庭身上,于是就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所有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不如说是市场化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带来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规范、公平,然后再辅之以必要的再次分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稳定。只有这些,才是消除人们对现状的日益不满,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之举。否则就使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日益回潮,从而重新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怀念总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和“经济民主”。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所谓的“经济民主”从来都只是表面的,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等级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普通百姓却陷入了普遍贫穷的境地,所谓的“一大二公”就是共同贫穷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人们并非没有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而是这种愿望一再被强行地压制了下来。1956年农业实现集体化后,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农民积极性下降、闹退社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地方如浙江的永嘉县、广西的环江县等又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但很快这些零星的火种就被扑灭下去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严重的粮荒,许多省份又开始搞起了包产到户。虽然它很快就开始见效了,并且也得到了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肯定,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问题,再加上中央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力量并不支持它,所以它很快又被取缔了。还有各种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等,也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在物资十分短缺的时期,各种的黑市更是不可遏抑地冒出来。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既符合人们的愿望,又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要是没有它们顽强地存在着,那个时代形势只会更加严重,人们的生活只会更加糟糕,但它们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要不断地割掉。毛时代结束以后,由于我们抛弃了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恢复了人们的各种经济自由,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告别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问题。2005年11月14日,丁学良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回国的时候,经常听到司机发牢骚、骂娘,说改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车里挂了以前领导人的像。有好几次在出租车上我都跟他们讲,你呀要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如改革以前的中国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过去你有开出租车的机会吗?那时候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你这样把革命领袖的像当作菩萨挂着‘避邪’,更会被拖去专政个八年、十年的!”⑥现在这些怀念毛时代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是无产者了,甚至都拥有可观的财产了。他们是否想到,要是真的恢复到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些财产也是保不住的。在那样的时代,像现在这样的两极分化现象是没有了,但同时却又陷入了共同贫穷。实际上,在那样的时代也从来不会产生真正的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是没有了,却仍然有权力和等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仍然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 2011年4月26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此文系对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毛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说的看法,没想到这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公愤。2011年5月24日,“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50人联名的“北京市人民公诉书”以“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此后事件持续发酵起来,其他不少地方也召开了声讨他们两人的“公诉大会”。我从太原召开的“公诉大会”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会场的人大都是已经上了一定年纪了,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都是毛时代的过来人。