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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民国学术大师的妙闻趣事

民国,可谓风起云涌的乱世,《民国那些事儿》以“史话”的形式,存逸闻之鲜活,取史书之大气,刻画出了一大批政客与文人的群体雕像。本文摘选民国几位著名教授的轶闻趣事,以飨读者。   文 / 史冷金   胡适:“胡说”白话文 认识胡适,可以从“胡说”开始。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黑板上的几个字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 ”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 ,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 ”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 1917 年 2 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1934 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 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 12 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 5 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黄侃:“三不来”教授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两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后来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 黄侃 20 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对黄侃颇多嘉许,劝其著书。黄却谓须待 50 岁后再写。 1935 年,黄侃 50 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无意中藏了“绝命书” 3 字。当年 10 月 8 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他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 赶快回来啊’长达 11 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 4 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辜鸿铭:北大讲台上的狂儒 辜鸿铭 1916 年 12 月 26 日 ,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 年 1 月 4 日 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 1914 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 lgcidas ,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 democ - racy (民主),乃是 democrazy (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 Dosto 一 Whiskey ( Dosto 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 ”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 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 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 KuHung — Ming ,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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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Google Plus’s Hosts

来源: http://www.citydog.me/1545.html 话说 Google Plus 这家伙 一出生,就被"瓷器CIA"叔叔给盯上了(多灾多难的孩儿啊,谁让你是社交呢),据电信的童鞋们反应电信早就把这毛孩子给拍死了,但联通却一直忍到昨天上 午才下手,恩,联通还是比较有爱心… 不过拍死归拍死,现在还没发展到"爬篱笆"的地步,修改hosts文件即可。 修改hosts文件还有个技巧:Google是位互联网大佬,手里的IP地址多得没法数,所以在填写hosts中的ip时,可以多ping几个ip备用,其中国外的ip可以到 just-ping ,国内的ip可以到 webkaka ,用他们提供的ping服务,可以得到N多不同的ip地址,选其中较为"生僻"的ip地址,可保你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需更换! 比如这个Google Plus,用 just-ping得到如下ip ,看图: 看好了,这些ip按打头数字的不同可分为三类:74 / 66 / 209,其中的74段貌似已经成了被墙的首要目标,所以66和209段的ip是上乘首选;而且这里边还有ipv6地址( ipv4 to ipv6,看这里 ),如果你有可用的ipv6网络,这将是个非常棒的选择! 祝各位使用Google Plus愉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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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对岸观察>他们台湾这些年(二):儒家思想与道统问题

我们辅仁大学迁台之后的系主任,是王静芝先生,他定下来系风、系训、系规,也就是“书不读两汉以下”。 编者按: 5月19日晚,北斗网在北京万圣书园举办主题为“他们台湾这些年”线下读友交流活动,会上邀请到四位台湾籍大学生,与我站读友畅谈宝岛台湾的方方面面。今天发表的是此次交流会的录音整理稿的第二篇。 他们台湾这些年(二):儒家思想与道统问题 演讲/ 蔡宗霖(中国政法大学) 整理/ 蒋藤意(北京交通大学) 主持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台生会学术部的负责人蔡宗霖同学。(掌声)其实,应该说是蔡宗霖老师,他比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们都要年长许多。(众笑,鼓掌) 蔡宗霖: 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一次参加北斗网的的聚会。按照主持人订下的规矩,我先做自我介绍。 我1976年出生在台湾台北市,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再进入台湾的辅仁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系,念书。2001年毕业,两年退伍然后进入台湾的知名企业,就是做统一方便面和统一冰红茶的那家(众笑)。做到了27、28岁,就不再做了。 因为我15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辈子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值得我用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来投入的。我到二十七八岁,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问过台湾的好多检察官和律师朋友,他们建议我到北京来求学。所以我才到北京来。 我从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本科一年级,从学士学位一年级开始从头念起,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想从事一辈子的工作。所以一定不要拿自己开玩笑。我必须要蹲马步,练基本功。所以我从本科一年级从头念起。 这位拿着相机红色衣服的朋友,是我非常敬爱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的共同好友(全场大笑)。那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叫滕彪,我和他私交非常要好,然后包括万圣书店的刘苏李先生,还有贺卫方先生。我的硕士指导教授是法学院院长龙卫球先生。然后我是07年开始跟随龙卫球先生攻读直博,专攻德国商法典。这些年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海外上市、企业并购、融资、风险基金、投资银行,但是那些只是谋生的技能。 我在中国大陆大概定居了八年,从2003年开始。我常常回忆我在辅仁大学求学的时候,我们的系训,出自史记,太史公的自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那么正好前两天薄然打电话给我,希望今天我来跟大家聚会。刚刚好人大的这位同学,说不想把气氛搞得太学术。但是我从小,大概三四岁开始,就喜欢念书,除了念书,我大概也不会什么其他的。 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讨论,刚刚我有个法大的师弟想从法学和大家讨论“法统“的问题,那么我来和大家聊聊所谓“道统”的问题。 要讨论中国,要讨论文化,要讨论传统,这些是我们本身要做的定义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有深思的必要。是因为我们都这么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从自己哪里来,那么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台湾的文化又是什么,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考察,我觉得那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当然,我们辅大的老师是非常骄傲的。我们传授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我们辅仁大学迁台之后的系主任,是王静芝先生,他定下来系风、系训、系规,也就是“书不读两汉以下”。中国的传统哲学,大概在先秦诸子的时候,已经大致定下。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的。之后不管是汉晋,或者是唐宋、元明,乃至于清朝、民国,甚至现在,大概都脱不了先秦诸子,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之上再发展。如果我们能够追溯,讲先秦诸子和汉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诸子百家是个很大的命题,事实上我们要和国人说清楚。我可能还是想从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从孔子时然后如何慢慢演变到现在的角度来讲。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可能讲这个题目甚至要延长时间。 我每次看待这过去八年,事实上,我到北京有一种知根知底的感觉。我很少回台湾。我想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可能在座的诸位都没有我那样的成长经验。跟我差不多同年纪的朋友,台湾的百姓,大概都是这么长大的: 我们启蒙是书上看到的古代的书籍。那个时候开始教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上幼儿园小班,每天得背一首唐诗或者宋词。不管是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还是唐诗宋词,一天要背一首。父母亲回家的时候要求会抽背,如果不背就大棒子伺候。确实如此。甚至我们每天都要临帖写毛笔字。小学我们的国文课文,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得学习清朝时期的文言文。初中的时候,在台湾叫国中,大概就得学唐宋时期的文言文。这是国中, 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初中大概是95%。高中是99%。我记得我高中作文没有一篇白话文的东西。全都是大概魏晋时候的东西。那么我后来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我们读的基本上就是先秦诸子。那么当然有一个注释的问题。先秦是个很特别的时代。我甚至会这么认为中国五千年来,只有一次学术方面的。这是先秦诸子。在那之后,当然我觉得始作俑者是董仲舒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来谈董仲舒先生的问题。我们先从孔子开始。孔子,他创造了儒家这个学说和体系。当然在同时,有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诸子百家,九流十家。但是孔子从理论或政治方向上,他的学术体系是统治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达数千年之久。直到我认为的1850,西方国家的法治民主这些概念甲午战争后进入中国。 甲午战争之后,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这些争论。一直到1850年之前大概儒家文化是深植于中国人的骨髓里、心里。孔子之后有两位重要的儒家先贤:孟子和荀子。 事实上学术上有这样的说法,荀子事实上是有点像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西方的性恶论导致的法制或者法家的这种概念的升起。 在今天上午开始之前,我和在座几位朋友闲聊。事实上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在孟子里也不是没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一直到汉朝,秦朝。事实上,秦朝它不在乎儒家或者是儒术它用的是执行人。事实上的理论框架或者是政治哲学或者是政治概念基础都是用韩非子。到汉朝的时候是黄老之治。再接下来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我一直不认为,中国这数千年来,事实上,外儒内法。儒家只是外表,躯壳永远是法家。甚至杂以阴阳家。儒学或者儒家又陷入衰微,所以有了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主张用文学的方式或者深入世事人心的方式来重启儒风。 我很同意在宋朝的时候朱熹和陆象山,他们开启了这个理学,事实上,这都是儒家文化的变革。到明朝的时候,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我认为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在接下来,可能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清朝最大的表征是考据学。然后如果讲实用之学的话,就是王阳明先生的心学被曾国藩、左宗棠运用,他们把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的概念,用来重建汉族的中心地位。 我不太喜欢谈一百年以内的事情。因为我认为,都容易流于主观。那么清朝的考据学之后,有所谓的新儒家。那么我认为新儒家的代表,“可能”是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甚至是傅斯年先生。这些前辈先人我都是非常尊重。 那么当然我不否认,到现代、现当代,可能在座很多位朋友,有所谓的经济问题,或者是人们总是难以摆脱的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的问题。但我觉得真知识、真学问可能还是值得考虑,还是值得阅读的。 台湾从1949年,蒋介石带着三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包括当时的所谓的学问家、大儒,带到台湾去。事实上,蒋介石他本人,根据他自身的说法。把这个道带到台湾,进行薪火传承。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说的那种,从小到大的一种成长的经验。那是好是坏,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我过去这八年,尤其是从07年开始,其他城市我只是出差,可能没有长居。但是北京这地方,除了万圣书园,我常常在这里看书,会有一种没有人在读书的感觉。我觉得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北京这城市,起码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或者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气氛我个人觉得略显浮躁。略显浮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就像我刚刚私底下和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过的,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什么事情可能在追求了一定的物质欲望之后更值得我们考虑? 我一直非常喜欢陈寅恪先生在替王国维先生做墓志铭写的那番话:先生之学问,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篇章,或有时而不章。然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原文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编者注) 这个可能是我与在座诸位共勉的事情。如果待会儿有什么问题,望大家有空交流。谢谢! (掌声) 主持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蔡宗霖: 法学,或者中国古典文学都可以。 提问1 : 有一种说法被很多人都认为是。所谓台湾是中华文学的正统,关于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待? 蔡宗霖: 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场合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争执。毕竟,中国的概念或者是国家的概念,光理清这两个概念,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文化,怎么去鉴定它的范围跟它的框架,本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那么不能否认,中国大陆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而现在在很多好的大学好的老师,我觉得他们也在时时刻刻在讨论。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文明,所谓的正统是什么,非正统是什么。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此之前都有很多前提需要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是以儒家为代表,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只能说从表面上的现象讲,就是说我虽然不愿意在公开这么说,但我认为,从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和资料,这确实是事实。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和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文风确实中断。 