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遭受过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受害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思过他们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害,吃那么多的苦?人们固然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于“四人帮”造的孽,但“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却在公审他们的大会上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运动的急先锋和凶狠的整人者,不知道道他们有没有想到过那些挨过他们的毒打甚至惨死于他们的革命武力之下的人,他们有没有为此忏悔过?如果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施害者,又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即“整人者人亦整之”,不知道他们事后是否感到这个时代的巨大荒诞性?人们评价毛总是要带着自己的立场的,但不管立场有多么的不同,实事求是总是要的吧。这些铁杆的毛派,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的真相,多一些冷静和客观,少一些意气用事和偏狭呢?对于那些“反毛”的言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拿出有力的理据来反驳,而采取大批判甚至是公诉这种可怜的方式呢?“左倾”的立场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而且它们也有其存在的权利。问题在于人们是真“左倾”还是假“左倾”,是自己“左倾”还是强迫别人“左倾”。对于那些真正以“左倾”来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我还觉得是可爱甚至是可敬的。那些因为现实处境不好和被假相所遮蔽而产生“左倾”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那些并不相信“左倾”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得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的人,他们是可鄙的。而那些唯我真理在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持不种观点者大加挞伐的人,他们则是可憎的。“左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民失去了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只剩下清一色的“左爷”们。 世界之大,使得人们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也是如此。同时,人们的认识又往往受到自己的情感、观念以及利益的纠缠,即使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未必就能够客观、公正地认识那个时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何况我们还有许多的档案都还没有公开,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历史还处在云遮雾障之中,人们难以对毛泽东时代产生客观、公正的认识。无理性、不公道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又与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是分不开的,与上层对它有意识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君不见我国西南的一个城市,在当地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掀起了一股唱红歌的热潮。 人们会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与其说是他为人民谋到了多少幸福,不如说是我们对他的真实情况还知之甚少;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值得向往,不如说是现状确实有些让人们失望了;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是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不如说是当权者要借此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回避掉。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④ 参见王彬彬的《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王彬彬:《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63-64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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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研究发现电子是近乎完美球形

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家历时十余年,完成了迄今最精确的电子形状测量,发现电子几乎是完美的球形。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期刊。 研究发现,电子与完美圆形的差异小于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cm。如果把电子放大到太阳系大小,那么它与完美球形的差别比人头发的直径还小。帝国学院冷物质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高精度激光,仔细测量了氟化镱分子内的电子运动。如果电子不是完美圆形,那么它的旋转会出现偏差,它的运动会表现出独特的摆动,致使分子的整体形状出现扭曲。但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此类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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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每日经济-第3897期