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敬重的社科院的老师谢怀栻先生,他是跟梅贻琦先生在大陆取得法官的资格。他代表中国政府在二战后去台湾签下协议,把台湾收归中国的领土。49年,他留在中国大陆。我的一位老师来大陆参加博士生的口试答辩,谢怀栻老先生跟他这么说:你在德国跟随拉伦茨先生学《法学方法论》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青海。我在青海干什么?我在青海堆了三十年的石瓦房。我要读书啊,我连26个字母的书都找不到。三十年——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他在青海只有一本书陪着她,就是《毛语录》。他在青海读一本《毛语录》读了三十年。他在25岁以前就会七门语言,而且是精通,能达到翻译的程度。他很希望他的德文、日文能够再精进,写一些教材,立一些法律,但是事实上,从1950年到1980年,他一直在青海堆石头。后来当然改革开放,他又回到了社科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三十年对中国传统和道统的一种,摧毁。我个人在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心情是比较激动的,如果诸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陈寅恪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生平,大凡皆如此。世事难料。或许2000年以后,中国道统的重新发扬和复兴有赖于在座诸位。 提问2 : 不好意思,我会觉得说,你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道德断层。因此台湾就是更正统,你的意思是这样么?因为台湾保留了。 蔡宗霖: 我不同意你的结论,有曲解我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台湾因为从未中断,事实上从学术成果来看,学者的成果传于后世永远是他的著作和他的言行。那么事实上,从牟宗三先生,中国的新儒家和传统国学,我的观察是1990年之后也没有发展。那么在1990年之前,他们做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背景也都是在中国大陆所受的学术积累。事实上在1990年之后台湾很严重的文化现象,可能是在座诸位不太明白的。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文化的可能性。例如说我念的是辅仁大学,我们的专长是诸子百家,大概和台湾师范大学是一个体系。但是台大法学院,SORRY是台大文学院,台大中文系。台大文学院就不讲这些小学中学诸子百家先秦两汉历代说文解字的这些东西。台大文学院,当时专长独步华人文学界和台湾文坛,就是白先勇。就是所谓的台湾文学,白话文学。当然他有学术上的专长,他做出成批的,我们必须遵照。但是你说闽南文学,或者福建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那你说台湾文学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那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提问3 : 那你说在中国大陆,大中华。在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蔡:一个是反右,一个是文革)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只有中华才发生的历史。 蔡宗霖: 我不喜欢用必然性来诠释历史。我认为历史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性。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企图用科学来归类或者是演绎史学这种东西,我认为没那么简单。 提问3 : 因为从长远的历史上,中国在迫害知识分子这方面,以及文化上的浩劫,这事实上是一种必然性的。而走到今天来看,中国大陆,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因为它把这些都发挥的不能再极致了。 蔡宗霖: 如果你要说对文化的摧残,或者说是对文人的一种宫刑,是一种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我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们认为,OK文革已经过去了。假若你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去推动未来,那我觉得从你的结论可以得出,中国必须经过无数次这样的浩劫。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下这个结论。焚书坑儒,文革或者是清朝的文字狱,我觉得这和历史的必然性无关。可能不好意思,我觉得如果从法学的角度上看,我觉得这是法治,也就是专制的政府与自由开放主权的思想的冲同。事实上这一阵子,我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在这边这么说,我可能要做一些立法工作。我过去这两三年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有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网路自由,一个法律框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困难。我觉得在没有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之前,讨论这类的问题,都容易流于空泛。我推荐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部对这方面论述比较详尽,也比较有逻辑,我比较同意的是小约翰米尔的论自由。事实上大部分讨论的都是言论自由。再来大概是美国的大法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事实上不管焚书坑儒,文字狱,还是浩劫,和我刚刚说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喊口号是容易的,讲一些简单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是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参与尽力的工作,去参与规范的工作。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刚说的法官举得例子,大家口口声声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观众在电影院忽然站起来大声谎称这个电影院着火了,然后导致观众大量逃出,相互践踏,并且造成多人死伤,那么这个站起来大声谎称电影院着火的言论自由我们是不是应当予以保障呢? 任何自由,我认为都不能没有界限,否则就容易流于民粹主义。而我认为,暴民政治和专制政治是同等邪恶的。从苏格拉底之死,我就深有体会。(鼓掌) 蔡宗霖: 这位穿红色条纹衣服的朋友,你想和我讨论。 提问4 :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精神,比较乐于思考,尤其是对于国家社会,你有一种担当的责任。我觉得你选择了法律,作为你一生的事业,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所以我这一方面比较有些好奇,我很想知道你如何选择了法律这个道路? 蔡宗霖: 我刚刚有说过,我15岁的时候就一直思考过这个事情。我不见得比在座各位,我个人比较幸运的是,我从15岁开始挣钱,从17,8岁开始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赚钱就是为了花。够用以后,为了赚钱花那么多,应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更有趣的事是什么,我想了足足十二年,从15岁想到27岁。我就想到法律相关的工作,不仅仅是个赚钱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公平,正义,宪政,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定义。我觉得如果我能了解这些词的定义,并能通过我的日常行动去实行它,去付出实行,这或许是件快乐的事。但是,不瞒您说。过去这八年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痛苦的。 提问5 : 你一直在强调道统这个问题,那么道统与你刚刚所说的墨家、法家、道家这些,有什么联系性吗? 蔡宗霖: 我觉得还是有的。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的道统,传统文化的继承,如果我们从孔子一直看到,现在来看的话,从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孔子的学说,论语或者春秋,从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它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它事实上很难说是一种定论。 我认为在不仅是墨家,法家,道家。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我认为诸子百家,先秦诸子,都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血液里的道统的一部分。只能说每个人身上某种倾向更多一点。但是完全提出其中一种做代表,我就不能完全统一。刚刚我说的都是两个字,或多或少先秦诸子都有些。 提问4 : 你今天提到民主法治那些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你也提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这些词,那么我就老生常谈,问一下你认为中国现代应当对中西方文化的精神持怎样的态度? 蔡宗霖: 上一次我参加这样的沙龙大概是在……当然我的师门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读书会,我就不跟诸位讨论这么专业的法律问题。上一次,清华的一个法律生,请我评他的要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讲的是韩非的法家思想。那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就和参加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就讨论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从两千年开始中国大陆,台湾已经开始这个问题了。中国大陆,又开始了大辩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西方传统文化给中国的印象是什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探求争议,探求争议之后才有那样的能力。包括各式各样的论坛。不好意思诸位,我不上网。我上网我只收发电子邮件看日常工作安排。我日常读书的比较多。原因是03、04年,我稍微上网看了一下,网上比较不理性,没有深思的文字太多。我阅读的话甚至可能浪费时间。我可能不怎么上网。不能否认,不管再怎么封锁,网路的言论自由是个很特别的现象。如果不是只考虑生计的朋友,在思考的朋友,不管是网络还是沙龙还是各式各样的聚会。那你说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态度是这么认为的,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古典哲学,近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是一样的,答案是类似的,结论也是相同的。你硬去区分到底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东方的那些事西方的,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解决的问题是差不多,结论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鉴别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先有我们个人这样的能力,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答案,在东方的古典哲学,在西方的近代哲学都能找到一样的答案。这是我的观点。(鼓掌) 主持人: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私下讨论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下两位嘉宾。 蔡宗霖: 我们去洗手间继续讨论。(笑,掌声) (编者注:本篇为第二部分,未完待续) (采编:薄然 责编: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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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温毅斌:医院参与卖肾,法当何为?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33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5 00:04:40 温毅斌:医院参与卖肾,法当何为? ● 温毅斌 新闻背景:17岁的安徽高中学生小郑想买ipad没钱,在网络上接触到了一个卖肾的中介,4月28日,卖肾中介用2万元做诱饵带他到湖南郴州某医院进行了摘除手术。后来其母亲看到小郑买了ipad和笔记本后质疑其钱的来源时候,才发现儿子的一个肾被卖了。 捐肾在我国是传为美谈的道德典范行为,卖肾则似乎得到了社会的默认——这一切都需要医院专业技术的参与,否则就不能完成。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所谓故意伤害犯罪就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轻伤以上。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所谓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 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应注意的是,本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因此,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一般不认为是犯罪。只有当自伤行为是为了损害社会利益而触犯有关刑法规范时,才构成犯罪。例如,军人战时自伤,以逃避履行军事义务的,应按本法第434条追究刑事责任。而医院的外科大夫用手术刀切除一个人的健康的肾脏,无疑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1、要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医生切除卖肾者健康肾脏,无疑是损害他身体的行为。 2、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非法进行的。如果某种致伤行为为法律所允许,就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如正当防卫造成伤害而未过当的,医生对病人截肢治病等。经被害人同意的伤害,是否合法,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被害人的同意是为了达到危害社会的目的,这种同意不能排除伤害行为的非法性;如果这种同意是为了有益于社会的目的、则可以排除他人伤害行为的非法性。对于具有激烈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中发生的伤害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应作具体分析。如果这种致伤动作本身为该项运动项目的规则所允许,这种伤害一般不能认为具有刑法上的非法性。如在足球比赛时,依据“合理冲撞规则”所实施而引起伤害的动作,一般不认为是伤害罪:如果比赛中动作粗鲁,明显违反规则要求,具有伤害他人身体故意的,也应按故意伤害罪论处。医院的外科医生为卖肾者切除健康肾脏的行为,与为了挽救病人生命的截肢、切胃、切肝、切肺等行为有本质的区别,且不说医院切除卖肾者健康肾脏是否为了以盈利为目的(因为说不清楚,反而给医院提供了诸如慈善、救命等规避犯罪的口实),按照我国刑法对故意和过失的认定,医院外科医生明知切除卖肾者肾脏是故意致人重伤的行为,但是他还主动实施这样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伤害故意了;绝对不是过失才切除卖肾者的健康肾脏的。 3、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已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才能构成本罪。只是一般性的拳打脚踢、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本罪论处。伤害结果其表现可多种多样,有的是破坏了他人组织的完整性,如咬去鼻子、砍断手脚;有的是损害了他人器官的正常功能,如听觉、视觉、味觉丧失,精神失常等。但就结果的严重程度而言,则有3种形态,即轻伤、重伤或死亡。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如没有达到伤害等级或虽达到等级却属轻微伤,则不能以本罪论处。卖肾者被切除一个肾脏,无疑构成重伤。这个不需要专业法医鉴定,只要小学生对照标准就知道了。 4、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其中,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自然人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外科医生都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只要他们没有严重的抑郁症、精神病、脑残,就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应该负刑事责任。 5、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事先对于自己的伤害行为能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和追求。无论造成何种程度的结果都在其主观犯意之内,所以,一般可按实际伤害结果来确定是故意轻伤还是故意重伤。外科医生明知切除卖肾者健康肾脏的行为会给卖肾者造成重伤的结果,而希望并主动实施伤害行为让这种后果发生,造成故意伤害的客观事实,所以无疑构成致人重伤的故意。 基于他人承诺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是否成立故意伤害罪? 大家都知道,在安乐死不允许的国家,协助、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是构成故意杀人犯罪的。许多国家的刑法只是明文规定处罚基于承诺的杀人,并且其法定刑轻于普通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但没有对基于承诺的伤害做出规定。于是有人认为,既然刑法只规定了基于承诺的杀人罪,而没有规定基于承诺的伤害罪,就表明基于被害者承诺的伤害一概无罪。有人则得出相反结论:既然刑法只是特别规定了基于承诺的杀人,而没有特别规定基于承诺的伤害,就表明对基于承诺的伤害一概按普通伤害罪处理。