分析专栏:让中国经济崩溃,加油价比加息管用! 中国可能已放弃制定“汽车产业十二五规划”    3 治理通胀加剧了今年出现煤荒和电荒的可能    3 中央接连出台措施全面收紧国内反腐形势    3 中国社会问题始终是西方投行的关注焦点    4 中国应该追究日本排放核污水的国际法责任    4 市场认为高铁对航空业的冲击被夸大    4 北京拟以不摇号等“优惠”政策大力推广纯电动车    5 分布式能源建设已成国家能源局研究目标    5 持续的楼市调控措施似乎已显现初步效果    5 1万多亿元结余社保金只等闲    6 中国引进环保标准时要对其背后的考虑吃透摸清    6 台湾拟以“限售”政策抑制房价    6 内蒙经验证明风电利用率的关键问题卡在上网环节    7 地震冲击致使3月全球PMI大幅下滑    7 俄要求高官退出国企彰显改革决心    7 人口红利将让越南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一定优势    8 发改委年内再次上调成品油价格    8 供给大增与利率上行恐导致香港楼市供大于求    8 日本地震的影响已波及北美车市    9   〖分析专栏〗 【让中国经济崩溃,加油价比加息管用!】 日本核危机以及利比亚的动荡形势,推动国际油价持续上扬,纽约油价已达到每桶108美元的高位。国际油价大幅上扬就像海啸一样,波及到距利比亚万里之遥的中国的政策。 根据中国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据称,目前国际油价的变化已经满足了中国的这一条件。与石油企业关系紧密的人士也纷纷在媒体上造势,为成品油条件创造舆论基础。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说:“自从上次发改委调价以来,第二个涨价的窗口早已打开。无论是时间条件,还是上涨条件都已经达到,国内油价要涨,所有的条件都已具备。”话音未落,国家发改委6日晚发出通知,决定自4月7日零时起将汽、柴价格每吨分别提高500元和400元,全国平均90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提高0.37元和0.34元! 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国家发改委此次上调油价极不慎重。现在国内通胀压力和物价上涨已经到了一个敏感时刻,为了控制物价,国家发改委现在到处限价,差不多开始对物价搞全面的行政干预——方便面、洗发水都不许涨价,连外资都不得不“讲政治”,暂缓涨价。在当前国内通胀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发改委为何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涨价呢? 国家发改委有三点解释:一是受中东、北非特别是利比亚局势动荡影响,国际市场油价继续大幅攀升,加之日本灾后重建和替代核电对石油的需求可能明显增加,国际油价将继续呈现高位运行态势。其次,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5%,适时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引导作用,有利于抑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资源节约。第三,国内成品油价格长期背离国际市场走势、背离国内市场供求,会推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成本的提高,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适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真不知道油价太低的美国人民是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历着社会秩序的动荡。还是老百姓的问题站得住脚:到处限制物价,为什么单单纵容油价上涨?中国的三大石油巨头公布去年的利润总额达2649.91亿,相当于每天净赚7.3亿元,发改委还在不断上调油价。说穿了,这实际上是拿全社会的钱来供养少数几个国有大集团,维系其表面繁荣。 有人可能会拿市场定价和资源价格改革来说事,但是,国内在石油领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市场机制问题,而是寡头垄断。如果谈市场开放,首先就应该放开市场准入。因此,不必在石油涨价问题上假装搞什么市场定价了。如果对其有利就搞市场机制,对其不利就搞垄断机制,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他认为,现在国内加油价、加息等调控政策纷纷出台,有可能导致市场出现混乱。先说加息,为抑制通胀,中国连续出台了加息政策。然而,在中国加息是没用的,因为加息影响的是资金成本,而能拿到资金的大都是国有企业集团以及利益关联企业,这些国有集团一是能轻松拿到资金,二是不管成本高低。因此,对于抑制投资和经济过热来说,加息的影响其实有限。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来说,消费这部分相对稳定,加不加息都差不多。这也是陈功不主张用加息作为主要工具来调控的原因。 至于涨油价,其政策杀伤力则颇大。由于成品油是基本能源,几乎所有行业都与之相关。跟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国内市场百物腾贵,资产价格高企,油价上涨的效果是百上加斤。因此,只要提升油价,国内通胀很快就会如同脱缰野马,推动许多制造业和服务业价格上扬。更让人费解的是,通胀问题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为什么发改委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上调油价为有巨额盈利的石油巨头们增肥呢?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上调油价再加上加息政策的配合,国内经济很可能出现一种乱局。在安邦看来,国内经济应该首先提高能耗效率,减少石油用量,促成油价下降;其次是油价下降,等于是支持了民生,保证了生活水平;第三是稳定了金融体系,平衡了资金成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这样的政策,但现在的政策则是完全相反的。对于当前的政策,陈功强调,应该意识到,金融不是能够平衡一切的,尤其是对那些失去理智的产业。如果要让中国经济有麻烦,那就加油价吧,加油价比加息更管用!