二者似乎都走向了极端,于是出现了两种中间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被害者承诺的伤害案中,如果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就不问伤害的轻重,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如果不违反公序良俗,即使造成了重大伤害,也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基于被害者承诺的伤害案中,如果行为造成了重大伤害,就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一般认为,在被害者承诺伤害的情况下,对造成重伤的宜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从与得承诺杀人的关联来考虑,造成重伤的行为通常是对生命造成了危险的行为,而经被害者承诺的杀人没有例外地构成故意杀人罪,故对造成重伤的同意伤害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比较合适。对基于被害者承诺造成轻伤的,不宜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综上所述,医院外科医生切除卖肾者健康肾脏的行为,是故意伤害他人致其重伤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刑法并没有另外规定“基于受害人的承诺和同意的故意伤害犯罪不构成犯罪”的除外条款和除外情形,那么切除卖肾者健康肾脏的外科医生无疑构成故意伤害犯罪。 另外医院参与这种肮脏的卖肾行为,无疑是一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从这个观点出发,也应该治切肾的外科医生以故意伤害犯罪。 从法理上和民法上,包括生命健康权在内的人格权是高于包括金钱物质在内的财产所有权的,所以,各国法律禁止人格和物质的直接交易,如禁止买卖婚姻和生死合同。现代法律致力于把人与物隔离区分开来,从而确立人对物和人格的绝对支配和处分地位;把人的自治意思、自由契约精神从人格和物之中剥离出来,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人的完全独立自由的公民主体资格者地位。唯其如此,人才能真正成其为现代法制意义上的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人”;唯其如此,人才能摆脱“物役”,免受拜权、拜金、拜物、拜色思想的奴役和控制,免受物的侵扰、控制和奴役而成为物的主宰;人只有通过绝对控制和左右物的积极方式,才能超越物,挣脱物质的束缚,避免人沦为物质的奴隶,获得真正的自由飞翔,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翻身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的主宰和上帝! 如果人与物混同,人就可以与物交换,人就可以用金钱和物质进行买卖,进而人就可以通过物控制、买卖人。这样,在物的作用下,人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所有人都会沦为物的奴隶,导致整个社会金钱物质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一切都被物质所左右和控制,拜金主义盛行,钱成了主宰人的万能的“钱神”,人成了被金钱物质统治下的“钱奴”(贪官贪污受贿包二奶就是这样形成的)。比如说,我跟某人达成一个协议:我给某人100万元,某人让我砍掉他一只手。如果我这样去做了,我还是构成故意伤害犯罪。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所以那些矿主与矿工之剑签订生死合同都是无效的。 再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活人捐肾、肝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友被作为一件称颂的道德典范得到社会和媒体高度认可。实际上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而国人一直浑然不觉,实际上这样的行为的泛滥,已经导致成为一种国人和民族对人类的集体犯罪。其中又有多少捐赠者是被亲情和道德所绑架的呢? 医院外科医生参与这样的故意伤害行为,切除亲人脏器再移植到另外的亲人身上,同样是构成故意伤害犯罪,道理法理不言自明,笔者惊叹于国人集体无意识无理性思维方式,中国的法制在传统文化下任重道远。笔者在11年前就指出:“法律制度是船航,文化是海洋,没有法律的文化作为底蕴,我国的法制无异于岸上行船!”中国不秉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进行大革命,法制对于中国永远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多余的话:为什么国家印出40000亿元人民币钞票,用来建房、修路、修高铁、搞项目,让老百姓袋子里的每一块钱人民币变成五毛,却不能拿出几百亿来解决全民社保和医保问题,让那些脑瘫儿、植物儿不被母亲杀死?让医院和亲人不拔掉无钱医治者的输氧管和输液管?为什么国家和政府不建立一种公益的事故死亡者脏器捐赠和有偿受让机制,而非要逼迫病人和病人家属活人捐赠器官移植和形成地下器官买卖市场,甚至让法院执行死刑犯也参与到这个黑色产业链中谋取个人和小集团非法私利? 敬爱的温姓总理爷爷啊,我懂滴道理您一定也懂滴。让你治下的老百姓不再发出老无所依、幼无所依、病无所依、瘫无所依的无奈呐喊和嘶吼,一定也是您的愿望。可是40000亿的蛋糕,为什么不能让全民医保社保分到一杯羹?是不是非要建桥修路开发房地产大上项目搞GDP才能有资格分享400000亿?是不是非要有权力寻租和富人老板既得利益才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不要再逼着老百姓故意杀害伤害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去走上犯罪道路了。不要再把医保社保的责任加到那因为物价、房价、孩子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家庭上了。勇敢承担起国家和政府对自己的主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才是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态度。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4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温毅斌:论我国人格权理论的缺陷和完善 温毅斌:略论我国民事权利和债论体系的建构 温毅斌:医院参与卖肾,法当何为? 相同主题阅读 今后二三十年美国超级大国地位难撼 宋鲁郑:后穆巴拉克时代,谁主沉浮? 桂华: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之困与双层经营体制合理性 杰克•亨特:美国的道德滑坡 国防部长盖茨就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发表讲话 岳天明 陈玉洁:试论涂尔干视角下的法人团体及启示意义 沈联涛:中国增长模式新启示 杨斌:当前美国急于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 魏礼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诚征暑期实习生 张建君:把握发展机遇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张涛:公民独立参选:在理想与现实中妥协 人民日报: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谢国忠:新二次探底 赵曜: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出了问题 贺卫方: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 温毅斌:论我国人格权理论的缺陷和完善 和呵:丧钟为谁而鸣——药家鑫案件的冷思考 孙国东: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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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从南非看中国(中篇-3)

  南非与中国如何“清除贫民窟”: 索菲亚事件与深圳大“梳理”   早在19世纪,蒲鲁东所谓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说法就曾遭到恩格斯的驳斥。恩格斯指出: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显然,恩格斯并不认为“贫民窟”为“资本主义”所独有。 那么,“现代”即资本主义在住宅问题上真正独有的弊病是什么?那恰恰是为上流社会的需要而强拆“贫民窟”,使得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被剥夺!请看恩格斯怎么说:“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 恩格斯以当时法国奥斯曼伯爵“清理贫民窟”建设“美丽巴黎”的“大拆迁”为例,痛斥说:“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 [56] 但恩格斯说这种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现代”各国都很通行。这个结论却有点误差: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中,典型的“奥斯曼现象”很难产生。也正因为此,在许多这类国家中,都市主城区一直存在着穷人社区(也就是南非白人嘲讽的“无序城市化”)。而法国的奥斯曼现象则是第二帝国“波拿巴主义”破坏了共和民主规则的结果。实际上就在法国也是特例。在第二帝国崩溃后,法国仍然在进行以协议拆迁为基础的城市改造,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用铁腕手段对付穷人的“大拆迁”。 [57] 显然,这样“清理贫民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通例,而是在专制政治下搞“原始积累”的通例。在当代能够这样做的,也就是中国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最为典型。 如前所述,“流动工人”争取家居化,在南非和中国都是个难以遏制的潮流。而在没有福利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情况下,穷人的家居化无论是自建还是租住,自然都无法追求“高雅”。他们所住的自建棚户与廉租私屋通常都被视为“贫民窟”。近年来我国一些论者认识到在国家不提供住房保障的情况下“清理贫民窟”之不人道,又觉得“贫民窟”之称不好听,建议改称“平民区”、“和谐社区”乃至“待富区”。 [58] 其实,“贫民窟”之称是不好听,但“贫民窟”(slum)这个词也绝无“侵犯产权”的意思。笔者曾指出:slum的原意是“背街小巷”,后来引申为贫民区时一般也是指合法的穷人家庭社区。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把那些建筑密度高、没有自用自来水、没有卫生间的家庭户都算作“贫民窟”,如果按这个标准,2000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有多达39%属于“贫民窟住户”。而外来人口由于“家庭户”本身比例就小(集体宿舍即dormitory历来不算是贫民窟的),住在“贫民窟”的比例反而更低。 [59] 而在一般国家,贫民窟这个称呼只能使人同情于贫民,并问责于政府促其施以援手。说是有损于“国家(应该说是官家)形象”容或有之,说是有损于贫民则纯属无稽——难道对他们犁庭扫穴、毁“窟”逐人反倒有利于他们? 而在南非与中国则相反,两国都不承认有什么“贫民窟”。却有所谓“违法擅占”(南非)和“违章建筑”(中国)的说法,其实都是像姚洋先生那样指责这些穷人“侵犯产权”。但是slum这个词如前所述,并无“违法擅占”与“违章建筑”之意。在英语中一般用另一个词称呼那些“非法占地私搭乱建”的棚户,即Squatter。 [60] 姚洋先生与中国、南非两国当局显然是把那些他们想赶走的穷人贬成squatter,于是就有理由对其采用铁腕“城管”手段了。 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squatter之说如果在那些对穷人搭建房屋比较“宽容”的民主国家还有点儿来由,在中国与南非这样的国家,“穷人的圈地运动”、“开发商为穷人让路”这种被称为“拉美病”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存在。事实上,这两国的连片(个别户另当别论)穷人居处,可以说是slum,但基本不可能有squatter。 在南非,索韦托的黑人聚居固然是当局认可的,就是在“白人城市”中那些遭到“清理”的很少几处黑人社区,如下文提到的约翰内斯堡市内的索菲亚镇和开普敦市内的第6区,实际上也是白人开发商建造的。以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约4英里的索菲亚为例,当地原来被安排为白人下层居民的居住区。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此为“穷白人”盖了成片的低标准住宅。但是市政当局说这些住宅“不达标”,不配给白人住,拒绝提供市政服务。穷白人因此被安置到别处。房地产公司不愿受损,便把这些房子贱价卖(租)给了打工的黑人,由此形成了5万多人口的黑人贫民区。 [61] 这无疑是名副其实的交易,与“擅占”毫不沾边。 而中国连“索韦托”都没有,更不可能出现“农民工”“擅占”的社区。他们如果不住集体宿舍而是自找住处,一般都是租房,从当年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到深圳的“安置区”,乃至各地都有的“城中村”,无一例外。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存在着棚户区,尤其在所谓的“城乡结合部”往往还形成一些“棚户地带”,从建筑类型讲毫无疑问就是“贫民窟”。(组图9)但即便这些棚户一般也是户籍居民盖的,外来打工者只是租用。有时户籍居民干脆只是出租地面,坐地收钱,让打工者自建棚户,那也是租用,而非“擅占”。像印度和拉美那样穷人占用“空地”盖房几年后就被视为“业主”这样的便宜事,哪里能落到南非与中国的这些“弱势群体”头上?   但是只要有权有势者说你“擅占”你就是“擅占”,说你“违章”你就是“违章”。所以在中国与过去的南非,要说“侵犯产权”的现象也多的很,但不是什么“贫民窟侵犯产权”,恰恰相反,是强拆贫民窟侵犯产权。我们可以看看两个案例: 上文所述的索菲亚黑人本来平安无事地住了许多年,1950年南非当局想要开发房地产了,就宣称要“清除贫民窟”。但因非国大的反抗,1953年拆迁计划才开始实施,把该地黑人赶到了距市区13英里的地方重新“安置”。由于黑人抗拒,拆迁阻力很大,时断时续一直相持了两年之久。直到1955年2月9日,政府出动数千警察实行强拆,非国大以“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为口号发动抵制,又经几周的斗争后,政府终于得手。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国际舆论。(组图:索菲亚事件)人们纷纷谴责这种暴行。还出现了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后来著名的南非进步电影《鼓》就是反映这次事件的。南非当局这次行动的理由就是索菲亚是个问题成堆的贫民窟。但是舆论认为,这并不能使政府的行为合法化。正如美国作家哈德尔斯敦指出的:“索非亚镇过去确实是一个贫民窟,在这儿居住过的人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改造贫民窟不能没收整个地区的财产。”而《纽约时报》在当局洋洋自得地宣布“胜利”后发表社论指出,官方的报道“就像是来自一个警察国家的报告,令人读了以后很不舒服。” [62] 索菲亚的废墟上后来建起了白人的社区,就名为Triomf(胜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对此愤然说:这是“给我们伤口上撒一把盐。” 除索菲亚镇事件外,这种“清除贫民窟”的举动还有不少,如1960年代博塔政府以类似强制手段拆除了开普敦黑人打工者聚居的第六区。 [63] 这类行为留下了持久的历史创伤,索菲亚旧址如今竖着题为《驱逐》的壁画,而开普敦第六区则立有纪念碑:“过往的诸君:请记住世代居住在第六区的数千人,他们只因肤色而被驱离家园;请记住圣马可教堂和这个社区,他们曾抵抗了对第六区的毁灭!” 而中国的“清理贫民窟”更是毫不留情,其清理的规模也是南非绝对无法相比的。1990年代北京清理“浙江村”、“河南村”和近年来清理“上访村”,乃至很多城市近年来对外来打工者集中的廉租私屋区即所谓“城中村”的清除,都可谓犁庭扫穴。仅深圳一地,最近几年就曾几次“开展规模空前的拆除违建行动”,仅2004年的一次,“官方消息称相当于搬走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号称“百万之众 告别窝棚”。行动最壮观时“拆除量以日均5万余平方米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梳理所到之处,临时窝棚纷纷夷为平地,隐居其中的外来流动人员不得不四处迁移寻找出路。”市领导宣称:“我们不但要像梳子一样把这个城市的角落梳理一遍,甚至要做到用篦子的程度……”。 [64] 清了“关里”,又清“关外”,拆之不足,还放火焚烧。号称“行政性纵火”! [65] (组图:深圳大“梳理”)拆了窝棚还不算,严厉的“城管”剥夺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板车、秤杆,他们孩子上学的“民工子弟学校”也屡被查禁。   即便这样,市里还是有漏网的“贫民窟”存在。2007年笔者在当地的一处漂亮的商品房小区墙外就看到山坡上龙眼树中隐藏着一片“家无四壁”不蔽风雨的窝棚。一个主人告诉我他来自粤西廉江县,在本市谋生已20年,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来此栖身。这里不仅无电无水,连地址也没有,家乡人有事,得打电话给他在市里的亲戚,亲戚再走来转告。当我要拍摄他的窝棚时他显得有些害怕。我说如果这里的状况被报道,你们会得到帮助的。他说哪里,如果报道出去,我们一家又会被赶走而无家可归了……。(组图:逃避“梳理”的苦命人)   当地政府为这种做法找根据: 一说城里的“城中村”是slum,拆除应该有补偿,而城郊的棚户是squatter,拆了就拆了。其实两者都是说不通的。首先国际上一般所谓“擅占”是指未经许可,说市里规划没有的就是“擅占”,这范围未免太宽。其实外来户租建棚户大都是基层政府允许、签过合同并且缴纳租金的。如果说违法也是基层政府违法,为什么不惩罚他们而惩罚穷人租户?正如有学者质疑: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20年,过去不拆(那时要用这些苦力)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租户承受合理吗?而且“城中村”用于出租也未必是市里规划的,它与城郊棚户建筑质量不同,租金迥异,租用手续却大都类似,何以前者是slum后者就成了squatter?其实,“城中村改造”的补偿也是针对房主而言,对“流动工人”租户一样是无条件驱逐的,就他们而言所受待遇又有什么两样? 二说原来允许,现在有新法规了,赶走他们就有根据了。但且不说以“红头文件”式的行政法规驱逐人是否合理,这类立法本来也只应禁止今后,不应追溯既往。 三说这种“梳理”只是打击了“违法出租”的房主,租户只是搬家而已。这更是牵强:前述南非驱逐的索菲亚黑人也绝大部分是租户,因此把他们赶走也就不算驱逐了吗? 四说“梳理”“外来人”得到了本地户籍居民的支持,那南非就更有道理了:“白人城市”驱逐黑人难道不是得到白人市民全力支持的? “梳理”的理由只有一个是令人同情的:有官员说深圳对外来工实际上在全国是最宽容的,正因为如此才涌进来这么多人。而小小深圳不可能容纳全国的穷人。的确,全国都在驱赶穷人而只要求深圳容忍棚户,确实有失公平。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其他地方也应当扩大容忍、从而减轻深圳的压力呢,还是连深圳这“唯一容忍地”都取消,全国一致地驱逐他们? 其实当地不仅“梳理”了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也赶走了大量“农民工”,甚至市里正式建立的专门安置打工者的“安置区”,也是说驱逐就驱逐。深圳当年大兴土木时大量使用“流动工人”,为了不让城里出现“贫民窟”就在当时的城外设置了几个“安置区”,容纳了大量的外来工,实际上也就是深圳的“索韦托”。它们不仅法律手续齐备,而且曾经被广泛宣传过。