(NHJ)返回目录 〖优选信息〗 【政策:中国可能已放弃制定“汽车产业十二五规划”】 《汽车产业十二五规划》是中国汽车产业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除了节能减排、企业重组、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战略等,大家尤其关心的还是具体的增长速度。此前据参与制定汽车产业“十二五”规划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指出,“十二五”末,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3000万辆,国内销售2500万辆,出口500万辆。不过,据财新网报道,工信部及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不会出台汽车产业的“十二五”规划。2011年4月6日,工信部及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接受财新采访时均明确了上述说法。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规划即将出台,没必要再搞一个汽车产业的“十二五”规划。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此前3月27日在出席一个汽车论坛时也表示,原本计划出台的汽车产业“十二五”规划“又不出台了”,他还预测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2500万辆。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现在重要的不是产销量,而是汽车的质量和性能。”要注意的是,《汽车产业十二五规划》不再出台,这可能意味着,国内汽车产业政策面临着重大变化。(LCXS)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治理通胀加剧了今年出现煤荒和电荒的可能】 为了稳定当前通胀形势,国家发改委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2011年重点合同电煤价格维持2010年水平不变,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但是,2010年重点电煤合同价格在520元/吨的价位,这个价位与目前的市场煤价有大约200元/吨的价差。而据分析人士指出,电煤价格被“严控”后,相关企业将减少供应量,“煤荒”的状况或将加剧,加上煤炭进口量下滑,这都将对今年夏季的电力供应构成严峻的挑战。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华中电网全网电煤库存降至914万吨,其中以湖南电煤供应形势最为严峻,54万吨存煤仅可用4天,低于警戒线。3月29日,陕西省发布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称,全省电煤库存量为70.02万吨,同比下降30%。与此同时,三大北方煤炭中转港口库存量已连续四周出现下跌、近期电煤合约又创出新高、部分澳大利亚等供货商们也已经暂停向中国进口商报价。上述各种情况表明,一边是部分省市电煤供应紧张,另一边是发改委不允许重点电煤合同涨价。这让火电厂与煤炭供应商正陷入两难之境。此前在2003-2004年、2006-2007年和2010年初,我国各地曾出现程度不同的“煤荒”、“电荒”及“油荒”。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这正是电力改革停滞、供需双方没办法进行有效交易导致的。(LCXS)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央接连出台措施全面收紧国内反腐形势】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腐败问题,取得了相当成效。随着一个个位高权重的贪官落马,昭示出了中央反腐决心,也反映出中央已将反腐问题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日前,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指出,今年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以各种名义收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的行为。温家宝要求,对收送各类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的,以收送同等数额的现金处理。对于招投标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温家宝强调,要严格禁止权力介入招投标,政府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高等院校负责人不许以任何形式干预、操纵招投标活动。这要成为一条“高压线”,谁碰就依法处理谁。此外,中共中央纪委日前还正式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对违反《廉政准则》规定的8个方面52项禁止性规定如何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予以明确;对于需要采取组织处理等措施的违纪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方式。比如,对于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等行为,除规定应当给予党纪处分外,还明确了相应的组织处理措施;对于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多占住房”、“兼职取酬”等行为中涉及的物质利益,根据有关规定明确了追缴措施。(LCXS)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社会问题始终是西方投行的关注焦点】 著名投行摩根大通中国董事总经理李晶5日在一个会议上表示,投资者需要寻找市场还未消化的潜在风险,而中国的社会紧张就是这样一种风险。为了解决这种风险,中国政府将致力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控制通胀,而这将产生对煤、谷物和铜的强劲需求,推高这些产品的价格。安邦认为,这则简单的报告实际上反映出西方投行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无论是做宏观分析的西方投行还是财经媒体,都认为中国的体制与西方完全不同,国际上的许多规律在中国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结合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以避免在华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当然从国情出发,此过程中形成的产品很少会对外提供。