如“冬瓜岭安置区”,1992年“经福田区建设局、国土局批准,在福田区莲花山冬瓜岭地域新建暂住人员安置区”,官方报道称为成功解决打工者居住问题的“冬瓜岭模式”,号称“外来人的安乐窝”、“外劳的乐土”。 [66] (组图:冬瓜岭安置区)全国各地还来人参观学习。然而,城市建好了,官府顿时翻脸,打工者就成了多余人。政府要在这里给官员盖“福利房”(为了官员的“福利”而把穷人扫地出门,这应该是最典型的“负福利”了。)于是1998年5月27日出台“深府(1998)101号”文件宣布:“福田区冬瓜岭安置区,划给市住宅局作为福利房建设用地”。当年8月18日,“五家职能部门在冬瓜岭安置区强制实施联合执法行动”,制服了抗议者后,“拆违”15万平方米,一举驱逐4万人。9月11日《深圳商报》头版头条就宣称:《没有拔不掉的“钉子”》! 与南非的做法相比,我国上述驱逐“流动劳工”的做法有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南非的索菲亚镇事件驱逐了几万人就骇人听闻,比起深圳一次“梳理”百万人简直太小家子气了!索菲亚驱逐持续数年才得手,而深圳仅4个月就大功告成;南非也就出动警察拉人,深圳还发明了“行政性纵火”!南非的被驱逐者嚷嚷得举世震惊,又是拍电影,又是纪念碑,而深圳正如评论者所言,毫无组织资源的被驱逐者出现了“百万人的失语”! [67] 第二,驱逐范围没有限制。南非自从取消“西部区”建立索韦托,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四环外”以后,基本就不再向外赶了。后来驱逐的索菲亚、第六区等地基本上都是在主城区。索韦托这样的“安置区”很少被触动。而深圳是从“城中村”到“安置区”,再到“关外”原来宝安县的农村,只要被开发商看上了,政府“卖地财政”打上它的主意了,立马就“梳理”你没商量。 第三,南非当局拆除索菲亚镇以后还是对这些黑人贫民进行了安置的,在“四环外”的草坪镇给他们新建了住房。而且据说他们在这里交的房租要比原来在索菲亚少。这当然不能掩盖这种驱逐造成的伤害:从“二环外”被赶到“四环外”,房租本来就不可能一样。而黑人的交通及生活成本都增加了,生活质量无疑也受影响。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上述“梳理”行动却基本没有重新安置。有人公然表示,梳理行动就是要淘汰那些“不适宜于在深圳居住的人口”。据估计,三分之二的被驱逐者被迫离开了深圳,余下的进入了“游击战”状态。“一些人撤到月亮湾花园附近的山沟中、荔枝林里,以及被拆后的废墟上,又搭起了简易窝棚。” [68] 这些人的生存处境比索菲亚的被驱逐者不知悲惨多少! 第四,随意性更大。南非立法虽是恶法,毕竟很少朝令夕改。就像“通行证法”虽坏,持了通行证毕竟就不会抓你。但就像我们有了“三证”逢到“敏感时候”还是会被“收容”一样,在“拆除违建”问题上当局也是随心所欲,今天自己设立“安置区”,明天又说那是“违章建筑”,横竖都是他有理。 [69] 从来没有人认为“贫民窟”是令人羡慕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曾描述约翰内斯堡的一处黑人贫民区亚历山大:“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边水塘里的死水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刀动枪的暴力事件。” 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状况表示满意。但是连这样的穷人区也不放过而要驱逐之,难道不是更加残酷吗?因此面对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南非的黑人精英都非常强调黑人在贫民窟的居住权利,倡导他们的维权斗争:曼德拉就指出:“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非洲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城管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 [70] 让我们也听听这些话吧!   只许官“圈”,不许民卖: 南非与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   经济腾飞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而对人的束缚与对土地的束缚通常二位一体。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土地这种特殊资源可以确立所谓“百分之百的绝对私有权”,宪政民主国家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为公益目的、作为公共服务行为对土地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也是正常的。但是那里“群己权界”是明确的,民主体制使“公权”不会被“私用”,而自由体制下界属个人的那些“私权”(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结社自由基础上形成“集体”以及退出“集体”的权利)也不会被没收。只有“低人权国家”会把管制土地当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对老百姓实行强制性的“被集体化”以适应“圈地运动”、“卖地财政”和“空手套白狼”的需要。 在这方面,南非土地制度中一直存在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的冲突。17世纪布尔人在南非最初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名义下的租让农场制,即政府出面任意征用土著人土地后,按种族身份特权“租”给布尔农场主使用。这种制度完全无视黑人的土地权利,特别便于白人国家圈占黑人土地,它与当时的黑奴制并行,成为布尔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但是它也造成地权不明晰,妨碍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在推行废奴改革的同时也试图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1813年就宣布废除任意圈地的混乱制度,国有土地不再按身份批租,而是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价高者得。拍卖后土地即为私产,可以自由交易。这种“以买卖代替征用”的私有化土改主要有利于拥有资本的英裔,但其只认货币不论身份的私有制逻辑如果延伸下去,则黑人也将有可能购置地产,而白人国家将不便强征。因此这一改革受到布尔人的强烈抵制,一直难以推行。1828年英国殖民当局又颁布“关于改善霍屯督人和开普其他自由有色人处境”的第50号法令,规定黑人可以自由迁徙,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这一举措更惹恼了布尔人,他们因此大量离开开普地区向北迁徙,并建立摆脱英国统治的两个布尔共和国,最终引发了布尔战争。 [71] 但是英国战胜后为安抚布尔人,却不再坚持自由化土改。因此后来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战前布尔人的制度。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在主要的好地都被白人国家圈走的情况下,该法伪善地在余下的黑人地区实行“平均地权”,规定部落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每份不超过10英亩,一家不能拥有多份,份地不能买卖。禁止白人把土地租给黑人。 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仍然在土地问题上博弈,并在争论中通过1913年、1936年两个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的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南非白人国家所有”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取消了1813、1828年英国人土地私有化改革时许诺的黑人购买、拥有土地的权利,严格禁止黑白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白人农场主可以雇黑人劳工,但不能向黑人出租土地。在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放弃了农牧业而转变成市民的白人,其土地可以流转给其他白人农场主,或流转给国家用于项目开发,但决不能流转给黑人。而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 同时,即便是对这些黑人部落区保有的土地,国家也可以随意征用来搞开发。使用份地却没有所有权的黑人家庭也好,白人国家安排的黑人家园自治机构也好,都不能对白人国家的意志说“不”。 [72] 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中的“二元结构”给南非白人当局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当局得以用部落身份束缚黑人,即便黑人长期在城里打工,也得不到市民的权利,同时又以黑人都在其部落内拥有份地为理由,把所谓保障的责任推卸给黑人部落,否认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他们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 [73] 以此一次次地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身上。 另一方面,白人国家以防止“黑人无地”为由伪善地维持黑人部落集体所有制,但国家却可以凌驾于“集体”之上,利用不承认黑人土地私有权的方便,任意廉价征地,把黑人从一块又一块的故土赶走。因此,南非一方面从来不存在所谓黑人内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造成“土地兼并”的问题,但白人国家“兼并”黑人土地的问题却比任何“土地私有制”国家都严重。当1936年南非土地关系最终定型时,占总人口78%的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而不到18%的白人(含白人统治的“国家”)却拥有全国土地的87% [74] 。 这样的土地制度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背景,也就与中世纪差不多,不会比自由化的土地制度更有优势。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水平下,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流动却使南非成为当代世界上“圈地运动”的典型地区,除了后来的中国,大概全球没有哪个地方像南非那样,一旦哪个投资项目取得了政府的同意,就可以随意拿到土地、进行低成本征地拆迁、赶走原住民。可以任意划拨的廉价开发土地与任意驱使的黑人劳工成为南非在全球化背景下“招商引资”的两大“优势”。由于既没有“钉子户”,所谓的“交易费用”也很低,南非的城市化用地与基础设施用地都比民主国家阔绰很多。她的大城市美轮美奂,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令人印象深刻,乃至十分“超前”。如前所述:南非尽管白人普遍有车,但由于多数黑人贫困,全国平均私车拥有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南非的高速公路建设在1960年代前后就迅速发展,到1980年代这个高速公路系统规模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比英、法、日等发达国家都多。 [75] 民主化以前南非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土地关系,在今天世界上最为相似的大概就是“经济奇迹”年代的中国了。我国改革前靠“人民公社”这种“被集体化”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改革后农民可以退出土地集体经营,但仍然无法退出地权“集体所有”,这种“被集体化”因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又发挥了更大作用。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只许官圈,不许民卖”。官府可以任意圈占土地,而农民则不能处置他们的“份地”。尤其在涉及改变用途时更是如此。笔者指出这就导致了土地问题上的“尺蠖效应”:如果“保护耕地”之说得势,上面就会更加严禁农民自愿售地,但官府圈地仍然是想圈就圈;如果“无需保护”之说得势呢?那官府就会更加狂圈土地了,但农民却仍然不能自愿售地。 [76] 南非的土地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这样。只是他们的黑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民,而他们的强制性“部落所有制”相当于我们的强制性“集体所有制”。 当然有人说,白人南非规定黑人必须保持“部落所有制”而不许私有土地是用心险恶,是要抢黑人的土地。而中国官府规定农民必须保持“集体所有制”而不许土地私有是出于好意,是怕农民不知惜地、胡乱买卖沦为“无地农民”。我曾指出对于这种说法最好的判断就是:假定你真的关心农民竟然胜过农民关心他自己,担心农民鼠目寸光可能会自断退路,我说农民没你想像的那么傻,也说不服你,那么好吧,你可以管制农民卖地,也就是“农民如果想卖,未必就可以卖”。但你能不能至少把地权归农实行一半,同意“农民如果不想卖,就可以不卖”呢?如果做不到这一条,遏制不住“圈地运动”,又何谈什么防止“无地农民”?假定你真的希望农民在涉地事务中增加“集体谈判能力”而害怕他们一盘散沙受人欺负,那更简单: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自组农会?其实制度的逻辑要比那难以猜测的“用心”更重要。一种官府权力不受制约、而百姓权利不被承认的制度安排无论初衷多么良好,结果都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点可以从南非“黑人家园”建设中汤姆林森土地改革的失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南非当局尽管搞“圈地运动”的铁腕十分了得,但为了维持“流动工人”制度、防止黑人“无序”地进入城市,他们也希望以一小块份地拴住黑人,而防止他们放弃土地,完全脱离“黑人家园”。为此,负责规划“黑人家园”建设的汤姆林森委员会于1950-60年代之交实行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的改革。除分流部分黑人在“家园”离土不离乡地就地进入“地方工业”外,务农黑人的土地要重新分配,而且规定用途,农用地不得放牧,牧用地不得种粮,更不得随意改作农牧以外之用。这不是也打着防止黑人“无地”的旗号吗?但是黑人并不领情,他们使用土地的自由被进一步约束,自觉受到损害,纷纷起来抗争,一时南非大有处于“农民起义”之势。 [77] 终于使这一“改革”流产。   应该说,从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这个比例看,南非白人圈占黑人土地的情况要比我国的“圈地运动”更严重。这无疑是300年种族压迫留下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南非民主化以后它仍然是个严重的后遗症,民主南非新政府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但我国改革后仅30年,实际上“圈地”的狂潮起来还是在1992年以后,至今不过十多年,而“失地农民”已多达7000多万。 [78] 另据权威估计,这一数字到2020年将达到1亿人。 [79] 显然其速度要比南非几百年的圈地快得多。南非早年掠夺黑人土地的规模大,主要是因为农业时代南非布尔人大农牧场的发展。中国则没有“市民农场”,国营农牧场也并非农业的主体,所以农业圈地以往并不发达,“圈地运动”主要以建设用地为主。但是近年来中国以“规模经营”、“现代农业”为名的强制圈地却势头极猛,上千、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中国式“布尔农场”纷纷崛起,多次酿成惊人新闻。如2001年江西的“蒋巷事件”一举圈地5万多亩 [80] ,而1998年山东沾化“中澳合资金角农牧公司”一次圈地竟达15万亩之多。 [81] 由于有权力后台,这些事件虽经民众抗议、媒体曝光,却无法解决。 [82]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南非农业圈地已渐停止,建设用地则由于南非过去圈占的“国有”空地尚多,在实行所谓“班图自治”后已不轻易向黑人部落土地伸手。而如今中国“征用”建设用地更要比南非随意得多,许多恶性事件,如定州事件、汕尾事件等都因此而发生。(组图:定州“6.11”征地血案) 我国的“失地农民”很难定义,近年来的“圈地”在很多地方是利用户籍制度宣布“镇改街、村改居,农民变市民,土地变国有”来实现的。农民被宣布为“市民”后即不再是“失地农民”,但实际上他们是否找到别的职业,完全是个未知数。所以农民失地的实际规模完全可能更大。 [83] 国外有研究认为,考虑到失地农民与未失地农民中土地使用不均、农业内部“二田制”、“公司加农户”等“规模经营”的发展,综合计算,到1990年代,中国农民实际土地占有的吉尼系数就已达到0.41,明显高于日本与韩国。 [84] 有人甚至认为1988年中国农地调整前的吉尼系数为0.50,调整后仍达0.47, [85] 达到了台湾、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水平。现在的情况当然更严重。 而另一方面,所谓南非白人圈占了“全国土地的87%”其中是包括国有土地的。黑人保有的土地虽经掠夺,占国土比例不大,但其每户持有的份地绝对面积(约8英亩,即49亩)仍远远超过我国农民。而在部落份地制下,务农的“无地黑人”其实并不多,南非农村黑人与我国农民一样,面临的主要是土地不足,狭小份地下的农业比较经济效益极其低下,往往不足以糊口。 有些人认为,印度、拉美乃至菲律宾等第三世界诸国城里出现大规模贫民窟是由于他们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造成“两极分化”,使大量“无地农民”涌进城市。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理论家,如下文还要提到的汤姆林森,也是以类似理由禁止黑人私有土地的。但南非、中国乃至上述各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印度、拉美确实有土地集中、无地农民众多的问题。但这是历史上的强权掠夺所造成,并非“小农私有,土地买卖,两极分化”的结果。而且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没有搞激进土改,但土地集中程度还是不断下降的。过去他们的“无地农民”比现在多得多,但城里贫民窟却远没有现在的规模。显然,只要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无论什么“所有制”下农民都会产生进城动力。而城里如果对他们不排斥,他们进入的门槛更低,进入人数也会更多。印度、拉美的问题在于:这时假如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农民进城后哪怕并不比他们进城前差,但只要其就业水平与收入不能很快提高,国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福利保障,贫民窟就会变成一种长期存在甚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但是农民进城后生活并不能一下子赶上一般市民,因此会暂时栖身于“贫民窟”,这其实是城市化的普遍现象。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不是因为他们强制黑人搞“土地集体所有”取得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只许黑人住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而中国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如果是因为“土地集体所有”,那些严酷不亚于南非的“收容”、“城管”、“暂住证”与“梳理”,难道都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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