(RBHM)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应该追究日本排放核污水的国际法责任】 东京电力公司4日向海中排放污水一事引起了离日本最近的韩国的不满。韩国外交通商部说,韩方于4日晚通过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转达了韩国政府的忧虑,认为日方这一行为有可能会触犯国际法,并询问了日本外务省的对策。俄罗斯副总理伊万诺夫也对日本排放污水表示不满。而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排放的污水是低放射性污水,并且已向各国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通报,因此这一做法并不违背国际法的规定。但是,日本的说法不足以完全推卸责任,周边国家有权根据国际法对日本的倾倒要求赔偿。首先,根据《伦敦倾废公约》,排水已经失理在先;其次,即使现在情况允许例外,但根据《公约》,日本在获得“倾倒特别许可证”之前,应与可能涉及的任何国家协商。但此次日本没有同任何国家协商,在排水前两小时才通知外交使团,非常失礼。另据报道,日本全国渔业联合会会长服部郁弘在东电排污后直接前往东京电力总部,向该东电会长递交抗议书,表示“全日本的渔业员工对政府和东电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感到极大愤慨,这是完全无视渔业存在的难以饶恕的行为,要求赔偿一切损失”。大海不是日本一国的,中国的渔业生产也必然受到核污水的严重影响,中国完全有理由向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并要求赔偿。(ABHM)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市场认为高铁对航空业的冲击被夸大】 随着高铁“逼停”一些航线,市场对航空业的预期比较悲观。由于高铁相关路线的开通,武汉600公里以下航程的航班,已经有六七成停飞。今年春运期间,天河机场发送旅客同比下降8.52%,为23年来首次下滑,武汉成为航空受高铁影响最大的城市。东航总经理刘绍勇此前也预计,即将建设完成的“四纵四横”高铁客运专线将使国内60%以上的民航市场都会受到冲击。但民族证券依据高铁与航空直接“重叠路线”情况、高铁开通时间对本年航空市场分流的影响、高铁对临近省市航线的间接分流影响等多项指标,测算目前已开通以及即将开通的高铁对航空的分流效应。结果显示,2011年高铁对航空的分流比例仅2.01%,2012-2013年分流比例累计值为7.19%和8.21%,至2016年高铁网建设基本完成,累计分流比例也仅为9.18%。已开通的武广、石太高铁基本验证了“高铁总体分流份额有限”。武广高铁开通后,相关航线的市场份额下将了40%,票价也大幅下跌,但各航空公司对航运动力供给进行了削减,票价随即回到正常水平。民族证券称,目前国内航空运输业仍然存在2%-3%的供应缺口,航空公司飞机采购量低于预期,居民消费升级有望继续驱动国内航线需求保持12%-15%的增长。因此,高铁大范围开通不会导致航空票价明显下跌,机票价格将基本保持稳定,航空业供需基本面也不会发生逆转。(R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北京拟以不摇号等“优惠”政策大力推广纯电动车】 北京汽车行业“十二五”规划已经获批。财新网报道称,有关人士透露,北京的消费者在购买纯电动车时,除将享受和深圳同一水平的优惠补贴,还将享受“不摇号、不限行、不纳税(国家代付)”的特殊优惠政策。根据规划,2015年,北京纯电动汽车用车将达到10万辆的规模,以乘用车为主。此前北京市科委、财政局牵头编制了《北京市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12年底北京市计划推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3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23000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7000辆。并配套完成3.6万个充电桩及100个快速充电站建设。北京市将按照电池3000元/千瓦时给予补助,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最高补助5万元/辆,纯电动乘用车最高补助6万元/辆。金融机构将为电动汽车推广应用提供信贷、担保等金融支持。目前,电动车的产业化依然面临瓶颈,私人购买电动车还未有实质推进。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目前有50台E6在深圳做电动出租车,总里程已超过150万公里。而现在比亚迪的纯电动车E6价格是30万元,国家补6万,地方补6万,减下来是18万。王传福表示,现在只是几百台、几千台地做,如果能达到20万台的产能,E6价格可以降一半,达到15万元一台,到时就不需要补贴了。(R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分布式能源建设已成国家能源局研究目标】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6日透露,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布局分布式能源发展,且已在内部出台一份《分布式能源建设管理办法》。同时,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具体的电源管理及上网价格问题。“分布式能源”是指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一次能源以气体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为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二次能源以分布在用户端的热电冷(植)联产为主,其他中央能源供应系统为辅,实现以直接满足用户多种需求的能源梯级利用,并通过中央能源供应系统提供支持和补充;在环境保护上,将部分污染分散化、资源化,争取实现适度排放的目标。史立山表示,国内过去电力体制秉承的是“大电网、大电源”的传统模式,但分布式能源要发展小规模、小型化、用户侧的电源,并且是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这样的电源可能只有几十、几百、最多几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并且能够做到允许其接入电网。他透露,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具体的电源管理及上网价格问题。届时,企业可做到自己发电自己用,多余的电力可输入电网。但这需要现有的电网体制作出调整。(R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持续的楼市调控措施似乎已显现初步效果】 据报道,在楼市调控措施的层层紧逼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房价在3月份齐齐出现下降。在北京,楼市近期降价住宅项目逐渐增多,而涨价住宅项目逐渐减少。据机构统计,继2月北京楼市出现7住宅项目公开降价后,3月再增17住宅项目降价,部分新盘价格甚至出现了10%左右的降幅。据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北京232个在售住宅项目中,3月涨价项目21个,环比减少46.2%;降价项目17个,环比增加143%;有186住宅项目价格停涨。另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最新统计,今年一季度北京一手住宅成交与去年四季度相比下跌了近40%,是近三年来的最低值。北京链家地产监测显示,3月份北京期房住宅成交量接近5000套,同比下降了44%。同时,在上海,3月最后一周推出的新盘,有近七成给予优惠。在广州,3月网签成交均价环比跌了2.16%,已是连续4个月逐月下降。在深圳,3月新房成交价首次跌至每平方米2万元以下。事实上,不光是一线城市房价在松动,身处二线城市的南京也爆出二手房业主“直降44万”、“直降100万”忙着抛房的消息。(LCXS)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1万多亿元结余社保金只等闲】 人保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646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2526亿元。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但因中国的养老金实行的是地方统筹,各个地方是不均衡的。有的地方当期有结余,收大于支,比如深圳这些年轻人比较多的城市。还有一些地方当期是不结余的,收不抵支,靠财政补助。这主要跟地方财政和地方老年化程度有关系。2009年养老金亏空1646亿元,但是总量结余1.25万亿,但结余的地方也不可能挪用给亏空的地方,亏空的地方还是得用财政来补。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称,“现在养老金的统筹水平,说是做到了省级统筹,实际上都是在地市级进行统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盈余的养老金因为没有投资增值的办法,分散在各个地方,在账面上放着,损失很大。”他认为,养老金盈余后,应该有一个投资运营的体制,可以保证收益,而现在还没有。2009年,中国养老金累计结余1.25万亿,五险累计结余1.93万亿,但中国养老金账户投资的收益率不到2%,甚至更低。面对高于收益率的节节攀升的CPI,形成了福利的巨大损失。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这些账面上的资金动起来。(L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引进环保标准时要对其背后的考虑吃透摸清】 据报道,《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于近日通过专家论证,经修改完善后将按程序上报。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的规划的专家论证会上明确指出,新的规划将加强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维护环境安全,实现安全发展。将核与辐射、重金属、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化学品等作为防范环境风险的重点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提法将“核与辐射”列为防护环境风险重点领域的首位,显然受到了日本核辐射和公众恐慌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以此为契机重新制定与核安全有关的国家标准。目前中国采用的各种环保标准在某些方面与世界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目前执行的《中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对于饮用水中的放射性物质规定就比较笼统,仅规定了饮水中α射线、β射线的上限值,没有像日本等国一样规定碘、铯等每种放射性物质的上限值。这虽然不会危害人的健康,但由于国家没有规定,地方上就不可能大量购买可检测放射性碘、铯的精密设备,一旦发生核泄漏,在检测辐射物质很可能出现设备不足的问题,造成处置的混乱和公众的恐慌。安邦认为,中国在环保上属于起步较晚的国家,制定环保标准往往采用“拿来主义”,再结合国情予以调整。但引进标准之前,对于发达国家制定标准背后的各种考虑一定要吃透摸清,否则宁可直接采用国际标准。(ABHM)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台湾拟以“限售”政策抑制房价】 就在大陆城市频出房产“限购令”的同时,台湾地区选择了“限售”作为挤压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手段。财经网报道称,4月6日,台湾“立法院”将开始审查“财政部”3月初提出的《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草案)》(俗称奢侈税条例),该条例计划对一年或两年内转卖非自用住宅及空地的投机行为,分别课以15%和10%的特别税,以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台湾“行政院”已在3月10日通过奢侈税条例,一旦闯关“立法院”成功,条例预计将于7月1日起生效。此外,为避免房地产商利用余屋贷款(指房地产商刻意保留两成至三成新屋不出售,用此再向银行抵押贷款)护盘,台湾“央行”3月31日召开理监事会讨论收紧余屋贷款,贷款时限由目前的两年缩短至最少半年。台湾“金管会”主任委员陈裕璋表示,对于不动产放款过度集中的银行,委员会将进行金融检测。近三年来,台湾民众收入水平原地踏步,但房价却屡创新高。去年房地产公司住商不动产公布的最新“购屋痛苦指数”高达26.3,意指一般双薪家庭需要“绝食”26.3年才买得起35坪(约合116平方米)的房子。房地产问题也由此成了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焦点议题。(L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内蒙经验证明风电利用率的关键问题卡在上网环节】 经过连续6年高速度的增长,内蒙古风电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090万千瓦,成为中国首个风电并网装机规模超过1000万千瓦的省区,其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占中国的1/3左右。内蒙在发展风电方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首先,内蒙风电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大布局,在6年的建设时间里,每年的增速都高达100%以上,很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规模确保了内蒙风电在各种风向和风速下都有适当数量的机组处于运转状态,弥补了风机出力不稳定这一天然缺陷。其次,内蒙在战略上对风电的重视程度也很高,与把几乎所有风电都外送的甘肃电网不同,内蒙在风力资源较充足的乌海、鄂尔多斯、阿拉善盟等地区建设了多个高载能工业园区,引进了耗电量极大而对电流的稳定性并不敏感的29种高载能工业,生产电石、铁合金、金属钠等高耗能产品,就地消纳了大量风电。另外有官方消息称,内蒙正在积极研究利用在不并网情况下直接利用风电的可能性,准备将风电用于对电流质量更不敏感的电解铝、盐化工、电解制氢等领域。安邦认为,发展风电是中国在安全和清洁的前提下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内蒙在利用风电方面的经验值得其他省区借鉴,而最关键的一点恐怕是上网问题。如果解决了新能源发电的并网问题,将扫除风电、太阳能发电应用阶段的一个大障碍。(ABHM)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地震冲击致使3月全球PMI大幅下滑】 4月5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增长在3月大幅放慢,主要是因为受美国增长疲弱的拖累,且日本经济在地震后陷入明显萎缩。由摩根大通编纂的全球整体产出指数(GLOBAL TOTAL OUTPUT INDEX)从2月的59.2降至6个月低点54.7,但仍居荣枯分水岭50以上。摩根大通分析师DAVID HENSLEY表示,“尽管全球PMI在3月大幅下滑,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那里的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经济活动。”3月就业分项指数从53.5下跌至52.7,但制造业方面成长增强。全球服务业PMI也大幅下降至54.0的6个月低点,2月时为59.2,接近5年高点。“不过PMI新业务分项指数的趋势仍保持得相对不错,希望这只是暂时性的停顿,并非服务业复苏转入低速的信号。”HENSLEY说。PMI全球指数由摩根大通与研究和供应管理组织编纂,汇总了对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等国的调查数据。(RCY)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俄要求高官退出国企彰显改革决心】 欠缺公平和透明度的市场一直是俄罗斯吸引投资的软肋,其中,政企严重不分的现象更是根深蒂固。对此,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打响了治理的第一枪。4日,克里姆林宫发布书面政令,要求3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在今年7月1日前从17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岗位“退出”。涉及的国企包括俄外贸银行、石油公司、国有水电公司、俄联合谷物公司、第一频道电视公司等。据俄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透露,这只是政府对国企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第一步,以后“禁官令”将进一步扩大到所有俄政府副总理、部长以及俄总统办公厅领导层。政府未来将只允许副部长、司局级官员在国企任职,但不能担任董事会或监事会主席。根据俄媒体统计,目前俄政府的9名副总理在10余个国企担任董事会或监事会主席,16个政府部长在10个国企董事会任职,205名其他级别的政府官员在47个大国企任职。这份“出人意料的”政令引发俄各界热议。俄通讯投资公司前总裁尤尔琴科认为,官员在国企的存在对其他公司不公平,导致不正当竞争。俄著名反对派人士卡斯帕罗夫将国企中的官员称为“有害成分”,因此支持“禁官令”。俄《生意人报》却表示了担忧:如果“禁官令”实施,政府对国有经济成分的直接控制力将被削弱。有分析人士认为,“禁官令”符合梅德韦杰夫一向推崇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即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R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人口红利将让越南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一定优势】 越南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非常类似,尤其在外贸领域,“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越南《投资报》网站近日报道称,越南统计总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越南大额出口商品中,大部分为依赖原料进口的加工工业产品。如,纺织品出口增长27.9%,但各种原材料进口却增长22.1%-126.7%。其中,棉花进口3.39亿美元(增长126.7%),棉纱进口4.04亿美元(增长70.9%),布匹进口14.1亿美元(增长40%)。又如,橡胶、塑料和塑料制品出口增长很快(从24%到134%不等),但其原材料进口增长同样很快,其中,塑料进口10.7亿美元(增长40.1%)、塑料制品进口3.62亿美元(增长23.2%)、橡胶制品进口2.06亿美元(增长42.2%)。尽管上述数据在越南引起了一些担忧,但在我们看来,“两头在外”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好或坏,而且这种模式对中国有很强的竞争力。截至2009年4月1日零时,越南共有8584万人口,其中男性4241万(占49.4%),女性4343万(占50.6%)。10年来,15岁以下人口比例从1999年占总人口的33.1%下降到2009年的24.5%,15-64岁年龄段人口从61.1%上升到69.1%。越南全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为4390万,占51.2%。其中,城市劳动力有1200万,农村劳动力有319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女性占46.6%。这个结果显示,越南的人口结构正处于黄金时期,持续个30、50年没有问题。而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越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会越来越突出!在这种优势下,预计很多中国公司,今后可能都要到越南开设工厂了。(NLH)返回目录 【市场:发改委年内再次上调成品油价格】 据媒体报道,发改委自7日零时起将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上调500元和400元,相当于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平均每升分别提高0.37元和0.34元。航空煤油同期每吨上调500元。这将是今年国内第二次调整成品油零售价,也创下历史新高。发改委去年曾三次上调成品油价格。今年初次上调则是在2月20日,当时决定将汽、柴油销售价格每吨提高350元人民币。截至4月5日,三地原油连续移动加权均价较上次调价期涨幅达14.13%,且调价间隔距离上次调价也远超22个工作日。此次调价窗口已于3月22日打开,但考虑到春耕用油以及工业基建等行业提高开工率,对柴油需求有一定带动;考虑上调油品价格对国内控制通胀带来的顾虑,以及清明假期前国内以稳定为主,各界一度预测将于清明节后执行涨价。(LHZB)返回目录 【市场:供给大增与利率上行恐导致香港楼市供大于求】 虽然香港这两年房价大幅上涨,已接近于1997年的高点,但供不应求的局面恐将被打破。在2月底最新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香港政府计划于新财年推出住宅用地共52幅,可提供约1.6万个单位,较上一财年的约9000个单位大增70%。连同一些招标项目和重建项目,新财年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估计将可提供3万-4万个单位,远远高于每年平均2万个单位的工作指标。但资产价格上涨的受益者却并不十分认同政府“住宅单位供应越多越好”的想法。美联集团在4月1-6日,调查了全球超过500位基金经理和分析师,结果显示,有约65.9%的受访者表示,香港每年提供约2万个单位已经足够。美联集团副主席黄锦康表示,根据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资料显示,近20年来,香港平均每年的住宅单位入住量约2万个单位。政府今年大幅增加土地供应以填补过去两年供应不足的情况可以理解,大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推出的单位数量可能偏多,使楼市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此前巴克莱资本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楼市的按揭利率上升,将削减买家的购买力。该行预计香港的按揭利率将由今年底的2.5%上升至明年底的约4%,而香港楼价至2012年,将有25%-30%的调整。(LHZB)返回目录 【市场:日本地震的影响已波及北美车市】 日本地震和海啸发生至今已近一月,但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还在持续。由于地震造成汽车配件供应短缺,北美所有的丰田车厂可能被迫在本月底停产,丰田和雷克萨斯轿车的共赢将中断。丰田汽车发言人戈斯说,停产是暂时性的,受影响的员工有2.5万人,但预料公司不会裁员。对于北美地区全部13家丰田工厂会否同时停工,停工将持续多久,戈斯目前还无法确定,因为这要看日本当地的工厂何时恢复生产而定。另据报道,配件供应短缺也影响了日本以外的汽车制造业。福特、日产汽车公司在上星期宣布北美地区将暂时停产;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表示其生产线面临中断问题。安邦早已指出,几十年来,为了应对关税、能源需求、劳动力涨价等因素,日本工业家把复杂产业链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北美、东南亚和中国,通过在所在国建立生产线,直接生产出法律意义上的“国货”卖给当地消费者。但是,最核心、最赚钱的一些工厂还是留在了日本本土,比如汽车的发动机,这必将为全球汽车行业的供应链造成过大的风险。现在来看,果不其然。(ABHM)返回目录 〖调整与修正〗无 〖每日数据〗 COMEX 金=1452.50美元(4月5日收盘价) NYMEX原油期货价格每桶108.34美元(4月5日收盘价) 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122.22美元 (4月5日收盘价) [外币100] 美元654.96 英镑1069.16 日元7.6959 港币84.27 澳元676.93 欧元932.79 1人民币=4.43544新台币 [1美元兑] 英镑0.61232 欧元0.69935 澳元0.96415 瑞郎0.91799 日元85.0290 加元0.96149 港币7.77419 [主要股市指数] 深指/沪指12740.87/3001.36,沪深300指数3311.07,恒指24285.05,道指12393.90(4.5),纳斯达克2791.19(4.5),标普500指数1332.63(4.5),日经9584.37,台湾加权8851.98,德国7175.31(4.5),法国4041.74(4.5)   声   明 安邦集团是从事策略分析和风险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简报产品是在研究员研究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信息产品,不能将其视之为规范的研究报告或结论。鉴于信息科学的基本属性,更不能将其视为等同于媒体的新闻传播。有关问题的来源、讨论或争议,请使用“电话咨询”(TE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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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相关日志 2011/04/06 -- 安邦-每日金融-第3232期 (0) 2011/04/06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6期 (0) 2011/04/02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5期 (0) 2011/04/02 -- 安邦-每日金融-第3231期 (0) 2011/04/01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4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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